散文诗的生成、演进过程

  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散文诗有个漫长的生成、演进过程。无论中外，都是这样。
    “散文诗”，法文叫potits poimeson，英文叫poemsi prose，德文叫Gedechte in prosa，俄文叫CTUXOTBOPeHHe B ПPO3e，公认的看法，“散文诗”这一文体名称最早出现于法国文学。约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在法国即有人以“poemes en prose”称呼费奈隆(1651—1715)的一些作品。而比费奈隆更早的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他的享誉世界文坛的小品文(Essais)中许多作品即是后世所称的“散文诗”。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诗人阿洛修斯·贝特朗(1807—1841)的著名作品《黑夜的卡斯帕尔》，更属于典型的散文诗了。当然，现代意义的散文诗，一般公认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首创先例的。他在创作了诗集《恶之华》之后，从1857年开始即以“小散文诗”(Lespetits poemes en prose)的文体创作并发表《巴黎的忧郁》中那些作品。当时，他声称创作这样的作品是受到阿洛修斯·贝特朗的《黑夜的卡斯帕尔》影响：“至少有二十回，每当我翻阅阿洛修斯·贝特朗著名的《黑夜的卡斯帕尔》的时候”，“我想自己也不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以他描绘古代珍奇多采生活的方法应用到现代生活的描绘上来，更确切地说，描绘一种现代的、更抽象的生活。”无疑，由于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的成功创作和广泛影响，他对现代散文诗的确立和发展都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继波德莱尔之后，不仅在法国本土，而且在欧美各国和一些东方国家，作为自觉的文体意识，散文诗的创作都蔚然成风。比如英国，虽然远在十七世纪以前就有“诗意的散文”的传统，并且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涌现了诸如托马斯·戴克(1570?—1641?)、德莱蒙得(1585— 1649)、布朗(1605—1682)、泰勒(1613—1667)、赫士列特(1778—1830)、德昆西(1785—1850)等一批创作“诗意的散文”的著名作家，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可视为英国散文诗的滥觞，但真正现代意义的散文诗出现在英国文坛，却是十九世纪末王尔德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介绍到英国之后的事情。其他如俄、德、美等欧美国家以及印度、黎巴嫩、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现代散文诗的兴起也都是在波德莱尔之后，主要是二十世纪初以后的崭新文学现象。
    在中国，现代散文诗是随新文学一起诞生的。本来，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没有“散文诗”这一文体名称，作为文体概念，它应属“舶来品”。最早出现“散文诗”一词，是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四卷五期上。这期刊物上有刘半农翻译的印度诗人拉坦·德维的《我行雪中》一篇作品，在“导言”中称它是“结撰精密的散文诗”。此后，《新青年》、《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语丝》等报刊，大量译介屠格涅夫、泰戈尔、波特莱尔、王尔德等人的散文诗；同一时期，一批新文学作者也开始用这种文体进行创作。在新文学史上，写出“第一首散文诗”的是沈尹默。他发表于1918年1月号《新青年》杂志上的《月夜》，虽然还是分行排列，并且押韵，但由于其散文化特点，实乃中国现代散文诗的雏形。到刘半农在《新青年》五卷二期上发表《晓》，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完备形态已经确立。此后的六七年间，是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相当繁荣的时期，从鲁迅、郭沫若到冰心、瞿秋白、徐玉诺、徐雉、高长虹、沐鸿、焦菊隐、汪静之、郑振铎、滕固等一大批散文诗作者都是卓有成就的。特别是鲁迅，他不但于1919年八、九月的《国民公报·新文艺》上以《自言自语》为题连续发表了七篇散文诗(《序》、《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园地当之无愧的最早的拓荒者之一，而且于1924．9—1926．4创作了《野草》里那些散文诗。《野草》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诗告别了它的幼年时期而走向成熟，而且为中国现代散文诗在世界文苑争得不朽的声名。

    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诞生固然与五四时期外国散文诗的的引入和影响有关，但是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承续却是其根本性的渊源。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散文诗”之成名，但是在我们这个诗和散文都高度繁荣和发达的国度里，却早已有了散文诗作品。任何事物，都是先有其实而后才有其名的。散文诗也不例外。它在欧美文苑，首先是在法国文苑的得名晚于大量作品的出现，前面已有述及；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称为“散文诗”的作品还要追溯至更久远的年代。郭沫若曾经指出：在古代，“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的《卜居》、《渔父》诸文，以及庄子《南华经》中多少文字吾人可以肇锡以‘散文诗’之嘉名者在在皆是。”(《文艺论集·论诗》，上海光华书局1939年8月出版)持这种看法的并非郭沫若一人。比如王国维在《屈子之文学精神》一文中也说：“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滕固则进一步指出：“我国古代散文中，很多小品文可称为散文诗的，子书中短喻外，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也有散文诗般的章节。以前有人评他的文说：其法则记，其材其趣则诗也。这便是散文诗的界说。”又说：“陆龟蒙《笠泽丛书》乙编中《紫溪翁》一篇也是很好的散文诗。《东坡志林》中也有许多散文诗。”(《论散文诗》)其实，中国古代散文诗不光是这些，举凡东汉以降的抒情小赋、唐宋文赋、以至明清文人的小品等，其中的散文诗作品俯拾皆是，只是当时不以“散文诗”称之罢了。如王粲的《登楼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刘禹锡的《陋室铭》、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小记》、《小石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周敦颐的《爱莲说》、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张岱的《湖心亭看雪》、钟惺的《夏梅说》、袁枚的《方砚铭》、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等等，都是以散文的形式蕴含着情韵、理趣、哲思等诗意内容的散文诗。
    这里应当特别说到“赋”这种文体和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的抒情小品，因为从某种意义说，它们分别代表我国古典散文诗在文体形式和情思内容方面两次飞跃。“赋”作为一种文体，本为“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最早见于战国荀卿的诸赋，到汉代盛行于文苑，以后则分流为近于散文的文赋和近于骈文的骈赋、律赋两支。朱光潜认为：“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截。”“就形式说，赋打破诗和散文的界限，或则说，它是诗演变为散文的关键。”(《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242、243、24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这说明“赋”——尤其是“文赋”就是我国古代的散文诗，只是当它形成一种文体后人们没有以“散文诗”名之罢了。如果说“赋”是我国古典散文诗在文体形式方面的一种近于成熟的标志，那么公安、竟陵两派的抒情小品则是我国古典散文诗在情思内容方面的一个深刻发展。众所周知，两派的文学主张都强调“独抒性灵”、“任性而发”，以“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转引自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第9页)。在这种文学精神笼罩下，他们的小品文“已经以沛然的激情从云端降往现实人世，注目真实的心灵生活和日常感情”，而这不仅是“已经接近了散文诗的审美感情和心理内容”(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第9页)，而且毋宁说是对古典散文诗内容的个性化深入，它在实质上是与现代散文诗的审美感情和心理内容相呼应的。因此可以说，我国古典散文诗发展到明清抒情小品，从“形”到“质”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时代。而源远流长的古典散文诗传统无形中滋养着我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一当五四新文学大潮兴起之际，这个传统即与外国的现代散文诗崭新的美学精神相结合，孕育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散文诗作家。正如捷克汉学家雅·普实克在谈到鲁迅《野草》时说的：“许多这类诗作，在情绪和感染力方面，使我们想起了波德莱尔、里姆鲍德、布洛克以及其他诗人在欧洲形成散文诗的传统。《野草》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表明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最成熟的形式密切关联。鲁迅的作品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典范，说明现代美学准则如何丰富了本国文学的传统原则，并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特的结合体。”(见《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第572页)
    有一种观点需要加以辩证。这种观点认为，散文诗是一种近代文体，它只是适应近代以来人类情感的复杂化才应运而生的。我以为这种观点不符合文学史——散文诗发展历史的实际。如前所述，散文诗作为一种文体现象古已有之，无论中外，一概如此。固然，古代没有“散文诗”的称谓，并且从文体发展的成熟程度看，也许还比较幼稚。即如中国古代的赋体作品，它既然是“古诗之流”，而且具有散文形态，是诗与散文中间的一种文体，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说的“散文诗”。“赋”与“散文诗”，异名而同质，应属正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波德莱尔之前(中国则在新文学运动之前)，散文诗创作尚处在文体蒙昧时代；自波德莱尔立意要创作《黑夜的卡斯帕尔》式的“诗意的散文”——他自己称之为“小散文诗”的时候起，散文诗创作才在世界文坛上进入文体自觉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没有这种文体。至于说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生活的丰富、复杂、多变，人类的情感也日趋复杂化了，这也是实际情况。但是必须看到，从心理学角度说，人类情感机制的变化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不会因外界物质、文化环境的变化而急骤发生重大变异。基于理性认识的政治、社会情感会随着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而迅速发生质的飞跃，而基于心理机制的情感机制却不会有“今是昨非”的大幅度调整。所以，人类情感结构的些微变化，影响于文体变革，那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若以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出现情况而论，固然与古典散文诗有很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从文体形式说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变革，即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革命。而这场“语言革命”不但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原因，而且是整个文学面临的任务，不独散文诗一体如此。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散文诗同其它文体一样，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从客观一面说，它有其孕育胚胎、萌发雏形到逐渐形成完美的独特文体的发展过程；从主观一面说，有一个从文体蒙昧时代到文体自觉时代的演变过程。在这主客观两面合成的完整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散文诗作品。倘若割断散文诗文体的生成历史，则必然导致对古代散文诗的否认；而从大量作品的文体性质来看，这种“否认”是武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