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的安乐窝，原来是两孔窑洞

小时候，家里穷，盖不起一边倒的厦子房。父亲就在新院里掏了两孔窑洞，栽植了几棵泡桐树。春夏秋三季郁郁葱葱，既能避风遮阳，又能保护崖面。
两孔窑洞从此成了全家人唯一的住所，一孔做厨房，一孔住人。其实厨房也能住人，父亲在垒灶台时先挨着窗户盘了一面土炕，灶台与炕眼相连，共用一个烟道，乡里俗称连锅炕。平日里，我和父母就住在厨房窑里。住人的那孔窑洞虽盘了炕，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从前姐姐一个人住，出嫁后一直闲着，母亲说是给我取媳妇留的洞房。
两孔窑洞口朝西，光线不太好，遇到阴雨天，里头黑咕隆咚的，常常要点上煤油灯才能看清东西。好在窑内冬暖夏凉，实在是个难得的住处。在炎热难熬的三伏天，住厦子房的乡亲们很羡慕窑里的凉快，经常挤到我家避暑乘凉。到了严冬，窑内反倒暖烘烘的，就像生了一盆恒温碳火。这种温暖惬意的环境，离不开母亲的辛勤操持。
每年“立冬"临近，母亲就着手编织挡风御寒的草帘子。先用扫帚棍量好窗户大小，在院子地面上划出相同的形状，按长度在两端固定六个钉子，绑上细麻绳作为织草帘的经线。然后将麦草(或谷秸)捋顺，一撮一股以纬线绑扎。约摸半个时辰，一条厚实的草帘子就织成了。“冬至‘’前后天最冷的时候，母亲就将草帘子挂在窗棂上，还要找来废旧报纸和谷草，将门槛上下及门板缝隙塞堵得严严实实。做饭时灶膛内的火苗窜进连锅炕里，整天炕热窑暖，任凭外面北风呼啸天寒地冻，窑内温暖如春。白天，我还在梦乡里，母亲就开始焖米儿饭，香喷喷的味道溢满窑屋，沁人心脾。常常不等焖熟，母亲特别给我盛一碗稠糊糊黄灿灿的米汤，我爬在炕沿边，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呷着，那种香甜实在难以形容。晚上，母亲坐在炕头经常纺线到深夜，纺车的吱咛声像催眠曲一样，我睡得也踏实。窑洞成了我童年须臾不离的安乐窝。
十六岁那年春节，姐姐一家来给父母拜年，连锅炕住不下了。我便主动提出去外面借宿。母亲怕我受委屈，执意要烧隔壁窑里的炕。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该为家里分担点什么，就挡住了母亲。临出门时，母亲硬将姐夫的黄大衣给我披在了身上。
似乎老天有意捉弄人，那个晚上特别冷，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痛。我径直来到铁匠铺子，这是队里的农具加工点，屋里盘有大炕，由我的一个远门叔叔父子俩住守。沒料到大门却锁着，我猜测他们可能去邻村看电影，于是来到电影场。那晚放映的是抗美援朝老片子，演到一半就走得没有多少人了。我远远看见铁匠铺子灯亮了，就跺着脚一路小跑往回赶。等到了门口，灯却熄了。我小心地敲了两下门环，无人应答。停了一会儿，又胆怯地叫了声：“叔，开开门。‘’还是没有动静。这时，路边走过一个人，我也不知是谁，便灵机一动，大声喊道：“黑娃爷，今黑儿我家里来客了。"这一叫灯亮了，叔叔开了门。他二十二、三岁，披了件棉祆，袖口烂着，老套子一嘟噜一嘟噜露在外面，可能是打铁时溅的火花烧的。下身穿了个老粗布竖条短裤。目光滞呆，脸上像涂了一层浅黄的蜡，瓷光瓷光，没有一丝儿表情，也没有多看我一眼，就一声不吭地钻进了被窝里。炕上只有一床棉被子，两个大人刚好容身，己沒了多余的空间。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炕蓆，没敢脱衣服，爬上去小心地躺下，毕竟是借宿，胆怯的我不敢挤进人家的热被窝。爷儿俩大概累了一天，睡得沉沉的沒顾上理我。母亲披的大衣，成了我唯一避寒的“被子”。整个晚上，我蜷缩一团，冻得打直哆嗦，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几乎没有睡着。几只老鼠肆无忌惮地上窜下跳，如入无人之地，搅和了一宿。直到天麻麻亮，我的脚趾还冰凉冰凉。
回到家里，母亲见我流着鼻涕，不住地打喷嚏，一再追问我在哪里借宿的。我没敢说出实情，一声不响地爬上了炕，用被子蒙住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唰唰唰流下来。这一刻，我深切地感触到家里窑洞的温暖，只有躺在自家的土炕上才是最最舒心的。那天，我美美地睡了一天。
光阴荏苒，母亲早己撒手人寰，家乡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两孔窑洞虽己不复存在。不知怎的，每每想起那个离家借宿的不眠之夜，我就想起了父母为我营造的安乐窝，那里面盛溢着母亲满满的爱和亲人殷殷的关怀。

作者简介：朱宏让，岐山县残联工作，曾出版长篇纪实小说《爱不流泪》，散文集《彩虹》、《我伴残荷听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