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殷承宗在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二名,就在年轻的钢琴家准备在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钢琴这件西洋乐器的前途却一片渺茫。钢琴伴唱《红灯记》与钢琴协奏曲《黄河》给他带来了辉煌,也让他跌入人生的低谷。 1983年,42岁的殷承宗举家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开始了从零起步的职业钢琴家生涯。 60年音乐之路,殷承宗依然醉心于自己的钢琴事业,他说,音乐早已是生命中的一部分,离不开了。 第一乐章 神童 问:如果要说钢琴演奏家当中第一次开独奏会的年龄,您可能是比较小地一位,才9岁吧。 殷:对,第一次开音乐会的时候,我9岁。从小就觉得与音乐很近,好像音乐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很小的时候,家里有客人来,我就坐上去弹个没完,弹到被人家轰走为止。那时候就有一种通过弹钢琴去表现自己的心情,或者用音乐来描写一个人和事的冲动。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问:当时是谁给您策划这个独奏音乐会? 殷:那时家里有什么谱子我就弹什么,家里有的谱子我都会弹,所有舒伯特的歌曲我当时也会自弹自唱。在那个年代,小孩子能够弹那么多东西的不多,我哥哥姐姐就说给我策划一场音乐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我有个机会展示自己,另外也有经济上的目的,我的兄弟姐妹很多,交不起学费,如果我有一场音乐会,票都卖光的话,就连他们的学费也能够付清了。 问:那么大的孩子开音乐会,又没有什么名气,有人买票吗? 殷:其实我已经很有名气了,因为那时我经常在教堂里弹琴,给别人弹伴奏,我还会唱童声女高音,在合唱队里面很有名气的,赞美诗300首我都能背,人们说第几首就弹第几首。厦门有个合唱队,我去义务给他们弹伴奏。我很会即兴伴奏,一个调子来,我就可以弹。所以厦门、鼓浪屿的人都知道我。听我说开音乐会,票一下就卖光了。后来我把九个兄弟姐妹的学费都交了。 问:是什么让您从福建到了上海,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 殷:过了10岁以后,我知道鼓浪屿这个地方没有专业老师,再呆下去的话,就会自生自灭了。我听说天津有个音乐学院,上海有上海音乐学院,特别向往,一定要去。但是我家有9个孩子,母亲是不会送我去的。多亏厦门音协的杨柄维老师,是他给了我25元钱,支持我到上海去考音乐学院。这25元钱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就一个人走了。那时候福建交通很不方便,还有台湾飞机来轰炸!我头上戴着伪装的树叶坐在卡车在路上走了五天,站在车上就像卖猪仔的那样。 问:尽管鼓浪屿很美丽,但是上海这个大都市却很繁华,当时能够适应吗? 殷:刚到上海时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住在琴发房里面,睡在地板上,连个蚊帐都没有,晚上有蚊子叮咬。但是老师和同学对我非常好,因为我到那里一考就是个第一名。学校对我非常所重视,苏联专家来了马上就挑我作学生,当然,我觉得自己还是下了很多功夫苦练的,一天练十四五个小时的琴,即便是周末不上学我也拼命练,那段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问:您奋斗的动力是什么?音乐本身的魅力还是想出人头地的这种愿望? 殷:我们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但是不能光说不练啊!从鼓浪屿出来以后的第五年,我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得了第二名,背后的劳动确实是非常艰苦的。 第二乐章 出路 问:比赛归来,回到国内您觉得反差大吗? 殷:开始感觉还好。1963年除夕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就在毛主席的客厅,我为他弹琴,弹了我自己的一首处女作《秧歌舞》,又弹了一首肖邦的《谐谑曲》第二。弹完以后毛主席让我坐在他身旁。主席说:你用中国民族的东西弹钢琴非常好,以后你要多搞创作,多搞点民族的东西。”这句话当时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可能是我以后走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可是后来,一下子什么都不能弹了。 问:很长一段时间,西洋乐曲被列入“封资修”的行列中,而且您还下过乡是吗? 殷:1964年我们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我在通县呆过一年,因为我身体比较健壮,他们就派我驾辕赶大车,每天还要挑水。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割红薯秧,割到最后已经干不动了,就趴在地上往前爬。我以前从来没干过农活,半年以后手都已经硬了,这时候我就跟音乐学院的领导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拉一架钢琴到通县去,我想为通县的青年搞点文艺活动,教他们唱歌。找这个借口其实是很想借此练琴,后来琴真的搬到通县了,总算可以碰到钢琴了。我这个人总是这样,想方设法要接触钢琴。 问:现在再回头回忆那段时光,您觉得在您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殷:有得有失。“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回来,我各方面状态都很好,那一年弹了六七十场音乐会,到苏联各地去弹琴。当时法国、英国也都邀请我去,突然一下子什么地方都不能去,而是下乡去了。但是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生活的经历多了,你的表现力就可能会越丰富。这就是所谓的得吧。 “文革”的时候都说老百姓不需要钢琴,需要把它砸烂,尘封。而我却跟几个朋友说我们组织宣传队,到天安门去弹琴吧。那天我们找了个车,把钢琴拉过去,车到南池子再也开不过去,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抬着钢琴,一直抬到了金水桥。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勇敢的,因为去天安门弹钢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受欢迎还是挨砸,心里没底。所以我们都是剔光了头,穿起红卫兵衣服,戴上袖标去的。在那里一连宣传了三天——开始我弹毛主席语录歌,后来还改编过农村新歌。我们在那边弹边唱,观众越来越多,每天几乎都有几千人围观!还有很多人点自己喜欢的歌曲,有一天有人让我弹京戏,我根本不会京戏,于是我赶紧回去找了一个“沙奶奶”来,我弹“八一三”那段,她来伴唱。特别受欢迎。 问:如果在今天,您还会那样做吗? 殷:今天难说了,因为当时我们年轻嘛……(说到这里殷承宗流泪了) 问:用钢琴为京剧伴奏,我觉得难度挺大啊! 殷:京剧和钢琴确实是两个东西,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候观众点什么,我就想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当时很喜欢《红灯记》,特别欣赏刘长瑜演的李铁梅这个角色。一天我对刘长瑜说我来写几段《红灯记》,你给试试看,没有想到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后来“中唱”的人录了音,这样就受到了上面的重视,叫我们继续搞。为此我还正式去拜师学京剧。1968年的7月1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演出,那场演出我们非常激动,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第二天,所有的报纸、电台都报播了这个新闻,沉默了那么久的钢琴声音,又重新在电台里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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