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军歌 忆公木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1939年，从滹沱河畔走出的年轻诗人公木在延安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者注），由郑律成谱曲后，汇成了一曲气势磅礴、坚定豪迈、热情奔放的激昂旋律，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将士的抗日斗志。

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为一名“战士”诗人，公木以诗歌诠释了他炽烈的爱国情怀。

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诗人



1942年5月，公木（第四排左六）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合影



1975年，公木和夫人吴翔及子女（吴翔提供）

滹沱河横卧在冀中平原上，奔腾不息地向东流去，养育了一辈又一辈的炎黄子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诗人、教育家公木，就是滹沱河养育的优秀冀中儿女中的一位。

公木，原名张松如。公木一生笔名颇多，公木是他最常用的笔名，“松”字拆开就是“公木”。因为常用，又以此出名，所以很多人只知公木而不知张松如。

1924年夏，公木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直隶正定省立第7中学。这是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1922年正太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1925年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浪潮。公木也和学校里其他师生一样，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与同学们一起到石家庄示威游行，抗议军阀的暴行。

1928年，公木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在求学的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29年春天，他和几个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先后阅读、学习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二月到十月》《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等著作。先进思想的涌入，令公木眼界大开，他在日记中写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行了，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理想的社会。”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使公木初步确立了政治方向。此后，他毅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步入崭新的人生里程。

公木自幼喜爱诗歌。20世纪30年代初期登上诗坛，他一直是位“业余诗人”，但他的诗歌却直接服务于革命事业。正如他在《公木诗选·后记》中说的那样：“……20岁参加左联，认定了‘文学是宣传’。从那时起计算，已整整过了半个世纪，一直是个业余诗人，就个人一点儿狭隘的实践经验说来，诗要用形象思维，必须抒发真情实感，形式应该不拘一格。……是否可以说从属于政治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前面所说的‘业余’，实质上就是‘政治之余’的意思。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永远如此，不容倒颠。”

1930年1月，公木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春，他在校内发起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华北教联等进步组织，积极投身于革命文学运动。这一年，公木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当地小学教员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号召农民起来闹革命，他还在国民党教师训练班上宣讲革命道理。

1932冬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到北平探亲，公木与两位同学一起拜访鲁迅，并邀请他到学校做了演讲。至此，公木深刻地认识到新诗也是反帝反封建有力的思想武器。

公木一走上诗坛，他的诗歌创作就步入了30年代兴起的革命诗歌的行列。他的诗歌创作和郭沫若、蒋光慈、殷夫等诗人的诗歌创作一样，是30年代左翼革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人民军队讴歌



公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一声炮响，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公木决定离开北平，到延安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带着妻子和女儿于8月底到达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介绍，他们顺利来到了晋绥军区。从此，公木由诗人变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在晋绥军区，公木当过《动员》杂志的编辑，做过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的宣传股长。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了解到大量的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英勇斗争的事迹，激励着公木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熔铸成战斗的诗句。1938年5月，公木创作了叙事诗《岢岚谣》，诗中塑造了一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农民抗日英雄的形象。诗词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献身精神，这是公木运用民歌的形式写叙事诗的最初尝试。这首诗以其题材的现实性和形式的独创性为人们所称道。正是从这首诗开始，他正式使用“公木”这一笔名。

紧张的战斗生活，几乎使公木这位“业余诗人”没有了“业余”，火热的斗争，动人的事迹使他不得不为之歌唱。在这期间，他除了创作一些活报剧和小唱本外，还写了一些诗文。由于战地生活飘泊不定，再加上印刷条件差，那些诗文稿多未保留下来。

1938年8月，为了护送几位女同志回后方，公木西渡黄河，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4个月。这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编写歌词，后来又被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据抗大的老战士朱子奇回忆：他“经常身背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热心给学生干部宣传党的时事政策，讲解国际形势。他知识丰富，语言生动，经常引起欢笑。公木白天奔跑，晚上在寒冷的窑洞里，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有时，冷得发抖，就用一条破旧毯子裹在身上。”

对人民军队的一往深情，点燃了公木心里炽烈的创作热情。在他的部队生涯和以后的日子，他写过许多和战斗有关的诗歌。

1942年，他在《再见吧，延安》中写道：“东方喷着愤怒的红云，祖国正在燃烧啊！是谁在呼唤：走啊，走啊，走啊……向战斗，向战斗！到黄河去，到华北去……”1945年，公木在行军途中所写的《出发》更是激情澎湃：“……我们出发：从延安，从毛泽东的检阅台前，从毛泽东高高伸出的手臂下。迈开弹性的阔步，向四面八方，向全中国。”

20世纪60年代，电影《英雄儿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直到今天，人们听到主题歌“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时仍然热血沸腾。这首《英雄赞歌》的词作者正是公木。回忆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歌的创作，公木说：“我听完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后，心情激动不已，不禁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及自己所坚守过的前沿阵地。同时想起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诗作《烈士赞》的诗句：当你抱起爆炸筒／和敌人一同粉碎／敌人永远化作脚下的污泥／你就变为一颗灿烂的金星……依托这个基础进行创作，《英雄赞歌》的初稿很快就酝酿成熟了。”

公木深情地说，他是怀着对战士、对部队一种真挚的感情动笔的。虽说故事情节是听来的，但却已融入自己的内心深处。

诞生在延安窑洞的军歌



1980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前排左起：巴金、冰心、草明、公木

1938年冬天，公木在延安抗大文工团编导室第一次见到了郑律成。郑律成中等身材，腰杆挺直，红润的脸庞，两眼炯炯有神，人们叫他“小郑”。公木比郑律成大四五岁，满脸胡子，团里都叫他“老张”。郑律成对公木说：“老张，咱们今后多多合作吧！”不久，他们一起住进了西山坳的一个土窑洞里。从此，同饮一个木桶打的水，同吃一副扁担挑的饭菜……

1939年7月中旬，抗大总校教职工万余人在学校教育长罗瑞卿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前方。政治部宣传科只留下了公木和郑律成。一天，郑律成对公木说：“你是从前方来的，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什么大合唱？”“当然是歌颂八路军的大合唱啦！”就这样，两人具体商定后立即动手创作八路军大合唱。他们决定这个大合唱要由8支歌组成，要的是这个“八”字。在创作期间，战火纷飞的疆场，一队队荷枪实弹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的雄姿，战士们英勇杀敌的矫健身影……不时萦绕在公木的心头。公木一气呵成，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写下《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等8支歌的歌词。在写歌的日子里，公木每写完一篇歌词，郑律成就拿去作曲。有时他只是摇头晃脑地哼哼，打着手势在屋里踏步转悠，当发现公木带着笑意注视着他时，便走出窑洞，躲到半山坡去“创作”。9月初，全部谱曲完成。郑律成说：“给词作曲，如同为虎生翼”。公木说：“为虎生翼，不是一句好话。”郑律成笑道：“不管它。咱们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动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当郑律成把“翼”生出来后，抗大3分校已经正式开学，公木搬到了3分校政治部，继续从事时事政策教育工作。郑律成虽然离开了抗大，但经常回来教歌。学校的每个连队，无论在行军途中还是在集合会场，几乎到处都能听到：“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嘹亮歌声，这歌声，唱遍了延安，唱遍了陕甘宁边区，唱遍了各个根据地。

1940年夏的一天，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邀请郑律成和公木到文化沟口青年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以示犒劳，并告诉他们，这些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受广大战士欢迎，特向他们祝贺！后来，《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便正式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其他几首，随着时间的流逝，传唱度渐渐减少，只有军歌和进行曲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并传唱至今。

1942年5月，公木作为唯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周扬向毛泽东介绍了公木。公木在1997年回忆：“主席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不忘的：‘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在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1951年2月，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又将其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直到了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在激发军队战斗力和民族凝聚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定型，一字难易，堪称经典。有人回忆，“文革”中一些人曾组织班子修改歌词，想把它改得更“革命”些，结果是相形见绌，以留人笑柄而告终。同时，这首壮歌也是公木个人体验和民族体验的完美结合，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也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公木在回忆“军歌”创作经历时曾说：“如果我不坐几次牢，不亲身参加抗战，不亲自作抗战时事的研究，那是绝对写不了这样的歌词的……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真感情，很自然很自觉地去写的，不是首长叫写的，也没有谁告诉我要这么写，没领导提意见，更没有开什么研讨会。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二人胆子也真够大的，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一写就是军歌、进行曲。这样的环境，我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1988年在颁定《军歌》的同时，中央军委给公木颁发了词作者证书，面对这一荣誉，公木显得非常平静。据诗人臧克家事后回忆说：“他在延安时写的军歌歌词受到嘉奖，如果是某些人可能会趁机宣扬自己一下，或请人写文章加以吹捧，以增个人身价。可是公木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为此事专门来了北京，事完后又默默地回长春去了。”

公木说过：“不以诗篇为生命，而以生命做诗篇。”我们相信，公木先生的生命亦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获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