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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界] 这些激荡人心的军歌,是催人奋进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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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88840 发表于 2022-8-3 06:34: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叶介甫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年的历史上,军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战斗和生活。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均诞生了一些优秀的军旅歌曲。如今,回顾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充满激情的光辉战斗岁月。


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英勇顽强岱崮连”干部战士在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资料照片) 新华社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布告发展成军歌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程坦任政治部的秘书长。

10月,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的老山和鄜县(今富县)的榆林桥,接连打了组建以来的两个较大的胜仗,歼灭了一部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俘虏了几千名敌军官兵,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当地老百姓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农民踊跃参加红军,一些俘虏也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一段时间内红军部队扩充很快,但部队的成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就成了军团政治部刻不容缓的任务。

恰在此时,周士第、王首道率领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也到了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带来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程坦看到布告后发现,较之红二十五军唱过的纪律歌,布告内容更加全面和完整,并且更加通俗易懂。于是,他根据布告内容,参考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曾经传唱过的红军纪律歌,按照大别山地区以民间小调填写的《土地革命成功了》的韵律,连夜编写了通俗压韵的歌词。然后和红七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一起,将歌词填入这支小调中,按照部队行进的节拍,共同反复修改,反复吟唱,经过郭述申审阅后,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的《红旗报》上,当时的歌名叫《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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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助民夏收(资料照片) 供图:TAKEFOTO

这首歌发表后,由于内容重要,通俗易懂,曲调又是红二十五军战士们熟悉的,好学好记,并且还便于在部队行进中歌唱,因此很快在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中传唱开来。不久,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这首歌又迅速唱遍所有红军部队,并很快唱遍了陕甘宁边区。

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鄜县举行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会上红十五军团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等人都站立起来,热烈鼓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和政策、纪律的要求,歌词有了相应的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政治部于1950年、1957年对歌词作过两次修订,曲调也略有变化。这首歌成为军营以至地方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的一首红色歌曲。

《我是一个兵》

从抗日旧歌得到灵感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这是歌曲《我是一个兵》的歌词,词作者陆原、岳仑,曲作者岳仑。这首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歌曲产生在解放战争后期。

1949年,四野四十六军南下至湖南衡山富塘镇做短暂休整时,传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驻地军民一片欢腾。欢乐之余,陆原和岳仑激动地说,军中文艺工作者要为新中国谱写歌曲。部队继续南下作战,陆原被任命为师文工团的文美分队长,岳仑任音乐分队长。依据解放军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的战斗历程,两人共同完成了一首歌《人民战斗员》。但是这首歌拿到部队试唱,战士们反响并不强烈。

到了1950年,当朝鲜战争爆发时,陆原所在的师正在开展“写自己、忆过去”的业余创作活动,快板、顺口溜等如雨后春笋。陆原从中发现一首枪杆诗:“俺是个老百姓,扔下锄头来当兵……”同时有个抗日旧歌:“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这两首作品的开端,给了陆原创作和命题《我是一个兵》以启示。

很快,这两者在陆原心头不断磨合,忽然冒出以下四句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了万恶的日本鬼子,消灭了反动的蒋匪军!”

陆原笔下的兵,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民子弟兵,陆原和岳仑两人经过推敲琢磨,写出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两位词作者互相提示,你一句、我一句,取长补短,反复推敲。

歌曲创作出来后,第一次在一三一七师通讯连试唱,结果非常好。战士们说:“这支歌好听、好唱、好记,一会儿就会了。”也有的说:“唱这支歌嘛,真比改善生活,吃饺子还香呢。”

《我是一个兵》产生于英雄时代,它对人们的鼓舞和影响是深远的。1959年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上,在人民大会堂由230名红军将领组成的合唱团合唱了《我是一个兵》;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闭幕式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三军文艺代表团齐唱《我是一个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前线将士谱曲传唱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这首在抗美援朝岁月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响彻朝鲜战场和祖国大地,拨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弦,鼓舞着中华儿女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英勇厮杀,浴血奋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 新华社发(黎民 摄)

在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后,炮兵第一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预备炮兵部队,奉命第一批入朝参战。第26团5连召开誓师大会前的一个夜晚,指导员麻扶摇辗转反侧,浮想联翩,昔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画卷浮现在眼前,使他的视角落在了“中华儿女”的群体形象上。

麻扶摇想,现在集结在鸭绿江畔的志愿军将士高昂的士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长期经历内忧外患逐渐培育起来的浩然正气,在新中国人民身上的升华和历史延续吗?于是,“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的词句,便跃然纸上。

为了表现指战员把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融为一体的博大胸怀,同时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他又写下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第二个句子落笔后,他便集中于对战争前途的思考。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交战,肯定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全国人民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终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打败美国侵略者。于是,他写下了第三句话:“中华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是在号召,也是在呐喊。写完这首诗后,他收起纸笔,感到心舒气畅,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

第二天,麻扶摇把这首诗作为出征誓词的导言,写在黑板上,并向全连同志作了宣讲,大家一致认为这首诗表达了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大会之后,团政治处编印的《群力报》和师政治部办的《骨干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当时,连队一位粗通简谱的文化教员为它谱了曲,并在全连教唱。当1950年10月23日炮一师入朝时,麻扶摇所在的连队就是唱着这首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

后来,麻扶摇惊奇地发现,一支支后续入朝的部队都唱着一首曲调乐观、雄壮而坚定有力的歌曲,歌词与他写的这首诗基本相同。麻扶摇感到万分激动,连队干部战士也都惊喜地问麻扶摇原因。由于战斗频繁,消息闭塞,麻扶摇也不知道原委。直到1953年,麻扶摇才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最后形成的来龙去脉。

原来,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到炮一师进行采访时发现了这首诗。他认为这首诗主题思想明确,战斗性强,很适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就把这首诗放在第一次战役之后他写的一篇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的开头部分,并作了个别修改,把“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的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增强了读音的脆度。当时陈伯坚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只好说“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通讯,并把这首诗排在标题下面,以突出的位置介绍给读者。这样,这首诗就从朝鲜前线传回国内。当日日夜夜注视着朝鲜战局,情系志愿军的祖国人民读到这首诗时,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他深深地感动了,并产生了创作欲望,他仅用半小时就谱出了曲。周巍峙还接受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建议,把“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把“打败美帝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国野心狼!”,并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国野心狼”为题,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交给了《人民日报》文艺版主编袁水拍。11月30日《人民日报》和12月初《时事手册》半月刊先后发表了这首歌。歌曲发表后,周巍峙总觉得歌名不够理想。恰在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旅大市委主办的《民主青年》杂志,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为题,在12月1日出版的第117期上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周巍峙发现后很高兴,认为“战歌”一词用得好,与词的主题思想和曲的旋律都很贴切,于是就将这首歌曲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就把这首歌曲认定为自己的战歌了。它像嘹亮的进军号角,鼓舞着广大指战员奔赴朝鲜战场,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英勇作战,对鼓舞志愿军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4月1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名,再次向全国推荐。4月2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规定,以国歌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两首歌曲作为全国人民“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基本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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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进行曲》素材源于喜峰口的刀影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激荡着抗战军民的豪情斗志,也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大刀进行曲》是从事抗日救亡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人民音乐家麦新谱写的,麦新在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在解放战争中不幸牺牲。他写的《大刀进行曲》与“卢沟桥事变”和当时英勇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有关。

早在1932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考虑到部队武器不足,命令自制大刀,成立大刀队。副军长佟麟阁出面聘请北平有爱国思想的武术大家李尧臣担任大刀队的教官,教队员们学简单易学、实用性强的刀法。


1933年3月9日,在长城喜峰口的激战中,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率赵登禹、王治邦所辖部队前去杀敌。11日早晨,赵登禹亲率大刀队夜袭日寇驻地,将喜峰口附近营地里尚在睡梦中的日寇砍死大半,并杀死了一名炮兵大佐,抓获一批俘虏,夺回了喜峰口。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取得的首次胜利。大刀队的胜利,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1933年2月,驻守喜峰口的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和古北口之间的罗文峪布防(资料图片) 新华社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和全国各界人民共同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鼓舞下,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一O旅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他们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日军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则有死而已,卢沟桥可为吾人之坟墓”。

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寇3次进攻。日寇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二十九军只有两个排。他们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寇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而日寇也在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尸体。7月8日夜12时许,吉星文团突击队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寇1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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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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