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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到山东观摩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几场戏看下来，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发了一条微博：“几乎每出戏剧场的音响都震耳欲聋，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业内重视，不能在这个误区越走越远。音乐的美感是靠强弱、高低、快慢、浓淡的对比产生的，无论演唱还是演奏，只知用强烈的声响刺激观众是最浅层的，懂得声如游丝才是审美最高境界。”不想引起网友关注，大家对现在剧场演出的声响毫无节制和音响技术的滥用似有同感，且多口诛笔伐。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龙吟关于“比赛比什么，比谁的音响声音大？谁的音响质量好？”的质问，发人深省；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吴江发出“音响早晚把艺术送进坟墓”的喟叹，更是振聋发聩。如果这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就值得认真对待。 戏曲演员的演唱能力及其声音状态，既是考量一个演员艺术功力和素养的基本要素，也是观众获得听觉美感的前提。以往这个评判标准不是问题，也没有人怀疑过，但这些年随着音响设备的技术革命，包括演员对音响技术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剧场演出开始颠覆人们固有的审美评判。在过去，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戏曲演员，让自己的声音送到最后一排的观众耳朵里，靠的是苦练发声技巧，否则你就吃不了这碗饭。当年曾看过京剧大师金少山演出的人说，“金霸王”唱戏时常把戏楼天花板上的灰尘震落。用“声振屋瓦”来形容他的演唱再恰当不过了，这是在需要强力度表现时大师所具有的卓越能力。 但许多前辈艺术家还有另外一种能力，就是在浅吟低唱时的声如游丝，将声音控制到你须屏住呼吸来倾听的境界，比如听程砚秋的演唱。声音既是演唱者用来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又使人在歌者的情感表达中获得美感。过去的艺术家对声音的塑造，对声音强弱、高低的控制，包括对音色的运用，是相当讲究的，而所有这些都无法借助外力，也无外力可借，靠的是真功夫。在所有的乐音中，人声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是最有魅力的，因此，古人才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但是这一切，都被当下音响技术毫无节制的滥用破坏了。 笔者不是一个反对现代技术与表演艺术相结合的保守主义者，但我反对用现代技术取代表演艺术。技术革命与艺术创新是两个范畴的命题，二者不能混淆。从旧戏楼到现代剧场，是建筑技术发展的结果，随之而来的还有舞台技术的发展。戏曲进入现代剧场后，新的演剧环境和舞台设施设备的进入以及新的观演关系，带来了演出观念和方式的不断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二道幕取代明检场，现代灯光取代洋蜡和汽灯，这些改变没有引起太多的非议，并逐渐被接受，即使最保守的观众，也不会要求戏曲回归到用洋蜡和汽灯来照亮舞台。然而扩声设备进入剧场后为什么会引起关注呢？因为它要取代人声的真实表达，与观众对艺术的膜拜相抵触了。人声的自然状态以及音调、响度和音色，千差万别，这也是艺术鉴赏的独特价值。但当现代音响设备和扩声技术进入剧场后，这一切都可以人为地改变，任何演员都能像金少山那样“声振屋瓦”而不费吹灰之力。与此同时，每个演员还可以通过话筒、调音台和音箱的作用，对其音色进行改变。这时，你已经辨不清是技术的能力还是演员的功力了，一切都在技术的遮掩下失去了艺术本身的尊严和魅力。如果说通过技术手段修饰音色还可以理解，那么只知道用音响技术提高音量，使强烈的声响灌满整个剧场，则是最大的无知和浅陋。 音响技术的滥用和毫无节制，最严重的后果是演员演唱能力的退化和审美标准的迷失。现在的演员很少再有对着湖水和水缸练声的，因为他们认为将嗓子交给音响师就可以了，尤其是胸麦的发明，使声音的传送变得更加便利。殊不知任何技术都不是万能的，就像电脑不能代替人脑的思考一样，声音的情感表达和音质的天然属性以及后天锻造的控制力，靠扩声技术是不能解决的。而现实却是不少戏曲演员越来越依靠话筒，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过度依靠话筒尤其是使用胸麦扩声，使观众几乎听不到演员真实的直达声，所有声音都从两边音箱传出，不仅声音失去了现场空间感，通过音响技术营造的宏大声响和经过修饰的音质，也使演唱者常常陷入沾沾自喜的自我陶醉。长此以往，在台上台下的听觉错觉中，演员必备的演唱技巧必定衰落，同时也影响了观众的审美判断。 音响技术进入戏曲剧场一定是辅助性的、适度的。由于戏曲乐队与演唱同旋律的伴奏形式，决定了伴奏音量必定超过演唱者的音量，并随着伴奏乐器的不断丰富，这种音响的不平衡越来越突出，因此要改变目前戏曲剧场演出的声音状况需要综合治理。提高演唱者的技能，探索改革戏曲伴奏的方式，放弃胸麦，适度地运用地麦协调演唱与演奏的音响平衡，都是可以考虑的。 戏曲演员不戴胸麦演出将是一个艰难的回归，因为多年来演员和观众都习惯了靠扩声来欣赏剧场演出，台上台下都习惯了强刺激。让戏曲演员摘掉胸麦，回到靠自己的技能将声音送到观众的耳鼓，这条回归之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信心，更需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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