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发表署名文章说，台湾偶像团体S.H.E刚刚发行的新专辑中“Play”中的主打歌《中国话》由于歌名和内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讨好媒体和歌迷，知名度会很高。但是，在台湾，这首歌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遭到台湾主体意识强烈的人士猛烈抨击，俨然成了需要划清立场、弄个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课题。全文如下： “伦敦玛莉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 莫斯科的夫司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 这几年换他们卷著舌头学平上去入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这是台湾偶像团体S.H.E刚刚发行的新专辑中“Play”中的主打歌《中国话》的首段歌词，后面还穿插了一些华语中的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啦，什么“醋和布”啦，运用Rap方式演唱。只需望文生义，不难看出这首歌是反映中国经济崛起后带动世界学习华语热潮的形势，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应该喜欢。 这首歌的MV，找了一些不同皮肤的老外在中间客串，最后是一个大陆年轻人正在上海外滩随着音乐起舞，一个黑人老外用华语问道：“请问南翔小笼在哪里？” 这段结尾包括地方名产、黑人、摇滚、中国人、华语，涉及消费、音乐、语言、种族、国籍等因素，蕴含了“中国话”日益流行的深刻意涵。 这首歌由于歌名和内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讨好媒体和歌迷，知名度会很高，但是比较难传唱。但是，单从音乐角度想问题，是不够的，在台湾，这首歌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遭到台湾主体意识强烈的人士猛烈抨击，俨然成了需要划清立场、弄个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课题。 立场偏绿的《自由时报》连续数日用大量篇幅报道和批评《中国话》，被台湾一位读者形容为“用词之凶狠，仿佛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手持大字报的文革青年再生，只为了向‘无产阶级敌人’开战”。 世新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自由时报》撰文，批评其中的一句歌词“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时，煞有介事地说“孔夫子说的话，绝对不是现今的话，而现今的华语已经掺杂很多‘胡话’，这突显出这个写词的人不太读书，只会搞意识形态”。歌词中用到孔夫子，与如今孔子学院四处开花不无关系，都是中国软力量扩充的象征。把歌词中的比喻当作历史资料进行“考据”，做“学问”做到这种地步，真是不知道谁不太读书，只会搞意识形态？ 事物的名称往往可以看出社会背景的差异。华文报语文顾问汪惠迪先生曾撰文说，大陆的民族音乐叫“民乐”，在台湾叫“国乐”，香港叫“中乐”，新马叫“华乐”。同是华人，使用同一乐器，演奏同一乐曲 ，却因地域不同而分别奏出了中乐、华乐、民乐和国乐，在“中华民国”四字中各取所需，构成一组跨地区、跨国界的同义词，是一个非常有趣并值得研究的语用现象。依我之见，四地之所以各取中、华、民、国四字，都是因为各自社会所需，大陆需要强调“民族性”、香港强调“国别差异”、新加坡突出“种族文化特征”、台湾则强调在“国家的地位”。 莎士比亚说，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同样一件事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但是若以为叫了不同的名字，就变成了截然不同、毫不相关的两件事，无异于自欺欺人。 华语也是一样，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新加坡叫“华语”，台湾叫“国语”，这个“国”，不也是“中国(中华民国)”吗？S.H.E的《中国话》显然是借中国崛起、全球不少地方兴起学华语的背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带“中国”两字的其他表述方式，不管是“华语”还是“汉语”，是“普通话”还是“国语”，都无法直接传递由于中国崛起带动语言学习热潮的信息。所谓“中国话”在全球的热潮，不也是“台湾国语”、“华语”、“普通话”的流行？ 台湾的另外一位男歌手王力宏，2000年时翻唱了《龙的传人》，带进摇滚风格，那时还没什么人跳出来指责王力宏的“中国”情结，如今三个小丫头唱一首越来越多外国人学习“中国话”的歌，就遭到如此的口诛笔伐，台湾社会内部天平这几年的变化，两首歌也就能够感受和明白了。(周兆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