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特征的蜕变
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已呈现大众文化特征，井喷式发展及快速传播，已绝非一般的传统民间音乐可比。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当代大众社会中，以大工业和现代科技为基础，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文化工业为赢利目的，按照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批量生产的，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12]。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并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兴盛。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并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地。上海、广州等地的都市经济的发达形成了大众文化产业赖以构建的物质基础，上海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则形成了大众文化赖以构建的社会基础。其时，这些中小城市是一些重大思想和文化论争的发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还是市民通俗文化的消费中心，现代传播技术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了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基地。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表现如下：
（1）商品性。
广东音乐推上市场与近代唱片公司的涌现和市场行为密切相关。唱片工业兴起和广播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音乐”的传播，同时也刺激了社会需求。其时，最为出名的共有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新月、长城等7家上海唱片公司。以近代上海最为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据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仅1933年上半年，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预期盈余即可达10万元[13]。
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有了第一波高潮。商业化操作是大众文化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它摆脱了以往以个人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而主要依靠当代大众传媒为主要技术手段，批量生产。广东音乐演奏家余其伟认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特别在三四十年代,广东音乐有大量的创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商业的推动[14]。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的演奏者往往既是乐曲改编者，又同时是作曲者。初期，在当时的商业背景下，为了追逐商业利润，电台、唱片公司、出版社等商业机构邀请有一定水平的演奏者在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那么多作品了,各商业机构竞相约稿，并开始了以配合舞厅、茶座等场所，以及唱片发行的音乐创作。有了商业机构的推波助澜，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便不愁出路。
（2）大众传媒的依赖性。
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大众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离开大众媒介，通俗和流行便不复存在。大众文化与传统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的截然不同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大众媒介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
我国开始装设无线电台的初期和早期无声电影都大量运用了广东音乐。在当时上海有两个商业电台，他们除播送一些商业性广告外，专播粤曲和广东音乐。为上海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最早风靡全国，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享受到了工业文明成果的好处:1、二、三十年代，广州电台每周都广播“广东音乐”节目;2、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默片阶段”，“广东音乐”是无声电影配乐的主要内容;3、那个时期，中小型电影院在电影放映之前或放映过程中，均有演奏“广东音乐”;4、当时国内车站、码头、甚至火车轮船上均盛行播放“广东音乐”;5、当时唱片发行一般都附有乐谱，使得“广东音乐”与一般民间音乐流传方式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一开始就有谱可依:6、广东音乐在默片中的使用，同时刺激了唱片出版与职业乐队的成立，也带动了乐曲的创作与职业作曲家、演奏家的产生。最早为广东音乐制作唱片的公司是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广东音乐《三宝佛》唱片。大量发行“广东音乐”的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著名唱片公司还有:港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以及上海的胜利、大中华、百代、高亭、壁架、维克多、远东、晶明等唱片公司。仅以上海“百代唱片”为例，从1908年至1949年，其录制的唱片模版达就达6357面。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各类唱片则共达108种之多，而其中广东音乐是最常录的品种[15]。
（3）通俗性
以丘鹤俦为代表的早期的广东音乐家,他们表现出南方中下层文化人既矛盾又统一的音乐艺术观:既持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礼乐教化思想;又积极倡导变革,参与民间俗乐的创作活动。丘鹤俦觉得:“人心之服,风俗之移,其必由于音乐”。丘的乐友傅秉常也认为音乐能“移风易俗,其感人深,其入人微……粤乐独具一格……大不抗越,细多幽散”[16]。这些思想在早期就奠定了广东音乐通俗性的基础。正如一位文化官员所言：众所周知，广东音乐是通俗的音乐，像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广东音乐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17]。高胡表演艺术家余其伟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广东音乐精短、华美流畅而活泼，折射的是南方新兴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18]。吕文成是广东音乐的重要人物。他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便一直以广州、香港为主要活动基地，以通俗音乐形式，创作大量广东音乐，如体裁短小精巧的乐曲“青梅竹马”“醒狮”等，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变革时代愉悦欢乐的情调。灌制大量唱片，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粤乐家之一[19]。现在喜欢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广东人可能并不了解，当时香港“流行粤坛”还是国语歌的天下，而首倡粤语歌曲的正是由吕文成。
广东音乐乐种内涵的开放性，使其不断与外界交流，按照自己的兼容能量和外界的输入作出反应和取舍，并由此形成了其地方色彩的善变性。其中关键就是以“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为基础，往往随地方大众的风俗习惯与审美需求等而作出适应性的改变。
（4）娱乐性
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广州荔湾大小茶楼设置不少音乐茶座。音乐茶座又称歌坛，始设于西关十八甫真光公司游乐场，最早仅供供失明艺人在那里演唱。后来，歌坛比较集中在长堤一带。长堤一带历来是广州商业繁华的地段，省港和四乡的渡船码头都集中在这里，客流量大，因而娱乐场最多。比较出名的歌坛有：东亚酒店的粤曲茶座、海珠戏院对面的“温拿”、爱群酒店的十一楼、爱群对面的“丽丽”等[20]。一九四二年由以吕文成为首的四大天王主持的“中华音乐会”开始在“大东亚”、“丽丽”、“温拿”、“百乐门”等歌坛演奏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分别是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中华音乐会”在娱乐场所演奏广东音乐开了风气之先，他们的演奏加进了爵士鼓，由于形式新颖鲜活，节奏明快，被冠之“精神音乐”的称谓。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推介及商业的推动，广东音乐代表人物成为文化大众膜拜和追捧的对象。时至今日，香港流行乐坛仍在沿用“四大天王”称谓，而以谭咏麟为代表的偶像乐队组合“温拿五虎”，其名称渊源最早亦源于此时。
吕文成被当时著名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聘请为固定艺员，长期从事灌制广东音乐、粤曲唱片工作和乐曲创作，并为“高亨”、“百代”、“胜利”等公司录制唱片。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唱片公司所灌录的唱片，由他演奏和演唱的乐曲和粤曲就有270多张。尹自重则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唱最多，并曾担任该公司的制片主任。
1925年，吕文成应香港钟声慈善社邀请到香港义演，乘邮船赴港，香港各界人士派出三艘汽艇出港迎接，当时他乘坐“紫洞艇”，艇上摆满鲜花，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十分热闹壮观，而香港华商会还出面为吕文成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据传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女皇访港。这样的欢迎规模在香港可谓“空前绝后”。
1931年8月，美国几家电子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无线电产品的博览会，这是现代的无线广播、音响器材等产品首次大规模在中国亮相。不少戏院、洋行、大舞厅东主获邀参加，在这次博览会上，吕接触了麦克风和其他录音、扩音设备，并在以后的演出中率先使用。
麦克风的出现使商业演出更为容易，也使“小曲”更容易贴近观众。 因为使用了麦克风的关系，他们不但改变了坐着唱粤曲和演奏的习惯，更像六十年代的披头士一样，在台上走来走去演出，表演的时候相互照应，在台上走“圆场”——也就是在一个四小节的乐段里，四个人在不同的方向走一圈，刚好在一个乐段结束时相遇。麦克风带来一股新鲜之风，为偶像的制造推波助澜。据说最早使用麦克风的是高升茶楼的歌坛，吕经常获邀参加演出。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吕文成想到可以在粤曲中填上新词，由歌星演唱，灌唱片发行，可能会有更好的销路。于是，他创作了一些时代曲(流行音乐)，还把当时流行的一曲舞曲节奏放进歌曲里，比如“慢三”、“快三”等等，使这些音乐在歌舞厅中能够较快流传。后来流行的有《快乐伴侣》、《莫忘了她》、《星星、月亮、太阳》等，这些粤语歌不少广东人还有印象。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广东音乐对西洋乐器过度引用，形成崇尚西洋乐器的风气更是娱乐化的具体体现。当时人们多称演奏西洋乐器的乐师为“西乐佬”，一个“西乐佬”的酬金要多于演奏民族乐器乐师的酬金数倍。陈德柜在1958年编写的《广东音乐常识讲义》中这样叙述广东音乐当时在创作和演奏乐器方面西化的现象: “初仅加入一两种，后来越用越多，喧宾夺主，结果便全部以西洋乐器来演奏，更以爵士音乐形式出现，……”[21]。
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充分凸显了其不同于硬弓时期的文化特征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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