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2015年第2期

一、《理论学习》杂志介绍
《理论学习》杂志全称《理论学习—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月刊，创刊于1985年10月，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37—1309/C,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1—2854。刊物系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和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收录期刊。  
1、刊物定位  
《理论学习》是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主管、省委理论学习委员会委托省委讲师团主办的理论杂志，是山东省唯一专门服务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服务全省宣传思想工作、服务理论政策宣传普及和理论研究的大型理论刊物，是新时期开展书面宣讲的重要阵地和载体，在省内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读者群。  
杂志办刊思路以往归纳为6句话：“跟踪社会前进步伐，研究方针政策走向；倡导求是工作态度，营造学习思考风尚；着眼科学发展进程，提升理论实践素养。”今年初，进一步归纳为4句话：“把握时代脉搏，研究理论政策，提升干部素养，引领学习风尚。”办刊思路更加鲜明、简练，更加贴近讲师团工作职能，更加符合《理论学习》为党委中心组学习服务的任务要求。  
2、栏目设置  
《理论学习》关注文章的现实性、权威性、前瞻性和引导力，主要栏目设置包括：要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辅导、名家访谈、党委中心组学习、领导干部论坛、宣传在线、热点透视、时政茶座、省情与战略、改革与发展、调查与思考、经济观察、观点集锦、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与民生、党建研究、思想空间、借鉴、国际瞭望等相对固定栏目。根据形势任务需要，随时增开相关栏目，比如：“学习贯彻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等栏目。  
根据讲师团2015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讲师团工作部署，为更好满足为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服务的需要，从2015年开始，将进一步加强服务党委中心组学习职能，强化“党委中心组学习”、“领导干部论坛”栏目，新增设“每月一讲”、“稷下新语”、“新书推介”等一批新栏目。  
3、稿件来源  
一是建立约稿专家库。刊物免费赠阅中宣部、全国各省（市、区）宣传部讲师团、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防大学、全国综合排名前20位重点高校以及各省（市、区）党校、社科院等部门单位，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以以上单位为依托的约稿专家库，邀请有关专家撰写理论政策解读文章，提升刊物品位，引导理论实践研究和社会舆论关切。二是组织各市相关部门单位组稿。根据形势任务需要，有针对性地约请市地组稿，传达中央和省委精神，传递全省基层声音，总结经验，交流体会，转化基层调研成果，推进工作落实。今后，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组稿力度。三是自由来稿。随着刊物影响的扩大，目前纸质和网上自由来稿数量越来越大，质量有明显提升。包括自由来稿在内，本着对所有稿件一视同仁、质量第一、择优录用的原则进行严格把关，严格筛选，不符合刊物要求的稿件一律返回修改或淘汰。  
这几年，中国期刊网有关数据统计表明，杂志的浏览下载率呈上升趋势，北京和省外的优质稿件也呈上升趋势，较好地提高了刊物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4、编审制度  
坚持把稿件质量作为选稿用稿的唯一尺度，不断完善稿件外审制度和逐级审签制度，努力杜绝各种关系稿件。一是请外审把关。从党校和高校请比较资深的老师进行初审，对所有初选稿件进行评分，对文章优劣写出评语，提出意见，严格把关。二是实行逐级审签制度。建立完善稿件逐级审阅制度，编辑部、分管团长、团长逐级审签，一级对一级负责，提高稿件的约稿率、修改率和淘汰率，拟刊发稿件层层修改把关，有效保证稿件质量和刊物水平。  
5、发行情况和社会影响  
近年来，发行总量一直保持在20000份左右，2014年和今年发行都接近20000份，在全省理论期刊中独占鳌头，在全国讲师团系统的理论刊物中名列前茅。特别是今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省、市对刊物发行都有明确要求，在完全自觉自愿前提下搞发行，作为理论刊物还能保持在近20000份，说明刊物是得到读者群充分认可的。  
2012年，《理论学习》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2013年，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同时，刊物质量得到省委和宣传部有关领导的肯定，得到了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的好评；在往年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杂志曾被中宣部理论局调阅。  
《理论学习》编辑部  
2015年1月29日  
二、《理论学习》杂志2015年第2期文章登载。

莱芜战役精神与群众路线
秦正为

　　莱芜战役，以其奏捷之速、灭敌之多、代价之小轰动全国，震惊世界，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乃至世界军事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同时也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丰厚历史底蕴的莱芜战役精神。莱芜战役和莱芜战役精神，最突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军民团结、英勇顽强、敢打必胜、争创奇迹”，而其主线就是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因此，研究莱芜战役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一、莱芜战役精神是群众路线的实践结晶
    莱芜战役精神是莱芜人民革命传统的实践结晶。“莱芜”之名，说法众多，但都表明其为杂草丛生、乱石耸立之地。蒲松龄曾诗曰：“身在瓮盎中，仰看飞鸟渡……但见山中人，不见山中路……勾曲上层霄，马蹄无稳步。”但正是这种鄙陋困苦，锻造了莱芜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上承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经汉代至明代的冶炼传统，莱芜最终形成了闻名全国的钢城。在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同时，莱芜人民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涌现了许多名人雅士，如三国名将羊祜、明代齐党之魁亓诗教、“一门三进士，父子五登科”的明代吴氏家族、同盟会元老亓因培、著名作家吴伯萧、著名导演吴天明等，并留下了许多至今传诵的佳话。如明代廉臣朱童蒙在自家门板上题词：“养子强如我，要钱做什么！养子不如我，要钱做什么！”成为历代反腐倡廉的经典之作。更为重要的是，莱芜作为冶炼重地和兵家必争之地，发生了许多著名战例，同时也反映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最为著名的是春秋时期长勺之战，齐强鲁弱，但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衰三竭，大败齐桓公，成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艾陵之战，吴王夫差指挥吴鲁联军大败齐军，成为春秋时期规模最大、最为彻底的围歼战；嬴博之战，韩信派大将灌婴在嬴地追击田横，大破齐军，是楚汉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嬴下之战，刘秀拜陈俊为泰山太守，大败割据军阀张步，是东汉统一的重要环节。另外，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黄巢兵败自杀，辛弃疾协助耿京抗金，金代红袄军、元代芝麻李、清代捻军等在此地引发的活动，民国初年农民抗税的著名“草把子事件”等等，都反映了莱芜人民的抗争精神。可以说，莱芜战役精神正是以莱芜人民传统的拼搏精神和抗争精神为历史底蕴的，是这一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发展和创新升华。
    莱芜战役精神是整个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结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在莱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刘仲莹（1911—1938）、鹿省三（1905—1938），是莱芜党组织的先驱，也是山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曾分别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又分别担任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鲁东工委书记。在他们领导下，先后成立莱芜特别党支部、莱芜县委，并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寇的烧杀抢夺，中共莱芜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中，点燃起一团团抗战的烽火。1938年，举行莲花山武装起义，并参加徂徕山起义，后编入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此后，逐渐建立起了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泰山区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权。抗战结束后，莱芜开展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百日练兵”等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性，为更好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并应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做好了充分准备。内战爆发后，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和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正是在此指导下，全国各解放区继续发扬了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包括莱芜在内的整个山东解放区的人民解放战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可以说，莱芜战役正是这一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和典型表现，莱芜战役精神也正是在这一人民解放的历史传统和人民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
　　二、莱芜战役精神是群众路线的集中表现
   莱芜战役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方针的集中体现。粟裕在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时，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能够调动敌人，使敌人听从我们的指挥，最终歼灭敌人，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战略指导的正确和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也就是说，莱芜战役的胜利，首先是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莱芜战役，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对于此战，双方均高度重视，蒋介石亲自飞临徐州督战，毛泽东则亲自拟定战役电文；直接指挥者分别是敌军“第一大将”陈诚、我军“常胜将军”粟裕。开始，我军曾准备在南线临沂寻机歼敌，机会难觅，遂毅然北上莱芜。战前，华东分局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动员全体军民全力支援前线，争取决战胜利”的指示，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莱芜战役期间，华东各级支前机构和民工支前制度已趋于完善。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战前还专门发出了加强战勤保障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最有威望、最有能力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支前工作。莱芜县委则采取了紧急措施，在思想上，深入动员群众，增强群众的战争观念，开展揭露蒋军罪行活动以激起公愤，开展报功评功立功活动以激发积极性；在组织上，在敌占区以武工队方式，就地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各区均作出具体计划，发动民兵和群众，或引路，或破袭，或坚壁清野，或后勤保障。战争开始后，各地积极行动，全力配合，谱写了一曲军民共歼顽敌的胜利凯歌。战后，鲁中区行政公署嘉奖：莱芜县全县群众与全体干部，对于支前工作都尽了最大的力量和贡献，并派出慰问团，帮助莱芜人民重建家园。可以说，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也就没有莱芜战役；正是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了整个莱芜战役的全过程，从而也成为莱芜战役精神的指导思想和红线。
   莱芜战役精神是人民群众爱党爱军的集中体现。粟裕在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时，还满怀深情地说，如果没有当地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与部队的并肩作战，莱芜战役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莱芜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觉悟高。因此，鲁中区委和泰山地委均把莱芜作为支前主力，并交给了最艰巨的任务。为帮助莱芜县委完成紧迫而又艰巨的支前任务，鲁中区委组织部长董琰等亲赴莱芜，泰山地委的干部几乎全下到莱芜，战争前夕鲁中区委副书记高克亭受陈毅司令员之命，又亲赴莱芜检查。在此指导下，战役前夕，十万群众大破袭，连续七昼夜，破坏了长达数百里的博莱、章莱公路，打乱了敌人的进军计划；战役期间，三万民工冒着枪林弹雨，送食物、运弹药、救伤员、捉散兵，当我军改变作战方向后，广大民工也迅速调转方向，向莱芜地区紧急输送粮食弹药，同时普遍开展了交通战、地雷战、破袭战，真正做到了全民上阵、全民皆兵；战役之后，广大民工又打扫战场、集结战利品、看押俘虏、慰问伤员等。据统计，莱芜战役动用民工620000人，其中参加部队205000万人，常备民工250000人，临时民工370000人。正如当时歌词所唱的，这场战役真正做到了“军民同战斗，攻打莱芜城”。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英模人物和感人事迹。“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床棉被，盖在担架上。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同上阵、母女后勤忙，这些在沂蒙精神中常见的事迹在莱芜战役中也屡见不鲜。“血战两昼夜，收复莱芜城”；“活捉李仙洲，打垮蒋匪兵”；“莱芜战役的伟大胜利，在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史篇”；陈毅即兴赋诗“莱芜淄博战血红，我军又猎齐鲁东。”这些歌曲和诗词与沂蒙山小调一样成为历史的见证。一块石头缴了三支大盖枪；俩民兵擒敌一个排；妇女主任纳鞋麻绳捉住散兵；工商干部用步枪打下了飞机；炕洞里抓住仨特务；民兵智俘敌师长；民夫没有一个逃亡的；各部队争相留用莱芜干部，都认为他们对团结与巩固群众有办法；等等。这些又都是莱芜人民支前参战独特的传奇佳话。在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总结大会”上，陈毅司令员高度赞扬：“莱芜老百姓贡献很大，要表扬、慰问莱芜人民，很好地支援莱芜人民进行生产救灾。”在此鼓舞下，莱芜人民满怀革命热情，继续投入革命和支前的洪流。可以说，没有莱芜的人民群众，就没有莱芜战役的伟大胜利，也就没有莱芜战役精神。
　　三、莱芜战役精神是群众路线的发展动力
    莱芜战役精神是革命战争时代群众路线的发展动力。莱芜战役，是国共两党的关键一战、巅峰对决。此前，蒋介石曾命令：“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其部下王耀武的最终回答却是：“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的确，短短的三昼夜，总攻仅五小时，灭敌5.6万人，生俘、击毙国民党军将官23名，创造了战争奇迹。敌军为之震惊，王耀武以“五万只猪”、陈诚以“五万只鸡、鸭”也不会这么快被抓加以责问，其部下回答“不是我军不厉害，而是共军太狡猾”（莱芜战役电影《南征北战》台词）。这是一种戏虐，更是一种讽刺。对于我军，莱芜战役则意义重大。陈毅总结说：“经过了莱芜战役这个大歼灭战，蒋介石南北会师侵占整个山东的狂妄计划变成了一场春梦。我渤海、鲁中、胶东、滨海4个军区完全打成了一片，不仅山东我军的胜利基础因此稳如磐石，影响所及，全国独立民主阵线上的斗士也得到了极大的鼓励。”这是一种振奋，更是一种豪迈。是的，莱芜战役是人民战争的结果，又极大地推动了人民战争的进行、鼓舞了群众路线的开展。正是在此推动和鼓舞下，山东人民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华东野战军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接连取得了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可以说，莱芜战役中的群众路线铸就了莱芜战役精神，而莱芜战役精神又极大地推动了山东乃至全国的群众运动，推动了整个人民战争的发展。
    莱芜战役精神是建设改革时代群众路线的发展动力。莱芜人民成就了莱芜战役，而莱芜战役精神则又哺育了新中国、新时期的莱芜人民，从而使莱芜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地理环境和战争破坏，建国后莱芜一片废墟、百废待兴。但在莱芜战役精神的推动下，勤劳、勇敢、智慧的莱芜人民战天斗地，重建家园。过去，莱芜的种植业以粮食为主，现在则形成以“三辣一麻”（生姜、大蒜、鸡腿葱、花椒）、“三黑一花”（黑猪、黑山羊、黑鸡、花脸长毛兔）为主的特色农业；过去，工业是“一钢独大”，现在转向“多元提升”，基本形成了以冶金、能源、化工、建材、机械、纺织、食品等产业为支柱的工业体系，成为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山东省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现在，莱芜已拥有“中国名牌产品”近10个，“山东名牌产品”20多个，正成长为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被誉为“鲁中明珠”。近年来，莱芜还先后创建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和“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随着“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和“济莱协作区”的形成，莱芜人民正在为建设“大莱芜、强莱芜、新莱芜”，“实力莱芜”、“活力莱芜”、“魅力莱芜”、“生态莱芜”、“幸福莱芜”而努力。可以说，自己家园自己建，改革开放利人民，这是莱芜战役精神在新时期的绝佳表现，也是对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坚定推动。□
   （作者：聊城大学公共管理培训中心主任、教授）

　　（二）民众参与意识的增强
　　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推动下，我国民众的参与意识显著增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民众的参与更多的是“动员性参与”，国家通过一波一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广大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在这种参与方式下，民众是被动的参与，表面上的参与热情实则与政治冷漠相伴随，民众迫于政治形势而被裹挟着卷入政治生活中。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经济在我国发展起来，人们可以通过市场来获益，这与改革之前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形成鲜明对比。政治体制改革促使民主政治蓬勃发展，政府开始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与此相伴随，民众的参与热情高涨起来，他们不再被局限于单位或者人民公社的范围之内，个体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以深圳市为例，出现了独立候选人或者民间候选人，该市市民以在报纸上发布广告的方式参与人大提案，某社区人大代表联络员自发组织社区内13名人大代表联络员在某社区建立我国第一个人大代表社区工作站，各联络员轮流值班。民众参与意识增强鲜明地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上面，改革开放之后十年是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十年，人们的参与热情一下子释放出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和调整，社会组织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尽管受到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每年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所幸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三）社会发展带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动力
　　社会发展带来了民众参与意识的增强，民众通过结社组成了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这就客观上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变革。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依赖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一个社会要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政治制度化的能力要进行相应提高，否则就会导致政治参与溢出政治秩序的范围，走向政治动荡。因此，高层政治体制改革诱发了自上而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动力，而社会发展诱发了自下而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动力。民众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显著增强，这本身就是政治发展、民主进步的重要表现，同时，也要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变革。尽管《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人民代表大会运作制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选民不认识候选人、选举走形式等，都限制了选举的效用。在民众素质和能力得到提升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顺应民意进行变革，真正将人民代表大会建成民意机关。
　　随着民众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社会组织也发展起来，同样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为人民群众开展社会自治和互助服务，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提供了有效的平台。”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方面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尽管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还是很低的，这里既有社会发育程度低的问题，也有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原因。比如，按照现有的规定，我国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和分级管理管理原则，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组织要先找到一个主管单位挂靠，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去登记。正是因为这一管理体制的限制，很多社会组织无法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还有的被迫进行了工商注册。社会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因此，人民代表大会要通过法律的形式确保社会组织的权益，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社会组织还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途径进行参政议政，进行利益需求的表达；再则，人民代表大会还要监督政府的行为，防止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的不当干预。
　　三、内在的动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实问题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受人大的监督。从我国《宪法》的规定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政治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导致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不相符。人民代表大会被戏称为“橡皮图章”，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老干部退下来不要怕，不进政协进人大。人大成了安排老干部退居二线的地方，在广大干部心目中，人大也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我国政治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选举制度、工作制度、党和人大关系、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内渠道，也是公共权力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在县乡两级人大采用直接选举方式，其余采用间接选举方式。这导致选民投票热情不高，再加上人大代表竞选范围有限，选举过程缺乏活力，选民认为选举存在走过场嫌疑。同时，选举方面还有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问题，我国为了保证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表，而实行提名制度，这也使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人们对选举制度产生了疑惑，在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公开的质疑。
　　在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方面，“组织者往往为了达到人大代表比例结构的要求，而降低对代表人综合素质方面的要求，造成当选代表只体现了形式上的代表性而忽略了其实质上的代表性。”这个地区要选出少数民族的代表，那个地区要选出一个年轻的，再一个地方还要选出一个女性，这些要求使人大代表在参政议政能力方面的要求自然降低。于是，在人代会上出现了哑巴代表、会议代表，这些代表将人大代表身份作为荣誉看待，意识不到代表身份承载的责任内涵。在人大会议制度方面，会议时间短，且参会人数多，而会议讨论内容有些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即使是让专业人员来理解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让具有本职工作又被选为人大代表的代表们来进行投票表决，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党和人大关系方面，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共产党执政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和有效形式。”但现实中党政不分现象仍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党委直接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还有的重大决策由党政联合做出，党委实际上深入到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扮演了人大本该扮演的角色，致使人大监督困难，效用发挥有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实地位低于宪法规定，而人大代表作用发挥也严重不够。这既有人大代表自身在素质、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也有选举制度、人大工作制度、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存在问题激发的变革动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本身产生了强大的变革动力，因为如果制度安排有问题而又不采取措施解决的话可能导致这一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由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确立的，并推动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当前的现实情况是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尚未理顺，这一根本性问题引致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不拥有最高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对执政党、一府两院的监督不到位等，宪法规定和现实处境使人民代表大会处于尴尬的境地，顶着国家权力机关的名分，但实际上的作为却是有限的。如果在建国初期特殊的政治形势下，这一状况尚有可理解的地方的话，在我国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的背景下，人大制度如果再不加快发展步伐，其在政治系统中的位置将会更加尴尬。
　　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内部东西越足。以人大代表质询权行使为例，该项权力曾被称为“休眠”的权力，在全国人大层次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发对宝钢选址问题向冶金工业部进行质询，2000年辽宁代表团联名就烟台“11·24”特大海难向交通部进行质询。2010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人大要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这被认为是人大为摆脱弱势地位的表现。在地方层面上，近年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大代表日益活跃，开始了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有益尝试。2000年，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在深圳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深圳泰明国贸公司彭海怀兄弟骗取国家和老百姓20亿元仍卷款潜逃质询市公安局渎职案”；2004年，惠州市人大代表就市政府迟迟不执行市人大常委会关停违规建筑东江明珠高尔夫球场的决议提出质疑；2012年，温州人大常委会召开食品安全专题询问会，人大代表“麻辣”追问地沟油管理问题等。人民代表大会内部激发的变革动力是不容小觑的，人民代表大会自身要有所作为，才能真正在整个政治制度中站稳脚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确立以来，虽然经历了文革期间的严重破坏，重建后伴随着我国政治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就决定了该制度是否完善是衡量我国政治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要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为此，要找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动力源。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动力源于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自上而下的动力、社会发展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动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完善激发的动力，自上而下的动力以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为后盾，自下而上的动力源于社会发展形成的倒逼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完善激发的动力则是自我发展的动力。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正深入进行，自上而下的动力会越来越大；社会日益发展，社会建设正成为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动员其参与到社会建设中，会形成更为强大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伴随着选举制度改革、人大代表素质的提升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动力也在加强。因此，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要善于将三股动力拧成一股力量，共同推进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城市精神与城市法治化的内涵界定
   从内容上来讲，城市精神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城市中占据主流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的市民精神；从形式上来讲是指在主流市民精神的支配下该城市的物质建设、管理及其运作方式和状态。城市精神的塑造可以说是整个城市价值观建设的前提或第一道程序，是一座城市人才智力的提炼和升华，足以凝聚整座城市未来取向的信念、推动城市文明的振兴，在城市形象的全面塑造中唤起市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任何一座有精神觉醒的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品质，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正如巴黎圣母院可以被重造，可以被复制得一模一样，但法兰西浪漫的民族精神和源远流长的建筑文化却完全无法拷贝。
    总之，城市精神固然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追求，但对一个城市而言，其精神理念必然是外化的，能感觉到的，城市的精神软件是能够在城市的硬件上体现出来的。城市精神是城市多方面精神文化的集合体，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理想层面。城市精神表达市民对城市未来的理想寄托，因而它是超现实的，是激情与理性的结晶，构成城市人理想的精神动力。它的外化形式是城市的道德风尚、城市各种文化产品以及制度性的文化；第二，器物层面。这主要是指凝聚在城市建筑、格局、景观中的文化内涵；第三，城市的公共生活层面。这是指体现在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的目的指向、城市人公共交往的文明方式和文明程度、城市人公共生活的文化品味、城市人公共行为习惯等。但无论是有形的精神还是无形的精神，都是必须受到法律规范的，这便是法治的要求。
    法治要求任何权力行为都要有其存在的基础和法律依据，所以在现代法治国家，任何权力都是一种法律权力。这种具有法律依据的权力都由该国宪法及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其运行的范围，若超过了法定的范围，则必须承担法定的责任。针对我国目前公共权力配置与划分既不够科学又不够明确的情况，今后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用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来明确各级、各类公共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范围，以实现合理地分权，为公共权力的法治化实行铺设基础性轨道。而城市法治化则是指法治在地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宪法、法律为基础，以制约权力为重点，适合地方城市实际的治理模式和状态，通过规范地方的权力运作和普遍的守法意识，实现城市政治文明、经济建设、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兼顾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共政策服务。实现城市法治化既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举措，又是城市现代化命题中的应有之义。城市法治化建设就价值层面而言与法治国家相一致，是法治国家建设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城市法治化建设，弘扬其人民主权、权力制约等法治理念，对于增强人民法治意识、守法观念而言意义非凡。且城市作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聚集地，法治的承载体，它的法治化程度对于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可以说城市法治化是法治国家在地域范围内的具体表现和全面实现，它使地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并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和构建提供了参考和经验。
    二、城市法治化促进城市精神发展
    城市精神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但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培育城市精神，针对此出台的方案很多。诸如教育优先、道德深化和文化唱主角等不胜枚举。但必须注意的是，在从精神领域锻造城市精神的同时，不能忽视了城市精神培育的社会保障条件，也即现代城市的法治环境。
   法治乃是人们对自由、正义和秩序的探索，它首先是一种制度文明，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提供城市各种活动的规则法度，因而它对城市活动而言既是强有力的国家保障，同时也是一种限制规范。如前所述，城市精神主要是对城市本质理想的追求，是城市优化发展的理念，但它必须外化为城市的各项活动，体现在人的行为中。理想的思绪可以自由无度，具有超现实性，但理想指导下的现实行为必须有序，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在此，强调法度、有序并非法治对精神自由的压抑，恰恰相反，法治的目的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自由的实现。城市精神的追求，从法理上来看，也体现为城市公民的权利，是城市公民对所居住城市应然状态的一种选择，是城市社会开放性、文明进步性、生活民主化的权利要求。但是这些权利的确定和实现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可能性。法治赋予城市居民对城市发展自主的权利，使社会主体权利获得充分保障。而城市社会生活要民主化，就需要体现公共意志而非个人或权力意志的普遍理性规则，来保障城市民主化生活的治理，确立现代民主与法治。由此，法治为现代市民社会的建立、公民权利的合理追求创设良好环境，从而促进城市精神的塑造。而背离现代法治要求的城市精神追求，其本身是违背现代城市精神本质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在培育城市精神之时，首先要建立法治的观念，在法治化的背景下培育城市精神。城市精神的培育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而且仰赖法治给予城市精神以直接的支持，成为城市精神培育的要素之一，具体而言，城市法治化对城市精神的支持如下：
   1.法治为城市精神培育提供动力。精神经常被人们理解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动力要素，但实际上精神自身的产生也必须要有动力支持，而且这种动力支持往往并非产生于精神自身。无论对城市精神作何种理解，对城市精神的重要性、合理正当性作出何种论证，只要城市精神还是停留在认知的层面上，它就仅是一种话语的表述，这既不是城市精神本身，也不足以构成城市精神的动力。事实上，精神动力来自于对某种利益（包括特定的条件下对道德理想的追求）的追逐。也就是说，精神话语和精神活动是两回事。即城市精神的塑造主要出自于城市新一轮发展的需要，出于城市居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并非精神自身的。但利益只能产生欲望，不能直接导致精神动力，它必须在一种正当的理由和绝对的权威下才能实现转化。而城市法治正是催生城市精神动力的中介，权利实质是与利益相联系的，只有当法治的绝对权威确认权利的正当性之后，使其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利益追求才真正转化为精神动力。
   2.法治为城市精神培育提供援助和保障。城市精神中的某些内容如公德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的培育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精神的塑造有其规律，虽是内在之物，其养成却是外化的过程，即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以诚信为例，各种形式的诚信教育固然必要，但并不足以助人建立诚信的理念，然而交易和交往中的诚信法律规则却能帮助人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内在信念。总之，法治的本质在于秩序和规则，它通过其规则性内容告诉全体社会成员，在法律所调整的生活领域里应该如何行为及其产生的行为后果，从而引导人们的行为合乎法律的规范。
   3.法治过程也是城市精神塑造的过程。法治表明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他们已经普遍地对法律产生了一种高度认同，形成了关于规范秩序的内在观点，认识到法律不仅不是对自己生活的妨碍，反而是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密切贴近的必需品，是自己日常生活的必备条件。在此时，他们已经不把法律看作是由外在力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多余的外物，而是认为法律就是自己须臾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思想意识的共识。社会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社会意见与个人意见一致，那么这个共同体就是有共识的，它的规则就具有激励性，秩序治理就是无成本地自动完成的，不管谁担任秩序治理者，都不会影响社会的合作效率。法治不仅仅是一套法律文本，还是一套价值体系，当城市法治化与人们普遍的行为水平和习性大体一致时，其推行也易，传播也快，合法性程度也高。立法是法治建设的起步，随后而来的将是更为艰巨、更为长久的公民教育过程，在此也伴随着城市精神的塑造过程。
   三、城市精神塑造推动城市法治化
   推进城市发展，塑造城市精神，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欲创造这样的“软环境”，不仅立法机构有责任，政府有责任，而且广大城市居民也有积极参与的义务。当城市法治化成为人们生活中亟待满足的需求时，便形成了促进我国城市法治化建设的助动力，要求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要求政府决策减少偏差，要求知识产权等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迫使我国法治化建设不得不加快提上议事日程，推动城市法治化的建设进程。
   （一）城市精神塑造构成了城市法治化合理前提
   城市法治建设是个系统的工程，而与城市精神培育关系密切的是立法、执法等法治的建设。就立法而言，其所立法规不仅要考虑在立法领域的有效性，而且要考虑法规本身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即法规要符合善法的要求。这对城市精神培养至关重要。就我国而言，传统社会法律意识的缺乏，与历史上法律中的民众非权利性、非人性化设置有极大的关系，惩罚的意图大于拯救，严刑酷法无法深入人心，法律至上的观念也无从产生。因此，城市法规应求善，这是对立法目的的考量，即使惩罚性的条款也应体现出其求善的本意，只有当人们意识到法是自身权益的守护神，才会拥护法，依法而行。从立法看来，城市法治的立法工作，必须坚持立法目的的研究，坚持城市法规立法目的和立法过程应体现城市精神的要求，可以说，城市精神塑造构成了城市法治化合理前提。
   （二）城市公共意识构建促使立法规范市民公共行为
   城市公共意识是现代城市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城市精神，它包括城市环保意识、公共秩序意识、公共参与意识以及良好的公共行为习惯等。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优化是未来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重点，城市生活环境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又是城市精神的写照。只有实施城市环境保护法治化，用法来规范市民的公共行为，才能培育起市民自觉性的环保意识。具体而言，第一，要通过立法建立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机制。长期以来，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机制都是无公众参与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不符合公众参与监督的要求；第二，垃圾处理法治化。城市垃圾是每一个城市无法抹去的污点，惟有加强立法和执法管理，才能提高居民妥善处理垃圾的公共意识；第三，立法促进清洁消费。遏制城市污染，除了现有的治污法规外，还应立法引导和鼓励企业清洁生产、居民清洁消费，努力做到增产不增耗。城市公共意识的觉醒，要求必须立法规范市民的公共行为，这就迫使我国必须加快城市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促进城市法制化建设的进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习近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全会决定有一条贯穿全篇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
　　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推进任何一项工作，只要我们党旗帜鲜明了，全党都行动起来了，全社会就会跟着走。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蛊惑搅和，最终没有不出事的！所以，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
　　这次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不是在别人压力下做的。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必须具体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一方面，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要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党既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又要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第二，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第三，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种现象不改变，依法治国就难以真正落实。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首先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我们必须认认真真讲法治、老老实实抓法治。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如果在抓法治建设上喊口号、练虚功、摆花架，只是叶公好龙，并不真抓实干，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大的危害，一旦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后果就是灾难性的。对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什么人，不管涉及谁，只要违反法律就要依法追究责任，绝不允许出现执法和司法的“空挡”。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依据。
　　第四，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
　　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第五，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要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　　

扎扎实实把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这次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的重大举措有180多项，涵盖了依法治国各个方面。全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善作善成的作风，扎扎实实把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一，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贯穿决定全篇的一条主线，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全面推进总目标来部署、来展开。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落实全会部署，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要坚持立法先行，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基本遵循。要加快建设包括宪法实施和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确保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党章等党规对党员的要求比法律要求更高，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
　　第二，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我们要增强依法执政意识，坚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
　　第三，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突出重点任务，扎实有序推进。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优化立法职权配置，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对涉及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保障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抓紧制订、及时修改。
　　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要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要严格执法资质、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
　　推进公正司法，要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重点，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司法人员要刚正不阿，勇于担当，敢于依法排除来自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干扰，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坚决遏制司法腐败。
　　推进全民守法，必须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要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第四，着力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我国专门的法治队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这几支队伍建设好。
　　立法、执法、司法这3支队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十分重要。立法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立法人员必须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具备遵循规律、发扬民主、加强协调、凝聚共识的能力。执法是把纸面上的法律变为现实生活中活的法律的关键环节，执法人员必须忠于法律、捍卫法律，严格执法、敢于担当。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人员必须信仰法律、坚守法治，端稳天平、握牢法槌，铁面无私、秉公司法。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教育和引导立法、执法、司法工作者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恪守职业道德，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大力加强律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
　　第五，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如果完全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用老办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者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来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在决定起草时我就说过，如果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决定，那还不如不做。全会决定必须直面问题、聚焦问题，针对法治领域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面关切。
　　这次全会研究和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虽然不像三中全会那样涉及方方面面，但也不可避免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涉及面、覆盖面都不小。这次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凡是这次写进决定的改革举措，都是我们看准了的事情，都是必须改的。这就需要我们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一项一项抓好落实。
　　法治领域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公检法司等国家政权机关和强力部门，社会关注度高，改革难度大，更需要自我革新的胸襟。如果心中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拘泥于部门权限和利益，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必然是磕磕绊绊、难有作为。改革哪有不触动现有职能、权限、利益的？需要触动的就要敢于触动，各方面都要服从大局。各部门各方面一定要增强大局意识，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跳出部门框框，做到相互支持、相互配合。要把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只要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维护人民权益、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不管遇到什么阻力和干扰，都要坚定不移向前推进，决不能避重就轻、拣易怕难、互相推诿、久拖不决。
　　法治领域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问题都涉及法律规定。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是无法推进改革的，正所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需要推进的改革，将来可以先修改法律规定再推进。对涉及改革的事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认真研究和督办。
　　同志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须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党委要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履行对本地区本部门法治工作的领导责任，找准工作着力点，抓紧制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具体意见和实施方案。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法治观念、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努力把全会提出的各项工作和举措落实到基层。□
　　（这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23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来源：《求是》杂志2015年第1期）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陈家付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特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必须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把党的领导融入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才能保持依法治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付出巨大牺牲确立的。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迫切的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戊戌变法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也都没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必须找到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新的历史纪元；第二件大事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第三件大事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保障，理所当然应该坚持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和最本质特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性质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我国的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鲜明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什么输理的，而应理直气壮、毫不动摇。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克服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把依法治国提到了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虽然党在领导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犯过错误，遭遇过挫折，甚至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破坏法治的历史时期。但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改革开放以来，党开启了向现代化进军的历史新征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理所当然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而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了用法治保障人民民主，促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如立法工作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还在很多领域存在，部分社会成员依法维权意识不强和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违背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得到解决。借口依法治国而否定党的领导，就会使法治建设偏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背离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要求。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理所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核心，是实施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充分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必须要有立足全局的长远谋划，必须对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回答，善于抓住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搞好顶层设计，脚踏实地推进。因此，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富有经验的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才能确保依法治国的正确政治方向。

二、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来实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问题。有些人习惯于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认为党的领导就是要把党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这是严重的误解。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从根本上来说是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实现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是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进行活动，而不能超越宪法法律，即党的领导要靠社会主义法治来实现。
党必须把自己的理论和体现人民群众意愿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化。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对国家的领导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来实现，即要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使党和人民的意志法律化。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党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好途径，就是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党的理论和体现人民群众意志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科学立法，反映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过程中，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同时，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能够切实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引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党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法律来治国执政。党的领导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来实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就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要牢固确立宪法法律至上的意识，避免借口“党的领导”而超脱于宪法法律之上，要树立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实现的理念，做到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要求党始终如一要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把领导权、执政权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使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中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强调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就是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党必须建立健全严格的党内法规制度。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而且要建立严格的党内法规制度，靠法规制度管党治党，使党的建设也依法进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肩负着带领13亿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任务，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党的使命和任务决定了党必须建立严格规范的党内法规制度，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要求也决定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只有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而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保障。要认真总结党的法规制度建设经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在内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做到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同时，要使党内法规同国家宪法法律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政党，党内法规应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把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严守党内法规落实到治国执政的实践中。

三、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关键在于要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这就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文明进步和国家长治久安。
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是统一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要通过依法执政来实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领导依法治国首先要健全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保证党确定依法治国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工作机制和程序；要强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党委要定期听取政法机关工作汇报，做促进公正司法、维护法律权威的表率；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要领导和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依法治国中积极发挥作用。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实质就是党要依法执政，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执掌和行使国家权力，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体现。总揽全局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上，集中精力解决好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把好政治方向，决定重大事项，有效地实施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协调各方就是党要从推进全局整体工作的要求出发，统筹协调好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方面的关系，统筹安排好各方面的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了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好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推进依法治国，就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和人民团体依照宪法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决策部署。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政法委员会作为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环境上，带头依法办事，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同时，政法机关党组织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
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要环节是立法。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善于把党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始终坚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要始终坚持平等原则，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党及党员个人都必须自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同时，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只有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效建立和不断完善。□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梦的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蕴涵研究”（批准号：14YJA710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丰富法治道路的五大中国特色
杨　帆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种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照搬西方的，也不是模仿的，而是党带领人民自主开辟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民族特色、实践特色、组织特色、制度特色和理论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能越走越宽阔。
　　法治道路的民族特色
    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不仅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而且是本国过去发展的自然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之中。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中道和谐、与日俱新，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国先治吏、正人先正己等思想既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更是中华法治发展的基础。从尹文提出“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百度皆准于法”到韩非子指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从赵奢劝戒官员“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到商鞅徙木立信，让人民信仰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华法治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清末宪政运动、辛亥革命照搬西方宪政的失败警示，法治建设及至国家复兴都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用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特别是发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聚焦中国法治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开辟了中华法治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华文明精华的积淀、中国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国法治建设走自己的路的伟大成果。丰富法治道路的民族特色就是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大力弘扬中国理论思维，深度挖掘中华法治文明成果，用民族语言书写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新篇章。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善于把人民意志上升为法治，维护民族利益、人民利益。要以开放心态、世界眼光，学习借鉴世界各民族法治文明成果。只有扎根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法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会有民族气质；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弘扬中国精神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会有世界风范。
    法治道路的制度特色
    法治属于制度范畴，是制度的重要内容，与制度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制度是法治的内容、基础、保护对象，法治是制度的形式、要素、实施途径。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法治与之相适应，现代国家都通过法治来巩固和完善自己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法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内容、维护资本的权益、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资本拥有法律之上之外的特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内容、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政治的，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法律之上之外的特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道路的根本制度标志。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抽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法治道路就会崩塌。丰富法治道路的制度特色就是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但并不等于定型，依然处在不断变革完善过程之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要推进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民主政治法治化，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有自己的制度支撑。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以改革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制度特色。

法治道路的组织特色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正确方向、有力政治保证根源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和保证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顺利展开、取得成就、积累经验。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法治的一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区别于其他任何法治模式的最显著标志。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思想理论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之关键、核心之核心。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不是政治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丰富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组织特色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作用。要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要健全党内法规体系，扎牢制度的笼子。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只有坚持“三统一”、“四善于”，才能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有主心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法治道路的理论特色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理论的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艰巨复杂超级系统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一个内容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蕴含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法治建设就会走向失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最大特色。丰富法治道路的理论特色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要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法治思想、观点和理论，深入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经验，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科学体系。要自觉掌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着力研究解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局面。要积极研究西方法治理论，科学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视野。只有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前进方向。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相结合，才能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三大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法治道路的实践特色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改革开放实践的重大成果，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形成和拓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也开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新征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先破后立到先立后破，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建设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自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始终立足中国国情、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问题，重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成就的集中体现。丰富法治道路的实践特色就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创新。要把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法治建设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着力研究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实践问题。要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起来，以改革为动力、以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党的建设为保证，确保法治国家建设顺利推进。要坚持实践标准，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维护人民权益为标准，检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败。只有立足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才会适合中国水土维护人民利益；只有结合改革开放实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会汲取前进动力解决中国法治问题。□
   （作者：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教授）　　

发挥中心组“三个作用”
为科学发展提供保障
中共济南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近年来，济南市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部署要求，把加强和改进中心组学习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的重要措施，不断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形式，注重结合实际，推动成果转化，建设长效机制，为省会加快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政治保证。
　　一、充分发挥中心组模范表率作用
   我们始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决策部署作为中心组重点学习内容，做到及时学习、系统学习。
   一是及时跟进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召开后、中央和省委重要文件下发后，我们都迅速组织中心组学习，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常委会已累计组织近30次集体学习，每次集体学习都开展认真热烈的讨论，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目的。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市委于10月27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10月29日和30日又召开了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原文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市各级党组织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是领导干部带头。市委中心组成员科学制定个人学习计划，从繁杂的应酬活动中摆脱出来，结合工作实际带头学、深入学，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学习和思考上，力求领会得更全面、把握得更准确、贯彻得更坚决。根据中心组学习的内容和要求，结合分管工作，市委中心组成员积极开展讨论交流，并定期为机关干部、党校学员讲党课、作报告，扩大中心组学习成果。
    三是完善相关制度。每年年初制定市委中心组集体学习安排意见和全市县级以上中心组学习安排，指导和推动全市各级中心组的学习。坚持中心组扩大制度，每次集体学习都根据情况安排市直部门或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并参与研讨。建立健全中心组学习通报制度，下发《关于加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情况通报工作的通知》，及时通报各级中心组学习情况。加强督促检查，每两年开展一次督查，并开展理论工作先进单位、优秀理论教育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委中心组评选工作，确保各项学习任务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中心组组织领导作用
    我们坚持以中心组集体学习为平台，精心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党组中心组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新思路、谋划新举措、研究新方法、寻求新突破。
   一是组织专题辅导。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为中心组和全市广大干部作学习辅导报告。十八大以来，先后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国防大学以及有关高校专家学者来我市，围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思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作专题报告20余场。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邀请基层群众代表和国有困难企业做专题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党员干部对群众观点的理解，强化了宗旨意识。每次专题辅导报告会后，我们都及时将报告会刻录成光盘，发放到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推动中心组学习成果扩大运用。
    二是开展专题调研。把开展专题调研作为深化理论学习的重要途径，建立领导干部专题调研制度，坚持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学习与调研相结合，努力取得一批有价值、有份量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带队，先后围绕济南市服务业发展、市属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乡村扶贫解困等问题，深入基层和群众开展专题调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出台关于推进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帮扶解困和改革发展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扶贫解困工作的意见等，真正把学习和调研的成果转化为了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
    三是集中开展培训。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举办市管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对全市1500余名市管领导干部进行了轮训。将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列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培训班重点教学内容，制定培训计划，增强教育培训针对性。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分别采取不同形式，对全市处级、科级干部和村“两委”成员进行集中培训，推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向基层延伸。组织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秘书和理论骨干专题培训班，切实提高全市广大理论骨干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组织理论学习能力。

三、充分发挥中心组引领示范作用
    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积极创新学习形式，注重学习成果的转化运用，带动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强学习中走在前列，在全市营造了浓厚学习氛围。
    一是创新学习形式。结合深化学习型党组织创建，总结运用好以往组织学习的有效做法，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学习研讨与专题辅导相结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富有时代特点的学习新方式、新途径和新渠道。市委常委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先后两次建立联系点，并深入到各联系点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协调指导解决问题。坚持为中心组成员配发学习资料，近两年来先后配发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数据时代》等学习资料20余种，推动了领导干部业余时间自学。将理论热点、理论动态及前沿问题汇编成册，定期编印《理论学习参考》，发放到中心组成员手中。
     二是突出指导实践。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联系实际、学用结合，切实用系列讲话精神推导实践、推动工作。我们用讲话精神谋划工作思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工作指导重大转变，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全面推进深化各项改革，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推动省会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我们将学习讲话精神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全市第一批活动确定的3127项整改任务已完成2956项，第二批活动确定的3900项整改任务已完成1720项，一批突出“四风”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扎实推进44户市属国有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帮扶解困，累计落实帮扶资金15亿元。加强和改进农民工服务，将市直机关党员培训中心改为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了市委农民工工作委员会，农民工综合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完善。集中开展乡村扶贫解困，全市955个贫困村的帮扶工作全面展开，市里向100个特困村选派的100名“第一书记”已展开工作。
    三是营造浓厚氛围。在市委中心组的带动下，自觉学习、主动学习成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全市各县（市）区都打造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品牌，形成了浓厚学习氛围。平阴县开设了“玫城大讲堂”和“周一干部讲堂”，并在全县各镇办组建8支政策理论说唱团，用文艺的形式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化，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槐荫区利用新媒体打造了“理论超市”微信、微博平台，向区委中心组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推送理论信息，有近1000名党员干部加入，微博页面浏览量过万，点赞、转发的内容过半。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继续把加强和改进中心组学习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紧抓在手上，结合济南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继续在强化理论武装、推动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做好示范引领上下功夫，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为省会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保障。□

正确把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关系
季　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在落实这一战略任务过程中，自然就会遇到中华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认真学习和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同的功能作用
　　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人类活动的两大范畴来说, 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作为社会意识范畴的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是人类社会意识的核心，构建着人们的精神家园，回答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引导、制约、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全部社会生活，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功能具体表现为：
　　一是具有导向功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应然状态的意识展示和期盼，从而在主体的活动中具有引导和定向作用。目的性是人的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活动首先要解决做什么和认识什么的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和现象，作为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就为人们提供了价值理想、价值目标，进而提供了价值选择标准，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方向和依据。人们在活动中总是根据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提供的目标选择活动的对象，根据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提供的价值尺度和标准评判具体事物，从而明确应该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进而作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选择，确定行动的方向。社会通过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不仅为自身提供了最高价值理想和奋斗目标，引领着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方向，而且引导着个体的价值取向，从而制约着个体的价值选择和活动方向。
　　二是具有规范功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规定和约束着主体的行为和活动，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人们在有序的社会中生活，需要一定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构成人们的心理定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以它为尺度去确定事物的好坏，确定行为的正当与否，内在地规范、约束和调节着自己的行为和活动方式。社会也总是通过自己的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价值规范告诉人们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也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从而为人们活动提供规则、标准和模式。同时，社会还通过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直接规范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如权利和义务等，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和投机的行为，防止和化解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社会之间的冲突。
　　三是具有凝聚功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是人们社会认同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群体或组织等共同体的黏合剂。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共同体是人类存在和活动的基本形式。社会共同体的建立、维系和作用依赖于共同体成员价值观的相容和一致。每一个社会共同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它造就了一种氛围，形成一种力量，通过多种渠道，使这种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内化成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人价值观。社会共同体通过这种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为自身的存在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并通过共同的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来塑造和凝聚它的成员，把共同体的成员联结在一起，产生一种团结感，形成一种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当这种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如宗族观念、宗教观念、民族观念、阶级观念呈现出来时，其凝聚功能更容易被人们切实地感受到。这种凝聚力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为其成员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使人们在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上有了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形成价值共识，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

四是具有激励功能。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不仅在理智方面给人以引导，而且能够激发主体的情感和意志，它是人们活动的精神动力。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反映并强化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表现为主体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以及主体为满足一定的需要和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所产生的期望。这种追求和期望能够引发主体的活动动机和激情，激发主体的各种潜在的能力，驱动主体发起实践和认识活动。人们在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坚定的价值理想、信念和信仰能够使主体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意志，使之处于积极、能动的状态，并能够激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动实践和认识活动持续、深入地展开，直至实现价值目标。离开了稳定的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动力作用，人们的活动就可能成为一条断流的河床。
　　总之，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中，人们必然重视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选择，社会也必然要注重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在今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结合的独特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肥田沃土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种“大”“深”“远”“长”，不仅体现在它内容的丰富、学理的完备、历史的悠久和思想的深邃，更根本地是体现在它早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为人处世和家道伦常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性，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其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形成和发展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其中有益于现代中国建设的部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民为本、敬德保民”，“和而不同、贵和尚中”，“厚德载物、包容会通”，“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勤俭廉政、精忠爱国”，“见利思义、诚信为本”，“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精神，通过改造都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本、精神之魂，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每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承载着海内外华人情感凝结的精神纽带，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达根基”、“丰厚土壤”和“雨露阳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才有深厚的民族根基，才能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民族根基、文化基因、精神纽带、价值源泉，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程。如果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在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超越
　　从历史维度审视世界各国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必然要带来抑或伴随思想价值体系的转换，而这种思想价值体系的转换又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考察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不论是在国家强盛、文化繁盛的“高势”期，还是国家沉沦、文化衰败的“低势”期，要想传播、实践新时期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必须牢牢扭住文化传统的优秀因素，努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维系民族传承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始终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特别注重发挥中国文化的作用。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抗战期间，延安创办了《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它的创刊号上问世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更加自觉。十六大强调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十七大更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而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深深渗透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亘古绵长，历久弥新。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必然要引导公民确立文化自信和自觉，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公民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升华为根深蒂固的情感，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供“丰厚土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并根据时代特点和历史要求，吸收当代先进文化，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这表明，任何民族价值观的建构和培育都必须以传统文化作为其立足点和出发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具备民族性、本土性和历史性，才能永葆生机，成为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和世界性。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它毕竟是封建时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形态产物，具有封建性和狭隘性，只有对其进行创新和超越，才能根除其封建性、封闭性和狭隘性的特征，在当今时代得到弘扬和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吸纳其精华、总结提升，促进其在当代社会的现代性转换。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充分彰显了它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必须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根源，但不是惟一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广泛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其他优秀成果，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愿望，具有先进性、时代性、开放性、广泛性、民族性等特征，是当代中国最进步的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和现代复归，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升华，同时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

　三、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
　　如前所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提是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那些具有民主性精华、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和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继承弘扬，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仁者爱人”、“民胞物与”的大爱情怀；“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的做人准则；“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等等。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具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不尽适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继承的目的在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那么，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
　　一是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含思想道德营养，只要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延伸阐发，不难发现其现代价值。如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博施济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的本意是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如果深入挖掘，则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以人为本、平等博爱、和谐友善等现代价值。将它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大力培育人们的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精神，形成相互友善的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是要善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改造。“天人合一”体现古代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古代先民认为：天人关系犹如父子关系，人由天派生，天与人共存。天人和谐，则万物兴盛；天人相逆，则人要受到天的惩罚。如果抛弃“天”的人格神含义，完全可以将“天人合一”改造为现代生态文明思想，即：人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是要直接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体现了古代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揭示了一个真理：老百姓是社稷的基础、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繁荣，统治者地位才能巩固。如果直接将民本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就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四是要注重搞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新的现代教育。近年来，山东各地在弘扬传统文化，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化育功能方面探索出了一些好的载体和形式。如开展经典诵读、传统艺术展演、中国历史巡礼等活动，以及创办道德论坛、百家讲坛、历史大观园等品牌栏目，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有利于滋养人们心灵、陶冶道德情操。这就说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宣传教育，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象牙塔。先进的文化只有走向民间，普及大众，为群众喜闻乐见，才能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要充分发挥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料，使公民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增强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要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通俗解读，对一些较难懂的古文，组织有关专家编写文字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使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要在国民教育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书本、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帮助广大学生普遍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树立文化自信与价值自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人才辈出。要利用传统节日开展积极健康的民俗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如在清明祭祖时，举办一些纪念祖先活动，不仅“慎终追远”，追忆祖先的创业功绩，而且“民德归厚”，提高自己尊老、敬老、感恩、孝亲意识。要通过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深深地植入心中。　
　　五是要切实担当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责任。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理论宣传者、教育工作者要担当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做这方面的指导者和引路人。高校要建设一批通识课，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培养学生树立高尚审美情趣、质朴道德操守、深邃哲学思想；学校加强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引导他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寻找智慧、寻找方法，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自信。要加强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完善社区文化活动设施，重视社区人文环境培育和周边环境整治，注重发挥社区文化的熏陶作用，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社区特色的社会文化。□
　　（作者：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

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内在规定和优化路径
赵进斌    赵　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依靠群众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要思考：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党“发明”了群众路线这一重要的政治概念和实践创举？这其中有没有必然性？群众路线在当前现实中是不是面临一些实施中的阻碍？进一步提高和优化的路径何在？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有利于群众路线这一“法宝”的威力在最大程度上实现。
    一、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内在规定性
　　（一）党员构成的内在规定
   从成员组成来看，自建党至今，我们党一直以人民大众为主体。建党之初以知识分子为主，当时53名党员中，学生22人，教师17人，编辑9人，翻译6人，工人2人；“二大”时工人党员有21人，占11%；“三大”时工人党员164人，占38%；1927年“五大”时，工人党员占50.8%，农民18.7%，“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指出，党此时“已变成真正群众的党”。从历史阶段来看，大革命时期党员主体是工人，土地革命时期党员主体变成农民（1928年“六大”召开时农民党员占76%），这个态势一直延续到建国时（1949年底农民党员占59.6%）。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党员的主体也是工人、农民和军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员构成则以知识分子、工人、军人和农民为主。中央组织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8512.7万名，其中工人725万名，农牧渔民2534.8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15.7万名，企事业单位（含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2019.6万名，学生290.5万名，离退休人员1553.8万名，其他职业人员673.3万名。党员构成是最直观、最客观的证据，它证明，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与生俱来并一直遗传下来的血缘基因。
    （二）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定
    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土地革命时期是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正是依靠走群众路线，“打土豪、分田地”，广大农民获得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土地，从而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才使我们党绝处逢生，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人民大众，向来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如此，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浙江温州人闯天下催发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河南林县十万农民出太行描绘了民工潮的浩荡图景，广西宜山农民探索村民自治创新了基本民主模式，这些壮举都显示出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力量。
    反观之，一党单独连续执政分别有74年、71年、40年、39年、50年的苏联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中国国民党，都永久或间断性失去政权，无不与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群众路线是事关我们党生死存亡和政治命运的生存基因。
    （三）基于法理的内在规定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权力的拥有者和授予者。党不能把人民群众视为自己的工具，而应把自己认定为人民群众自我实现的工具。邓小平指出，确认这种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 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 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种对权力的追本溯源，赋予了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正当性。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章关于人民群众和群众路线的论述贯穿全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等等。这些论述，不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也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出硬性约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法理规定性。

（四）基于伦理的内在规定
    一个政党也有其伦理，主要体现在它所信奉的价值追求和政治活动所遵循的道德规范。政党伦理是一个政党政治权威的内在道德支撑，正是有了这种道德支撑，一个政党才能在精神层面赢得民心，获得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44年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毛泽东做了《为人民服务》的即席演说。1945年党的“七大”第一次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成为共产党人的美德。利益是道德的现实基础，邓小平的政党伦理思想进一步充实了“富民思想”,对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给予充分关注。江泽民则将为人民服务视为无产阶级从政道德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境界。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党的执政伦理增添了新内容。习近平“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的肺腑之言，以及“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的论断，以更加人性化的表达，强化了党的执政活动的道德色彩。从党的领导人的权威论述和现实中的道德评判中，我们不难看出党坚持群众路线的伦理基因。
    二、落实群众路线的优化路径
   （一）坚持“有氧运动”：持续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从1929年古田会议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首先在思想上建设党”以来，我们党在党内教育问题上进行了长期探索，有“延安整风”取得巨大成功的正面经验，也有“大搞运动”造成巨大损失的反面教训。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临新的条件和环境，党内教育该如何开展？经过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径，即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与我们常说的“有氧运动”相似。有氧运动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健身新理念，其特点在于强度适中，有节奏，持续时间较长。而教育实践活动，从“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到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呈现出本质上的治理性、动员体系的限定性、参与者的主体性、运行的可控性、系统的开放性、进程的可持续性等特点。当前，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刚刚结束，我们要更加注重系统设计，更加注重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让两批活动的正能量传到“末梢神经”，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成果落到实处。
   （二）改善“微循环”：完善基层群众工作体制机制
   微循环是微动脉与微静脉之间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人体每个组织细胞均要借助微循环进行新陈代谢。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就是党的毛细血管，他们与群众的微循环状况如何，直接决定群众路线的落实程度。当前要建立无盲点、全覆盖的群众工作网络；建立灵活实用的群众工作机制，搭建党员干部与群众交流的稳固平台和长效机制，尤其要建立健全便民服务机构，以服务为突破口，主动出击，上门服务，彰显共产党员先进性；要建立党组织定期向群众通报制度，凡是重要决定和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都要及时通报，做好解释说明；完善以群众为主体的工作考核机制，让群众评议和群众监督真正发挥作用。此外，基层党组织还要进一步强化信息反馈和参政议政功能，及时把民意反馈上来，做群众意见的“传导器”，以“党内提案”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激发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积极作用。
   （三）培育“造血干细胞”：提高群众自治能力
    造血干细胞是一切血细胞（其中大多数是免疫细胞）的原始细胞。以造血干细胞比喻群众和群众自治组织，可谓贴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其实，群众工作中的一些难题更适合在基层自治组织中解决，改进党的群众工作水平，推动政府转型，必然要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自治水平。群众中不乏精英，我们要注重团结、引导和培养，通过他们影响更多的群众。此外，通过社会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有利环境，对它们加强引导、管理和监督。通过这些举措，把更多造血干细胞增殖为有益肌体健康的活细胞。
三、注意把握群众路线的现实边界
   （一）群众路线不能搞成“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合普通民众的思潮，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以“人民”和“民意”之名对大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因此，其后果往往是混乱和恐怖。2012年底，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布公众“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发现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党员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30.8%，有一定倾向者占20.6%。由此可见，当前民粹化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潮是有现实土壤的。我们要把握的一点是，群众路线不但不等于民粹主义，反而正是防止民粹主义的良方，只有把群众路线真正落到实处，民意才有畅通的表达渠道，民利才有实现的现实保障，这样才能从根源上断除民粹主义出现的可能。
   （二）群众路线要在法治框架内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群众路线与法治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它们都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都以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在基本内涵、运行逻辑和实现方式上有显著差异。在党取得执政地位和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条件下，群众路线作为一种理念和行动方式，必然要自觉纳入法治轨道，而不能脱离法治框架自行其是。法治不但是群众路线的保障，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当前，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的首要方面，恰恰就是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我们说，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
　　（作者：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山东省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孟姝瑱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在世界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中，区域经济的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鲜明区域特点的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对当地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创新已成为区域科技与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成为区域发展的原动力，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区域发展的根基所在。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已日益成为该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一、山东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制约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主要因素有：
    （一）内部激励制约机制不完善
   因为技术研发与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直接影响当期的企业赢利状况, 许多决策者在发展创新战略时都存在着保守心理, 由于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 加上研发成果的不确定性, 导致企业投资者在投入资金时犹豫不决。当前，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其激励机制大都软弱无力，其表现是奖励的力度不够，达不到应给予的激励水平。特别是物质奖励太少，不足以酬劳创新者所付出的智慧和劳动，起不到激励作用。
   （二）融资渠道不畅
    近年来，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也采取了不少解决方法，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是制约科技创新发展遇到的“瓶颈”。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融资难。目前，济南市亿元以上规模的科技风险投资机构只有2家，过亿元的投资担保机构仅7家，融资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机制不完善、不灵活，与银行合作能力较差，担保资金少，作用不明显。随着国家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银行普遍推行贷款项目经理制、贷款员责任制等，银行开始关注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增值性。由于高科技企业经营风险高于传统企业，难以得到银行贷款，仅靠民间融资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这导致科技型企业的筹资能力不强，无法吸引投资商的注意力。这也成为制约山东省企业不能发展壮大的因素。
    二是民间投资尚未完全启动。相对而言，我国民间资本已经比较丰富，目前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存在诸多限制，甚至一些外资企业可以进入的行业，也不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在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如电力、铁路、公路、邮政、电信和市政设施等行业，不仅企业难以进入，就是非本行业的国有企业也难以进入。民间投资尚未完全启动，极大地缩小了企业投资与发展的空间。
   三是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二板市场”尚未启动。风险投资无疑是适合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特点的融资渠道，被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是适合高新技术产业特点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但受我国体制、法规不健全以及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不完善等的制约，成立的一些风险投资公司也难以真正按风险投资机制运作。此外，在整顿金融秩序的同时，没有制定出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鼓励和允许管理规范、经营良好的民间金融机构开展融资活动。
   （三）企业政策法规不完善
    政策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良性发展。
   一是国家扶持政策一直向国有企业倾斜。这种政策尽管在近年有所改变，但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特别是国家在现阶段仍然在大规模地实行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由于区域内的中小企业一般都是非国有企业，自然就享受不到这些优惠政策。从已经出台的有关政策分析，目前政策主要是扶持那些科技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于其他企业的技术创新关注得不够。
   二是企业面临的孵化器问题。从目前的运行模式来看，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多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绝大部分孵化器的收入来自房租或者是拨款，好的孵化器也只能做到收支平衡，特别是孵化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政策与投资支持，自身还未具备持续发展能力。如果政府的扶持一旦取消，孵化器的发展将难以为继。在管理体制上,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基本沿袭了过去的模式，随着场地不断扩大，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难以及时响应孵化企业多样化、深层次的服务需求。
   三是中介服务体系不够健全，资本市场不够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必须要求具备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中介服务机构，但是服务机构还不够全面，服务水平和服务层次还比较低，仅限于会计、法律服务等方面，而金融、咨询等服务机构还相对欠缺。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完善，提供担保、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的公司和机构相对较少，并且现有的公司和机构以政府投资设立的为主，市场化运作能力较低，企业基本上无法获得资金支持。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制约了自主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
   （四）产权结构不合理，科技资源分散配置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难以摆脱靠国家政策扶持、靠优惠措施、靠项目投放等依赖心理, 在这种依赖心理的支配下, 企业不可能主动地制定自主创新的制度和激励机制, 企业自主创新自然就缺乏制度和机制上的保证。目前, 我省科技资源配置尚未打破部门分割、行业分割和条块分割的限制, 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平台，经济、科技两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各自推动科技进步, 产业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 关键领域、重要行业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没有建立城市技术创新体系, 导致了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与科技相互脱节,造成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高等院校科研优势明显，企业研发能力较弱，近三分之二的发明专利掌握在高校手中。
   二、优化山东省区域科技创新环境的路径分析
   通过区域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关系到山东省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山东省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省情,决定了山东省必须依靠区域技术创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紧密结合,统筹安排,协调推进。
   （一）改革创新科技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
   第一，要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实现科技力量的合理布局。要打破部门、行业界限,实现科技资源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优化重组，政、产、学、研有机结合，提高科技资源的运营效率。第二，加强分类指导。对基础性和公益类科技机构，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对技术开发和服务类科技机构，应逐步转化为科技型企业。第三，根据需要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点研究室和工程研究中心，进行前瞻性、关键性项目研究和开发，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和保障。第四，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科技运营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技术信息、人才市场及其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的平等、开放、竞争、激励的人才管理机制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同时,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举，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逐步形成由科学研究、科技开发、中介技术服务、科技管理、科技企业等组成的科技运行体制。
   （二）构建具有山东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
   加快具有山东特色的“三大体系”建设。一是以高等院校和重点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搭建科技基础条件大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为保障，以建设10个省级以上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为载体，构建研究开发体系，形成源头创新网络；二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重点建设扶持一批省级和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创业服务中心，形成由企业技术开发机构、产业集群创新服务平台组成的技术创新网络；三是以技术市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为主体的科技中介推广体系。组成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网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通过建设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对全社会科技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提高山东省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三）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要造就一支具有“金字塔”式的合理比例结构的高素质、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队伍。一是建立综合型人才培养和造就机制。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和造就人才，营造条件吸引省内外、国内外专门人才，组建专家咨询队伍和人才库。二是搭建人才舒展才能的事业舞台。不论是自身培养的人才,还是引进的优秀人才，都要给其创造良好的事业氛围,使之有广阔的舞台建功立业，通过事业留住人才；同时，建立富有激励性的报酬体系，努力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测评人才的绩效，充分调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建立促进科技创新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投入不足是影响我省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资金有限, 政府投入也不足。2008年我省R&D占GDP的比例只有1.05，在全国排第12位，有关研究表明，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 R&D投入存在一个快速的提升，政府投入对全社会R&D投入强度（即R&D占GDP的比例）起着重要的带动和引导作用。当前，加大政府在R&D经费中的份额，以财政科技投入带动全社会R&D投入，将是改变我省R&D投入水平低，推动我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好的机遇期。我省必须抓住有利时机，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出发，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必须建立和完善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为科技自主创新提供可靠财力支撑。此外，必须努力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以企业投入为主,政府、金融等部门积极支持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设立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资金以及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应重点支持产学研合作项目。此外还要不断探索创新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切实加大对环境保护和区域技术创新的投入。
   （五）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
    政府是创新发展的战略规划者、推动者和服务者，在营造创新环境，积聚创新要素、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优化服务方式、完善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大力营造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积极为广大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共性技术保障和平台支撑，引导和促进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发展。
    一是规范和完善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市场竞争的有序性。为此,国家应通过制定有关法规并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避免企业间出现的不正常的恶性竞争,创造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加快建立自主创新政策的保障体系。制定、完善并出台积极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及与之相关的配套实施细则。必须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由于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自主创新，其成本通常要低于研发技术的成本，企业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跨越某些技术的发展阶段，直接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大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出发点，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同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强企业的技术和市场开发能力。通过加强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为结构调整提供支撑，为增强重点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供支撑，为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提供支撑。
　　三、提升地方政府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融资方式，完善金融服务，缓解资金紧缺问题
    按照目前银行通行的贷款模式，企业只有通过自身的资产抵押获得贷款，而它们通常没有多少资产可供抵押。因此，缓解企业资金紧缺问题，重点应从创新融资方式和完善企业信用担保机制着手。
1.创新融资方式，改进和加强金融服务。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在国有商业银行设立专门的企业贷款部门，引导金融机构向企业放款。开发企业在各个金融服务领域的需求，满足不同层次企业的金融服务需要。银行要完善信贷管理机制，制定内部激励与处罚机制，减少对企业申请贷款的管理层次，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大基层行、信贷人员的贷款权限和责任，允许基层行在核定的额度内自主审查发放贷款。建立适合企业的授信体制、授信政策和授信程序，对有市场、信誉好、效益高的企业适当放宽贷款条件。另一方面，活跃民间资本，规范民间融资。相比金融机构，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对借贷双方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风险隐患，需要政府规范，使其成为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2.完善企业信用担保机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贷款难、担保难的状况。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严格审核，慎重担保。在制定信用担保方案时，落实“五个严格”，即：严格准入条件、严格资金管理、严格操作程序、严格收费标准、严格代位补偿。做到积极稳妥，慎重担保。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积极支持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企业发展。以企业经济效益为基础。对A级以上企业优先给以扶持，其反担保采用信用担保方式。对B级以下企业，根据企业发展前景及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导向，据情给以扶持，其反担保采取不动产抵押方式。　　
    二是银企配合，共防风险。信用担保是高风险行业，担保机构不能成为信用风险的“集合体”，损失赔偿的“归结地”，必须采取严格措施，识别、防范、控制和分散风险。我们建立了“五项制度”，即：信用评价制度、运行监测制度、分级代偿制度、工作责任制度、代位追偿制度。
　　三是配套服务，促进发展。扶持和促进企业发展，不仅要解决融资难、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为此，山东省政府配合担保业务的开展，帮助企业进行改制方案设计和提供资产评估服务。
   （二）优化发展软环境
   近几年，我省在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视程度高于部分地区，但是地区间市场环境等“软环境”的差异对融资和经营发展影响较大。在“政策扶持”和“市场支持”方面，后者才是解决融资问题和促进其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所以，促进企业发展，山东省政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完善软环境：
　　一是突出主体地位，完善技术创新平台。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投入主体、研发主体和成果应用主体作用，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鼓励科研单位、重点企业积极承担国家、省、市等重大专项，力争取得一批自主创新成果。重点在汽车、电子信息、机械装备、新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着力突破一批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提升技术创新和集成能力，带动产业优化升级。企业与国内外高校院所、大公司合作，共建博士后工作站、产学研基地和研发实验室步伐加快。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长期科技合作关系，并形成一批专业技术研发协作平台。
　　二是培育科技企业，完善创业服务平台。以培养和孵化科技型企业、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新兴产业为目标，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调节、全面推进与分类指导、促进发展与规范运作有机结合，推动创业服务平台建设。
    三是发挥比较优势，完善合作转化平台。以吸纳高层次人才、转化高技术成果为重点，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合作与交流。通过县（市）区与院（校）共建特色产业园等合作形式，不断增强县区创新能力。以联盟合作形式，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一批创新服务支持平台。加快推进山东信息通信研究院、山东省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平台、高性能计算中心、量子技术研究院等重大源头创新平台建设，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在省设立分支机构，努力打造大型公共开放平台。
    四是整合基础资源，完善资源共享平台。为高效利用区域创新基础资源，按照“资源共享、市场配置、集约利用”的原则，加快构建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数据与科技文献共享和制造业信息化、综合技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目前，利用档案数据库，对分散在驻济高校、科研机构、行业部门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展开分类登记和分析测试，初步形成协作共用网络。由企业、中介机构联合投资组建的制造业信息化综合技术服务平台，面向区域制造业企业，开展了网络化制造、软件代理等技术服务和管理咨询，科技创新基础资源的利用效率逐步提高。
    五是推动产业发展，打造创新载体平台。坚持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发展，着力建设以科技园区、产业基地为主体的产业创新载体平台。目前我省企业的高科技项目已相继落地，今后应继续依托载体平台，实施制造业信息化等6个国家试点示范工程项目、20多项“863”计划以及一批国家、省、市科技项目，推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以装备制造业为重点的传统产业提升。
　　（三）夯实创新的人才基础
   综合经济实力与国际型大公司相比还处于劣势，参与人才面对面的竞争比较困难，加之人才市场价格有被日益抬高的趋势，使得企业在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所以，如何通过激励留住现有人才，通过培训、提高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首先，企业重点应当从待遇、事业、情感等方面留住人才，克服企业管理、技术等高素质人才流失问题。其次，采取有效的人才培训方式，打造学习型企业。企业可重点与高等院校合作培训在职员工的管理能力，可以通过鼓励或强制规定职工参加国家职业鉴定，以及组织项目集体攻关组进行技术交流和提高等方式，提高就业人员专业技术能力。对于发展情况较差的集体企业和股份合作公司等企业采取聘请兼职人员的方式，解决高素质人才缺乏的问题。

（四）健全科技创新的机制
    1.建立有效的宏观协调机制。打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军民之间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格局，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等各类科技力量的积极性，形成协调一致、分工合作和紧密联系的良性机制。
    2.鼓励企业申请进出口自营权，外贸部门要简化申请手续，从速办理。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对涉及企业的案件要从速查处，维护科技型企业的合法权益。企业有权抵制未经国务院和省、市政府批准的各项不合理收费。
   （五）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要有效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必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著名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所有权优势表明，所有权的特定优势主要表现在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权、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就必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政府应当根据我省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现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引导政策，解决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制约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全局性、体制性、政策性瓶颈问题。例如，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科技人员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同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创新者的权利和利益。保护知识产权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企业也要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力量，要切实担负起自主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历史责任，共同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作者单位：济南市委党校经济学部）　　

山东省临沂市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石　静　杨盛林

　　发展县域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现实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任务，更是贯穿“十二五”时期的主题和热点。临沂经济社会发展能否紧扣主题主线，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因此，深刻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加强临沂市县域经济结构、问题及运行质量研究，顺应县域经济发展趋势，走出一条具有临沂特色县域经济腾飞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临沂市县域经济发展历程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临沂县域经济较快发展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的推动。总的来看，临沂经济历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经济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经济时代和新世纪以来的县域经济时代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发端于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了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临沂市农村经济走向富裕的主体力量。1988年山东省加强东西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省里组织东部6市对口帮扶沂蒙山区7个贫困县，加快了临沂老区脱贫的步伐。临沂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前提下，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经济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临沂作为革命老区农业大市，经济工作的重心在三农，使命在解决温饱问题，三农问题始终是县域经济的主题。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经济时代
    1985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推行了厂长负责制和承包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地方国有企业活力增强。从1992年开始，围绕着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战略，临沂地方国有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小企业改革实行股份合作制；加快流通体制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规范和提升各类专业批发市场，独具临沂特色的商贸物流业完成了由“配角”到“主角”的转换，联结城乡、沟通全国的临沂批发市场实现了由“西郊大棚底”到“临沂批发城”的历史性跨越，当时占地10平方公里的批发市场几乎占据临沂城市面积的1/5，“买全国卖全国”成为临沂特征。1995年，临沂在全国18个连片扶贫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沂蒙老区依靠批发市场的巨大活力，成为鲁东南的物流中心和鲁、苏、豫、皖边区最大商品集散地，市场化助推了临沂工业化、城镇化。此时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在中心城市的国有企业和多元化开放式的市场流通体系规范建立，县域经济仍居于从属地位。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的县域经济时代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对二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进行重新审视，从更高层面设计与深化改革，更加科学地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经济策略由效率优先转向注重均衡发展；经济布局实现了“由面到点”，即由东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区域总体规划转向局点——县域经济，经济政策更多的表现为由城市经济向县域经济侧重的转换阶段，尤其是“十一五”规划开始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表明发展县域经济成为新的时代特征。
    临沂市辖3区9县，县域面积与人口分别占全市的90%和82%，创造的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仅占69.6%和40%，县域经济薄弱已成为制约临沂富民强市的短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临沂市委市政府把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实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 居弱图强，攻坚克难,强力推进,县域经济精彩纷呈。
    2005年，临沂出台《关于打造鲁南制造业基地的意见》，投资近1000亿元，打造食品、医药、化工建材、工程机械等七大产业，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全市统筹整体推进县域经济发展。2006年，临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
    2011年，国务院批准沂蒙革命老区参照执行中部地区有关政策，助推县域经济发展。临沂审时度势,把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提出全市县域经济“增速高于全省、质量好于往年、优势产业继续领先”,努力实现“三年倍增计划”, 打响了一场“新孟良崮战役”。突出发展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实施“商文旅”引领战略,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东接南融”加快大项目建设,自主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转型,加强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城乡一体化，极大地提升了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2013年临沂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10+6”产业计划，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实施意见》，确定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作为推进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总抓手，打造临沂经济“升级版”，确保如期实现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临沂县域经济发展已进入快车道，创新思路，争先进位，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发展态势。
   （二）主要问题
    尽管临沂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甚至有专家学者提出“临沂模式”的高度评价，但是如果把县域经济放在全国全省经济大局中来看，尚存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强县不强、弱县较弱、总量小、人均低。当前，临沂市县域经济总体呈现出强县率先发展、中等县加速崛起、欠发达县跨越式追赶的生动局面，但与县域经济发达的蓝黄两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2年，以市为单位整体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效明显,临沂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012.8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70亿元，位于全省第7位，但是作为全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来讲，人均GDP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仅为全省的58%和40%,人均则位于全省倒数第二位；我市连续多年没有一个县能进入全国经济百强县，始终处于县域经济的洼地；省县域办资料显示, 2012年山东地方财政收入超过30亿元的县市有青岛4个、烟台3个、威海3个、潍坊2个、济宁2个、泰安2个、枣庄1个、滨州1个，分别位于蓝黄两区、胶济铁路沿线南北和煤炭资源丰富地域，而我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的县只有沂水1个，为13.7亿元，9县地区生产总值平均为20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为7.93亿元，除沂水以外的8个县地方财政收入均排在全省100名以外。2012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5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149元，分别比全省平均值低1303元和297元，位于全省第12位和15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小、人均占有少，经济欠发达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2.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科技创新力弱、三次产业比例尚需提升。传统产业比重大、经济增长质量效益不高是我市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低于全省5.5个百分点，高技术附加值项目较少，传统产业占比达72%；三次产业比例为9.7∶48.5∶41.8，第一产业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于全省2.9个百分点，说明工业化水平较低。2012上半年工业每百元GDP贡献税收7.9元，较去年同期（8.8元）下降10.2%。全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全省后列，2012年全市专利授权量2706件，远远低于全省平均4442件的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农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大而不优，产业升级转调压力很大。
    3.农业经营规模小、现代农业比重低、工农收入差距大。临沂市农业基础脆弱、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和发展方式粗放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临沂全市有935万亩耕地，农民293万户，户均耕地3.2亩，全市耕地2/3处于山区或丘陵，农户分散经营，规模化、产业化水平低，使得新技术、资金以及机器化设备等得不到充分利用，难以连片开发集约经营，不利于机械化和标准化作业为标志的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比重较小。2012年全市农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1∶2.67，工农差距明显。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与现代农业的集约化要求不相适应，迫切需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4.城镇化水平低、承载力弱、特色不突出。临沂市城镇化率为51.3%，低于全省平均52.4%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县域经济基础薄弱财力有限，小城镇建设起步慢、层次不高，承载力较弱，二三产业不发达，要素的聚集效应差，农民只能离开乡镇异地转移，进城务工经商。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集中度不足，基础建设资金缺口大，小城镇特色不鲜明，特色产业集群化、品牌化不突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强。
　　二、临沂市突破县域经济的新举措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突破县域经济就要不断创新观念理清思路，高点定位放大格局，向更高层次、更高阶段和更广阔的范围拓展经济增长空间，方能实现跨越发展。
   （一）突破县域经济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1.要东融中韩自由贸易区。鲁韩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产业互补，山东和韩国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山东是韩国赴华投资最早、投资最多的省份。2012年，山东与韩国进出口总额达283亿美元，占中韩双边贸易额的11%。机电、农产品和纺织服装是主导产品。韩国的产业和我们产业虽然同质竞争较多，但韩国的产业多处在产业高端，我们的产业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是一个垂直互补的关系。
    2014年9月中韩自贸区第七轮谈判在潍坊结束，中韩自贸区建设必将推动山东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山东与韩国走向全面合作、深度融合，为进一步深化临沂与韩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提供了难得机遇。临沂要积极抢抓机遇，加速产业融合，力促韩国临沂经贸合作迈向深入。临沂要在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加强中韩务实合作。从2010年开始，韩国客商已连续4届参加中国（临沂）商贸物流博览会，尤其是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韩国国会议员、韩国军浦市长亲临第四届中国（临沂）国际商贸物流博览会。韩国展馆在国际展区展示面积最大，并签订了中韩国际商贸物流加工示范园等项目协议，韩国精品城揭牌迎展，这充分说明韩国对临沂商贸物流业的青睐与重视。韩国对山东投资布局由半岛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延伸，临沂与韩国经贸深度融合具备了合作的思想基础和市场空间。同时，要进一步拓展临沂商贸物流和传统产业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东亚、东南亚、中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交流。
    2.要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临沂经济迎来依托新欧亚大陆桥桥头堡拓展中亚国家、直通欧洲的机遇和市场空间。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地域辽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旅游资源，但该区域交通不够便利，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的经济圈存在巨大落差，在亚欧经济圈夹缝中生存，中亚国家振兴经济的愿望愈发强烈。
    目前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分别成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上合组织内部，中亚各国希望与中国扩展合作领域，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对其进行投资合作。目前中亚五国商贸物流及贸易方式仅仅相当于我们2000年初期“临沂批发市场”阶段的水平，与临沂国际商贸城存在代差，因而将产生经济学中的“洼地效应”，而这些传统产业和商贸物流业正是临沂的优势，商贸物流更是临沂的“拿手好戏”。
    丝绸之路的本质就是：亚欧之间的商贸和物流通道。临沂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既有优势又有基础。唱拿手戏打优势仗方能驱动县域经济持续增长。
    1.以现代交通和物流为基础保障，构建信息化支撑和系统化服务的现代物流。我们要依托临沂国际商贸物流城和临沂港，在东起青岛和连云港、西至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口岸的新欧亚大陆桥公铁交通枢纽和工业区基础上，建设物流园区和信息平台，吸引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链。
    2.完善运输干线与仓储分拣、信息服务和区域配送相结合的物流网络。建设物流网络是铺线成片，“点线片”结合的交通物流体系，才有利于建立经济带。
    3.积极对接西部中心城市（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城市，合作共赢。通过与西部中心城市与口岸城市的商贸合作，依托他们向中亚地区辐射，对经济带内贸易物流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贸区的形成。
   （二）要在山东西部经济隆起带率先崛起
    2013年8月，山东启动《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规划》。西部经济隆起带规划范围主要包括：枣庄、济宁、临沂、德州、聊城、菏泽6市，东与蓝黄“两区”两大国家战略遥相呼应，中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紧密衔接，从而形成东部率先发展、中部融合对接、西部加快隆起的新格局。
    包括临沂在内的西部经济隆起带, 基本特点是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省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有较大差距。临沂是人口和区域大市,面积和人口分别占西部经济隆起带的25.6%和24.2%,接近四分之一；生产总值、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占六市的20.6%、18.6%和23.4%；中心城区面积和人口均居隆起带六市第一位。这就决定了临沂有责任、有基础快速发展,率先隆起。
    根据临沂城市定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现代商贸物流城、红色旅游城、鲁南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性金融中心。临沂要实现在西部经济隆起带率先隆起，必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电商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1.现代农业与工业化同步推进。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推进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为基础，以优化农业经济结构为主线，以构建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要不断壮大工业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抓存量做大做强、抓增量招大引强，突出特色、极化优势。
    2.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发展县域经济同步推进。要在不断壮大农业、机械、化工、医药、纺织服务等10大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构建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现代新兴服务业等6大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产业，提升整体竞争力，形成率先隆起的产业优势，打造临沂经济“升级版”。
    3.临沂商城国际化电商化同步推进。依据“国际商贸名城”的城市定位，适应电商化发展趋势，升级商贸物流交易方式，依托临商网和加速构建临沂本地第三方支付平台，再造“网上临沂商城”，线上线下互动融合，努力实现“买全国卖全国”向“买世界卖世界”的历史性跨越，着力构建国际化大商贸格局，进一步增强临沂市场竞争力。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夯实小城镇建设的产业支撑
    县域经济的发展，根本出路在于转方式调结构，最现实的途径就是通过推进城镇化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重要抓手就是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能带动产业集聚、商业集聚、就业集聚、公共服务集聚、人口集聚，是统筹城乡的重要纽带和突破口,是实现农民就地就近低成本进城的有效载体。小城镇建设一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服务，解决好被征土地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后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两个轮子”同步推进，把企业做大，把产品做精，把品牌做响，夯实小城镇产业支撑和承载能力。
    小城镇建设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错位发展，提升质量。
    1.对于农业资源丰富的小城镇,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优先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突出农业现代化的引领作用，既为城镇发展提供农产品，又通过生产方式转变，解放农村劳动力，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提供可能。
    2.对于生态环境资源和民俗资源丰富的小城镇,应依托资源特色发展乡村观光、休闲度假旅游,开发、生产特色旅游产品。临沂已成为全国重要旅游目的地，既有蒙山沂水生态游又是全国8个红色旅游重点城市之一，红绿结合则是临沂旅游的灵魂。
    首先，要将沂水、平邑、蒙阴、莒南、沂南、费县6个县统一规划布局，错位发展。要以红色旅游为核心，提升和发挥孟良崮战役纪念地、沂南红色影视基地、沂蒙革命历史博物馆、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暨省政府成立旅游纪念区、新四军军部旧址等红色旅游基地的辐射作用，弘扬沂蒙精神对红色文化传承和发挥红色基地招商引资的平台作用。
   其次，打造蒙山、天马岛、临沐苍马山、费县云瀑洞天等山岳型休闲观光产品和竹泉村、苍山代村农业示范园、平邑九间棚等农业生态观光旅游产品；以河东古镇汤泉区、沂南智圣汤泉、沂水东方瑞海温泉度假村为主构筑“温泉经济带”，唱响“温泉经济”；依托临沂自古多圣贤的历史文化积淀，构建王羲之故居、中国书法城、诸葛亮公园等文化旅游区。
    3.对于区位优势明显、工业和商贸基础优越的小城镇, 引导民营企业大力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实施名牌战略，实现规模扩张和效益递增，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要加强仓储、物流配送以及专业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商贸物流产业链,增强商贸竞争力。

（四）要协调处理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
    县域经济涉及城市经济、工业经济、农村经济、商贸经济、财政税收、生态保护等方方面面，必须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关系。
    首先是“质”与“量”的关系。发展县域经济既要注重量的扩张，更要追求质的提高。其次是“大”与“小”的关系。大企业集团是壮大县域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推动力，是强县富民的有力支撑。小企业是增加就业，活跃市场，增强经济发展的源泉，必须坚持大小并重。再次是“内”与“外”的关系。一方面，跳出县域，放眼全球，积极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另一方面，也要努力调动县域内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激发自我发展的内在活力。最后是“远”与“近”的关系。既要立足当前，也要着眼长远。要认真解决目前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同步。要在科学、民主决策的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综上，临沂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三农”问题；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县城经济的突破口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县域经济的新引擎是商贸物流国际化和电商化。□（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委党校经济学部）　　

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
曹　新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情。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这一制度框架内进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领导是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基础，依法治国是方式。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必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实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目标，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文化基础。
　　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
　　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基本主体。人民群众的独立经济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主经济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是经济社会效率不断提高的内在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从发展经济学来看，人民群众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自主参与经济发展的广泛程度正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尺度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走共同富裕之路，人民群众普遍拥有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是人民群众解放的经济基础，是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前提条件。当人民群众将自己的利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一个社会长久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就得以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昂首阔步迈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生活。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的有效途径。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小康社会指的是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生活舒适便利、精神健康充实的一种生活状况或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小康水平具有的主要特征是指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国家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社会整体水平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以上；社会风尚和道德意识显著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丰富，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精神生活日益充实，生活环境逐步改善，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
　　二、实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目标，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础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现代国家治理实质上就是民主治理。民主必须保障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离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家作主的权利，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离开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发展基层民主，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的本质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全社会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对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越来越多，对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保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实现，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础。
　　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文化基础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日趋旺盛，同时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这个新要求，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全民具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必须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发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全面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文化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作者：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动力机制
苗红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建国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经历了确立、破坏、重建、改革的过程，在动态的调整和变革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纵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的现实，三股力量促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自上而下的动力、社会发展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动力，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实问题激发的动力。自上而下的动力源于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自下而上的动力源于公众的压力，为增强政治系统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则是制度发展的直接动力。三股力量形成的动力机制共同推动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中各种问题的解决。当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是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着政治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强劲动力。理清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动力机制，并有意识地促成三股力量的合流，才能克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运作中的问题，真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并以此为风向标，推动我国政治发展。
　　一、自上而下的动力：源于政治体制改革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体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主决策制度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政治体制的主体。之所以如此“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权在民性质和其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作用所决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相互共生共存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巨大作用决定的。”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当然，代议制民主下人民通过推选自己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来参政议政，而不是古希腊时期全体公民通过开大会的形式来直接行使权利。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治体制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即通常说的“一府两院”，分别行使行政管理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并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在构建了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之后，陆续完善政党制度、民族制度等。由此可见，作为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政治体系中具有至高的位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和主体。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权力问题是迄今为止任何阶级社会形态下的政治上层建筑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思想家阐释了权力制衡的国家政治架构，并最终体现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相互制衡，以权力来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同样是贯彻权力制衡原则，西方采用的是“三权分立”，而我国则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下，权力制衡原则应当而且只能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上的决策权、执行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作为体现形式。”这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是不同的，我们强调的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制约和协调，以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被恰当的使用，同时确保人民权利的至上性，是以权利制约权力。西方国家的“以权力制约权力”、我国的“以权利制约权力”都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在法治国家权力运用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围绕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的展开，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跟进离不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三）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动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主体，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要理顺权力关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确保权力规范行使。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主要的弊病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集中在中央，基层缺乏活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队伍活力不足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着权力配置展开，十三大以来党政职能分开稳步进行，十四大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权力结构趋于合理，利益关系得到调整。不可否认，我国政治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党政关系尚未完全规范化、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仍存在虚化现象、人大代表选举方式有待改进等，最主要的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病、根本弊病、三大民主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政治体制越是改革，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的职能就会愈加凸显，对人大制度改革的要求也就愈加迫切。社会主义要发展，就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要实现人民民主离不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通过这一制度，人民选举自己有经验的代理人——人民代表来掌管国家事务。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客观上要求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这一动力源于政治系统自身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理顺党政之间的关系、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之间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仍将继续发展。这一动力源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保障，制度变迁接近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分析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是一个依靠国家强制力、自上而下的变迁过程，始终体现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政治权力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还是为了推进民主发展增强自身的合法性，政治权力在其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动力更多的是自上而下产生的，是政治系统中的上层为了推进政治发展、政治民主而借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关键制度而进行的改革，客观上推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二、自下而上的动力：源于社会的发展
　　（一）我国政社关系的变革
　　建国后，我国的政社关系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革。刚建国时，我国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形成的‘以党代政’、‘以政代社’、‘党社合一’的社会管理模式，使得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几乎完全合为一体，导致公吞没了私、国家吞没了社会、政府吞没了民间。”这一时期，社会几乎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国家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的资源，“由于国家是通过单位组织将资源分配到个人，所以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单位——个人之间强制性的依附关系结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逐渐从国家主义模式中走了出来，政府开始还权于社会，政府的权力渐渐从部分社会领域退出，而社会的力量开始积聚与壮大起来。”相对于之前政府对社会的严格控制，这一时期社会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深入进行，政府开始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独家垄断资源的局面被打破；社会自组织性增强，社会组织发展起来。尽管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依然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日益频繁和活跃起来。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之后，我国将社会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政社之间日益朝着良性互动方面发展，社会组织开始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参与到社会建设和管理中来。

在解决问题中做好网络服务民生工作
张　寅

　　在网络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网上浏览信息、查询求知、学习咨询、娱乐休闲、参政议政、甚至是发家致富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各类现实问题也越来越多的集中在网络上爆发。近年来，宣传文化部门和互联网企业不断推进网络服务民生工作，积极主动的为群众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重视不够、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一、立足于提高网民素质，做好网上正面宣传工作
　　提高广大网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网络服务民生的根本目的。
　　首先，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网络服务民生工作，要以提高网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为切入点，积极利用网络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四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用网络语言和网民喜欢的故事传播社会正能量，提高广大网民的素质。要用生动事实、典型事例，言简意赅地讲清道理,增强理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使理论可亲、可学、可用。我们知道，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国社会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在政治领域的执政为民、反腐倡廉等理念，在经济领域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在文化领域的社会公德、时代精神等理念，在社会领域的讲文明树新风、生态文明等理念。这些价值观念，都可以作为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文化产品的素材。要以这些素材为基础，策划开展各类活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展示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要在各大网站、论坛组织登载有分量的文章，开展热点话题的讨论，介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事例，借助不断衍生的网络微型新平台进行渗透式传播，把具有正能量的信息，以及以各种艺术形式出现的“红段子”，推荐给网民群众。
　　其次，积极引导网上舆论。网络上，正面、积极的舆论在振奋精神、激扬民气、凝聚人心、增强合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开展正面宣传工作时，一是要注重网络舆论引导。网上舆论，往往鱼龙混杂，要清楚的认识到网民的发泄、逆反、从众、表现、法不责众等心理，针对各类情况，加强网络监管。要着眼于政治大局，对舆论有所分析、有所鉴别，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整体利益上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要按照网络舆论的特点和传播规律，熟悉网民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把握其生成发展演变的趋势，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二是要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委、政府工作中心、决策目标等宣传内容，抓好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对网民群众思想动态和苗头倾向的引导，及时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三是要精确把握舆论引导的实效质量，既要尊重受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回应受众的关切，又要善于因势利导，引导受众正确认识事物真相，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针对“突发事件”和网民反映强烈的社会敏感问题，可主动设置议题，积极回应网民，引导网上舆论。可以在开展主题活动、大型会议的同时，在各大网站、论坛发布正面主题帖，由版主、名人、大V、评论员等相关人员积极引导，聚集网民视线，有效掌握舆论话语主动权。
　　第三，维护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近年来，电子商务、网络中介等网络虚拟经济活动十分频繁，互联网竞争越来越激烈，网上虚假、色情、诈骗、信息泄露等不良现象时有出现。因此，必须将网络置于法律的框架内予以规范和约束。目前，对网络空间的管理并非无法可依，已形成了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责任体系。法制建设的真正目的在于：对破坏网络秩序者进行责任追究，对其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让网民内心形成一种规则意识。因此，在开展正面宣传、舆论引导工作的同时，一是要注重清理各类网上负面信息，净化网络空间。要对新闻信息服务秩序、政治类有害信息、网络谣言、低俗信息等各类负面信息进行专项清理，加强网络法制化建设，不断净化网上舆论环境，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二是相关部门要加强配合，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研究解决跨部门、跨行业的网络安全、发展等实际问题。坚持集中整治和常态化建设相结合，确保网络空间的健康、有序。三是要加强全社会的法制教育，告诉网民何者可为、何者应为、何者禁为，让网民知道各种行为的法律后果，让每一个网民不断强化自身的法律意识与公民义务感，将网络言行纳入理性而富有建设性的良性循环轨道。同时，还应发挥互联网举报机构的作用，广泛开展群众监督、社会监督，依法惩治网上违法违规的行为。
　　二、立足于满足网民文化需求，开展网络文化活动
　　开展网络文化活动，是推进网络服务民生建设的重要措施。开展网络文化活动，要牢牢把握服务群众的宗旨，采用上下线活动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活动。要培育群众文化主体，完善群众对活动的主动参与模式，逐步构建各类网络文化活动的群众参与机制，逐渐引导、强化群众参与网络活动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网络文化公共服务水平。
　　首先，抓住促进群众积极参与这个切入点，开展互动活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众积极参与网上展现风采、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提出建议等方面的活动，群众在活动中相互沟通、交流、互动的意愿十分明显。要顺势把握群众积极参与、热情高涨这个切入点，凝聚网民力量，真正激发出群众的热情和智慧，为服务民生建设提供更多的群众支持。可以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等政府建设目标，构建相关网站、频道、专栏等载体开展系列活动，既能宣传活动主题，及时将政策精神、活动信息等传递给公众，又可及时了解市民意见及建议，推进城市文明品牌建设，实现网络服务民生和城市文明建设的“双赢”。
　　其次，抓住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个基本点，开展文化活动。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富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对高雅和兴趣的追求、对乐与美的追求日益强烈。要把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个基本点，让广大网民群众共享现代社会文化发展成果，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要面向基层，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全面了解、不断发现群众文化需求，有针对性的为群众不断拓展新的文化服务领域和空间。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同时，广泛吸纳社会各界资金，确保各种文化活动设施不断完善、更新。可以建立社区、乡村图书馆，成立书法、绘画、摄影、戏曲、演唱等各类协会，从众多的活动形式和节目中，打造网络春晚、社区舞台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
　　第三，抓住提高群众文化技术素质这个着力点，开展教育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技术素质，是网络服务民生的重要目的。一是要将提高群众的技术文化素质作为重要着力点，通过数字化新技术来建设网上公共文化资源，为群众提供传播快捷、不受限制、可重复利用的文化技术资源，让城市、社区、乡村的网民群众共同进入文化的数字时代，为提高群众的文化技术素质奠定坚实基础。要紧密联系实际，丰富和创新活动载体，把良好社会风尚与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问题结合起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二是要通过网络开展“讲文明、树新风”等活动，引导广大网民从日常行为做起，形成人人身体力行的良好氛围。要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挖掘推荐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学得到的先进典型，在网上大力宣传，通过“文明社区”、“文明个人”等评选表彰活动，树立榜样，典型示范，让网民们学有榜样，追有标兵。三是要抓住促进社会和谐这个落脚点，开展公益活动。通过为民办好事、办实事、解民忧来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网络服务民生工作的落脚点。要紧抓这个落脚点，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最大限度的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三、立足于为网民办实事，建设网络平台
　　建设为网民群众办实事的网络平台，是做好网络民生工作的基础性工作。网络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网络“情绪”和各类问题来自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关注现实社会和网络两种民意表达至关重要。因此，及时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对网民表达的诉求及时跟进，使网民诉求有求必应、有应必答，及时理顺网民、群众的思想情绪，才能有效消减负面声音，提高群众满意度，真正发挥好互联网“减压阀”的作用。
　　首先，搭建惠民信息平台，为群众提供信息服务。目前，信息的传播速度、途径、载体都在不断发展，群众对传统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在网络上获取各类信息，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网络平台在提供信息服务时优势十分明显，群众对网络信息服务的需求十分突出。要从服务网民群众出发，牢牢把握为民服务的宗旨，从群众的求学就业、民政低保、生产科技、社会保障、医药卫生、公共服务、求职招聘、法律扶助等需求出发，积极规划设计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使群众可以在网上查询、咨询相关教育、安全、财产、医疗、交通、法律、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可以通过整合区域资源，以项目运作的方式，打造网络信息平台，提升服务水平，满足群众需求，为广大网民群众提供多元化、现代化的信息服务。
　　其次，搭建网上问政平台，为群众畅通诉求通道。网络问政，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因此，要以服务民生为目的，建设问政平台，主动出击，解决问题，要加强政民互动，架设促进党政机关和网民群众相互沟通的桥梁，鼓励群众参政议政，使群众与政府沟通渠道畅通无阻。要引导干部及时听取网民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对群众提出的和现有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调研，整理出群众关心的问题，并在网络平台上给出答复。要拓展政务平台功能，利用手机APP、微信平台等方便快捷的载体，实现预约、受理、办理各类政府服务事项，提升政府的综合服务能力。还可以通过问政平台收集、整理各类问题信息，在网上或网下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促进网民与政府的沟通与互动，提高群众满意度，实现社会管理关口前移，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发展。
　　第三，搭建网上文化平台，为群众传播优秀文化。一是要着眼于不断提升网民群众的文明素质，利用互联网这一覆盖最广泛的传播平台，在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的同时，满足网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要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挥文化引领作用，把网络作为新渠道、新平台，通过网络为群众提供信息咨询、文化传播、政策宣传、民情上达、休闲娱乐、民主参与等网络文化服务，引导群众提升自身的文明素质，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文化素养。二是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发展、融合,创作适于新兴媒体传播、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开发弘扬民族精神、反映时代特点、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现代风格的原创网络文化产品。三是要提高网络文化品牌影响力。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网站精品栏目建设中，鼓励网民创作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作品，打造特色网络文化品牌，推进各类文化在网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依托网络媒体，建设“相声、小品网上展播”、“传统文化典籍库”等主题网上展馆，选择群众反映良好的节目积极推广，培育网络文化“品牌栏目、品牌频道、品牌活动、品牌服务”，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网络文化品牌。
　　四、立足于为网民提供优质服务，切实加强网络服务民生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网络服务民生工作涉及面广、纷繁复杂，既要全面推进，又要有所侧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服务民生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了解到群众的需求、期望和现状的不足，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在工作中，要注重加强保障，制定针对性措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网络服务民生工作落到实处。
　　首先，不断加强对网络服务民生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和网络企业要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意见和规定，明确工作内容和分工职责，做到工作专人管、专人抓。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规范制度，优化办事流程，健全完善相关部门单位、网络平台、专栏工作机制，层层建立责任制；要注重对工作的督导和检查，量化考核目标，强化监督考核，形成高效快捷的服务、办理机制，推进网络服务体系建设。要注重从网民群众的愿望、期待和要求入手，不断创新、完善服务内容，推动网络服务民生工作的开展。要制定网络平台人员坚持按时登录、及时答复、网下落实制度，对于网民反映的需要网下落实解决的问题，做到有记录、有反馈、有措施、有落实，扎实有效的开展网络服务民生工作。
　　其次，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是网络服务民生的基础性工作。一是要积极扶持网络服务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点项目，出台优惠政策，提供便利条件，必要时提供财政支持。二是要抓好队伍建设，抓好对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健全和完善人才发现培养、选拔使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对于确实需要的特殊人才，不拘一格，大胆引进，为网络服务民生工作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强化协同配合。网络服务民生工作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各类问题的发现、沟通、解决不是一个网站、平台就能处理的，而是需要宣传、广电、新闻及民生部门协作配合、共同努力。只有“攥紧拳头”形成合力，解决工作中的统筹、协调、指挥、传达、协办等各类问题，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网络服务民生工作畅通无阻。在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建立相关制度，研究解决工作统筹协调、工作联动推进、资源整合共享等问题，做到重大事件及时报告并应急处理、问题会商会办、决策督办协办、资源信息共享。
　　第三，调动、整合、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一是要加强民生项目的网络覆盖率和知名度，不断扩大服务民生品牌影响力。工作中，逐步把社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网站、民间存在的丰富公共文化资源纳入网络服务民生体系建设中，做到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统筹使用，提升网络服务民生的水平。二是要注重研究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听、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教育、网络信息、网络增值服务等传播特点，不断增强网络服务民生创新能力。针对基层群众的网络需求，建立网上图书馆、网上展览馆、网上剧场等公共网络文化设施，确保网络服务民生工作的落实。三是积极拓展传播载体。目前，信息、文化传播载体不断发展、创新，互联网及各种电子传播媒介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甚至连手机也可以通过信息、短信文学、应用软件、彩铃、手机电视等方式，成为传播文化的新载体。要加强网络宣传阵地建设，拓展传播载体，利用手机报、新闻客户端等移动媒体，把平板电脑、手机屏幕、户外屏幕、车载屏幕等新载体变成文化传播新平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统文化，做到及时更新、全面覆盖，提升网络服务民生品牌知名度。要积极发挥移动新媒体“微”优势，推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微访谈、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产品，不断加大推送报道密度和频次。同时，工作中要注重典型推广。对全国各地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要大力推广和落实。要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把典型案例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网络服务民生平台延伸到最基层，把网民群众的问题解决在基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作者单位：中国地质总局山东局）　　

“中国梦”背景下青岛市蓝色梦想的构建
孙　凯

　　一、“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实现路径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他再次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详尽的阐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随后，“中国梦”迅速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也成为引领我们前进与发展的一个新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中国梦内涵最为简练的阐释。中国梦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将其具体化，因此，习近平对中国梦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没有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就失去了根本。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更加自觉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目前人民对生活的要求以及满足人民幸福的保障，首先是满足人民的物质层面的需求，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其次是维护社会正义，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人人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让每个人在这种制度下能够通过自己的勤奋实现自己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阐释，从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都使中国梦具有了深刻的内涵。中国梦的内容，既包括了国家层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包含了作为个体的每个人梦想实现的内容。总体而言，最终就是让“中国梦”根植于普通百姓的草根梦想，让“中国梦”落地于城市、乡村的发展，让“中国梦”向着高处蓬勃生长。而城市作为国家组织和管理的主要行为体，在推动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中，发挥着独有的作用和优势。城市结合本地的特殊情况，将中国梦具体化，是连接“国家梦”和“个人梦”之间的一座桥梁。而不同城市的特色，也使多彩中国梦有了不同的颜色，如革命根据地和革命纪念城市的“红色梦”、环境生态城市的“绿色梦”以及沿海城市的“蓝色梦”等。
　　二、青岛市构建蓝色梦想的基础与现状
   青岛作为我国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港口贸易城市，得天独厚的“滨海”优势，使青岛地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海洋特性，具体体现在海洋经济、海洋文化以及海洋教育等方面上。
   （一）海洋经济的发展：从“海洋经济”到“蓝色硅谷”
   中国海洋经济大发展的标志是2003年提出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在纲要中提出了“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此后我国海洋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山东省在2006年实施了《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2006—2020）》，将青岛定位为“山东省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头城市”，青岛市抓住这一契机，提出了“海洋强市”的目标。在2012年中国梦这一伟大目标的背景下，青岛市进一步突出特色，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重点发展涉海类高科技产业，建设“蓝色硅谷”，加速了“蓝色梦想”的构建与实现。青岛港是中国沿黄流域和环太平洋西岸重要的中转港、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区位优势明显；青岛海岸线总长730多公里，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青岛市近年来依托这些优势，在港口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水产业等传统海洋产业都实现了长足的发展。
   海洋科技的发展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青岛市在2012年又发布了《青岛蓝色硅谷发展规划》，对青岛市海洋科技的发展进行了总体布局。同年，《蓝色硅谷核心区总体规划》和《蓝色硅谷核心区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也通过了专家评审。蓝色硅谷核心区的发展定位及目标是：围绕构建多功能、高品质、生态化的蓝色科技硅谷发展定位，加快海洋高科技研发、高科技人才、高科技产业和服务机构集聚，大幅提高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培育能力，辐射带动青岛蓝色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蓝色跨越。
   （二）海洋文化的发展助力蓝色梦想的实现
   随着青岛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在青岛市的文化建设中，最独具特色的就是与自然环境不可割裂的海洋文化。青岛市在发展海洋文化方面，拥有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源。
   青岛作为沿海城市，长久以来传承下来的海洋习俗、仪式等，例如秦始皇三登琅琊台、徐福东渡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田横义士海岛就义等历史文化遗存。近年来随着青岛市海洋、港口和旅游等特色经济的发展，海洋特色的文化建设更进一步，“蔚蓝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特色鲜明的标语都成了城市的名片。2008年奥帆赛在青岛的举办，进一步推进了青岛市“蓝色文化”的构建，“奥帆之都”成为了青岛代言词。
　　（三）特色鲜明的海洋教育为蓝色梦想的实现提供人才保障
   海洋人才的培养以及海洋教育的普及，可以为蓝色梦想的实现提供坚实的保障。海洋人才是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职称，具备海洋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并能为海洋事业做出创造性劳动和积极贡献的人，其中包括海洋管理人才、海洋科学研究人才、海洋专业技术人才、海洋高技能人才、海洋军事人才、海洋教育人才等。青岛市拥有25家海洋科研、教育单位，已经建成了20多个国家级/部级重点实验室，在海洋高新技术领域，特别是在海洋生物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海洋活性物质提取技术、海洋防腐技术、海洋药物研发技术、海洋和海底勘探技术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青岛市也具有雄厚的海洋科技力量，其中包括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等专门从事海洋科技研究的机构，以及山东大学、青岛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在海洋研究领域迎头赶上，在海洋人才的培养和海洋技术的开发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青岛市也注重在中小学阶段对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的培养，从而激发中小学生对海洋的兴趣。在1998年“国际海洋年”，青岛市就将市南区实验小学设立为“青岛少年海洋学校”，开展广泛的海洋特色课程。近年来，青岛又在同安路小学、金门路小学等多所小学挂牌设立“海洋教育特色学校”，使涉海的内容进课堂，通过课堂教育、实验观察、实地调研等方式，培养学生们的海洋意识与对海洋的热爱。

三、提升青岛市蓝色梦想构建的路径
　　青岛市蓝色梦想的构建与提升，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一）推动海洋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为蓝色梦想的构建提供基础
   海洋经济对青岛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积极作用，但在“蓝色梦想”构建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推动海洋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的大发展。在海洋渔业方面，要在加强渔业基础性地位的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推动休闲渔业的发展。要逐步淘汰不合理的捕捞与开发方式，发展水产养殖业和水产深加工产业，推动渔业的发展。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将旅游、观光、观赏等结合起来，实现多产业的有效结合。在海洋产业结构方面，要进一步推动“蓝色硅谷”的建设，优先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业，提升科技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发展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充分利用海水充足和科技方面的巨大优势，大力发展海水直接利用、海洋药物、海洋盐业以及海水化学元素提取、海洋能发电、以及新兴的海洋空间利用等事业。
　　（二）进一步加强海洋教育与高端海洋人才的培养
   在海洋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建设方面，需要在加大海洋人才培养的投入和政策倾斜的基础上，整合人才培养的机构，实现人才培养的规模效益。根据阶段性的目标，围绕海洋优势学科和国家亟需的行业，加大人才培养与人才引进双重渠道的建设，制定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举办海洋人才招聘会和引荐会，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大引进工作力度，有重点有目的地吸引国际人才参加青岛市海洋项目建设和合作。另外，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在人才培养上调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创造人才流动的良好环境。
   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继续推广“海洋教育特色学校”、加大涉海类内容进课堂的同时，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营造浓厚的海洋教育氛围与社会氛围，使海洋意识和海洋教育的实施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培养学生们热爱海洋的美好情感。海洋教育的开展，也需要结合学校的特点进行多样化的教育，把海洋历史观、海洋发展观、海洋责任观、海洋经济观和海洋人才观的教育纳入到学校教育过程中来，培养中小学生的海洋权益意识、海洋生态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国土意识等，从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海洋观念与实现蓝色梦想的目标。
　　（三）进一步提升青岛海洋文化的发展
　　青岛市应该进一步充分利用城市海洋资源的优势，积极推进海洋文化建设。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加强动员宣传，在中国梦背景下，注入青岛市蓝色梦想的元素，激发城市发展的活力，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建设海洋文化的氛围。重视海洋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全市现代化发展的规划中，要突出海洋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凸显海洋文化的特征。加强青岛市海洋文化底蕴的研究，尤其是在后奥运时代，打造帆船之都除了发挥奥帆中心的帆船竞赛功能，举办有影响的国际帆船赛事和大力推动青岛市帆船运动的普及与发展等，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增强“帆船之都”文化底蕴的研究。适时成立青岛海洋文化交流中心，扩大中国青岛海洋节、海洋论坛的规模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更高层次的参与者，使其更具国家水准。在海洋民俗方面，加强南海之情旅游节、黄岛金沙滩旅游节、国际沙滩文化节等节庆民俗活动，进一步推动海洋文化的发展。另外，应该加强海洋文化产业化进程，鼓励发展和创作涉海题材的影视、音乐作品，打造青岛的海洋文化演艺品牌等。
　　四、结论
   在“中国梦”的背景下，青岛市在践行与推动“中国梦”实现的进程中，结合青岛市滨海城市的特色，构建青岛市的蓝色梦想，其中包括推动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加强海洋高科技产业的建设；加强培养和引进海洋人才，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海洋特色的教育与海洋意识的普及，为海洋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积极构建与塑造海洋文化，开展海洋民俗、海洋节日以及海洋文学、海洋影视作品的创作和推广，为蓝色梦想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上，为多彩“中国梦”注入“蓝色梦想”的元素，进而共同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城市法治化与城市精神塑造
王震　刘倩

　　城市精神是城市之魂，综合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文明素养与道德理想，是城市居民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引领着城市的未来发展，其中的人民主权、人格平等等理念同时构成了城市法治的核心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了依法治国方略，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更加彰显了依法治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作用。而城市法治化正是依法治国在区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蕴含了法治建设的应有价值，响应了党依法治国方略的号召，构成了城市精神塑造的重要制度资源。同时，城市精神塑造的进程也必然要求法治为之保驾护航，而城市法治化作为法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人们生活中亟待满足的需求。由此，城市精神便成为了促进我国城市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助动力，促使我国法治化建设加快提上议事日程，也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法治化的建设进程。

（三）城市风貌建设推动政府决策法治化
   城市的风貌不仅是城市布局风格、建筑特色和园林景观等实用性和外观审美意义上的展示，还是反映城市历史推演和所追求理念等精神上的体现。城市如何保持和发展其特有的城市风貌，牵涉关系颇多，如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水平、建筑设计的审美理念、景观构思的灵气和文化意蕴，这些往往取决于规划设计整体的精神智慧，要使城市精神真正体现出高雅的情趣、博大而精优的精神追求，除了这些要素本身的锻炼提高之外，还需要一整套相应的法规促其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城市政府关于建设和发展的决策过程必须法治化，建立公开、透明、合理的决策机制、实现依法决策、实现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监督和制约。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就是行政听证制度，尤其是在城市规划及其建设决策上的听证制度尤其重要，通过听证会制度来听取利益各方的意见，并在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这样有助于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减少政府决策的偏差，保证城市的长远发展和市民的公共利益，同时促进广大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把城市作为自己的家园，塑造城市精神。
   （四）城市创新精神培育呼唤知识产权法治化支持
   创新精神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生命之源，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推动城市法治精神，城市法治责无旁贷。此外，城市要提高综合竞争力，必须提高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
   1.知识产权激励机制法治化。知识创新需要一套法律化的激励机制，而其中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莫过于确立产权的保护制度。专利权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作为一种知识资本，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主要表现为专利权人能从专利权的运用中获得丰厚的资产回报。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创新，知识是发展知识经济的资本，而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知识资本是万难形成的，这就发出了城市精神要求知识产权法治化支持的呼声。
   2.研发机制创新的法治保护。科研开发要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社会，使知识产权市场化、产业化，转变为第一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专利产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经济活动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总之，城市法治化应当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使创新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成为我们城市的精神追求。
   总之，城市法治与城市精神血脉相通、息息与共，城市精神的讨论促进了良法的发展，推动法治的进步；法的出台和实施丰富城市精神的内容，在法治化的背景下，为城市精神的塑造创设良好的环境。城市精神虽然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一股无相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精神的塑造只存在于精神层面，还必须借助外在的、物质的力量来推动其形成，而城市法治化建设正是极为重要的制度资源。在当前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的背景下，讨论依法治国组成部分之一的城市法治化，与城市精神塑造的内在交互关系，更彰显“法治”为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东营市广饶县人民检察院）

改革凸显历史自觉与担当
迟福林
　　改革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革突出了精准发力，在释放市场活力、形成创新驱动新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简政放权力度明显加大，价格改革、金融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稳步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明显提速。
　　改革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解决社会重大期盼上取得多方面进展：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养老制度对接；城乡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加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突破；高校招考制度改革破冰。
　　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互为动力、相互支撑。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利于加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转型与改革；用法律的手段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有利于推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转型与改革；用法律推动政府转型与改革，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2日；作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新常态的主题是改革不是危机救助
陈雨露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总结了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正式步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内涵决定其宏观调控框架与传统框架有本质区别：
　　一是不能用简单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速的回落，结构性改革才是首选。二是在打破凯恩斯教条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教条，通过强调主动有为、预调微调，以避免陷入无为而治的陷阱中。三是突破“数字教条”，在中国经济结构大转型的时代，必须用指标体系的组合和指标的区间来相对衡量经济运行的健康状态，采取底线管理和区间调控。四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做到“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目前经济最值得担忧的两点：一是如果没有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就会让中国错失“大改革与大调整”的良好窗口期；二是对于“大改革与大调整”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和风险重视不够，就会导致经济出现硬着陆。避免这两点的关键就在于创新驱动，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12月15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认清动因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前提
王一鸣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理、正义、进步是唯一的目的，除此之外的中国化努力，难免会误入歧途。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致思趋向上的第一个特点便要求追求科学性和真理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获得的约束性信息和非约束性信息中的巨大差距，如何解释？如果我们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连这样的基础问题都不思考，还有什么资格奢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其次，愿不愿、敢不敢面对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我们时代的变迁如此深刻，这本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契机和动力，但是，在我们的视野中，本应成为焦点的问题有些却陷入了盲区。
　　第三，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当前，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唯物史观的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人类社会是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判断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规律，要求我们从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中发现历史进步的方向，要求我们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时要有耐心和恒心。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何用。主要是用来解决问题。如何用以解决问题，关键是武装谁的头脑，解决谁首先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问题。□
　　（来源：《学习时报》2015年1月5日；作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硕导、博士）

没有法治的民主是残缺的民主
俞可平
　　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上，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两种错误的偏见：一种认为我们应当先推行法治，然后再推行民主；另一种认为，只要推行民主了，法治自然会发展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则非常有害。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必须整体推进。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治最实质的意义，就是宪法和法律成为最高的公共权威。离开民主政治去谈论自由、平等和法治，就像离开市场经济去谈论自由贸易一样不得要领。
　　从根本意义上说，法治的实质是保障公民的权益。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它本质上是为民主政治服务的。民主才是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民的权益，法治就成了无本之源。民主与法治的这种关系，对于今天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现实而言，同样适用。□（来源：《北京日报》2014年12月29日；作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谈 忠 诚
冷兴邦

　　“忠诚”，为什么人们推崇备至呢？根源就在于它的重要性甚至超出生命的价值，如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或缺，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所必需的精神品质。正因如此，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仁人智士，对“忠诚”都有着许许多多的赞美和颂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忠诚，是人类社会普遍共通的价值认识。没有忠诚，就没有爱，友谊也不会持久；没有忠诚，就没有责任，家庭就会支离破碎；没有忠诚，就没有凝聚，国家、政党、民族就会一盘散沙、分崩离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整个人类社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忠诚，可以说是人类本性使然，是安身立命之本。故此，无论是一个组织、政党，还是一个国家、民族，都把“忠诚”二字摆得很高，成为倡导和推崇的价值理念。但怎样才能称之谓忠诚，人们谈及起来总有些模糊，多是雾里看花、摸不出真相，就像大黑的天穿上夜行衣一般，是非曲直、奸诈丑恶，难于察觉，有的甚至大伪似真、大奸似忠，很难辨别出一、二。忠与不忠、诚与不诚，需要的是时间的淬炼，甚至穷尽一生，经历生与死、得与失、荣与辱的重大考验。因此，这就更需要我们对忠诚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知，从历史、辩证和时代的角度，对其有更深层面的把量，进而才能固本培元、心明眼亮，做到去伪存真、知行合一。
　　忠诚，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忠”被看作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被称为“八德”，“忠”列“八德”之首。“忠”不仅被看作是个人的“修身之要”，而且被定为“天下之纪纲”“义理之所归”。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忠德之正”的思想。内容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专门辟有忠臣篇章，列数忠臣无数。苏武牧羊十九载，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岳飞“精忠报国”，史可法血战扬州，义和团扶清灭洋，无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忠义之士的典型代表，所反映的大义忠贞气节，极大地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鲜明魂魄的生动体现。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对于忠诚，西方也像我们一样重视有加，在有些领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美国人从小就在培养对国家的忠诚度，公立学校的学生每天开课之前都要背诵对国家的效忠誓词；美国明文规定，所有政府官员“对最高原则和国家的忠诚高于对个人、政党或者是政府部门的忠诚”。美国西点军校“责任、荣誉、国家”的校训，其中就内含有关于忠诚的价值观教育，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有一种观念被经常强调，就是“忠诚高于服从”，“永远忠诚”是海军陆战队的精神支柱。在美国这块崇尚自由的土地，却大倡“愚忠”思想。而反观我们意识形态领域，有些人讲起我们自己的话来，总觉得不那么理起气壮、底气实足，怕这怕那、遮遮掩掩，直不起腰板，这其实大可不必。西方的一些有益文明成果我们可以大胆地学习借鉴，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也要多讲、大张旗鼓地讲，这一直是我们的正确态度。我国参照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国家的做法，确定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无疑是因强大坚实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归其根本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诚如一，凭着“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的执着，一代接着一代的努力，创就了今天的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这个“为什么能”，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精气神。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篇篇感天动地的忠诚华章。大革命时期，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李大钊、萧楚女、夏明翰、李启汉、方志敏等共产党人“断头流血以从之”，誓死忠于革命事业。毛泽东同志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全国有370万党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英勇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像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像孔繁森、牛玉儒、杨善洲、沈浩等，都是成千上万英雄模范的典型代表。他们哪一个不是一腔赤胆，哪一个不是无限忠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基于对“主义”的信仰和党性原则的政治忠诚，是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高度热爱的朴素情怀。走近、认识、传承这种精神，才能回答好“为什么能”的问题，才会使“忠诚”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而深沉。

　当今时代，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多变，越是这样越需要奏响忠诚这个时代旋律的主音符。共产党人倡导的忠诚，有别于西方和传统意义上的忠诚，是内含马克思主义基因的“忠诚”，更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指向和理论意义。党章指出，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提出要“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把牢政治方向，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时刻不忘自己对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忠诚”的内涵要求。这要求我们时刻强化党的意识，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基本政治素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在政治、理论、工作、廉洁等各个方面严要求、过得硬。
　　在政治上做“坚定者”。对党信赖是保持忠诚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党忠诚，心是有党”的要求，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有信仰、讲政治、守纪律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信仰是根本，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站位高、视野广、心胸宽，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经受住大风大浪的洗礼和考验。讲政治是核心，时刻牢记义务和责任，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始终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守纪律是底线，必须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自觉做学习纪律、遵守纪律、执行纪律的模范。
　　在理论上做“明白者”。理论上的清醒是保持政治定力、做好一切工作的智慧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当前学习理论，首要的是要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多在领会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入脑入心上下功夫，践行好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的要求。学而信，就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支柱；学而用，就要坚持问题导向，用讲话精神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学而行，就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推动事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总的来讲，就是通过深入学习，不断增强对讲话精神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使讲话精神真正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罗盘和行动指南。
　　在工作上做“实干者”。对党忠诚，不是空对空的口号，而是实干的具体行动。邓小平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习近平同志在新年贺词中回顾去年工作时饱含深情地指出：“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深刻地道出了新时期共产党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风貌。我们“心中有党、对党忠诚”，就必须把对组织、对人民的感恩之情，转化为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勇创佳绩、拼搏进取的工作劲头，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在老老实实干工作中、默默无闻的奉献中，全面而深刻地体现共产党人的忠诚精神。
　　在廉洁上做“自重者”。廉洁不廉洁是党员干部对党和人民是否忠诚的集中表现。俗话讲，“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腐败是社会毒瘤，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致命风险，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做到慎独、慎微。始终能够反躬自省、谨言慎行，做事一丝不苟，在细微之处保持警惕、警觉和警醒，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强化“不敢”、“不能”、“不想”意识，始终敬畏法纪、敬畏组织、敬畏群众，防微杜渐、警钟常鸣，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作者：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

切实践行习近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
王安琛　许　华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作出了新论断新阐述新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等重大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指明了方向，对于我们坚守伦理规范与道德根基，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广泛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
　　一是全面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并深刻分析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走向，如，“儒学主导”、“和而不同”的包容态度，“顺时而生”、“应物变化”的生命活力，“经世致用”、“文以化人”的实践导向，准确概括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传承脉络、未来走向，凸显了深度的文化自觉自信。
　　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新定位。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当今时代思想多元多样多变，文化交流交锋交融，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中华民族历史悠久、饱经沧桑，几分几合，几遭侵略，都不能被分裂和消亡，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的、世界的和战略的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的新定位。这些重要论断，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战略意义，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魂所系、渊源沃土和努力方向，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释放出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信号，凸现了以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伟大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
　　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进行了新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习总书记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着眼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深刻分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维护国际社会和平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路径的新阐发，在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