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批评看创作

geci110 · 发表于 2015-8-4 07:20:25

　　人们通常以“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来并称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无需赘言。而当下，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文艺如此多元发展，因此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急需文艺批评有效行使手中的思想权杖，更好地为精神世界立法，厘清纷繁现状，导航文艺发展。而事实上，在“诗”与“思”的格局中，当代文艺创作与批评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日前，由中国舞协主办的201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资助项目——“舞蹈创作青年人才培养”暑期舞蹈营系列活动之跨界对话中，美术、音乐、电影、舞蹈界专家各抒己见，帮我们一窥究竟。

　　美术：艺术评论缺席，使中国美术在世界大而不强

　　“美术界最热闹，从业人员最多，也最混乱。什么原因呢？钱闹的。”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直言不讳自己所在领域存在的问题。他介绍，因为中国艺术市场成长太快了，2012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成长为世界第一，超过美国。这使得上世纪80年代在宋庄吃方便面的许多艺术家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所以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变味。美术界最核心的词是市场，因为市场改变了整个美术观念，改变了美术形态，甚至改变了创作风格，也改变了创作主体，使之从原本的单纯变得很复杂，从很理想化变得很世俗。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批评把整个美术引导到理想主义层面上，那么90年代的艺术批评是‘为虎作伥’，其实90年代没有真正的艺术批评，艺术批评已经从主导地位过渡到像一个咖啡馆的作用，或者一个物业的服务人员。”这是张晓凌眼中整个美术界从理想主义到世俗主义转变中，艺术评论所扮演的角色。他表示，因为艺术家有钱后可以雇佣批评家为自己摇旗呐喊，批评家便沦为雇佣兵了。

　　张晓凌指出，在这种状态下，整个当代艺术批评退出了当代创作世界，这也导致了中国美术虽然市场第一，但并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因为没有市场高度，没有竞争高度，创作的只能是商品，或商品属性越来越严重，因为西方人比较尊重建设性艺术家。他举例，英国有位著名艺术家，其作品单件能卖到1亿欧元，折合人民币10亿元，对于活着的艺术家算是一个商业奇迹，因为即便是毕加索、莫奈、塞尚的一件作品也不及此高度，但是这样的艺术家在英国没有地位，未被写入艺术史。“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美术要获得别人尊重，必须提供给别人一套价值观，必须让人有精神愉悦或精神回报，如果仅仅是商品、商业运作，那么和艺术史无关，和民族的精神体系无关，因此出现了中国美术在世界大格局里大而不强的状态。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美术专业创作队伍最大，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达几百万人，体量够大，却并没有创作出赢得别人尊重的作品。”

　　艺术评论的缺席，是张晓凌指出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回顾西方现代艺术史，西方现代艺术家固然很伟大，但归根结底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批评体系，他们的批评体系强大到可以让一个艺术的侏儒不到20年时间内成为一个艺术巨人，最典型的是美国当代艺术的崛起。美国二战以前整个当代艺术是欧洲的附庸，为什么从二战以后，到上世纪60年代初20年左右时间，美国成长为决定整个世界文化走向，决定整个世界艺术走向的大国？这一现象特别值得我们思考。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来源于艺术评论，因为他们成功打造了一套当代艺术话语，然后放大为全世界的公用话语，不在这个话语体系里，似乎就没办法张嘴说话。所以美国人很成功地运用了批评策略，短时间内把话语体系覆盖了，批评的力量太大了！”

　　因此张晓凌强调，对于当代艺术来讲，最重要的还不是艺术形态本身，而是批评体系的建设，怎么能迅速解决当代艺术批评体系，建构一套自己的话语，这可能是中国当代批评一个巨大任务。否则我们依然还在援用西方的话语，看着别人将废纸随意压在墙上就能变身高价艺术品依然无人质疑，中国当代艺术确实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了。

　　音乐：如果中国人再年复一年听《小苹果》，这个国家的音乐就完蛋了

　　以自己多年供职的《人民音乐》为例，著名音乐家金兆钧介绍，创刊于1947年的《人民音乐》是以批评为主的刊物。在前17年，它曾经是音乐界的风气杂志，但当时的《人民音乐》亦有一定问题，即一方面技术性太强，一般爱好者看不懂，另一方面一般谈的不是音乐问题，而是政治、方向、导向问题，很少真正接触到音乐本体。

　　金兆钧表示，从1976年复刊后到上世纪90年代末，虽然该杂志几近因成为教授评职称的倚仗而某种程度成为特定群体的拥趸，但多年来从流行音乐鉴赏到黄色音乐识别，从录音机到卡带，从台湾校园民谣到田野风情，从邓丽君的《甜蜜蜜》到李谷一的《乡恋》，从流行歌星到严肃美声，从西方现代派到本土西北风，该杂志在不同时期曾经成为小青年与老同志、传统观点与现代意识交锋的阵地，影响着音乐创作和欣赏。

　　新世纪之后，被金兆钧无奈指出“没有批评”。“有人说现在的批评不温不火了，没有缺点，哪个作品上演了写哪个，比如歌剧井喷式发展，动辄几十部，大多数演几场后永远不会再演，都是大笔钱砸下去，而我们看到的评论文章，肯定都是创作方约请的。甚至还看见有戏还没演，表扬的文章先出来了，分析得头头是道，因为事先雇好了，很少有人说真话。批评家不敢说实话，因为缺乏一个健康的评论环境。”

　　到了互联网时代来临，金兆钧认为需要更多调整和反思。加强文艺批评需要相应扶持，需要良好阵地。当下传媒时代，谁去控制话语权很重要，如果没有很好的顶层设计，或者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框架，艺术创作和批评之间很难产生一个好的对应关系。“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一个更合理、更适合现在社会需要的一个评价体系，这不仅仅是写文章式的评价，还包括评奖等有导向性作用的方面。《中国好声音》火成那样的时候，曾请我去做一场头脑风暴，我说中国从来没有缺过好歌手，没缺过好声音，中国现在缺作品，这样的节目老百姓很欢迎，但无非就是卡拉OK，无非就是麦霸。后来有了《中国好歌曲》，推出了一些新歌，春晚当年推一首歌火一首，也都是新歌。所以看你怎么做，你的愿望朝哪个方向。最重要还是要有好的平台，敢发言的人有很多，很多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往往发在自己的学报上，别人看不到，如何让这些意见能够被圈子里感受到，让相关的受众感受到很重要。如果中国人再年复一年地听《小苹果》，这个国家的音乐就完蛋了。我看到毕业季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跳《最炫民族风》或者《小苹果》，这样的东西占领所有的市场是可悲的，我们不是没有好音乐，这里很大程度上完全是人为操纵的。”金兆钧指出，因为批评本身就是批评者和艺术家及大众之间的桥梁，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可操作的机制，才能创造健康的生态。

geci110 · 发表于 2015-8-4 07:20:44

　　电影：传统批评的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已经根本解决不了当下中国电影很多问题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生院电影电视系主任贾磊磊则指出，传统上艺术评论有马克思设立的美学和历史两个标准，但是当下电影领域美学和历史的标准已经不够用了，滞后了，因为美学标准基本范畴是主题分析和性格分析，这两种分析，现在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电影很多问题，历史的标准只是纵向和横向比较，这种比较有用，但是不能进入电影叙事的核心地带。

　　以法国总统作为名片送给其他国家元首的著名纪录片《迁徙的鸟》为例，贾磊磊指出该电影核心价值观是呼唤人类保护鸟类，张扬绿色和平主义，内含深深的人道主义情怀。但其中有一个镜头，背景是一个猎人，一群鸟从天上飞过，猎人对着鸟群开枪，纪录片用长镜头记录鸟被击中后掉下来的过程。“主旨是保护鸟类的电影却在制作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杀害鸟的情境。从文化伦理来讲，这样的制作不可以。如果我们为了保护鸟，可以让猎人杀害鸟这种创作成立的话，那么为了保护人类，是否允许在纪录片中杀人？这样的标准和艺术是无关的，起码从电影批评角度应该有文化的标准确立，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外国电影。”

　　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有一个苏联红军女战士，用高射机枪射击一个失去了作战能力相当于俘虏的跳伞德国飞行员的特写镜头，贾磊磊指出，这样的处理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有伤害的，只有纳粹法西斯才枪毙俘虏，然而我们有很多电影都有类似问题出现。再以美国拍摄“9.11”事件相关纪录片，表现飞机撞击楼宇2分钟的情节是一片黑幕，避免惨痛的历史灾难画面刺激观众，相比我们对于灾难题材相关创作的不当处理，贾磊磊认为许多高文化指数的美国电影创作值得借鉴。

　　以自己电影批评曾遭遇制作方投资方斥责为例，贾磊磊指出电影批评“比美术界和音乐界的处境更要命”。但是面对当下电影创作放弃社会和文化责任独尊产业逻辑等很多问题，如果电影批评不尽其责，完成自己的电影美学建构，中国电影的未来堪忧。“金兆钧说中国如果全跳《小苹果》我们国家就完了，我觉得如果全看《小时代》这样的电影这个国家也完了！我们做了很严密的调研，支撑《小时代》的73家国际著名品牌在这个电影里有700多套奢华服装。《小时代》的市场定位是20岁的中国电影观众，这个观众年龄正好是电影观众的初期。《小时代》要用商业逻辑，而不是电影应有的价值观，对这代人的文化消费和市场消费起引导作用，所以才会在影片中看到四个女孩中最重要的顾里，是为其他三个女孩提供物质保障的富二代，毕业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找工作，她却不需要找工作，当别人没有工作的时候，她会在闹市提供一幢别墅给大家住。所有的梦幻般的设计，都是为推广国际著名品牌服务的，这对中国这一代年轻观众的价值观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贾磊磊说。在他看来，当下电影批评需要寻找一种客观性，建立判断艺术的基本准则，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集体共识，就是没有抛开个人判断的一种合理的客观标准。

　　舞蹈：中国的舞蹈批评，早就被各种力量绑定

　　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著名舞蹈理论评论家罗斌坦率指出，“中国的舞蹈批评始终没有过所谓的真正客观健康的状态，也许上世纪50年代还有，60年代还有，到了90年代以后，就很难了，中国舞蹈批评早就被绑定，被各种力量绑定。”

　　罗斌认为，和美术、音乐以及电影领域相比，中国舞蹈谈不上市场，中国舞蹈没有过市场的享受，也不可能在市场的前提下，生成一种相关的批评。“虽然我们舞蹈学也是以史、论、批评这样的结构方式建设的，但事实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理层面的建设，也没有真正意义上批评系统和批评体系话语权的建设。客观地说，我们一直都在做所谓的舞蹈批评，但是我始终不认为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前提是舞蹈学三个层面的建设上就是缺失的。”

　　罗斌自称自己在中国舞蹈理论界是有名的“缺德派”，“因为我做批评、理论这么多年，我看到的问题不是比办法多，是比需要泛泛‘歌德’要多得多，原因是与美术、音乐以及电影领域相比，我们整个学科的思维没有上道，学科没有上道，因此谈不上对于舞蹈所谓的理论建设上的自觉自洽和自省。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文章，都不算是什么理论，我们一直写的东西，有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语言，但是背后真正支撑它的并不是一个成型的学理。我们没有自洽的理论，没有属于自己的能够拿得出手的本体论。至于说如何能够建设成，似乎仍未可知。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学理的现实，架构的现实，至于说评论的现实，更是在未来能不能弥补空白的问题。”

　　罗斌指出，舞蹈的理论、评论、创作和教学之间的关系天然就有。实践或历史证明，所有行当里的子行当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是和谐的，才能共同促进这个行当的发展，但是现在似乎由于各种认识上的错位，使其没有被很合理地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但是理论评论与创作之间相得益彰的发展是必经之路，是彼此有彼此的独立价值，共同在某一个层面上互相启发着、互相拥有着、互相促进着，最后能够让这个行业有一个综合指数的提升。“现在我们的综合指数上不去，就是因为我们某一个拳头，或某一条腿太粗壮，或只有一条腿，或其他腿不够粗，就很难平衡。”

　　虽然理论建设并不乐观，但罗斌提醒没有必要轻贱自己，因为在整个人类舞蹈学的发展历程上，我们的速度不算慢。“什么是我们自洽的学术体系，它生成于我们的文脉，是最终生成在这个土地上这个人群血脉中言传出的东西，正如林怀民秉持的三个字‘做自己’，并选择了阐释中华文化自己的东西，就像中国遍地都有的民族民间舞，不是在教室里翻来覆去训练那些既有的、外来的东西就能完成中国舞蹈建设，中国广袤的田野里有真正的艺术，我们太需要到自己民族和我们自己生命的田野里去，寻求属于我们自己未来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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