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视频连接] 蔡元培的音乐美学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蔡元培以我国儒家伦理思想为重实践的伦理思想，“一切精神界科学均以伦理为范围”，其中“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

　　蔡元培（1868-1940）先生在我国教育史上，不仅是一位为近代教育作出卓著贡献的改革家和思想家，并且还是一位在美育实践与美学理论上知行合一的教育家。纵观其一生的教育活动，可以说，蔡元培先生是近代中国教育事业中首创美育的教育家，也是近代中国教育事业中首先将美学理论付诸美育实践的美学家。蔡元培先生在近代音乐教育中作为先驱者所作的努力，是其美感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音乐美学理论的实践成果。蔡元培先生曾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此反映了作为美学家的蔡元培对于美学理论与教育（美育）实践关系的认识。

　　一.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形成

    蔡元培一生与教育结缘，也同时与美育结缘。蔡元培为了改造中国社会而一生投诸于教育事业，他也为了实现完全的人格教育而首先在原来的德、智、体“三育”体系中首创美育，并将美育与其它教育融为一体、协调并举。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主要是在德国留学时形成的。其中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德国的伦理学思想、人格主义教育流派思想、哲学美学乃至心理学思想。如果说，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上，蔡元培曾试图按法国的大学制度对中国教育领域的基础方面以行政改革，反映了他心目中“样板”，那么，在教育观念上，蔡元培则更多地接受了德国学派的影响。在其美育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哲学美学、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就象蔡元培素来主张熔中西文化于一炉，但从不主张全盘西化，并且从根本上重视的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吸收、消化那样，这位科举出身、曾被誉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新学人物，虽然主动丢弃了传统中许多荒谬迂腐的东西，倡导科学和民主，向中国人灌输近代文明，对封建文化以猛烈冲击，但他并不因此而否定传统，而是懂得应当继承、恪守何种优秀传统美德。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位真正称得上是了解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教育家来说，在他的美育思想中，中国传统重实践伦理的美育思想及其美学理论（例如孔子的乐教思想），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蔡元培实际上是以“桥梁”人物的身份和作用，从中国教育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地接受西方的和中国传统的与美育相关的理论，找到两者的契合点，使之形成一种具现代意义的、新型的美育思想。

    蔡元培的人生，可谓“教育人生”；蔡元培的治学，可谓“美育为学”。美育，可以说是他一生摆脱不了和剪不断的“情结”。晚年的蔡元培，唯一深感遗憾的是事，是没有能将一直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理论“专著一书”，说此事“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他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由美学家提出的人生哲学。他也曾在一篇题为《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的文章中说，“我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对于音乐及绘画，亦无暇练习，不能以美术上的实验来助理论的评判；实为一生的遗憾。”这里反映，在蔡元培自己看来，他一生治学最为重要的学科，就是美学。并且，他是很强调通过音乐、绘画的实践“来助理论的评价”。作为中国近代美学的先驱人物，蔡元培是重视美育（艺术）实践与美学理论的结合与互补关系的。

    蔡元培对美学研究，开始于1908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留学，他正式注册的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在莱比锡大学重点选修的课程，是哲学和哲学史、心理学、文化史、美学和美学史，其它选修的课程，有伦理学基础、德国文学史和自然科学等。在他留学德国数年中选修的总共四十门选课中，康德及康德以后的哲学、实验心理学、美学及欧洲艺术史占有较大的比重。虽然一个人所修习的课程并不能反映其真实的知识构成，但是如果结合蔡元培以后的学术实践来看，可以反映出他于“不惑之年”的学习，是有相当的选择性的。他是将这些课程的学习，作为构成一种综合的知识结构的必要途径。

    在蔡元培以后的教育实践中，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的知识成为其美育理论的三大支柱，而以民族学和文化史的知识为辅。就象一位德国学者在分析蔡元培留德学习课程时指出的，蔡元培治教育，并不是只专教育学或心理学，“从狭义来理解教育”，而是“把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伦理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蔡元培在德国学习时善于抓信攻读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但是他最关心的当然是实现这种近代化过程在文化道德方面的前提条件。这种治学态度与看法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没有文化道德，德育方面的进步，现代化无法实现。”这位学者介绍说，蔡元培用了一切机会听当时德国的一流教授学术水平很高的课，而他所例的举五位教授，其课程都是与美学相关的。这方面的学习，对于今天从事音乐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人员讲，都是不可缺的。这是我国近代美学先驱者蔡元培学术路程对今人的启示。

    蔡元培以教育为其人生奋斗之事业，这也决定了他对美学等相关理论的学习，是为其教育事业而服务的。从这点上说，蔡元培是我国近代第一位将美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家与美学家。

　　为了对蔡元培是为教育而学习美学，并且因为有美学理论为其根基而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件事有进一步的了解，这里可以提到，蔡元培在30岁时，即因维新变法运动失败而毅然抛弃京职，“而愿委身教育”，他认为变法的失败原因是“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材，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近十年，他在绍兴办学堂，在嵊县办书院，在上海发起中国教育会、创办震旦大学，两次赴德留学等，正是实践其诺言而全力投入教育事业。因此，蔡元培在德国学习美学理论，正是为其教育实践而作的理论准备。他在德国最大的收获，可以说，一是为在中国近代教育上首创美育理论并付诸实践作了理论准备，打下丰厚的学术基础；再是通过学习寻找到其美育思想三个最主要的理论支撑点，即：美学、心理学、伦理学。

    有必要提到，蔡元培美育理论的形成，固然与赴德留学，学习西方文化有着真接关系。但是，对于蔡元培来讲，中国传统的美育理论与实践，在其赴德学习之前以及将所学理论用于回国后的美育实践中，都一直在起着重要影响和作用。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完成的、在系统学习西方文化后所写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伦理学史》中，就已经将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美育理论、西方心理学知、情、意“三分说”以及伦理学与美学的关系，在一个理框架中共成一说。蔡元培作为我国近代最早了解西方、真正称得上是学贯中西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在赴西方留学探教育路径之初，以及一生从事教育的晚年之际，恰恰都对传统乐教文化、美育思想有相当的强调，这种思想发展“心路”上“两头重”的现象，是饶有趣味的。它说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常常是作为强大的、内在的意识潜流而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撑点

　　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撑点，即：美学、心理学、伦理学。这些可视为蔡元培教育（美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三方面理论在其美育理论的整体构成与实践上，又是相互支持和补充的。

　　1.蔡元培的美学理论研究

　　蔡元培在美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涉及面甚宽，并有相当的著述。其主要的著述成果有（按年代先后）：

　　《哲学大纲》（1915年1 月）：该书称“本书即为引人研究哲学之作，非哲学之著述。”据蔡元培1919年口述《传略（上）》，其中关于宗教思想的一些观点，“是孑民自创之说也”。书中“美学观念”一节，主要介绍康德的美学思想。文中推崇康德，称“抽绎纯粹美感之真相，发挥美学判断之关系者，始于近世哲学家，而尤以康德为最著。”并介绍“康德立美感之界说，一曰超脱，谓全无利益之关系也；二曰普遍，谓人心所同然也；三曰有则，谓无鹄的之可指，而自有其赴的之作用也；四曰必然，谓人性所固有，而无待乎外烁也。”蔡元培在美学理论上受康德影响较大，但其论述中也可看到当时一般美学思想（例如审美的快乐论）的影响。

　　《康德美学述》（1916年）：该文为蔡元培在法国编《欧洲美学丛述》时写成，现仅存前半部铅印校样，未见印行。文中表明蔡元培对康德美学有一定研究。

　　《美术的进化》（1921年2月15日）：此是据讲演整理成文。文中认为“美术有动与静两类：静的美术，如建筑、雕刻、图画等。占空间的位置，是用目视的。动的美术，如歌词、音乐等，有时间的连续，是用耳听的。介乎两者之间是舞蹈，他占空间的位置，与图画相类：又有时间的连续，与音乐相类。”文中视“种种的曲谱”的运用；“有各种关于音乐的科学”；“有教授音乐的专门学校”；有“独立的音乐”为美术的进步。

　　《美学的进化》（1921年2月19日）：此据讲演整理成文。文中简介欧洲美学史，谈及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十七、十八世纪美学，鲍姆加登、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等的美学思想及美学流派。

　　《美学的研究方法》（1921年2月21日）；此据讲演整理成文。文中谈“从美术家的方面来研究”的六种方法；“研究鉴赏家的心理”的六种方法；“研究美术”的十种方法和“美的文化”研究的五种方法。其中谈“美的文化”研究的第四种方法，是研究美的文化与教育的关系。与音乐教育有关，蔡元培提到，“中国古代教育，礼乐并重，后来不重乐了，所以音乐不进步。”

    《美术与科学的关系》（1921年2月22日）：蔡元培所认为的美学与科学的关系，正在于其心理学基础。他说：“我们的心理上，可以分三方面看：一面是意志，一面是知识，一面是感情。志和表现是行为，属于伦理学，知识属于各科学，感情是属于美术的。”这是蔡元培为艺术和美学存在寻找的心理学依据和基础。

    《美学讲稿》（1921年秋）：该文可视为《美学的进化》、《美学的研究法》的补充。但文中又增补了《乐记》、《考工记》、《文心雕龙》、《诗品》等内容。他说：“美学是一种成立较迟的科学，而关于美的理论，在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上，早已发见。在中国古书中，虽比较的少一点，然而《乐记》之说音乐，《考工记》梓人篇之说雕刻，实为很精的理论。

    《美学的趋向》（1921年秋）：该文介绍西方美学上的主观论、客观论，以及自然主义、理想主义、形式论、感情说等，并含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在内。文中还介绍实验美学的种种实验方法，其中包括“在音节上试验，用两种不同的拍子，试验时间关系上的快感与不快感。”他认为此类试验方法，“都是在美的鉴赏上着想。”对于“美的创造”，他例举了摩曼（ Meumann）提出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在今于看来，仍是相当有效而远未在研究中广泛应用的。

    《美学的对象》（1921年秋）：该文是《美学通论》的一章。分为“对象的范围”、“调合”、“比例”三节。以“美学家所研究的对象，大抵属于视觉、听觉两种”，“美学上种种问题，殆全属于视、听两觉”。又以“声音与色彩，都有一种调和的配合”。

　　蔡元培说过，“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如何对其美育实践产生影响，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课题，这里仅仅可以提到，从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的一般关系上看，蔡元培对美学理论的深入了解与研究，无疑强化了他对美育之必要的认识；从具体的美学思想的影响看，最为突出的是康德美学思想对其美育实践的影响。

　　蔡元培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校作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说，谈到“专尚陶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为说明所谓“纯粹之美育”，蔡元培讲到，“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证也。”接着又说“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并举实例，说明“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在谈了美的普通性及其审美的无利害关系之后，他又谈对“特别之美”的审美鉴赏判断的无利害性。他说，“且于普通之美以外，就特别之美而观察之，则其义益显。例如崇闳之美，有至大至刚两种。”他以自然界中大海、星空、疾风、火山等为例，说明对其以审美观照时，“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其愉快无限量。当斯时也，又岂尚有利害得丧之见能参入其间邪！”他还举“其他美育中，如悲剧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又如滑稽之美，以不与事实相应为条件，……皆与实际不相容，故令人失笑耳。”蔡元培最后总结说：“要之，美学之中，其大别为都丽之美，崇闳之美（日本人译为优美、壮美）。而附丽于崇闳之悲剧，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

    蔡元培从提倡“纯粹之美育”的目的出发，力图将他对审美鉴赏力的理论认识付诸美育的实践。这从他《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有关教育法规的论述中，视美育于各学科中皆存在，并给以提倡的做法中，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2.与美育相关的心理学理论

　　蔡元培对于心理学理论，可以说主要是从建立其美育理论的实际需要出发。他一生谈美育，每每以康德的心理学领域知、情、意“三分说”为根据。直到今天，美学界（包括音乐美学界）凡谈及心理美学问题，都取此“三分说”而不取“二分说”。这是从蔡元培那里开始的传统。蔡元培谈此“三分说”最多的时侯，是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这是为从理论上说明建立美育之必要。是其美育实践的理论准备。在他之前，估计在清末民初新学倡导以来，国内教育界中基本上已逐步形成德、智、体“三育说”，因此，蔡元培提出心理学的”三分说　“，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教育而为美育争得一席之地，以德、智、体、美“四育”的实现为普通教育的宗旨。

　　从教育目的出发，蔡元培认为“现在吾国学校内容之组织，均采用世界最新之方法”，“惟精神上”不如外国。以“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认为“盖人有意志、情感、智识三者，斯三者并重而后可”。此论虽有偏颇，但以知、情、意“三者并重”为教育之必须，其认识至今仍是值得提倡的。他以“无论何地何时，或何种科学，苟吾人具感情，皆可生美感”，“即生美感，自不致苦脑力”，可补单重知识的不足，并可代从前宗教的作用。他在创办大学院时，还专门从与西方的比较中谈差距，“以科学落后于西方”，要在科学研究上，于“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方面“全用科学的方法。”

    蔡元培对心理学理论以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美学的研究。他曾谈自己“游学时代”，在柏林莱比锡大学听讲，“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现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蔡元培将心理的研究作为美学研究方法中很重要的方面。例如他根据“美感是人人同具的”，提出“要研究鉴赏家的心理，……大约用六种方法”。他甚至还提出在研究美术家创作时，在方法上可以作“美术家心境录”、“美术家病理录”之类的研究。也可以“从美术家著作上作心理的解剖，求出他个人的天才、特性、技巧与其他地理与时代等等关系”、“以心理学上个性实验法应用于美术家的心理”等。

    3.与美育相关的伦理学理论

　　在蔡元培的教育（美育）思想中，伦理学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蔡元培学习西方文化后写的第一部书著是《中国伦理学史》，并非偶然，他作此研究的目的，固然与国外所学有关，但目的却是为了当世。蔡元培翻译的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对当时国内的思想界产生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也说明在一个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伦理学的问题，会自然成为对社会变革以深入思考的知识分子尤为关心的问题。

　　蔡元培以为伦理学“以研究学理为的”，与一般修身书所示道德之规范不同，强调伦理学之观念，“其与一时之利害，多数人之向背，皆不必顾”，并在全书最后说“然则吾国之伦理学界，其将由是而发展其新思想也，盖无疑也。”反映其实践理性精神。

　　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蔡元培以我国儒家伦理思想为重实践的伦理思想，“一切精神界科学均以伦理为范围”，其中“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他在考察先秦伦理学说源起时，指出“在我国唐虞三代间，实践之道德，渐归纳为理想。虽未成学理之体系，而后世种种学说，滥觞于是矣。其时理想，吾人得于《易》、《书》、《诗》三经求之。”他还从心理方面的知、情、意角度，称“《书》为政事史，由意志方面，陈述道德之理想者也；《易》为宇宙论，从知识方面，本天道以定人事之范围；《诗》为抒情体，由感情方面，揭教训之趣旨也。三者皆考察伦理之资也。”由此可见，在蔡元培那里，《诗》（诗乐）的传统是作为“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的例子来使用。他从人的道德培养角度谈周代的礼乐文化，并举《周官-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育为例。他也谈孔子“以诗与礼乐为涵养心性之学”，介绍孔子如何将德、智、艺（技艺）、勇（体魄）和美（乐之美）结合起来用于教育实践。在谈荀子的“礼乐相济”思想时，以自己的认识阐发“有礼则不可无乐。礼者，以人定之法，节制其身心，消者也。乐者，以自然之美，化感其性灵，积极者也。礼之德方而智，乐之德圆而神。无礼之乐，或流于纵瓷而无纪；无乐之礼，又涉于枯寂而无趣。”蔡元培在这里肯定具乐教作用的音乐具“自然之美”的特质，其作用在于“化感”人之“性灵”，具有“圆而神”的功能。与礼相比，乐是积极的，生“趣”的。

    以上皆表明蔡元培从实践伦理的角度，对美感教育的作用给予了突出的强调。若加上他主张的心理学“三分说”，并输入现代教育内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德（伦理道德修养）、知（科学知识）、美（审美情感）或加上体（勇和体魄锻炼）这样一种教育模式。在蔡元培的思想中，美感教育意是与德育相关的。如他在民国元年任教育总长后发表的重要文章《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以“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他还举例说明不仅是唱歌、图画，美育几乎与国文、修身、算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学、游戏各教科皆有关系。八年后，蔡元培在一次演说中仍强调了美育与道德人格教育的关系，说“近世心理学，皆以意志为人生之主体，惟意志之所以不能背道德而向道德，则有赖乎知识与感情之翼助。此科学、美术所以为陶铸道德之要具，而凡百学校皆据以为编制课程之标准也。”“故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他是将智育与美育比作为德育的两翼。据此可以说，蔡元培的伦理学思想不仅是其教育思想的基础，也是他提倡美育时从不舍弃的基点，这使得他的美育实践一直保持在育人而非学艺的教育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