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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科传》 （作者：赵良田） 编者按：盐亭著名教育工作者白大科去世45周年了，白大科对盐亭的最大贡献是执掌盐中，为盐亭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盐亭中学建校100周年来临之际，我们无比怀念这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今特发此文，追思这位老前辈。 【一】 白大科，盐亭县云溪镇南街人，公元1925年9月出生于一个小商家庭。1938年秋，在盐亭城厢小学毕业后，下期即考入三台县初中读书。在校精干活跃，爱好文艺，善言谈，重友情，课余时间，常有不少同学围着他一起聊天。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已席卷全国。白大科在形势的影响下，激发了强烈的的爱国热情。1939年暑假，便约了几位同学奔赴成都报考“幼年空军学校”，立志奋战沙场，挽救民族危亡，但因眼疾未被录取，只好仍回原校读书。后身患重病，便休学回家治疗。这时，原停办的盐亭初中已复校行课，待病痊愈，便转回本县读完初中。1942年秋，考入三台高中就学。这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上崩溃，迫害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笼罩了国统区。白大科对此深感苦闷，后经一些眼光锐敏的老师的启示，读了一些进步文艺作品后，又于失望中燃起了希望之火，继续奋进，奔向理想的未来。 1945年秋，白大科考入四川大学先修班，次年，被录取入该校外文系学习。在此之前，川大已成立了由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领导的“文学笔会”及进步学生组织的“文艺新苗社”。白大科进川大后，便主动参加了“笔会”、“新苗社”举办的文艺座谈、文艺理论学习，办壁报、板报等各种活动。他由原来阅读革命文艺作品进而学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革命文艺理论，从而提高了对文艺发展方向的正确认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 1946年下期，中共成都市地下组织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的革命运动。“笔会”同学在中共川大支部的领导下全力投入了这次运动。白大科在运动中勇往直前，表现出色，首次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次年下期被选为“盐亭旅蓉同学会”理事后，常利用开会及相互约会的机会在同乡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影响了不少同乡同学，后来也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社团及革命活动。1948年4月，成都各大中专院校再次爆发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及请愿运动。白大科同爱国学生一起直奔成都街头，撒传单、贴标语，开展讲演，揭发反动派的种种罪行，结果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四九”血案。在敌人追捕的紧急关头，白大科恰好遇上一位善良的老太婆，很快将他引入家中作了掩护，才幸免于难。这次斗争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反动派却无时无刻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搜捕。特别是这年暑假，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大专院校更是主要目标。白大科每晚都得变换铺位，以防不测。这使他更加深了了对反动政府及其军警本质的认识和仇恨，于是立即给原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亲友去信，策动他们离开敌营，以瓦解其军心。1948年下期，川大开校不久，反动当局即下令解散进步学生团体，禁止一切所谓非法活动。“笔会”表面虽然解散，但在中共川大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由其中的白大科等12人发起成立了“火星社”，并吸收了杜正刚等入社，全部转入地下活动。当时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组织为使革命同志能认识并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号召大家认真阅读革命理论著作。白大科在读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论述后，心胸大大开朗，目光更加明亮，使他更清楚地认识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世界的美好未来，从而在他已经奔走的大道上，更加坚定地向前迈进，下定决心为革命奋斗终生。1948年末，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反动派为了垂死挣扎，大肆抓捕和杀害革命人士。中共成都市委为了迎接四川解放及开辟新区工作，便采取了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将已暴露或被捕同志有联系的“火星社”社员转到外地去工作。就在这年年底，“火星社总社”委员白大科，便因此离开川大，回到盐亭开展革命活动。总社社长袁邦民随即派遣杨济生来盐亭与白大科联系。白大科向杨济生汇报了发展“火星社”组织及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得到了杨济生赞同。为了有一个公开的社会职业来掩护他的革命身份，便找到关系甚为密切，思想也较进步的原来初高中同学马先觉，通过其二爸、县参议长马健，介绍到盐亭中学作教员。1949年4月，“火星社川大分社”社长何金凤、社员杜正刚又转移回盐亭，配合白大科分别在县城、安家等地开展活动。6月，杨济生代表党组织来盐亭，为白大科办了入党手续并研究了在盐亭成立党组织的问题后，即决定以白大科为社长建成了“火星社盐亭分社”。除由成都转回盐亭的社员外，在此前后又吸收了马先觉、白大章、康生穗及王婉容、吴丰禾等人入社。当时，解放军在各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军土崩瓦解，已近全部败亡之际，反动当局大肆造谣，恐吓民众，致使人心惶惶，社会不安。白大科见此情况下，便研究决定在北街怡园和城北紫岩寺组织两个茶会，由“火星社”社员分别邀约一些相识的教师、学生、社会失业青年等参加，不定期地进行聚会，以吃茶、下棋、打牌、聊天等形式作掩护，传播时事，抨击时弊，揭穿谣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通过与会者透露给广大群众，以安定民心，消除对共产党的疑惧，广泛争取革命力量。时有县参议长马健、伪县长苟麟、豪绅范宏先等互相勾结，企图盗卖仓储粮谷二千石，作为反革命潜逃资金。白大科等获悉此情后，立即决定在怡园召开了扩大的茶会，公开揭露事实真相，发动签名进行反对，发出告全县同胞书，四处贴标语、散传单。顿时全县震怒，群众舆论大哗，致使马健、苟麟等盗卖粮谷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9年10月，国民党溃军逃经盐亭时，重庆西南长官公署少将督察专员、军统特务毛光远和川军四十一军副师长、军统特务王肇中，先后潜逃回县，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以在乡军人为主力，分别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盐亭纵队”及“反共救国军新十六师”，企图抗阻解放。在此紧要时刻，白大科即安排白大章，以在乡军人的身份打入“新十六师”刺探敌情。当了解到孙震溃军过盐亭时给“新十六师”留下了一批枪枝、弹药，存放于县银行内，并预谋于局势不妙时，即令县警察中队长王治良将银行的武器库炸毁的情况后，白大科即授意原已受到他思想影响且与进步人士有所接触的王治良，表面受命炸毁银行，暗中派人进行保护，从而保住了银行财物，维护了县城安定。其后，薛秉铨部逃往成都经县城时，白大科等组织城内部份青年开会，准备建立武装力量，维护城廓治安，以免城内形成真空地带时遭受破坏。但在会上出现了另一种主张，意图持枪跟随伪县长苟麟上山打游击，抗拒解放。白大科等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挫败了这一反动阴谋，使会议按原计划进行，并作出了决议。在以后的活动中，不仅发挥了防止敌人破坏、安定群众情绪的作用，还动员鼓舞群众参与迎接盐亭解放的准备工作。12月28日，盐亭解放，白大科等即组织县城知识青年，开展欢庆盐亭解放、宣传使用人民币等活动。随后又向南下的革命干部汇报地方情况，参加对旧政权的接管，并到各场镇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法令，发动青年报考地方工作队、革大、军大，为革命队伍充实新生力量。 1950年，白大科被任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盐亭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曾多次被抽调参加征粮支前、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党的中心工作。又先后在三台、射洪、盐亭连续参加三期土改，担任土改工作团分队长、中队长。他在这些群众运动中，非常认真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觉加强请示汇报。因此，他每到一处工作，都卓有成效。为打垮封建势力，建立人民政权，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立下了功劳，也使他不断得刀了锻炼提高。 【二】
1952年8月，白大科由盐亭团县委书记调任盐亭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社会上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白大科从党政部门转到学校工作是“降了格”。但白大科却认为这种看法是出自个人名利。学校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教育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调到学校工作是革命的需要，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分配，调到学校就该自觉争取成为教育的行家，认真把学校办好。白大科就以这样的认识，满怀信心地担任了盐亭中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以后县委召开第二届党代会时，白大科又被选为全县文教方面的党代表，出席了这届党的代表大会。 白大科到盐中工作之初，老师虽已经过初步的思想改造，几次政治运动虽已触及到学校和师生，但新旧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仍处于过渡阶段，因而教师的教态、教法，学生的学习、纪律，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白大科为了尽快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学校各项工作规范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便首先抓师生的组织建设和各种制度的建立。通过全校动员，师生分别讨论，统一了认识之后，建立了学习、工作、生活制度；根据学校总的工作计划，认真调整了教研组和教职工的政治学习小组，并分别订出了各方面的任务要求，配置了各小组各部门的负责人 ；整顿和改建了学生团支部、少先队、学生会、班委会；选出了比较精干的学生担任各组织的主要干部。同时还加强了班主任工作的领导，经常召开班主任及学生干部会，了解情况变化，交流工作经验，及时布置任务，不断培养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胆识。通过全校性的大会、学校广播、板报，大力宣扬好人好事、典型班组事例；坚持日日检查、周周评比，定期总结；做到全校有人管，班组、团队会有人抓，先进带后进，骨干带一般。为时不久便出现了全校工作有章可循，事事有条不紊，生活紧张活跃，纪律秩序井然的新局面。为了解决原来在招生和教学中遗留下来的各班级学生成绩优劣悬殊过大，造成教、学双方沉重包袱的问题，白大科断然采取了全校各年级分别考核，越级升留，统一编班的办法，使各班学生成绩基本趋于整齐，从而使教师教起来称心，学生学起来轻快，双方都走出了困境。 教育离不开教师，要搞好教育工作更离不开一支强有力的老师队伍。白大科基于这一认识，到盐中后便坚持亲自抓教师的政治业务学习，加强老师队伍的建设。他常向教师们说，教师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社会主义的教育意识，不努力提高新的教育理论和业务素质，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形势的。因此要求教师要自觉加强政治、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认真改造世界观、教育观，使自己同时代一道前进。他对教师的政治、业务学习，既有灵活的短安排，更有系统的长计划。每天早上组织全体教师职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教育上的实际，学习时事政策，各级党政的有关文件及教育方面的指示、报刊上的各种经验。每周按规定的政治、业务学习时间及分定的学习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联共党史》、《中共党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及革命领袖的原著；学习凯洛夫、冈查洛夫的教育学，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论教育的经典文献，以及教育方针等。结合学习讨论，联系实际批判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使教师们能自觉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在这些学习中，白大科总是学在教师们的前面，凡是集中学习时，他总是带头进行系统发言，结合思想和工作，深入浅出地阐明理论，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将学习引向纵深，并解决实际问题。他不仅是整个学习的组织者、领导者，而且是学习的中心发言人和辅导员。他领导学习，总是会使大家学得生动、灵活，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学习后的闲暇时，常常都能听到一些老师互相争辩学习中的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罢休，造成浓厚的学习空气。1953年，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来华讲学，白大科亲自率领各科教师代表到成都听讲教育理论，并为全校各个教师购回《普希金教授教学法讲演录》一本，供自学之用。根据当时学校教师的文化、业务结构：大学生本科生还不多，相当一部份是专科生和从小学教师中调来的，为了适应工作的发展需要，他还动员不少教师参加函授学习，并支持其离岗面授。同时要求所有中青年教师，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业务水平，制订出三年或五年的“红专规划”，力争在计划时间内，政治上有显著提高，业务上分别达到大学本科或专科水平 ；原来就是本科毕业的，也要尽量做到知识更新，更上一层楼。党的教育方针是办学的方向，是育人的标准。白大科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他在领导教师学习教育方针时明确指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从根本上讲，就是认真按教育方针办学育人，不偏离，不动摇。否则，就没有什么“忠诚”可言，培养的人也将会一个一个成为跛子。培养学生必须首重德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不能有任何随意性。他以主要精力抓学校教学育人这一中心任务；紧紧依靠教研组及党团队会的力量全面运转；和其他几位领导分工协作，各把关隘；亲自深入教学第一线，深入师生群众，深入各个教学活动领域，摸情况，总结经验，以取得领导教学的主动权。他不仅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政治课及班级、党团组织活动，还强调一般教师的责任。他向教师们说，唐代的韩愈就提出了教师的本职是“传道、授业、解惑”，党的教育方针更明确要求教师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由此可见教师不管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失职，是没有完成应负的责任。所谓“教书不教人”，实际上是在把学生向反面教，纵容学生思想自由化，让学生走错路。因此要求各科教师必须认真研究教学大纲，钻透教材的政治思想内涵，结合课堂教学经常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无论课内课外、班内班外、校内校外，每个教师都不能放松这一教育。他为了提高政治课的教学质量，充分发挥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他亲自担任了政治课教学，坐镇政治教研组，随时同政治教师研究如何把政治课讲透、有实效；他还亲自进行政治课的公开教学，组织老师听后开展评议，进行互帮互促。他一直亲手抓班主任工作及党团组织，安排工作计划及计划订出后，随时检查执行情况，及时提出补充修改意见。他还定期召开班主任及党团干部会，学习文件，交流工作，研究改进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指导班主任召开班会现场会，他还经常给全校学生作政治时事报告，分析精辟，语言生动，极富启发性、鼓动性、感染力，学生听时全场肃穆，全神贯注，收效极大。他一贯提倡建立“尊师爱生”的新型师生关系，主张教师对学生以“导”为主，“导管结合”，反对“卡、压”，严禁随意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不断树立先进，积极热情地帮助后进，在学生中开展“一帮一，一对一”活动。适时组织学生开展校外宣传，参加社会活动。因而全校政治空气浓郁。白大科认为，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的培养必须同时重视，不可偏废。要认真结合政治思想教育和各科课堂教学及实验实习来树立学生的劳动观点。还根据实际，安排一些劳动教育的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等。每年毕业生离校，白大科都在欢送会上深情地勉励同学们要一颗红心，多种打算，但大部份都是要回农村的，回农村也是光荣的，农村正需要知识，正等着你们。要准备过好“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上要经受得起讽刺埋怨，生活上要吃得苦，劳动上刻苦肯干，能过好这三关，就会大有作为，从而使毕业生安心农村。有的假期，他还专门安排教师下乡走访回乡毕业生，搜集总结参加劳动表现好的典型事例，拿回学校进行宣扬。有时还请毕业生回校介绍参加农村劳动的认识体会及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又组织学生参加建校劳动、校内农牧实习，校外支农抗灾、栽桑造林及参加其它社会公益劳动。这样多方面结合进行，学校劳动教育一直取得良好的效果。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主要阵地，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形式。白大科为了掌握这个阵地，非常重视教研组的活动。他亲自选定教研组长，指导各组制定教研计划，强调各科根据教学大纲精神制定教学计划。他认为备好课是讲好课的基础，批改作业和课后辅导是检查课堂教学效果和弥补课堂教学不足的重要手段。因此，经常抽调教师的备课本和学生的作业本进行检查分析。再忙，每周都要坚持听教师一二节课，每月召一次主要学科的科代表会，以便具体掌握课堂教学情况。他还经常深入各教研组，重点参加一些教研活动，有计划地帮助教研组举行一些质量好的公开教学课。他不但亲自参加听课，还自始自终参加评议总结，促使教师互相学习，互相促进，达到“熟带生”，“老带新”，共同提高教学水平的目的。阶段测验，半期考试，期末考试后，他都要求各教研组找出各类典型试卷进行质量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提高。无论哪科的课堂教学，他都强调师生双边活动，调动两个积极性，克服“满堂灌”、“催眠曲”，务使学生学得生动，学得踏实。他既要求各科教师要认真培养优秀生，更要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关心和提高弱差生的成绩，坚决反对歧视、放弃和打击弱差生的思想、言行，他还指导各教研组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作业展览、作文比赛、数学竞赛，开办各种“学习园地”，做到学生互相启发，互相鼓励，提高学习兴趣。他为了使课堂教学生动、形象，让学生易懂、易记，便于掌握运用，在当时学校经费紧缺、仪器配置尚少的情况下，积极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制作教具，使教学中的抽象概念，通过演示直观，加深学生理解。文史教师便根据教材内容制作图片、图表；生物教师带学生采集标本；数学组的王逮三、蒲兆祥、袁首瑜等老师利用高粱杆、硬纸板、别针、胶水制成球体、柱体、锥体等；地理老师自制了地球仪。理化老师除制教具外，还指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利用废旧材料组装收音机。当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后，师生非常振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及实践的兴趣，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课外活动和文体活动，既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展，更是贯彻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大科对这些活动不仅大力提倡，积极支持，还经常参与和指导。各教研组教研工作计划，打破班级界限，根据活动内容，由学生本人申请参加，全校组成了十余个小组，每个组有专门老师领导。每到课外活动时间，校内顿时活跃起来。阅读、科技、文艺、球类、体操、演唱、绘画等活动开展，把众多的同学都吸引住了。一次，文艺组举行纪念鲁迅诞辰活动，白大科也参加了。不少师生在会上争先恐后发言，缅怀鲁迅革命战斗精神及伟大业绩。一位老师谈到他在上海听鲁迅讲学，见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头发蓬松，像是一个“鸦片鬼”，场内立即出现骚动之情。白大科见状，马上以这位老师所介绍的鲁迅形象作了发言，大揭反动派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精神，作真正的革命者。这不仅激发了学生倍加敬爱鲁迅、仇恨反动派之情，也为这位老师解脱了“失言”的重负。校内校外的球类比赛，或运动会，他不仅是热心的观众，还常常自觉充当场外指导。有时几个组联合主办晚会，同学们自编自排的节目及体操表演，更是花样翻新、内容别致，外来观众人山人海。文艺组自编自演的《十大姐》、《方志敏》、《长虹号起义》，白大科亲自编导的《青春之歌》，体艺组排练的“器械运动”，理化组的“小魔术”等节目，在学校上演及后来在全县巡回演出，都受到观众的赞赏，社会的好评，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白大科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他性格开朗，对人坦诚，关心教师，爱和教师接近。工余饭后，常与一些教师闲聊、打扑克、下相棋、打克朗球、弹凤凰琴，教师们非常依赖他，喜欢亲近他。他对民主人士、副校长杨嘉谷，党外老教师、后升为教导主任的蒙季甫，非常尊重，充分信任，学校行政分工合作，共同研究，互相支持，使之有职有权。因而杨嘉谷在盐中勤勤恳恳工作了一生，蒙季甫后被提拔为副校长。白大科善于识人，善于用人，不唯文凭，一位从小学调到盐中不久的党员教师即担任了副教导主任、团队干部，有的担任了总务主任，有的很快就教了高中课程。他重视教师政治思想的进步。除亲自领导政治学习，做到普遍提高外，还同学校党支部领导，组织工作积极、争取进步的教职工参加党课学习，委以重任，使之受到锻炼和考验。条件成熟的，即根据本人申请批准入党。他还抽派教师参加农村中心工作，使其接触工农，了解社会，加强自我改造，他对一些有思想包袱或疑虑的老教师，总是主动接近，热情帮助，用党的政策去打开心扉，鼓励其积极进步，轻装前进。对年老体弱的教师，除减轻工作量外，还在制度上给予照顾，使之得到宽松的生活。对新来校的外籍大学毕业生，经常登门拜访，个别谈心，帮助解决婚姻问题及其他困难，设法改善物质及文娱生活条件，使之安于本校工作。个别教师性情执拗，自恃学历高，资格老，教学上不求改进，学生反映强烈，又不肯接受意见；白大科坚持耐心帮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其转变。他见教师疾苦，无不尽力关照。一次蒲兆祥老师的爱人突然得了急病，他立即组织职工送进医院抢救，主动报名输血进行手术。因血型不合，又亲自动员学生献血，后来还为献血的学生买了营养品滋补。1953年春，总务处敬勤，因忙于购料建校，很长一段时间未回过家。家中父母、妻子担心敬勤要想离婚，见了盐中的人便要探听敬勤的情况。白大科风闻此情后，马上动员敬勤回家休息几天，并启发其敬爱父母、体贴妻子，互相安慰，愉快生活。如此关照，确实消除了敬勤家人的疑虑。有位教师原来言行有些不大检点，工作不大认真，接连三次未调升工资；后来转变好了，成了教学骨干，白大科八方奔走，向有关领导反映，及时为这位教师增加了工资。有一年寒假后，一位姓刘的老师无钱回家过年，白大科知道后，便从自己身上掏出20元来交给刘老师，并作了一番劝慰，使其按时回家过春节。他为使教师减少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工作，先后为郭声华等办了家属城镇户口，安排后勤人员为其租佃住房，使夫妻迁住一处。岳鹏程、杜佩久等老师逝世后，他在学校举办了隆重的丧礼，帮助解决了家属的困难。白大科关心教师的深情和感人的作法，使教师们多愿以他为知己，以盐中为家，兢兢业业为党的教育事业作毕生的奉献。 “要小心翼翼地培养新人，像园丁爱护他心爱的花朵一样”，斯大林的这一教导，不仅成了白大科对老师们的一贯要求，更成了关心、爱护学生的具体行动。他爱护学生，首先是心中有学生。他广泛接触学生，党团员、干部、优秀生他了解；家境困难、表现差、成绩低下的他也同样了解，更给予深切的关怀。他爱护学生，首先是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他经常关注学生的进步要求，积极鼓励学生争取入党入团。李国贤等就是在盐中读书时受到白大科的培养入党的。每年高考前，他都要集中有经验的教师指导学生高考复习和填报升学志愿表。学生填报的志愿，他都要亲自和了解情况的老师一道进行审查，做到学生报考符合实际，让各高校合理取录，不致浪费人才。他找学生个别谈话，总是非常亲切，谆谆教诲学生立志向上，刻苦成才。他热情关怀回农村的学生，勉励他们大有作为，展露才华；不要灰心失望，虚度一生。学生家庭困难的，他都要及时解决。高1960级学生任化成，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三个弟妹过活，经济极其困难。任化成在校品学兼优，任团支部书记。冬天穿着破旧的单衣裤，早晨冻得打抖。白大科见了，马上送给一套御寒的衣裤穿上，还动员全校教职工捐出衣服一百多套，解决了70多个学生缺衣少裤的问题。任化成高中毕业后，便想应招参加工作；白大科认为这是埋没人才，鼓励他进大学深造，争取将来为国家多作贡献。在他的动员和资助下，任化成考进了西北军事工程学院，后来担负起了祖国的电子工业、航天工业的重任。初14班学生杨福永，父母都有严重疾病，还有两个小妹妹，家中无劳力，经济很困难，读书全靠助学金及亲戚帮补。一次，班上评助学金，有学生提出他有外援，便降了一等。当杨福永生活费用告馨之时，便写了一个报告去见白大科。白大科看完报告，见杨福永人小天真，想问题单纯，便打趣地问：“你家困难得很吗？”杨急忙回答：“可以调查嘛，如果把助学金给我降了，我就读不起书了。”白大科笑了笑答道：“读不起那你何必读？”杨更着急地说：“白校长，我想读书得很呀！做梦都想读书啊！”这时白大科语重心长，非常关切地说：“想读书，你就好好读吧！不要遇到一点困难就不读书。一个人要不怕困难，才能有所成就。你的困难我们会设法为你解决的。”从此，不仅助学金恢复了原来的等级，更使杨福永有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学习倍加努力，后来成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和县级领导干部。平时，学生就寝后，开饭时，白大科都要去看看，了解是否睡得好，吃得饱。学生的茶水，女生必用的热水，再有困难也要责成后勤设法解决。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他组织师生利用课外时间开荒种地，增收菜蔬粮食，贴补师生伙食，共度难关。五、六十年代，从盐中毕业的，在全国各条战线当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杨崇汇、廖世孔、任心廉、任义伯、蒙绍乾、谢明道，以及扎根农村的普通劳动者，至今一谈起白大科，都充满美好的的回忆和不绝口的赞颂。 后勤部门，是学校这盘机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件，是整个学校工作的先行。白大科虽然主管教学育人，但仍把后勤工作置于他的重要议事日程。平时有事无事，他都爱到厨房和后勤各工作地点去走走看看，和职工一起谈谈。好些时候，他还亲自参加后勤会议，讨论后勤工作，组织后勤人员学习，帮助提高思想认识。当他发现有些工人认为搞后勤工作低人一等，情绪不安时，他便领导工人学习《为人民服务》，发扬张思德精神，让工人认识干革命工作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他要求职工树立主人翁思想，争取后勤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走在前面；一定要把师生的伙食办好，要动脑筋，不断变换花样。做到吃饱、吃好、吃热、吃洁、吃省。对待老师要尊重，对待同学要耐心，要爱护，不能耍态度。要保证茶水和生活上的必要供应。为了师生的安全，他还不定期地与有关职工逐一检查师生寝室、教室、办公室等，发现危房或漏风雨的，及时维修。白大科在改善办学条件，建修校舍上很有远见。原来的旧校舍，50年代已经开始显得不足；要在原地扩修，也只能解决短期内的问题。他从学校的发展考虑，经领导批准，便在凤池坝新征地基，精打细算，迅速修起了当时全县第一流的新式大礼堂，还新建了教学和办公大楼，并扩建了师生寝室，及时解决了学生露天吃饭、开会及住宿等急切的问题，为后来盐亭中学的不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白大科有胆有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克已奉公，不徇私情，一切按原则办事。他钻研理论深刻，分析问题客观，任何场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大胆发表个人见解。他教高二政治课时，有个学生向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是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那么，马列主义以后还会不会发展？”白大科回答：“这提的是当代嘛，以后怎么不发展？”又问：“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识事物要一分为二，书上说毛泽东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可不可以一分为二？”白大科肯定地回答说：“可以一分为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绝对真理，而是相对真理。是人们目前只能懂得和理解的最高真理，不是真理的顶点。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绝对真理，那就把它当成了千古不变的教条，就会束缚人们的思想。”1964年，全国大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盐中也掀起了学习高潮。学生上课学，下课学，白天学，晚上学，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白大科对这种形式主义作法进行了批评。他严肃地指出：“这样学习只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学习只是教条，讨论只是空谈。这样学的结果，只能是开卷了然，闭卷茫然，工作起来昏昏然，犯了错误还不知其所以然。”他要求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用它来提高思想认识，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学毛著便放松了文化课学习，必须学毛著和学文化课两不误。因而使原来出现的错误倾向，很快得到了纠正。 50年代，白大科的工资在全校是最高，他不但生活简朴，还向组织上两次提出，国家现在还困难，请求降低他的工资来支援祖国建设。1955年，县长之子李祥光考初中未上录取线，他并不因县长关系便给予照顾。直至经过补习，第二年又才考进了初中。1961年，他的侄女白经蓉考初中，因差一分未上录取线。分管招生的老师对他说：“是否作特殊处理，让其录取就读。”白大科非常严肃地说：“县长儿子都不能特殊，我的侄女为什么就可以特殊？一视同仁，坚持逗硬！”白大科的内兄何悦修原在盐中教语文，1962年精简下放时，在精简政策之内，他并不照顾亲谊关系，首批便放到小学去了。白大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治校严谨，领导有方，关心教师，爱护学生，深得师生敬仰，社会赞誉，领导好评。1958年以前，他和潼南中学校长袁明道，被遂宁专区教育界誉为“南袁北白”认为他们是最出色的两位中学校长。1962年，中共绵阳地委宣传部长吴汝斌在绵阳专区教育行政会上表彰白大科说：“如果当校长的，都像白大科那样当，我看没有办不好的学校。”1964年秋，绵阳地区文教局长周启亚，带领全专区中学校长来盐中参观学习；周启亚对盐中的办学经验作了高度的评价，并专文总结在全专区推广。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便无辜地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后更以“莫须有”的罪名编入“黑帮教师”的“劳改队”，被揪斗游街，隔离禁闭，列入“镇反”对象。1967年3月20日夜，白大科死于盐中水井内，时年仅42岁。后来平反昭雪，组织结论为“受反动路线迫害而死”，并进行追悼抚恤，恢复了一切政治名誉。 历史人物： 盐亭本土教育家白大科 资料摘自《盐亭县志》（一九九一年版714页至715页） 白大科 （1925-1967），盐亭云溪镇人。民国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4年至民国37年在四川大学读书，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文学笔会”，为川大地下党外围组织“火星社”的发起人之一。在成都参加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示威游行学生运动，由于身份暴露，被组织派回老家盐亭继续秘密从事地下活动，发展“火星社”成员。为迎接解放，在县城散发《告全县同胞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掩护革命力量、保护和转移资产，促进了县城的和平解放。 解放后，历任土改运动大队长、团共青团工委书记等职。1952年至1967年任盐亭中学中共党支部书记、校长。任职期间，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学生生活及学习，为国家培养大量人才，有“南袁北白”之美誉。（南袁：潼南中学校长袁明道。北白：盐亭中学校长白大科）。 “文化大革命”中，白大科遭到残酷批斗，1967年3月20日被迫害致死。1979年，组织为其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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