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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生涯 陈云达 题 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惟愿此文能给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一些感悟。 懵懂的小学生活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受过学前教育，智力要比现在的孩子差。农村孩子上学年龄规定在7岁至九岁，报名时，数棍棍，数不到100根，便不予报名，我报名时才六岁半，因为一口气数到200，被破格录取，而且成了“小班长”。 我家距学校有近3公里，又是“走读生”，从读二年级开始又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没有课本，语文课就是读背毛主席语录，算术课由老师自编教材，上午4节课，下午2节课，不上早晚自习，也没有家庭作业。懵懂的我根本不知为谁而读书，只晓得试考得好，才好受老师表扬，才会在同学们面前显摆，除此之外，只晓得忙里偷闲，一有空就和同学们疯耍。学校里的体育设施，只有一副供老师和初中生运动的篮球架，我们的体育课除了学跳“忠字舞”，便是“藏猫猫”，每条上学路到处是女生“跳板”画的房子、格子，男生打地珠掏的小土洞，下午放学玩到天黑才回家。 我是出了名的“老迟到”，每天早上，不到7点便被母亲喊起床，将鸭子送到水田，返回家，母亲已经将粮、菜下到锅里，他们出工去了，我则要不停地将“草草柴”往灶洞里添，添多了，烟子熏得眼泪水流，添迟了熄了火，要用嘴吹气，一脸一身都是锅墨烟子，煮好饭，还要扫地，然后吃完早饭已是早上九点过（遇天雨，柴草受潮，上学还要迟）才搭着一个小布口袋往学校跑。最苦的是夏天中午，赤着脚走在泥沙地上，火辣辣的，回到家里，烧锅煮饭，热得满身都是痱子，记得有一次因怕热，爬到门前的核桃树去砍干柴，结果砍到“蜂笼包”（蜂巢）上，全身被蛰，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最苦的还有初冬，因为母亲和姐要在柴坡上砍柴，我煮好饭，还要把饭给她们送上山，将牛粪背回来，才能去上学，很多时间是第一节课已经下课。记得第一次半期考试，害怕迟到，中午放学，便不回家，看着同学们吃“盅盅饭”，馋得我直流口水，索性躲到学校厨房的柴草堆里睡起觉来，这是我读书生涯中睡的唯一次午眠，下午考语文听写，老师念“鹅”，我居然写成了“饿”，后来，我还在大哥面前辩解：“就是因为饿才出了错，没有得双百分。” 因为好动，又是破旧小书包，揣在书包的铅笔、毛笔不出两天便不见踪影，因此五年半时间，笔和作业本都是老师提供，墨水自然是同桌“奉”上。 懵懂的小学生活，也有几件“出彩”的事，一次是爬到树上看电影，树枝断了，脸了被戳了个洞，留下了疤痕。上三年级时，第一次在全校（包括两个初中班）师生大会上演讲，因为穿的是姐姐留下的棉袄，被同学们嘲笑，从此得了个“假女生”的绰号。因为我能背诵150条毛主席语录被评为“黄甸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阳校长背着我去区上开会，在上千人参加的会场上背诵了毛主席语录，也正是因为这一“荣誉”，我这个“四类份子”的后代，才没有落得像大哥一样的下场（他小学毕业，考全乡第一名，因为父亲的成分，没有被五龙中学录取），而是顺利推荐进入黄甸中学。 五年半（1972年改为春季招生）在懵懵懂懂度过，在学习上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但学习心得是有的。一是怕背不到课文，做不到作业下午放学后被老师留下来，耽搁了在回家路上和同学们打地珠的宝贵时间，学会了速记，一条毛主席语录，读三遍就能背。二是为了得到老师表扬，学会了“摹仿”，因为生产队开会常要我读毛主席语录，读报纸，便从报纸上“借”方法。读五年级时，报纸上一篇文章《一朵棉花》写一位生产队长，发现社员们为多挣工分只拣好棉花摘，不愿花时间去抠棉桃里的“死棉”，他在社员大会上，讲了死棉花可用来造炮弹，保卫祖国……的重要性，于是我就写一个《红苕》，不小心将背篼里的一个红苕滚到茅草丛中，当时又累又鹅，是拣还是不拣呢？我想到了红苕的重要，于是……，结果我的这篇文章被初中班的老师拿去作范文。写作要善于“借”，从课文中、小说中、影视剧中借词借方法对我一生的写作大有帮助。学理科同样可以“摹仿”，小学毕业迎考，恰巧数学老师生病请假，校长来代课，他说升学考试肯定要考一道计算量大的四则运算题，要我“打一个锭子”，于是我从原数学编的复习资料中看到了一道应用题，一亩棉花，株距、行距是条件，问栽多少株棉花，假如一株棉产多少克棉（小棉），一亩地又产棉多少公斤？于是我就摹仿编了一亩油菜，窝距、行距和每株产油菜籽好多克是条件，列成混合运算式子，最后计算出亩产菜籽多少公斤，能轧多少菜油，结果升学考试，最难的20分题，我打上锭子，摹仿与借鉴是学习的窍门。 艰苦的初中生活 1972年3月，我就读于黄甸区中学。学校新办，进入校园时，操场上的小麦还未成熟，没有床，只好睡地铺，梅雨开始，道路泥泞，草垫发霉，只好去粮站背谷壳来除湿，天一热，谷壳滋生跳蚤，咬得全身都是疙瘩。没有蚊帐，只好用被单遮住 头脸，可又热得透不过气，无法忍受，同寝室的人轮流用床单驱赶蚊子，实在热得难受，三三两两溜出寝室，到井边冲凉。第一学年，教室窗户来不及安玻璃，只好用篾笆遮风挡雨，没有电，点着煤油灯上晚自己，油烟窜进鼻孔，鼻涕全是黑色。学校没有菜园，一日三晚吃着以红苕为主食的“盅盅饭”（瓦罐居多，瓷盅较少）自己搭粮，缴搭火票端饭，下饭菜是生菜油浸过后的一撮盐，一碗醋汤。有的同学家庭条件好，每周带一罐子炒酸菜下饭，为了节约一分钱一顿的搭火票，星期天到校时带上两个烧熟的红苕当晚饭，星期六中午不蒸饭，待搞完下午60分钟的劳动，才饿着肚子回家吃母亲留在锅里的陈饭。 读初一时，正赶上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教育抓得紧，月月都要考试，同桌之间用的是A、B两种试卷，两名老师监考，一个坐在讲桌上，一个坐在窗台上，作弊者的处罚是背操场上的土。到初二时，照上了电灯，窗子安上了玻璃，有了木床、蚊帐，学校种的冬瓜、白菜足可以填饱肚子。学校环境好了，生活好了，受“白卷英雄”影响，学习轻松了，劳动课却增加了。 初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很少跌出年级第十名，学习用功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老师表扬，少搞点劳动，多一点玩耍时间。于是上课前，我都要先看课后作业题，猜想老师会提什么问，布置哪几道题，上课时，我很少开小差、打瞌睡，我觉得最应该交流的听课经验是：默述（动口而不出声地）老师的讲解。其次是特别重视老师讲课时的语气、神态和板书：声调高、语气缓慢、神采飞扬、板书后还要加点划圈，我知道这一定就是重点和难点，因此老师讲完公式定理，我就已经能背诵，老师课堂提问，我会率先答出来，老师讲例题，我便翻到作业题，根据例题立出式子、解题步骤，遇到比例题复杂套不出来的，我经常会用“假如”，拐弯抹角地、请老师把我做不出来的题给讲解了，而且还不会让老师察觉，因此，在其他同学还在紧张地等待老师布置作业时，我只需写出答案了，因此，上自习和课外玩耍时间比同学们多，还因为我是“小班长”，很容易挨大个子同学打，因此不敢过分管晚睡纪律，更不敢带头与同学们一起戏闹。这段时间，我爱像“过电影”一样，静静地回忆白天老师讲课的情形，有时还会用手指在肚子写英语单词、数理化公式，因此我记忆强，直到从事教育，才知道我当年打发入睡前的时光的方法，正符合“遗忘曲线图”。 对我初中学习生活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一是才上学的那个月，下午课外活动时，同学们都爱给结伴以“买煤油”“买墨水”的名义请假到黄甸场上闲逛，第一次一个同学买了一斤李子，每人分食了一个，第二次另一个同学买了一个饼子，大家又分令了一块……当我再次和同学们上街时，刚走到教室门口就听到：“你又喊他干啥，他家穷，每次都白吃我们的。”我听后脸一阵发烫，转身返回教室。拿起从家里偷出来的小说，翻窗躲到菜园地里看了起来，那块菜地，便成了我初中阶段课外活动时的“图书室”。二是我看《济公传》上了瘾，在上晚自己时被班主任抓了“现行”受处罚写了检讨，恰巧半期考试，成绩下降了，大哥来开家长会时，张老师告了状，大气气愤地对我说：“不想读书就算了反正家里又穷！”“不读就不读”待他走后，负气的我收拾书箱便回了家。当晚，母亲打了我，又喊来生产队长，连夜与哥嫂分了家。第二天下午，母亲破例送我到校，在路上，她流着泪教育我“你爸临死前说你一定会把书读出来，给我们家争光！你哥嫂、你姐和你，我们这一家子身子都瘦弱，在农村争不了高工分，你不好好读书，将来连女人都结不到！”从此，我才懂得要为光宗耀诅、成家立业而努力读书，最大愿望是脱掉“农皮”。 读初中时，营养不良，穿着破烂且单薄，每天打着赤脚，到元旦节后才有布鞋穿，经常流鼻血，风湿关节炎特别严重，每逢刮风下雨，双腿疼得迈不动上海，在上学路上发病，流着泪在崎岖山路爬着走。1974年，临近毕业时，突发疾病，去医院诊断，怀疑是肝炎，我揣着住院证回到寝室，躺在床上，想到从此就要告别学校，这一辈子只能当，不禁失声痛哭。班主任来到寝室，抢过住院证一把撕掉“医生乱球看，你这是水喝少了，我在部队当过军医，我会用草药治。”他当即喊上几位同学出去，上晚自习前，他端了一瓷盆用夏枯草熬的药汤，“你今晚把这一盆喝完，明早尿就不黄，继续上课！” 直到退休调档案，我看到体检表上写着“肝大2公分，且有钙斑，疑患过肝炎……”，因为我哥患过肝炎，当时就觉得张老师是“善意”的骗我。我敬爱的张百川老师啊，我读高中的机会是您给的！ 迷惘的高中生活 读高中时，被人替换的这场风波，粉碎了我读书“脱农皮”的想梦，两年时间在迷惘中度过。 招工、当兵、读书、提干，说是层层推荐，实际上讲究“根红苗正”，非大队书记及其以上的干部子女，是不会被推荐，何况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后代。读书无用，那就为生计。于是学习不再用心。两年时间没有考过一次试，自己的学习成绩自己都不知道，好在学校有图书室，老师有藏书，两年时间，在课堂上、午睡时看了上百本中外名著，包括《红楼梦》《静静的顿河》《镀金时代》这些大部头。 每周有两天勤工俭学，帮助学校附近生产队修“大寨田”，刨红苕轮子、栽秧、割麦，学校在3公里外大碑垭上开了二十余亩荒地，建成了农场。因担粪爬坡很吃力，经常摔坏粪桶，到我们这一届，两只粪桶重达15公斤。像我这样不图挣表现的小个子，大多数时间是和女生一起学着为棉花整枝掐芽、割麦子、掰玉米，如果硬要安排抬粪，就只好装病请假。我们曾在衣落山上“学工”，背上被盖卷，住在工棚里，学开柴油机、拖拉机，还专门从川剧团请演员来校教唱“样板戏”。 两年时间，我一门心思想的是改变家庭生活环境，自食其力，不再让年迈的母亲供养。每周星期六回家，为家里挖水井、打沼气池，反正读书无用，星期天就不到校上晚自习，干通宵，赶上星期一上早自习就可以了。若轮到守寝室，便到玉龙粮站背谷壳、米糠，虽然米糠扑得满身都是，但一小时可挣1元钱，放忙假和寒暑假经常和一起到河坝里背石子，累一天可挣5元钱。 有滋味的是每周一的步行30公里上学之路，天不亮，一个人在乡间小路上踽踽独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不愿想，为排遣寂寞，吟吟诗哼哼歌，享受夏日晨风的清凉。霜浓雾重时，眉毛上结了花，成了林海雪原中的英雄杨子荣。记得周恩来总理去世的那个周一凌晨，出发早了，走了二十几里路来到大碑垭时，农村广播才响起，我驻足听完广播中播完周总理的讣告，走到背湾里，一股寒风吹来，浑身一颤，泪眼朦胧中，看了前面有一个人影，可转过垭口，人影突然消失了，“莫非遇到鬼了！”经养路段路灯一照射全身大汗淋漓，害怕身后有鬼，只好退着走到学校，同学们看到我脸色煞白，目光呆滞，纷纷问询，一群人拉着我重返垭口时，只见到一棵树倒在路边，于是都安慰我“可能遇到偷树贼了！” 未来不可期，学习没了兴趣，唯有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小说中曲折的故事排遣我的迷惘。 辛酸的高考 毕业回乡，得到大队、公社重用，当了大队团支书、农技员、公社通讯员，参加了一期本大队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但要经常接待公社、大队干部、同学、同事，而这一年，我的大哥、二姐、三姐的小孩相继出生，要送月米，我和母亲的口粮不够吃。只好选择去公社小学教民办，教初中一个班的语文、四个班的英语、四个班的历史，还要当班主任，每天7节课，好在学校有农场，吃饭不花钱。恢复高考喜讯传来，可大哥担心去参加复习会教不成民办。当时，利和小学也办了一个中考复习班，讲课之余，想到自己没有机会复习，暗自落泪，拼了命也要去考一考！没有复习时间，只好报考文科，没有复习资料就自己绘制中国地图，编写历史知识提纲，于是高考，我只花了二角四分钱一份政治时事复习资料，参考时为了省钱，每天步行5里路在二姐家食宿。 老天怜我，语文默写的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音乐老师教学生唱过。地理20分难题，正是自己找不到复习资料，临摹地图所填写的山脉河流。临时加考英语的一段翻译是我考前才看过的一段关于学习雷锋的内容。 老天惩罚我。因为从小学到高中，我就没有认真做过作业，书写差极了。考前黄甸中学的老师和校长都叮嘱我要注意书写。于是第一堂考语文，觉得题不难，便一笔一划写逗逗字，结果作文未写完。第二堂考数学，老师又教我“先易后难，抓时时间”，结果从第一题做到第五课，做不出来就算了，待到做因式分解题时，时间也过去一半，一道题都未做出来还考什么大学！握笔的手抖着不听使唤，好不容易做出两道题，时间已到，当愤怒地把草稿纸揉成一团时，广播里通知，凡做在草稿上的题也要按步骤给分，面对鬼画桃符的草稿纸，我心在滴血。考政治时，我无所顾忌，可时间才过一半题就做完了，仔细检查，发现漏洞百出，于是经过一番涂改，一张卷子满是污疤，不堪入目。 自知考不上，填报学校时，清华、北大、复旦大学，只填了几所重点大学，“要是落榜，我可以对人说是自己学校没报好！”虚荣心害了自己。 一天下午，我正上着课，王老师路过教室门口，“云达你中了！快出来！”我走出教室看他笑眯眯的样子，以为是讽刺我，又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当他再次来喊我，我才知是“真的中了！”可得知要带上10元钱5斤粮票，立即赶往县城参加体检时，一下傻了，身无分文，更无一两粮票，得到老师们的赞助后，我才离开了母校，回到家里，已是下午4点过，当我把喜讯告诉母亲时，她只说了句“还要吃饭不？多穿件衣服。”看着年迈的母亲，我并无半点欣喜，一个人往县城赶，时值冬天，35公里路，未走完一半天就黑了，翻过没有人烟的衣禄山，来到盐亭宾馆已是晚上九点过，招办负责人反复核对我的身份后问了一句：“这第大的喜事，你家里没人陪你来？”我苦笑摇头。那天晚上，县城到处是欢声笑语，我试图从笑逐颜开的人群中寻找一个同学，熟悉的一个没有，黄甸初中的、玉龙高中的参加首批体验的只有我，黄甸区7个公社，只上了5人，除了我，，还有3位知青、1位“老三届”。直到晚上十二点，县招办负责人才出面“赶快睡觉，不要喝酒，不要吃辛辣食物，不要受凉，明天一早乘车去黑坪区上体检；考上了，如果体检不过关，政审不过关，还是录取不上。”这最后一句话，让我一阵悸动。生平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失眠，明天体检能过关吗？政审会不会受父亲牵连？这个夜晚带给我，没有亲友的宠爱，没有“金榜题名”的快乐，陪伴我的只有不眠的冬夜，辛酸、孤独和担忧。 果然，体检时，我被留下来复查，前一位复查的是黄甸公社的“老三届”，他流着泪不住的哀求，慈祥的朱医生说：“你血压本来就高，再激动就更高了，留下来住一晚，平复好心情，明天再复查。”我来朱医生面前，正想下跪乞求放我一马，却听朱医生说：“你是利和的，我爱人向元孝在那里工作过。”我一下子抓住救命稻草，“是的，是的，她是我四年级的班主任。”“孩子，你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农村孩子走出去不容易，唉，只是录取专业要受限呀！”当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家。 不久，公社广播里通知我去盐亭中学参加特殊大学面授，来到盐中旁边体育广场时搭建的面试场才知是外语面试，主考是川大教授，考生只有张晓刚、李树雄和我，他们都是县城人，盐中毕业，于是我这个“土包子”便成了当年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了黄甸区的“名人”。 结束语 高考落榜进了盐亭师校文史专科班，那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境遇，“速成班”的填鸭式教学不值一提，倒是在教育学校又重拾初中时的学习技巧，值得一提。 遭受挫折后，痛定思育，我曾在《啊，赞美声》一文中裸示自己：在赞美声中迷失自我，无才也放旷。德薄还忘形！轻视世人者，必将被世人轻视。撰此文，惟愿牢记毛主席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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