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raBara乐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把游牧作为方法

NaraBara乐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把游牧作为方法


“吉他手——苏伯岱，鼓手——徐之曈、伊德尔Yider，键盘手——阿斯尔Asr。” NaraBara乐队的四位成员已经习惯这个相互介绍的流程，每场演出快要接近末尾时，他们都要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完成一段solo。




2023年，四位成员带着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同行的人Hamt Zamin Hümüs》走过亚欧大陆上的很多地方：从布鲁塞尔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时装周的秀场到柏林的俱乐部，从山谷间到海岸线，从高原到草原……

乐队来到乌兰巴托时，蒙古国已经是深秋，植被开始泛起金黄。从机场进入乌兰巴托市区的路上有零星分布的蒙古包，牧民们正在为漫长的冬季做准备。长久地居住在城市里，似乎会让人对寒冷的感知稍慢一步，乌兰巴托的年轻人仍然穿着单薄的衣裳。

一场露天演出过后，台下的观众呼出白色水汽，用标准发音喊着乐队的名字“NaraBara”——它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太阳的轮廓”。

乌兰巴托纪行

9月中旬，我与NaraBara乐队一行人分头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从北京前往乌兰巴托的路途不算遥远，再联想到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这座城市都没有给人很强的距离感。

伊德尔Yider主演的蒙古语电影《脐带》在蒙古国上映同期，NaraBara专场演出“Sainu”也将在乌兰巴托举办。四位主创告诉我：“‘Sainu’是蒙古语中最简单、质朴的问候，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就是‘你好吗？’。自从乐队成立以来，我们得到了蒙古国听众的巨大支持。首次在语言相通的地方演奏这张全蒙古语专辑，和大家分享NaraBara的音乐故事，我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按照约定在电影首映场地外的咖啡厅碰面时，乐队刚刚在当地电台完成了一档节目的录制。这次活动的随行人员比我想象中更多，占满了角落里的卡座。“大家都累坏了！”乐队经纪人告诉我，“这次过来，我们只想做真诚的音乐呈现，所以前期没有做任何商业性质的宣传，但采访邀约还是陆续地发来，其中包括蒙古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临行前，乐队的日程表已经排满，为了保证乐队成员的休息时间，我们不得不婉拒一些邀约。”

首映影院的外观看起来像是那种会出现在老电影里的游戏厅，内部设施倒不算陈旧。当地媒体和电影从业者陆续进场，看起来都彼此熟悉。映后交流环节，伊德尔Yider上台用蒙古语和观众互动，同行的蒙古族女孩告诉我：“上世纪40年代，蒙古国受苏联影响，开始推行以西里尔字母为标记的蒙古文，近些年来，蒙古国一直希望恢复使用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也就是内蒙古使用的蒙古文的书面语。虽然目前两地使用的文字有差异，但日常沟通不会有太多障碍。”

在回住处的路上又下起小雨，我们像落难的背包客，对着路过的车辆大幅度地挥手。乌兰巴托几乎没有计程车，如果想要搭车，最简单的方式是在路边向每一辆路过的小轿车招手，大多时候会有人愿意停下来载你一段路程，收费不定。

当代蒙古文化的一体两面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是乌兰巴托的一体两面。现代化的建筑撑起了乌兰巴托的中心地带，著名古迹就矗立在摩天大楼投下的光影中，密密麻麻的商用住宅楼一直延伸至远处的山腰。一旦离开城市中心区域——走对了方向只需要几分钟车程——想象中的草原的模样就出现在某栋大楼身后，苍茫、辽阔、宁静，这些关于草原的形容词在此刻可以纷纷派上用场。在城郊山坡上的“棚户区”，简易搭建的住宅同样有着彩色的铁皮房顶，白色的蒙古包穿插其中。

“NaraBara给人的感觉就像乌兰巴托这座城市。”我这样想着。

NaraBara专场演出“Sainu”开演当天的早上10点，四位成员就已经拖着各自的乐器来到现场试音，伊德尔Yider在箱子里拿出马头琴、笛子、电子音乐合成器，还有大大小小的让人叫不上名字的民族乐器。整个下午，不断有蒙古音乐人到访，有人带来自己的签名唱片，还有人给伊德尔Yider带来一件蒙古传统样式的短外套。




演出开始前，乌兰巴托又下起雨来，提前到达的观众早早等候在场外。“这个城市太妙了，你绝对没有来错。”说这话时，伊德尔Yider正在利用候场间隙快速消灭面前的炸鸡，“你想，就在距离这样一个国际化都市不远的地方，草原上的牧民们还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但是城市里的年轻人特别活跃，对不同文化的接受程度很高，韩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深。蒙古国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在乌兰巴托，这几天遇到的每个人都非常真诚和热情。”

NaraBara登场前，台下已经挤满冒雨前来的观众。人群中有各异的面孔，时不时看到用料考究的蒙古袍在眼前闪过，我赶紧抬头寻觅衣服的主人。在合唱环节，每个人好像都找到了自己负责的声部，年轻的女孩们随着NaraBara的音乐起舞，手臂飞扬，画出恰到好处的弧线，让人联想到水草丰盛时节草原上的景观。演出过程中，场地里始终涌动着高密度的能量。

蒙古国有将近一半的人聚集在乌兰巴托，每年涌入首都的人口仍然在增加。这里是居民平均年龄最低的城市之一，即便在深夜，24小时营业的韩国便利店也随处可见，俱乐部门口有等待入场的年轻人，步行街上各国餐厅林立。驶出繁华街区后，这座城市才展现出如同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乌兰巴托的夜》中一般的宁静。

同行的人

乐队到达蒙古的第一天，专辑《同行的人Hamt Zamin Hümüs》的附属曲目Nara Nara Nara上线。歌词来源于蒙古族童谣，传唱于儿童之间，表达的是最纯粹的愿望：邀请光明和仁慈来到我们的生活，让黑暗远离。这首单曲的诞生完全出于偶然：在山谷的一块石头上，徐之曈起了一个鼓点，苏伯岱和阿斯尔Asr带着自己的乐器加入，最后进入的伊德尔Yider哼唱出一段旋律。在乐队启程去欧洲巡演之前，这首单曲的最初版本诞生了。



“这简直是浑然天成。”苏伯岱喜欢在做音乐过程中发生的真实碰撞，“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做乐队的时候，大家都很有时间，没事就凑在排练房里，一起发出声音，让它们发生碰撞，然后产生一个作品。现在做音乐，大多都是拿着一个动机或者想法去完善，然后叠加、拼凑，节奏比那时候快了，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但我们也应该努力在生活和创作之间找到平衡。”

“到了欧洲后，我们认识了很多当地的艺术家和音乐人，大家都秉持一种非常开放的、合作的态度。”徐之曈说，“乐队决定在回国之前完成这首单曲的录制。柏林当地的吉他手、打击乐手、Bass（贝斯）演奏家以及一些非洲乐器演奏家都加入了进来。在一位音乐人自己的录音棚里，我们这些人共同即兴创作并录制了Nara Nara Nara的最终版本。其实这首歌本来叫《石头》，‘Nara’在蒙古语中是‘太阳’的意思，我们希望通过音乐来建立人跟人之间温暖的联系，就像完成这首歌的经历一样，这才有了它最后的名字。”

在流行音乐的曲目如此泛滥的今天，NaraBara的尝试是在过一道窄门——这同时也是小众音乐的困境。但他们相信：“坚持走在一条相对正确的道路上，会有越来越多同频的人加入。”

暗藏着不确定性与浪漫主义

阿斯尔Asr从小就读于蒙古语学校，接受过专业的民族乐器训练：“我之前的专业是马头琴，后来也做过像布鲁斯、电子音乐合成器或者一些单块的音色表达这样偏向电子音乐的探索，城市生活给我的感觉，让我觉得应该做这种尝试。但民族音乐是我的根基，我会想自己是不是能够把这二者融合。”伊德尔Yider与阿斯尔Asr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音乐审美，二人想从蒙古民族音乐的角度出发，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不希望因为是少数民族音乐，就被归类在世界音乐的范畴下。”伊德尔Yider认为，“风格有时会是一种限制，更极端的情况是，做出来的东西被风格吃掉。”

NaraBara希望做出“真实”“自然”“长久”的音乐，不拘泥于任何一种流派，只要这些音乐是从每一个“同行的人”身上自然地流淌出来的：鼓手徐之曈曾长居德国学习爵士鼓；吉他手苏伯岱被西非马里地区的民族乐器所吸引，将马里音乐的特质融入自己的演奏风格；伊德尔Yider和阿斯尔Asr对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理解，为NaraBara的音乐注入了灵魂。



尽管元素众多，NaraBara的音乐中始终有一种灵动的呼吸感。“NaraBara的音乐让人觉得舒适，是因为有根源性作支撑。”徐之曈认为，“当下，很多人都尝试做融合的音乐，无非是在古典音乐体系、世界音乐体系以及现代音乐体系的框架之下。NaraBara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我们找到了现代音乐根源的逻辑，然后顺其自然地把它融进我们四个人这么多年来做音乐的特点中，才有了最后的结果。”

“蒙古族先民从森林来到草原，又在草原上建造起城市，游牧作为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最近好像又重新回潮了。”伊德尔Yider说，“游牧就是跟着自然规律走，其中暗藏着一种不确定性，是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对于做音乐来说，拥抱不确定性也是乐队性格里很可贵的一部分，随性而行、随性而为，以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做音乐，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在NaraBara的音乐里，蒙古族语言和带有地方特色的乐器的应用是一种表征，透过这些意象，他们借用音乐的现代化表达，触及文化的根源。





生活在城市中的现代人正处于高速的离心运动中，那些孕育我们的东西，许多人正在远离它们。传统与现代之间常常被认为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成功的范本看起来有且只有两个：与自己的根源划清界限，或持久地依附于它。NaraBara似乎找到了某种中间状态，自由地游牧于传统与现代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