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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 从贫穷的山沟走出来，迈进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学府——东北工学院的大门，实属幸运儿。若不是工农兵上大学的误导，也许我不会如此风光。但同时，悲哀也给济时命运的履历表上划上了不该有的黑道道，同属“白卷先生”一流。这个扔不掉的黑锅，如千斤重 负压在我脆弱的肩上，让我感到生不逢时。但扪心自问，在科考的年年岁岁，农村的孩子又有几何？大多数农村父母只知道让孩子念几天书，为的是识字划押，算个斗米账而已，完完全全在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下，把自己圈在贫困线上。我也不例外，当我乘上火车，耳边仍然鼓动着蒙古勒勒车的风铃声。 飞快的火车开进沈阳城，走出迷宫似的火车站，睁开惺忪的双眼，情不自禁“哇”了一声，这里是不是祖母经常给我们讲的神话故事。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使我这个山沟里的孩子，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不知东南西北。但这种城乡的反差，在我单纯的心灵上，并未感到震撼和不安。 二年的学习结束，我怀着留恋的心情，回到贫穷落后的家乡。我的双眼映入的这片土地，不再是无限美好的画卷，而是有两幅时差大的两个时代缩影在不停的变动。静下来，骚动的心也不是父辈延续下来的那种无奈和满足，而是有一种新的东西扯断了狭隘的小农意识的瓜藤。简单的头脑，灌输新的知识，产生了强烈的思想火花，我要做工。 工厂，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不亚于最高学府。尽管我们的工厂只生产古老的犁铧和铁锅，也让父老乡亲们啧啧称奇。他们哪儿知道，在沈阳重型机械厂，一台车床足有二间房子大，万吨水压机却有三层楼高，相比之下，我们的工厂犹如手工作坊摇篮里的婴儿，但值得欣慰的是，山沟里必竟有了工业的萌芽，也恰恰是这小小作坊，结束了家乡工业一穷二白的历史。成为工人的我，确实比父辈强的多，着实让乡亲们刮目相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慢慢滋长了知足者长乐感，后来调到城里的工厂，更有一番自我安逸。真要是这样长期满足下去，必然重复井蛙的命运。好在我的命运不错，工厂又派我到广州华南工学院进修，南北时差的悬殊，再次让我觉醒。邓公南巡，南方经济迅猛发展，广州更是名列前茅，而我的家乡，犹如一挂赶着老牛的破车，在追赶着飞速的火车。这种经济基础的差距，如果用时间估算，相差三十年不为过。我并非是站着这山望那山高，也不是总看南方月亮圆，事实求是，我身在广州，感觉广州进入了小康水平，而我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什么时间赶上这段落伍的路程，仍然是个未知数。当我看见家乡的父老乡亲，掐着饿肚子高喊奔小康，我实在不敢恭维我的父母官，也不愿昧着良心唱高调，只是时时刻刻盼望邓公北巡，可惜太迟了。 我做为北方人，走了趟广州，滋长了一种反叛心里。我彻底的感悟到，我们所缺乏的不是物质基础，而是思想的差距，简直是时代的差别。试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的家乡街道两旁，到处张贴着计划生育的标语时，广州的街道却是花红柳绿的霓虹灯照耀下的迷人广告：“时间就是生命，效益就是金钱。”广州人特讲究挣钱，谁能挣钱，谁就是英雄好汉。可我们却往往犯一种错误，大钱挣不来，小钱又不愿挣。不知乡人记否？当一个温州小贩，挑着一副担子，不远千里，走上我们的街头时，人们投去一种鄙视的目光，几年过后，当这位小贩成为小镇的富翁时，我们不是羡慕，而是报怨感叹：我们为什么不能呢？这种临渊羡鱼的思想有什么用？观念该更新了，世上有的钱赚，就看你的胆量和智慧，二者合一，财源广进，可我们偏偏走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归根结底是没有解放思想，不能适应社会日新月异、错综复杂的形势，这就是思想僵化造成的时差。难道说，非得邓公北巡吗？不！广州人爱讲一句话：敢为天下先，我们为什么非得跟在别人的屁后跑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南方可以尽情发挥，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机结合呢？时差是现实，感叹无济于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我相信：后来者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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