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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文湖州。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二十日生于梓州永泰县新兴乡新兴里（今四川省盐亭县永泰乡文同村）。他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书画大师，也是名重当时的地方循良大吏。 文同的曾祖彦明、祖廷蕴、父昌翰三代皆“儒服不仕”，是一个以农为业的书香之家。先祖西汉文翁，庐江舒（今安徽舒城）人，为蜀郡太守，他创办“石室”学校，大兴文教；阔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发展经济，治绩卓著，子孙因家于蜀。传至西晋名贤文立，迁居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后人再迁梓州永泰。 文同幼志于学，不群，乡人异之。相传1３岁时，他去永泰县城卖柴，因躲避不及，冒闯了官轿，受到笞责。于是更加刻苦攻读，“昼悉力家事，夕常读书达旦”,希望将来入仕为官，改变这种欺压黎民的现象。父母亲不仅鼓励他以先祖文翁、文立为榜样，发奋努力，成就功名，重振家声，还支持他游学巴蜀，特别是邻近的阆州和西川成都一带，拜师访友，提高才识。不到20岁时，他已能文会诗善书画，成为地方著名文士。庆历四年（1044），名重当时的大臣文彦博出任成都知府，28岁的文同听说他在任上为人谦逊，礼贤下士，奖掖后进，遂带上初见所献的贽文，前往拜谒。文彦博阅后，惊叹其才！将其贽文传示府学，叫学子们好好学习，以为示范。学子们传阅后一时称慕不已，一致赞叹文同不愧为石室文翁之后。 庆历六年（1046），文同在梓州应举，得“乡书第一”。他作《太元观题壁》言志诗云：“三十穷男子，其如胆气成。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周孔为逢揖，轲雄自吐吞。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成为激励后世学子的名篇。庆历八年（1048），文同应聘到武信军（今四川遂宁）领衔府学事务，为川中地区文教发展作了贡献。皇祐元年（1049）他进京考中进士第五名。次年到邛州（今四川邛崃）任军事判官。在任上，他“绳治豪放，辨折欺伪”，依法惩处横行乡里、欺诈百姓的歹徒，让民众安居乐业。他到州内各地都要敦促官民办学，多方劝导邑中子弟入学读书，并鼓励学员们学得知识后回乡教化民众。其间，他曾先后摄（代理）蒲江、大邑两县政事。至和元年（1054）自邛州还京师，调静难军（今陕西彬县）节度判官。其间，他写过不少忧国忧民、借古喻今的边塞诗文。 嘉祐四年（1059）春天，文同次子文葆光考中刘煇榜进士。恰好他自己转官太常丞，自邠州诏试馆职还朝，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次年（1060）秋任秘阁校理，被诏校《唐书》新本。与欧阳修、宋祁等人同事，并与司马光、范镇、苏洵、王安石等人过从甚密。北宋中前期，朝廷所置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诸官和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通称馆职，为文臣清贵之选，公卿重臣多出其中。文同能任馆职，表明前程远大。但他念及父母年迈多病，便以亲老为由上表请求通判邛州，经批准，于冬末离京，顺道返乡省亲。 嘉祐六年（1061）三月中旬，文同离家赴通判邛州任，十七日过绵州，携家人游富乐山寺，会见旧友海乐上人。欣然作诗，并留题刻“太常丞秘阁校理文同嘉祐六年三月十七日赴临邛倅挈家游富乐同得诗友海乐上人题此”37字于石崖上（今尚存）。六月，父亲昌翰死在邛州，他乃扶丧丁忧（守孝）返永泰乡居。嘉祐八年（1063）春，他应射洪县金华道士喻拱之请作《拾遗亭记》，以申初唐伟大诗人陈子昂生遭不幸，今又不列新《唐书》佳传之枉。 英宗治平元年（1064）六月，文同服丧期满还朝，遇苏轼于歧（今陕西凤翔），遂订交。又以母年老请通判汉州（今四川广汉），遂还乡省父墓。次年二月初五，到汉州任，夏秋间摄守邛州。这样，文同“三仕于邛”，其政声文名，永载史志。 治平三年（1066）六月，迁尚书祠部员外郎，赐五品服知普州（今四川安岳）。因离汉州经绵州，于东津渡口乘船沿涪江南下赴普州，一路舟行顺水，两岸风光绮丽，他作《江上主人》诗云：“客路逢江国，人家占画图。青林随远岸，白水满平湖。鱼小犹论尺，鸥轻欲问铢。何时遂休去，来此伴潜夫。”是年冬，文同前往成都府担当交子勘验的事务（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初，四川始用纸币，称为“交子”）。治平四年（1067）春末，文同从成都返回普州。冬天，文母李氏去世，享年83岁，文同乃辞归永泰乡里丁忧。 神宗熙宁元年（1068）文同在家修筑“墨君堂”，作诗多首。腊月初，在眉州（今四川眉山）老家服父丧期满还朝的苏轼、苏辙兄弟途经永泰来访文同。苏轼作《墨君堂记》，苏辙作《与可学士墨君堂诗》，皆状其胜。 熙宁三年（1070）三月，文同服满还京，任职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六月，作《永泰县新修孔子庙记》，宣扬“治学为治国之本”的观点。七月，与陈荐等议宗室袭封事，执据典礼，违背了皇上的旨意，夺一官，由五品降为六品。再请乡郡，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今四川仁寿）。次年（1071）三月到任后，他访民疾苦，得知城中群不逞主名，常于夕时为非作歹，居民暮即关门闭户，不敢夜行。文同即查拘首恶，严惩之；又告诫胁从者勿复为乱。是后郡民“虽篝火宵行，无复扰者”，百姓对此非常满意。陵州属下贵平县有男子借道敛财，远近走集，争投财货，准备大修庙宇。文同亲往之，捕其首，黥而徙之，余不追究。将所骗财物全部没收充公。破除了猖獗一时的迷信活动。又派役吏擒获西山匿盗。嗣后，郡民安居乐业，秩序井然。与此同时，文同深入调查研究，据实施行新法，他恪守忠君爱民之责，“凡有所见，不当自隐”，先后向朝廷写具了《奏为乞改陵州州名状》、《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奏为乞铸陵州团练使印状》、《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状》等奏章，因为有理有据，改革措施具体可行，这些奏章被朝廷批准，付诸实行，收到了除害兴利，利国利民的良效。九月，朝廷下旨恢复文同五品官衔，重授尚书祠部员外郎。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如文同所奏改陵州为陵井监。而差他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冬末罢陵州任，赴长子朝光任军事判官的彭州（今四川彭州）过冬。 熙宁六年（1073）三月，文同赴知兴元府。到任后，他发现兴元“饶财寡文”，虽有府学，但破败不堪，学生了了，也无教授。自唐末以来并无诸科修学及第之人。于是先治庠序（学校），在上表《奏为乞置兴元府府学教授状》的同时，他选择品学兼优者掌管乡学，发布公告全境，使民送子弟上学，闲暇之日还亲往视察，还亲自为学生们讲课，鼓励学生们刻苦读书，成才报国。与此同时，文同四出查访，了解民情。时境内多凶盗恶少，扰乱城乡，往来剽窃，吏不能禁。遂严治之，使盗不敢犯。因上表朝廷修筑兴元府城，并添兵加强治安管理。城固县民拖欠租税，经他查实系苦于乡徭过重而破产，遂革其弊，减免负担，民始安乐。由于文同的勤政良政，带来兴元府学风、政风、社会风气的快速好转，其治绩声闻朝野，口碑载道。熙宁七年（1074）九月，朝廷特授他度支员外郎，仍加轻车都尉。 熙宁八年（1075）初夏，文同罢兴元府任，五月中归故乡永泰度夏。秋冬间赴知洋州（今陕西洋县）任，此时，正值朝廷推行新政的“榷法”，茶叶和食盐均归官府专卖。洋州产茶，但交通闭塞，商旅不通，国家收购不尽，官盐又不能及时供应，民间茶叶堆积如山，百姓却苦于无盐可食。次年春，文同即向朝廷奏请暂缓实行榷法，改以茶叶换取外来食盐，并开禁准许茶商收购，既避免山民荷担远行送茶叶和堆积损耗之害，又使百姓无缺盐之苦。神宗准其奏，“舆诵欢然”。同时文同经营筼筜谷，筑披锦亭于谷坡观竹画竹。 熙宁十年（1077）冬，文同罢洋州任，回京师，诏命他判登闻鼓院（受理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构）。同期，他与苏辙议其季子务光与辙之长女婚事。 元丰元年(1078)神宗召见延问，文同建言二事：一曰，洋州与秦凤接壤，地域辽阔，凶盗常常抢劫，境上人不得安宁。官军一到，藏匿幽谷；官军一走，又出来作乱。请置尉吏于五丈原，或骆谷与华阳镇相援，以御绝其害。二曰，时下百姓远道来京向登闻鼓院投诉者天天都有，其中有些按圣上颁布律例很容易判明的案子，地方官司不为区处，却依旧律压抑推卸之，致使冤民废农桑，走数千里，抱状书立登闻鼓下。这显然违背朝廷为民设官之意，请今后对地方官凡积压冤案或久拖不决，致使冤民告到朝廷才得伸雪者，要加重处罚，使吏知恤职，民无痛苦。神宗对文同的建言表示首肯。这年秋天，文同第三子垂光考中举人。十月初，文同季子务光与苏辙长女完婚。同时，他上表朝廷，乞郡东南，十月十七日获准出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 元丰二年（1079）春节一过，文同便携家赴湖州上任，途中因病于正月二十一日午夜卒于陈州（今河南淮阳市）宾馆，享年63岁。遵其遗嘱，灵柩归葬故里北桥山下，今有盐亭县人民政府1984年重建墓碑。 （二） 文同一生宦途奔走三十余年，所到之处政绩卓著，百姓称为“廉吏”、“清贫太守”。然而他留给我们的不仅在于政德，更在于文艺。他是我国历史上拥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大师之一。苏轼称他“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在“四绝”中，以诗为首。其诗在艺术成就上，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以描写景物见长；一是以图画入诗见称。他的写景诗占他所存诗歌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诗寄情野谷丘林，清新素雅，玲珑秀美，风格朴素，不讲究修饰词藻，生活气息十分浓郁。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说：“他（指文同）在诗中描绘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例如他的诗句“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等等。像这样以画入诗的手法，的确是开辟了新的蹊径而被肯定下来，成为此后写景诗的一种常用方式，而这样的方式，“西洋要到18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文同的创举竟比他们早700年，在诗史上树立了特殊功绩，不能不说他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颗璀灿明星！评论家对他的诗誉之为“精绝”（彭乘《续墨客挥犀》卷四）。时人文彦博、司马光、三苏父子等对他的诗作交口称誉。司马光在给文同的信中称赞他：“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评文同诗说：“置之开元（唐玄宗年号）诸公（指盛唐诗人，包括李白、杜甫在内）集中，殆不可辨。今曰‘宋无诗，岂其然乎’”并认为其“五律有韦应物、孟浩然之风。”明学者钱允治也说：“文湖州高文健笔，与苏氏并驰；诗律清新，兴高寄远，大多出入杜陵，文体焕烂，句琢字炼，不无踪迹昌黎。”由于他的诗风格清新，语言平易，不事雕饰，为宋诗中值得师法的“超然独诣者”，故历代选家多选其诗入集。 文同的诗作，更多的是乡村田园情景。耕男桑女、牧童樵夫，被描绘得特别淳朴可亲；花鸟虫鱼、桑柘蒲荷，又把他的诗作点缀得分外艳丽。如五言古诗《村居》：“日影满松窗，云开雨初止。晴林梨枣熟，晓巷儿童喜。牛羊深涧下，凫雁寒塘里。田父酒新成，瓶罂馈邻里。” 文同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故在不少诗作中倾吐劳动人民血泪的心声。他的《织妇怨》就是一首具有人民性的千古名篇。文同在这首诗里，对当时作为贡品、产自其故乡的鹅溪绢制作过程中，织妇们的艰辛劳动和监收官的横加挑剔，均用白描的手法，如实描写。穷困的织妇为了缴纳沉重的租赋，不顾自己衣难蔽体，让肩膀和膝盖裸露在外、忍受严寒的侵袭：“当须了租赋，岂暇恤襦裤。前知寒彻骨，甘心肩骭露”。当累得“掷梭两手倦，踏籋双足趼。三日不住织”，终于织成一匹“皆言边幅好，自爱经纬密”的好绢送交官府时，监收官竟故意刁难，在玉洁的绢上盖了“退”字图章，“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退回来。弄得织妇一家人“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日夜不停地重新赶织，还未织好，里胥又登门紧逼，叫骂交纳晚了。难堪的局面如何了结？诗人未语，只最后发出“安得织妇心，变作监官眼”的呼喊！这样的诗篇，何逊于唐人杜甫的“三吏”、“三别”，孟郊的《织妇词》，聂夷中的《伤田家》。 文同不仅有量多质高的诗，同时还有不少富于抒情意味和浪漫气息的楚辞。这种骚体辞赋在他笔下写得典雅铺张，情彩动人，春有草树，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然文同选择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用以表现他洁身自好的情趣和清高思想。他的《莲赋》和《松赋》写得彩淡而丽，“挺浊淤以自洁兮，澡清漪而逾丽”，“实华葩之上品兮”，与同时人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中之“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花之君子者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妙；《松赋》很可能是文同青少时的作品，写得苍劲有力。“度众木而特起兮，有高松之可觌。擢双干以旁达兮，耸千寻而上击。”松树之挺拔高大，枝之繁茂郁苍，直指苍穹，伟岸傲立。“停余雪而暖溜兮，栖宿雨而晴滴。险穴聚乎魑魅兮，阴卉藏乎霹雳。蒙烟雾之丽润兮，傲冰霜之惨戚。”把松树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加以描写，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结尾处写道：“敢并名于杞梓兮，甘取诮于樗栎。”杞和梓是两种良好的木材，比喻优秀人士；樗和栎是两种不材之木，比喻胸无大志的庸人。文同以松自拟，敢与高雅贤才并名，而对来自低俗庸人的讥诮嗤之以鼻。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文同并不满足于他在诗、楚辞、以及记、序、表、启、状、墓志等古文所取得的成就，而在书法、绘画上则更加刻苦用功。正如苏轼所说：“与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的确文同在书法上也是名重当时的大家。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余学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之为各有所悟，然后至于如此耳。”可见他对书法是潜心研习，外师造化，中法心源，不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充分展现出自己的独创精神。尤其是他的草书兼有钟繇之古朴和二王之秀美，颠张狂素之风骨，故尔作书时能“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坐人争索。”苏轼在《与可飞白赞》中说：“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试故艺也？始予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矣，既没一年，而复得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惜乎，其墨迹今尚存者仅有王献之《献梨帖》和范仲淹《道服赞》的题跋。另在绵阳富乐堂池边山石上发现文同所书题刻37字，异常珍贵。 在画坛上，文同更是负有盛名的大家。他善画山水、花鸟、人物、尤擅画墨竹。他在庭院四周广为栽竹，常常深入竹林，细致观察竹在四季中的变化，掌握竹的生长规律，从竹的生根、发笋到拔竿、长叶都留心记载，摹画写生。正如他对苏辙说“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荫，观竹之变也多矣。”其爱竹之情真是如醉如痴，比之“宁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他长期作画，大胆创新，运用书写之法画竹，把书与画的笔墨技巧融为一体，不需勾勒之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终于创造画竹叶“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一笔写成的所谓“莫骨”之法，而开写意墨竹之先河。他画的墨竹，各具姿态，曲尽生意，不仅具有明暗透视之功，而且产生枝伸叶立、跃出绢纸的良好艺术效果。这在九百多年前的宋代，我国的写生画对于光线的运用竟如此之早，文同的这一创举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文同墨竹一出，很快名震四方，向他求画学画的人络绎不绝，对来求画的正派人士，他都热情接待，大书大画，任意挥洒，皆成佳作。传说他画在墙上的竹子，麻雀信以为真，纷纷飞投过去，碰壁而落，观者惊叹不已！苏轼赞曰：“穷猿投壁，惊雀人牖。”黄庭坚赞曰：“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苏洵曾有求文同墨竹诗云：“羡君笔端有新意，倏忽万状成一挥。”然而有些官绅为了装饰门面附庸风雅，也捧上绢帛，登门向他求画。文同鄙弃他们的为人，把他们的绢帛抛置地上骂曰：“吾当以为袜！”这充分表现他清高自许、乐道安贫的品性。但对当时朝中一些清廉官员，如“迂疏修谨”的张潜，他却主动赠送象征“屈而不挠”的《纡竹图》，鼓励他们像纡竹一样，不畏坎坷，挺拔生长，自强不息。当苏轼得到《纡竹图》后，动心骇目，赞不绝口！联想到自己遭受的种种打击和文同多次对他的忠告，到了文同去世14年后的元祐八年（1093），他还特地请玉册官祁永将《纡竹图》刻石立碑，并亲笔撰书《跋与可纡竹》加以赞誉，号召人们学习“屈而不挠”的可贵风节。文同墨竹一出，时人仿效蜂起，很快形成了一个“文湖州竹派”。其实人们尊崇文同墨竹的原因还在于他作画和画作所体现的高尚品格，因此“墨竹师文”代有传人。元代墨竹画家吴镇、柯九思、李衎等，专门收集宋元两代学习文同画竹技法的画家20余人的小传，编成《文湖州竹派》一书。书中载有文同的二女文氏及其子张昌嗣，还有文同的妻侄、盐亭永泰人黄斌老、黄彝等。到明代，水墨兰竹盛行，继承宋元传统，并有所发展，著称一时的要算王绂、夏昶等。到了清代，著名画竹高手则有石涛、石溪、八大山人以及“扬州八怪”等，而“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则把墨竹画与墨竹体现的文人气质推向了极致。民国至今，虽然画竹的人也很多，名家也不少，但是文同墨竹以及墨竹承载的道德精神似乎已被人们淡忘了。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四川省政协成立了以孙友军先生为首的“文湖州竹派研究会”，从事墨竹研究与绘画实践，还首创了“佛”字连笔组叶法，颇得佛门僧俗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推崇，的确可钦可佩，可喜可贺。 文同墨竹真迹如今存世甚少，公认的只有三四幅而已，二幅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一幅存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存一幅，据专家考证，也应当是文同所画。 文同在世时，即“以写竹名天下”，“人知爱湖州之画，而不知爱其文”，故其文名被画名所掩。又因与苏轼关系密切，为避“元祐党祸”，相关诗文多有散失或被篡改。今日所见之《丹渊集》 40卷，存诗863首，楚辞17首、文章220篇，乃南宋家诚之据文同曾孙文鷟所编家集并收集散佚重新编纂，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重刻本。虽然已非全豹，但亦足见文同著述之丰富，内容涉及之广泛。 纵观文同一生，他不仅是古往今来学子学人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地方官员们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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