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一句话引争议，毛主席拍板：我看很好

49年《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一句话引争议，毛主席拍板：我看很好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1949年10月1日，在《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激昂的乐曲声中，人民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无数民众沉浸于国歌威武雄壮的气势中，淌下热泪两行。

当《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响起，相信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都会怀着一颗诚挚爱国的心，不由自主地跟唱起来。那一个个无比熟悉的旋律，那一句句无比熟悉的歌词，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液里，永远也不会遗忘.....


图｜《义勇军进行曲》
国歌征集无望

国歌，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唤醒国家人民藏于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世界上每个国家皆有自己的国歌，所以，开国大典前夕，“选国歌”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对外发出征集国歌的启事。此启事一经发出，受到祖国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很快，来自各个地方的，以及海外华侨投递过来的歌词、歌谱就达近700首。这其中不乏郭沫若、柯仲平等文艺界知名人士的作品。

郭沫若，深受无数文人敬重的作家、历史学家，经典作品颇多，沈尹默后来如此评价郭沫若：“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可见对其文学造诣的高度肯定。

“狂飙诗人”柯仲平，他曾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任副主任，他创作了不少与时代相结合的诗作，还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抗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各个地方奔赴延安，柯仲平是其中一个，毛主席重视延安文艺工作，曾与柯仲平进行文艺发展方面的交流与讨论。

像郭沫若、柯仲平这样参与到国歌征集活动中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可见举国人民对于确定国歌的重视与热情。


但筛选审查国歌是严格的，在新政协筹备工作第六小组的讨论评审过后，所有征集而来的歌曲，无一首是让人满意的。

国歌，应当是经典且源远流长的，是需经得起长久考验的。在短时间内创作出一首歌词、歌谱来，用以做开国大典上的国歌，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新政协筹备常委会收到报告：

“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甚少......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没有征集到理想的国歌，应该怎么办？开国大典上没有国歌，这可如何是好？

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

人民领袖毛主席亦十分忧心国歌的相关筹备事宜，他亲自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座谈会，同常委会工作人员们、各界人士等一起商量确定国歌之事情。

会议上的各位皆是愁眉苦脸，大家思索着各种办法，要选定一首雅俗共赏，又代表着亿亿万万群众心声的歌曲，那是何难！所以在会议一开始的时候，整个会场上是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

直到许久之后，一个声音打破了寂静：“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国歌怎么样？”

站起来发言的人是徐悲鸿，一位优秀的“画坛大师”！


而徐悲鸿的这个建议并非一时兴起，在来中南海参会之前，徐悲鸿已经与妻子廖静文聊过自己的想法。

他口中说的《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一首歌曲，它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段战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岁月。

彼时的上海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疯狂进攻的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一方面又对我广大共产党人施以暴力手段，企图武力镇压我党人士以及广大群起反抗的热血百姓。

在中共地下党的率领下，上海人们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文称为“左联”）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一个文学组织，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为主要代表，力图与国民党争夺宣传阵地，在严酷的环境中开展斗争，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


田汉，不仅是左联成立大会的发起人之一，还参与到电影、音乐、戏剧等不同文艺作品的领导工作中。

1931年，在左联成立的一年后，19岁的青年聂耳自家乡来到上海，热爱音乐的他在一个叫明月歌舞团的表演团中做小提琴手，为市民们做演出。

拉琴这件事对聂耳来说，并不难，但他对这份工作不满意。聂耳不仅是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更是个有着强烈民族感情的热血青年，他不愿整日与这种“靡靡之音”为伍。

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聂耳终日苦闷，他想找到共产党，想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去。正是在这段时期，聂耳与田汉相识，在田汉的介绍下，聂耳参加左联音乐小组，也结识了更多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1933年，经由田汉的介绍，21岁的聂耳正式加入共产党。

田汉、聂耳在歌剧领域进行深入合作，1934年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是一个讲述码头工人对帝国主义展开积极斗争的故事，这部歌剧由田汉创作，聂耳作曲。

富有才华的聂耳还参与了歌剧的演出，塑造了一个叫老王的码头工人形象，田汉的儿子田申则在其中扮演一个小孙子。

表演中有一个情节是，当码头工人发现他们要搬运的货物是帝国主义用来伤害我们工人的军火时，他们坚决抵抗，决意不搬，日本士兵气急败坏，遂举起枪来对准这些手无寸铁的贫苦老百姓们，田申扮演的小孙子在反抗中被打死了。

聂耳塑造的老王将孩子揽于怀中，悲恸万分，为向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反击，老王带领其他码头工人将那些军火悉数投进黄浦江，向敌人怒吼：“我们并不怕死......我们不做亡国奴！”


那一句句激昂的喊声，激发了观看演出的观众们的爱国热情，大家被这种深切的情绪感染，纷纷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群众的喊声在上海青年会礼堂飘扬着，久久不散，而表演中的聂耳深深沉浸于这种情绪，他将自己的爱国情怀寄托在老王这个角色身上，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落，滴在正躺在他怀中的田申的脸上。

这场演出中的“老王”是一个爱国的铁骨铮铮的汉子，而聂耳亦是。


他将自己的内心情怀通通注入到文艺作品中，这段时期，他与田汉合作了不少影片中的歌曲，这其中包括《扬子江暴风雨》中的《梅娘曲》，《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等。聂耳借一首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表达着他内心强烈的民族感情。

《义勇军进行曲》最开始出现，也是一部影片的主题歌。1934年，田汉应约创作一个剧本《风云儿女》，主要讲述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的知识分子觉醒，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勇敢迈向抗日民族战场的一个故事，整个影片的基调是慷慨激昂的，是充满力量的。

田汉为这部影片构思了主题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还未起笔创作影片台本之前，田汉将自己有感而发的一部分歌词先行写到了香烟里面的锡包衬纸上。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田汉将影片故事、香烟衬纸等交给电影工作，还未完成余下的工作时，不幸被逮捕入狱。剩下的创作工作只能交由其他同志完成，影片台本是由夏衍继续创作的，夏衍也是近代时期的一位知名戏剧作家，同时也是左联的组织者之一，有着很深厚的艺术境界。

夏衍将田汉写在香烟衬纸上的歌词誊写了下来。彼时聂耳得知好友田汉被捕的消息，他直接找到夏衍，表达自己的态度：“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就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是那样勤奋、聪慧的音乐天才，更何况他与田汉已经数次合作，这项工作于他而言并不难。很快，他将谱好曲子的歌曲初稿交了上去。彼时，聂耳已经身在日本避难了。


图｜夏衍同志
左联内部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包括田汉在内的几位同志相继被抓捕入狱，聂耳也成为敌人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党遂派遣聂耳出国学习，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聂耳去到日本后，仍投身谱曲创作中。后在与歌词作家孙师毅商议沟通之下，聂耳又对歌词中的几处做出修改，最终完成了歌曲创作。

起初，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进行曲》，直到影片投资人朱庆澜在歌名中又加上三个字，《义勇军进行曲》才得最终命名。

这是这首伟大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初诞生，却也是田汉、聂耳的最后一次合作。

谁也没有想到，在1935年7月17日这个普通的日子，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海浪吞没，年轻的生命在此定格。


图｜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
身在南京监狱的老友田汉得知这一噩耗，悲痛不已，瞬间流下热泪两行，为纪念这位极富爱国热情的青年人，田汉为他写下一首挽诗句：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侵，边疆次第怀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吾民诉不平。

一字一句，可见惋惜与悲痛之意。聂耳留给这世间的，是日后人尽皆知的充满力量的《义勇军进行曲》。


图｜一二九运动
同年12月的一二九运动中，北平上千名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高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而田汉、聂耳共同创作的这首歌曲，给了广大中华儿女们极大的鼓舞与激励。

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义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中华民族儿女不畏艰险，奋勇前行。

世界著名作家、记者斯雷尔·爱泼斯坦曾动情表达：“这种歌曲只要听到一次，便会终生难忘。歌曲中那急促而又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就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的样子。”

不得不承认，斯雷尔·爱泼斯坦的形容还是很贴心的，它带着战斗中的紧张意味，有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与信心。

《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故事是让人难忘，令人动容的，那是一段无数属于中华儿女共同的过往。


图｜徐悲鸿
正因这首歌曲的卓尔不凡和其中蕴含的深厚情感，徐悲鸿便在心中有了意见。但当徐悲鸿与妻子廖静文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廖静文起初是持反对意见的，她认为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有些不好的。

徐悲鸿说服妻子，这首歌曲在特殊的背景下创作，带着悲壮的情感，也歌唱了广大人民昂扬奋起的坚定意志，如今与敌斗争胜利，但它依旧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人民继续前进。

在徐悲鸿一番动之以情的阐述之下，廖静文改变了自己一开始的态度，转而支持他：“啊，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徐悲鸿是带着一个坚定的想法去到中南海的。


图｜徐悲鸿廖静文一家合影
毛主席拍板定国歌

在大家都苦无办法的情况下，徐悲鸿鼓起勇气说出了想法，他刚说完，周恩来即刻表示赞同：“徐悲鸿的建议很好。”

周恩来表示，这首歌曲豪迈、雄壮，十分有革命气概，同时它是很适合大家一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对徐悲鸿提出的建议，周恩来首先表示同意。

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随即站起来，赞成徐悲鸿的建议。梁思成同在场众人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一段见闻。

他曾在美国的大街上，看到美国的年轻人们用口哨哼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那时他便已经感受到这首歌曲传递出来的精神力量了。

与会众人纷纷踊跃表达着对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看法，这首歌曲在历史前行中，得到世界无数人民的颂扬与传唱。一番讨论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是认同采用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的。


图｜梁思成
定了歌曲，定了歌谱，那么歌词是否需要改动？

彼时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华民族儿女经过多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它将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有人提出，那句“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否有些不合时宜？

对此，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道：“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会有战争，我们仍要居安思危。”

对于歌词是否需要做出修改，大家仍然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众人各有意见，不过对于徐悲鸿的建议，几乎无人反对。

会上毛主席拍板敲定：“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很好，就这样定下来吧。”


图｜毛主席
因歌词之事尚未敲定，1949年9月25日，关于协商国歌、国旗等问题的会议在中南海丰泽园里召开，毛主席、周恩来、郭沫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李立三等人出席会议。

毛主席率先表态：“歌词我看用原来的。”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向领导人报告：“我们第六小组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要用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发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来就没有原来这种感情了。”周恩来在会上明确表示。

在大家的激烈讨论下，多数人都表示无需修改歌词。原本受托负责修改歌词事宜的郭沫若，也很赞同采用原本的歌词。

会议的最后，人民领袖毛主席发表真挚讲话：“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现在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依旧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还是要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

毛主席一席话毕，与会众人纷纷许以热烈掌声。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开国大典上的代国歌，聂耳终将自己的一曲绝唱留于人世间。


图｜周恩来
在这场会议的最后，毛主席、周恩来、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发自内心地唱起那首豪迈、勇敢、热血、奋发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10月1日，这个为中华女儿永远铭记的日子，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声中，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飘扬，无数的人民群众眼含热泪，自豪兴奋。

“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行至今日，《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一字一句，早已经融入我国人的灵魂中，当前奏响起，我中华儿女热血沸腾，内心的爱国热情被彻底燃起......

今正值新中国成立72周年，我的祖国，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