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品读|若泽•萨拉马戈【葡萄牙】：师傅与徒弟

若泽·萨拉马戈（1922-2010），葡萄牙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罪孽的土地》(1947)、《修道院记事》(1983)、《里斯本围困史》(1989)、《盲目》(1995)及剧本《以上帝的名义>等。
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建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文学的谱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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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泽·萨拉马戈
师傅与徒弟①
作品中的人物如何成了师傅，而作者则成了他们的学徒？我有生以来认识的最有智慧的人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凌晨四点，当新的一天即将降临法国大地时，他便从地铺上爬起来，走到田间，开始照看猪儿吃草，这六头猪的繁殖力很强，是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来源。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住在里巴特茹省的阿济尼亚加村。他们正是靠着这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也就是把断奶后的小猪崽卖给乡邻而已。他们一个叫热罗尼乌·梅尔里尼奥，一个叫若塞法·凯希尼亚，两人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冬天，深夜的寒彻使室内锅子里的水达到结冰点时，他们就去猪圈把那些孱弱的小猪娃抱到自己的床上。在粗糙的毛毯下面，他们的体温把冻僵了的小猪娃救活，将它们从死神的手中救了过来。我的外祖父母心地都很善良，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同情心，他们想的只是如何维持自己的一日三餐，就如同人们延续自己的生命那样再自然不过了，从未想过需要之外的东西。
许多次我帮着外祖父热罗尼乌干些养猪的活儿；许多次我在屋边的菜地里挖土；我还许多次劈柴；许多次去村里的井台上转动辘轳，然后把水挑回家；许多次，也是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和外祖父偷偷避开护田人，扛着耙，拿着绳索和麻袋，去拣拾麦收之后的残穗短株，那时候，松软的麦秸秆正好用来让猪做窝。有的时候，在炎热的夏夜，吃过晚饭之后，外祖父会对我说：“若泽，今晚咱祖孙俩就在无花果树下过夜吧。”我们家另外还有两株无花果树，但是，外祖父说的这一棵，当然是因为它树冠最大，树龄最长，不知是哪年哪月栽下的，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才是无花果树。它或多或少都有些象征的意味。只是在许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无花果树”这个词的博大精深。静谧的夜晚，在无花果树高高的枝桠间，有一颗星星映入我的眼帘，然后它又慢慢地躲到一片树叶后面，同时又把我凝视的目光吸引到另一个方向。在空旷的苍穹里，我看见银河静静地流淌。我们村里的人仍然管这条乳白色的玉带叫“通向圣地亚哥之路”。
由于睡得晚，夜晚总是充满了我外祖父翻来覆去地讲述的那些故事：什么传说啦、幽灵啦、恐怖的人事啦、奇闻轶事啦、古老的死亡啦、用石头和棍棒进行的混战啦、我们祖宗的教诲啦，记忆中持续不衰的谣传总是让我睡不着，但同时也会轻轻地让我进入梦乡。我从来就不知道，当意识到我已经酣然入睡时，他是否默默无语？或者是否还在继续说话，为的是不让我在他讲述过程中他故意安排的长时间停顿里提出的那个固定不变的问题“那后来呢”，留下一半不予回答？或许是为他自己重复那些故事，为的是不会把它们忘掉？或者为的是用新的细节来丰富它们？在那个年纪，不用说，正如我们在某一段时间里都要做的那样，我把我的外祖父热罗尼乌想象成了世界上一切知识的主宰。天刚放亮我被鸟儿唤醒时，他人已不在，赶着猪到田野上去了，听凭我在屋里继续酣睡。然后我总会起床，叠好粗糙的毛毯，光着脚丫——直到十四岁时，我总是光着脚板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头发里还有麦秸秆，从院子内耕种过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猪圈就挨着房屋。我的外祖母在我外祖父之前就已经起床前前后后忙开了。她把一大碗泡着好些片面包的咖啡放到我跟前，然后问我睡得好不好。如果我告诉她我听了外祖父讲的那些故事而做的一些噩梦，她总会安慰我说：“甭大惊小怪的，梦里的事情没有一样是靠得住的。”
那时我想，尽管我的外祖母也是一个聪慧的人，但是她不可能达到我外祖父的聪明程度。外祖父躺在无花果树下，有他的外孙若泽在一旁作陪，能够仅仅用几个字眼就让整个宇宙运动起来。只是在许多年以后，当我的外祖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也长大成人之时，我才最终意识到，原来我的外祖母归根到底也相信梦。因为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当她在自己独自生活的茅屋门口坐上一宿，凝视着头顶上最大和最小的星星时，为什么会说出“这世界是如此的美丽，我不得不死去又是如此遗憾”这样的话？她没说她害怕死去，而只是说去死是一件憾事，好像她那由没有间断的劳作所组成的人生，几乎就在最后的时刻，获得了最高的、同时也是最后的诀别时的天恩眷顾，显露出慰藉之美。说这番话的时候，她正坐在房门旁——这所房子就像世界上其他我想象不到的东西一样，因为在这所房子里住着能够跟小猪崽睡觉的人，就好像小猪崽是他们的亲生孩子，居住着仅仅因为这世界很美丽而为作别生命感到难过的人；而且就是这个热罗尼乌，我的外祖父，一个牧猪倌兼讲故事者，感到死神即将来临，要把他带去，于是就去跟院子里的三棵无花果树诀别：他一棵一棵地拥抱它们，还哭了起来，因为他明白，自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许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写到我的外祖父热罗尼乌和我的外祖母若塞法（我还没有告诉大家，据许多认识她的人讲，她年轻时美貌非凡）时，我终于意识到：我正在把他们这样的普通人转变成文学人物：这，或许正是我不曾忘记他们的方式，即用从来就会改变记忆的铅笔把他们的脸一次又一次地画出来，就好像是在不稳定的记忆地图上创造人们决定在那里度过一生的乡村的超自然的非现实性一样，为死气沉沉、范围狭窄的日常工作的单调乏味状况涂上色彩，使它鲜亮起来。这与心灵的态度如出一辙：当心灵唤起一位特定的柏柏尔人外祖父的迷人而又神秘的形象之后，它总会引导我大致用如下的语言来描绘一帧陈旧的照片（它如今差不多有“八十岁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我的父母亲“都站着，那么美丽，那么年轻；面对着摄影师，他们脸上流露出严肃而庄重的神情，也许是面对照相机、当镜头即将捕捉到他们再也不会有的形象的一刹那所产生的恐惧，因为接下来的一天必将是无可改变的另一天……母亲的右肘正靠着一根高大的柱子，下意识地挨着身体的右手里拿着一朵鲜花；父亲用手臂绕着母亲的背，他长满老茧的手在母亲的肩上露出来，像是翅膀。他们都站在一块有枝形图案的地毯上，羞答答的。构成这幅画面的假造背景的那块画布，显示出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冗赘与不和谐。”我是这样结尾的：“我讲述这些故事的那一天必定会到来，这些事情没有哪一样我不知道。有一位柏柏尔人外祖父来自北非，另一外祖父是一个牧猪倌，还有一位漂亮无比的外祖母，表情严肃而又英俊美丽的父母亲，照片上的一朵鲜花——我还能希望什么别的家谱呢？我又能倚靠什么比无花果树更好的树呢？”
差不多是三十年以前，我写下了这些话，除了重新建构和记录这些赋予我生命、同我的存在接近的人的生命中的瞬间外，没有别的目的。我想，对于知道我来自何方，我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而且知道我是一点点长大的人来说，没有别的东西还需要解释。但是，终究是我错了；生物学并不决定一切，而且，说到遗传学，它能延续如此长的历程，其道路一定非常神秘……我的家谱关系树（诸位将会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为之命名的假定，因为它在其丰富的树液中变得如此之少）不光是缺少因为时间和生命先后相继的遭遇而导致从主干中膨胀出来的那些枝桠中的某些枝桠，而且也缺少某个可以帮助使它的根穿透到地下最深层的人，缺少某个能验证其果实的一致性和味道的人，缺少某个能巩固其顶端使其成为打这儿经过的鸟儿的庇护所或者巢窝支撑物——的人。当我用文学的颜料来描绘我的父母亲和我的外祖父母，把他们从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转变成文学人物，转变成我人生中新的、方式别具一格的建筑者时，我完全不曾意识到，我正是在追踪着那条小径，正是经由这条小径，我随后总会虚构出来的那些人物将会建造并带给我这些材料和工具，最后，我将用这些材料和工具，更理想或更糟糕地、以充足的和不充足的状态，用有益和无益的方式，在全部稀缺但也是充裕的状态下，使我成为如今的我认可的这个人——那些人物的创造者，但同时也是他们的创造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字母接着一个字母、一个词接着一个词、一页连着一页、一本书连着一本书地，我一直在连续不断地在这个人身上灌输这种观念：我就是我创造的那些人物；我相信，离开了他们，我就会不是今天的我；离开了他们，我的艺术生涯很可能就不能比一篇不准确的速写更为成功；没有了他们，我的期望就像其他许多的期望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期望；没有了他们，某个人也许可能存在，但是最终不可能取得成功。
现在，我能清楚地看出谁是我生命中的师傅，谁是那些极为集中地教给我生活的艰苦劳动的人。此时此刻，我的小说和剧本中那些在我眼前前进的许许多多的人物，即那些用墨水和纸张构成的男人和女人，那些我正引导着的、我相信作为作者的我根据我的一闪之念选择的人，对于作为作者的我的意志百依百顺。他们就像铰接着的木偶一样，其动作行为对我所起的作用，不会比我用来使他们活动的绳子所给予他们的负担和张力更多。在所有那些师傅中，无庸置疑，第一位是一个二流的肖像画家，我仅仅称之为H，即一个我觉得可以合情合理地称之为双重模仿（既是对他自身的模仿，但是在某种方式上说，也是对作者自身的模仿）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此故事的题目是《绘画和书法指南》。H是教我不带愤怒或沮丧、摈弃我的局限、用朴素的诚信去接受和观察的人，因为我既不能也没有热望敢于逾越我所耕种过的土地去冒险，我所拥有的全部剩余物就是往下、在地底下挖掘，朝着根部——既是世界的也是我的根部挖掘的可能性，如果我能获允这一极端野心的话。当然，去评价所做的努力的结果之可取之处，不是我的责任。但是，如今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打那以后的我的全部作品，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和这一目的。
接着走来的是阿连特茹地区的男男女女，即与我的外祖父热罗尼乌和我的外祖母若塞法所隶属的那块土地上被谴责的人有着一样兄弟情谊的淳朴的农民。为了工资和只应被称之为恶毒的工作环境，为了得到聊胜于无的生活——我们自诩为有教养的、文明的人乐意称作——根据不同的场合——宝贵的、神圣的，或者崇高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我所认识的普通老百姓，被同为国家和地主的帮凶和受益者的教会给欺骗了；人民永远被警察监视着，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沦为虚伪的正义之武断的无辜受害者。从世纪之初到一九七四年“春季革命”推翻独裁国家，彼得魏泽这个农民之家三代人贯穿这部题为《从地上崛起》的小说的始终。正是由于这些从地上崛起的男人和女人——首先他们是真实的人，其次才是虚构的文学人物——我学会了如何才能有耐心，学会了如何充分相信时间，相信那为了建构和重新摧毁我们而同时建构和摧毁我们的时间。我惟一不敢确定是否愉快地吸收了的事情是，那些艰辛经历是否转化成了那些男人和女人身上的美德，即对生活之自然而然的简朴态度。然而，在二十多年之后，我所学到的、保留在我脑海中的教训仍然在我的记忆之库中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它就像是我心灵中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召唤，我每天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不曾丢失，最起码尚未丢失这种希望——从生活在阿连特茹地区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的、那些具有值得我学习的崇高品德的榜样身上吸收更多的优点。时间将会证明这一点。
我能从一个生活在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那里学到什么别的教训呢？他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创造了韵诗与光荣、船的残骸与民族的觉醒。他是一个绝对的诗歌天才，是我们文学中最伟大的人物（不管它给这个自称为“非凡的卡蒙斯”的费尔南多·佩索亚带来了多大的不幸）。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在他纯粹的人性，例如一个作者敲开每一个出版者的门，寻找愿意出版他书的人之时表现出的那种高傲的谦卑，因而遭到不同血统和种族的愚昧无知者的鄙视，遭到国王和他的耀武扬威的随从们带着藐视的冷漠，以及这个世界一贯接纳诗人、有远见卓识者和笨伯们的造访时所使用的冷嘲热讽——中所能给予我的最朴实的教训外，没有什么教训适合于我，没有什么教训值得我学习。每一个作家在其一生中，至少一次或者将不得不成为路易斯·德·卡蒙斯，即使他未曾写过Sobolos Rios这首诗。在贵族、廷臣和来自异端裁判所的审判员中，在往昔的爱情和提前到来的老年幻灭中，在写作的痛苦与已经完成写作的欣喜之间，正是这位一贫如洗地从印度——为了发财致富，许多人远涉重洋前往那里——返回的病人，正是这名瞎了一只眼、灵魂备受冲击的士兵，正是这位厄运的引诱者——他再也不能使那些置身王室宫廷的淑女们的心儿驿动，我在一部名叫《我该如何处置这本书呢？》的戏中正是把他搬上了舞台！这出戏的结尾重复了另一个问题，一个惟一真正重要的问题，一个如果曾经有过充分的答案而将为我们永不知道的问题，“你将怎么处置这本书呢？”他的腋下夹着一部传世之作而被这个世界不公平地拒绝了，这也是一种高傲的谦卑！它正是一种高傲的谦卑，也是一种固执——要设法了解我们今天在写的这些书明天将会有什么样的目的，尽管有人给我们，或者我们自己给予自己以令人宽慰的种种理由，但我们立即就会怀疑它们将是否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呢？）。没有谁比听任别人蒙骗他的人更好蒙骗的了。

《修道院纪事》
接下来是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左手的男人，和一名带着能看见别人皮肤下面东西的神秘力量而降临到这个世界的女子。他的名字是巴尔塔萨尔·马特乌斯，绰号叫“七个太阳”；她则叫布里蒙达，而且后来也有了一个诨名叫“七个月亮”，因为书中写到，凡有太阳出现的地方，那里也必得有月亮，只有这二者联合起来和谐并存，另一方才能通过爱而使这个地球宜于居住。来的还有一位名叫巴尔托洛梅乌的耶稣会的牧师。他发明了一种能够升入太空的机械。除了人的意志，人们说它无所不能的那个意志，那个不能、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或者直到今天也不想成为具有单纯仁爱、或更为单纯敬意的太阳和月亮的意志，它不需要别的东西作飞行燃料。这三个来自十八世纪的葡萄牙傻瓜，在迷信和异端裁判所的烈火肆虐的时间和国度里，在一个虚荣而妄自尊大的王国建起了一座修道院、一座宫殿和一个令外面的世界感到。晾奇的大教堂的地方，如果那个世界，在一种极不可能的意义上说，具有足够多的像布里蒙达那样的眼睛——可以看见隐藏的东西的眼睛，来观察这个葡萄牙的话……还有成千上万的一群人走了过来。他们双手肮脏不堪，长满老茧，在年复一年、一块石头接一块石头地运送了不可变动的修道院院墙之后，在运送了巨大的王宫的房屋、圆柱和长方柱、通风的钟楼之后，在把大教堂的穹顶悬挂在空荡荡的空中之后，拖着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的身子走来了。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发自多米尼哥·斯卡拉的拨弦琴之上，而他并不知道他是应该笑还是哭。这就是《修道院纪事》一书的故事，多亏很久以前、在他外祖父母热罗尼乌和若塞法时代教给他的那些东西，这个学徒作者才好不容易在其中写下并非没有诗意的类似的话：“在女人们的闲谈之外，使这个世界保持在其轨道之中的，是梦想。但也是梦想用卫星覆盖了世界的上空，为什么太空是人们想象中辉煌壮丽的景观，道理就在这里，除非人的头脑是惟一的太空。”事实如此。
在里斯本的一所技校读书时，这位少年就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诗歌的训诫，他是在教科书里学到这些教训的，他当时正在为充其量是一个技工的劳作生活而做着手艺上的准备。公共图书馆的漫长夜晚里，他也拥有优秀的诗歌老师——随心所欲地从目录中找书来读，没人指导，没有人给他建议，然而，他以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水手般的惊奇虚构着他所发现的每一处地方。但是，只是在那所工业学校的图书馆里，《里卡多·雷斯辞世的那一年》这部作品才开始动笔。有一天，这位年轻的技工（那时他快满十七岁了）偶然发现了一本题为《阿台娜》的杂志，里面有署了那个名字的诗，因为他对自己国家的文学制图法所知甚为可怜，所以自然而然地就认为确实有那么一个名叫里卡多·雷斯的葡萄牙语诗人。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这位诗人其实是一位名叫费尔南多·诺盖·拉佩索亚的人用自己头脑里想象出来的。除此之外，根本就不存在的诗人的名字署在自己的作品上，他把他们称之为“同拼法异音异义字”——一个在那时候的词典中不存在的词，这也正是这位文学学徒如此难以明了其含义的原因。他背下了里卡多·雷斯的许多首诗歌（如：为了成为伟大的人／惟一的人／事无巨细／你都应全力以赴）；然而，尽管他是那样年轻，又那样无知，但他不能接受：一个超越自己之上的头脑真的能毫无怜悯地想象出“对世界的景象感到满意的人是智者”那样残酷的诗行。后来，很久以后，这位学徒已经是头发灰白，而且比自己先前更加聪明了，斗胆写了一部小说来向这位颂歌诗人展示一九三六年的某些世界景象，在这部小说中，他让诗人外出生活了几天：期间纳粹军队占领了莱茵河流域，佛朗哥发动了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战争，萨拉查创立了法西斯主义者组成的国民自卫队。他是这样告诉那位诗人的：“这就是世界的景象，我那具有宁静的痛苦和优雅的怀疑主义的诗人；既然作壁上观是你的智慧，那么你就尽情地享乐吧！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里卡多·雷斯辞世的那一年》以充满忧郁的话结尾了：“在这里，大海已经到了尽头，陆地则在热切地等候着。”因此，葡萄牙将不再有新的发现，它的未来，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未来，是注定了的无休无止的等待，只有往常的命运歌、一模一样的陈旧的怀念，甚至还要略略多一些。于是，这名学徒想象还会有一种使船回到水中的办法：例如，通过移动陆地把它放到大海里去。作为因欧洲的历史性藐视而产生的葡萄牙人的集体性怨恨的一枚间接的果实，我后来写了小说《石筏》，把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同欧洲大陆分割开来，使它变形为一个巨大的、漂浮的岛屿，既没有桨，没有水手，也没有推进器，按照向南的方向自己移动，“一堆石头和大片的陆地，上面覆盖着城市、村庄、河流、树林、工厂和灌木林，适宜于耕种的土地，连同耕地上的人们和动物”，在一条通往新的乌托邦的航线上航行着：半岛上的民族同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民族的文化碰撞，违背了——我的策略走到了那么远——由美洲的美国在那个地方推行的令人窒息的规矩。双倍的乌托邦想象力将会把这部小说视为更加没有偏见的，同时也是更为有人情味的隐喻：即，欧洲，它的全部，都应该向南移动以帮助平衡这个世界，作为对它以前和如今的殖民剥削的补偿——这就是说，欧洲是最后的道德参照物。当半岛在大海中乘风破浪前进时，《石筏》中的人物——两男三女和一条狗，正在马不停蹄地做着环半岛旅行。这个世界正在改变。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在自己身上发现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新人（更别提那条狗了，它跟其他的狗不一样）。这将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里斯本围城史》
接下来，这个学徒回忆起他人生中的遥远的过去，那时，他的工作是一名校对员，如果说在《石筏》中他修改了未来，那么，现在创作一部名为《里斯本围城史》的小说来修改过去，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在这部小说中，一名校对员检查着一部同名但的确是一部真实的历史书的书，厌倦了去注意“历史”是如何越来越不能让人感到惊奇，决定用“是”代替“非”，这样就颠覆了“历史真实”的权威性。校对员雷蒙多·席尔瓦是一个天真率直、平平庸庸的人，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相信所有的事物都有其看得见的方面和看不见的方面。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看到事物的两面，否则我们对事物的任何一方面都将一无所知。他就此跟历史学家展开了这样的谈话：
我必须提醒你，校对员是严肃而认真的人，在文学与生活中的体验相当丰富。你别忘了，我的书涉及的是历史。不过，既然我无意指出别的矛盾，那么，尊敬的先生，依我之愚见，我认为所有不是文学的东西就是生活；历史，尤其是历史，也无心要去冒犯谁；而绘画，呃，绘画只不过是用画笔制作出来的文学，我相信你不曾忘记，人类在知道如何写作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绘画。你是否熟悉“如果你没有猎狗，就带上一只猫去打猎”这句谚语？换句话说，不能写作的人就去绘图或作画，好像他是个孩子似的。换言之，你打算告诉我的，就是文学在其诞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是的，先生，就像人类一样，在某种方式上说，在他诞生以前就存在着了。我突然想到，你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职业，你本应该是一名哲学家，或者一位历史学家，你具有这些学术规则所需要的天资和禀赋，像我就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先生，一个没受过训练的简单之人能获得什么呢？仅仅是由于幸运，由于我的基因正常，我才得以降临人世，但是，我的基因未经雕琢，然后，除了小学之外没有受过教育，你能说你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你是自己的努力的产物，这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过去的社会就以它的自修成材者为荣，后来社会有了进步，让过去的那一套都寿终正寝了；眼下这些自学者不被人认可，只有那些写娱乐消遣诗和小说的人才被赋予头衔继续充当自学成材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幸事，但是，至于我呢？我得承认，我从来就没有文学创作的才能。当一名哲学家吧，老兄！你具有强烈的幽默感，先生，你还有一种独特的讽刺天资。我自问，你曾经是怎样把自己献身于历史的？它是这样一门严肃而深奥的科学。对于真实的生活，我是抱讽刺态度的，然而，文学，不错，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就是真实的生活。但是，当历史还不能被称之为历史的时候，它是真实的生活。所以，先生，你相信历史是真实的生活；当然，我也相信，我的意思是说，历史是真实的生活。毋庸置疑，要是得利特尔不存在，我们将会成为什么东西呢？校对员长长地叹息道。
毫无必要在此加上这么一句，这个学徒从雷蒙多·席尔瓦学到了怀疑这个关于时间的训诫。这则训诫是关于时间的。
不过，也许正是这一对怀疑的学习，才使得他完成了《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的写作。确实，而且他正是这么说的，这个标题是一个在视觉上产生的幻觉的结果，然而要问它是不是那一直就在为这部新的小说准备诞生背景的校对员的宁静典范，是很公平的。这一次问题不在于从《圣经·新约》背后寻找对比，而是阐释其表层的含义，就像寻找一幅画的表层含义一样，用微弱的光亮来提升其浮雕效果、它的交叉踪迹，以及沮丧的阴影。这好像是第一次，这个被热心人物包围起来的文学学徒正是这样来阅读对无辜者进行大屠杀描写的。尽管他读过了，但是他弄不明白。他不明白，一种得等上三十年来倾听其创立者宣布它第一句话的宗教，为什么已经有了殉教者？他不明白，这个惟一能做得到的人为什么胆敢不拯救伯利恒儿童的性？他不明白，约瑟在带领全家从埃及归来之后，为什么竟然缺乏甚至是最起码的责任感、同情心、罪过感，或者甚至最低的好奇感？为了拯救耶稣的生命，伯利恒的儿童就得去死，这在辩护中甚至是不容争辩的。对所有人事和神事都负有责任的最起码常识就是要提醒我们注意：上帝决不愿意把圣子耶稣基督派到人间，尤其是带着救赎人类罪孽的使命，而让一个两岁的、名叫哈罗得的士兵将他斩首。在这位学徒带着对伟大戏剧应得的庄重钦敬而写下的那部《福音书》里，约瑟必将意识到其罪过，必将把懊悔当作对自己的罪孽的惩罚，而且必将会不做任何反抗地给处死，就好像是为了了结他同这个世界的债务的最后留存的一件事情。因此，这个学徒的《福书》不是一个关于被赐福的人和与上帝同在天堂的圣徒的更加有启发意义的传说，而是关于少数几个人的故事：他们遭到一种强力的折磨，与之搏斗却不能打败它。耶稣将继承乃父曾经带着它们走村串巷的那些丑闻，他也必将会继承那些永远也不会放过他的、关于责任与罪过的悲剧意识，甚至当他在十字架的顶端提高声音说“人们，原谅他吧，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做下了什么”时，这责任与罪过也不会放过他，这当然是指把他送到那儿的上帝。但是，如果在那最后的痛苦中他依然记得，也许是指那真正用血与肉使他生而成人的、他的真正的父亲。正如大家所能看到的，当这位学徒在其异端的《福音书》里写耶稣与经师之间的神殿对话的最后几句话“罪过是一条狼：它在吞噬了幼崽的父亲之后，又把幼崽吃掉；你提到的那条狼已经吞下了我的父亲，那么很快就会轮到你。你该做什么呢？你是否被吞噬过？你不仅将被吞掉，而且还将被吐出来”时，他已经做了一次长长的旅行。
要是查里曼大帝不曾在德国北部建立起一座修道院，要是那座修道院不是明斯特的起点，要是明斯特城不曾希望用一台关于新教再洗礼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可怖的十六世纪战争的歌剧来庆祝其第一百二十个周年纪念日，这个学徒就不会写出他的剧本《以上帝的名义》。其次，这个学徒不得不在其微弱的理智之光的帮助下，去洞察宗教信仰的隐藏迷宫，这些信仰如此容易地让人们去杀戮或者被杀。再次，他所看到的是关于不容异说的极其丑陋的面具，这种不容异说玷辱了两个教派都宣称要捍卫它的这一事业：因为问题不在于这是一场以两个有敌意的神的名义进行的战争，而是以同一个神的名义发动的战争。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丧失了判断力，明斯特的再洗礼教徒和天主教徒不可能明白所有证据中最明显的证据：在最后的审判日，当两个教派走上前来，接受因其在人世的行为而应得的惩罚时，上帝——如果他的决定是由像人的逻辑一样的任何事情支配的话——将不得不把他们全部接纳到天堂里去，因为最简单的理由是，他们全都信仰他。发生在明斯特的可怕的大屠杀告诉这位学徒，宗教，尽管它们全都许诺，却从来不曾被用来促使人们和解，而且最荒诞不经的就是圣战，想一想，上帝不能——即使他想——对自己宣战。
盲目。这个学徒想，“我们都是盲目的”。于是他坐下来，写下了《盲目》来提醒那些可能读到它的人：当我们使人生蒙受羞耻时就滥用理智；人的尊严每天都遭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强权人物的侮辱；普遍的谎言已经取代了多数真理；当人类丧失了对他的同类应有的尊敬时，他也就丧失掉了自尊。然后，似乎是为了祛除因理性的迷失而引发的怪物，这个学徒开始创作所有故事中最简单的：一个人在寻找另一个人。因为他意识到，生活从人身上索取的东西，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本书名叫《所有的名字》。尽管没有写下，但是我们所有人的名字，生者的和死者的名字，全部都在那儿。

《所有的名字》
请允许我稍做总结。在此朗读这几页讲演辞的这个声音希望它是我笔下人物的联合声音的回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声音是比不过他们的声音的。倘若今天我在此所做的讲演对于你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恳请诸位原谅，对于我而言则是全部。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于斯德哥尔摩
①本篇是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辞，译自《今日世界文学》（1999年冬季号），葡语英译者：蒂姆·克罗斯菲尔德和费尔南多·罗德格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