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阅读让生命优雅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曾这样评价我的创作，他说：“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我将唐宋八大家建立的诗化地思考天下，用散文这种文体表述出来，结果每一篇都受到了全世界华文读者的支持和鼓励。我的书，没有一篇是为流行和畅销而写，其中任何一篇我都觉得我的读者应该很少，因为文化很艰难。
但是没想到每一篇，每一本都获得了畅销，所以我为自己活在这个土地，活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世界感到某一种满意。但是我要给大家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这种宏观的思考，我的这种既严肃又松动的表述方式是怎么形成的。这不能不感谢我的几段阅读经验。

在“文革”时期我的父亲被关了十年，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支持、我的叔叔也自杀身亡，我们全家饥寒交迫。但是我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机遇，“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时说要编教材，被造反派封锁的图书馆悄悄开放了，我通过一个叔叔的关系，悄悄地进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外文书库。这个书库完全是我的天地，我一本一本地读，这就是《世界戏剧学》这本书的来源。
写书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在那个书库里接触一些将学术论文写得像散文的大师，像黑格尔、歌德、席勒、尼采等哲学大家。这些人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思想非常深刻，但是他们的书都非常好读，他们用充沛的感情冲击每一个读者的感官。读他们的文字，会不觉激动、兴奋起来，这点让我很受启发。
所以我想告诉我的读者，即使在灾难岁月，即使是外文书库这扇小小的门，也可能给你带来一个阅读新天地，创造一个阅读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那个小小的外文书库创造的，我演讲、写作时都会想到欧洲大师，想他们如何感动了整个欧洲。

在行政工作中我读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很重要，教我们讲人话，讲这块土地听得懂的话，而不是在概念里边玩来玩去。做了六年高校校长以后，我觉得再不能做下去。我强烈要求去旅行考察，去读更辽阔的大地的书。
第一本外文书，全世界学者们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写好文章。第二本行政的书，让我知道这块土地上的普通百姓需要什么。第三本是大地的书，走来走去，走遍当时还很难走通的路，我知道了李白走过的地方，我知道了屈原流浪的地方，这些土地传给我一些信号，让我学会接受天的声音，而不仅仅是我们身边的琐事。
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走遍中国，写了《文化苦旅》等等的书。但是我又觉得不够，我想对比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异和相同之处。
我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一路对比，内心自问，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在那里，我才明白即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

我前面讲的第三本书是阅读大地，再把这本书分成两本，一本是我们本土大地，一本是国外的大地。走遍全世界以后一对比，才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个文明真不容易。大家看到我在美国各个大学巡回演讲，一次一次应邀在联合国总部讲中华文化。每次在这些地方演讲，听众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名字，而是因为我的讲题。我讲的是中华文化，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却又很想知道的中华文化。那么多人，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安静，那么迫切。他们带有很多疑问，等待着解答。我和当地听讲的教授进行交流，听他们对我演讲的不同意见和相同看法，经过对比以后再读他们的书，再读其他类似的书，于是我的阅读进入新的阶段。

我的阅读变得那么丰富，不仅仅进入书库，还读大地，中国大地，外面的大地，在演讲过程中继续有针对性地阅读，所以我这本书就越读越大，最后还写成了文章。
我想对我的读者们说，不要太在乎权威，不要太在乎流行，不要太在乎诽谤，从当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装扮中逃出来，滤净心胸，腾空而起，静静地遨游于从神话到《诗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以及其他文学星座的苍穹之中。然后，你就有可能成为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