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我如何确定《红楼梦》校注本底本

（《红楼梦》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1994年修订再版）初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距今转瞬已十二年。本书初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欢迎，也得到了不少指正。

这十二年的岁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当时确定的几个原则是正确的：一是我们所选择的底本——庚辰本，确是一个学术价值很高、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珍贵本子，我们以此为底本，就使这个校本有了很好的基础；二是我们确定的校勘原则(详见《校注凡例》)也是正确的，这样就使我们的校勘工作做到了审慎和准确，不至于随意改动底本文字，从而较好地保持了原本的历史面貌；三是我们确定的注释原则(见《校注凡例》)也是切合实际的，对象适中，繁简得宜，因而使得本书避免臃肿烦琐之病。

但是，学问是无止境的，“红学”更是日新月异，这十多年来“红学”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不少重要的专著相继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文陆续发表了，还连续发现了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文献和实物。在《红楼梦》的名物考订上，也有不少的进展。对照我们的校本，就感到有了历史的差距。为了对读者负责，对我们的“红学”事业负责，我们深深感到有对本书作一次全面修订的必要。于是趁此书再版之机，我们就着手这一新的繁重工作。

此书初版是由《红楼梦》校订组先作出初稿，然后由校订组和注释组反复修改定稿的，其详细情况见初版的《前言》。现在全面重新整理、重新校注时，不可能把原有的人都邀请回来了，幸好初版定稿时的三位同志：冯其庸、林冠夫、吕启祥都还在原工作岗位上，因此本次的校注，即由他们三位负责：由冯其庸总负其责，林、吕二位分别作校、注的具体修订工作。

关于注释的修改和增补，计新增注释八十七条，补充和修改原注一百六十五条，其馀所有注释，共二千四百零一条，从内容到文字也重新作了一次审核认定；在校勘和标点、分段方面，重校的文字为数亦不在少。特别是此次重校过程中，仍用各脂本仔细复核，所以费力较多；至于标点和分段，则改动更多，不能一一列举。最后，由我作校、注两方面的审核工作，修改核定校、注的条目和文字，以及有关此次重新校注的其它事宜。以上种种，无法一一详述，读者翻阅此再版校注本，当可了然。

尽管此书又作了较为详慎的重校和重注，但初版的创始之功自不可没，故初版的《前言》《校注凡例》等文字仍置于卷首，以示不忘，也正说明前后校注的原则是一贯的。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倡议对《红楼梦》作校注整理，是由袁水拍同志向上级提出的。一九七四年秋天，袁水拍同志到我住处看望我，并提到整理古籍的问题。当时我提及《红楼梦》的校注问题，水拍同志极为重视，不久就要我草拟一个报告。此事后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由水拍同志任校注组的组长，由我和李希凡任副组长。初期校勘的稿子(即内部用的大字本)，水拍同志还认真看过，凡是他不理解的地方，他还都提出来认真地询问过。后来，他因事因病，不再过问此事，但在重病中，仍希望能看到此书的出版。所以《红楼梦》的新校注工作得以正式立项并由政府拨款，调集一批专家和研究人员来工作，水拍同志是起了倡导推动作用的。现在水拍同志已经作古十年，当着此书修订再版的时候，我有责任将此经过叙明，亦以慰逝者于地下。

时间虽然只过了十二年，但参加此书工作的同志，却已经作古了好多位，其中顾问有：叶圣陶、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先生。参加校注工作的有：沈彭年、陶建基、徐贻庭、朱彤、祝肇年、江辛眉、杨廷福诸先生。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一直关心《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此书出版后，他还亲自写过评论文章，热情地肯定了这个新校注本，但李一氓先生也已经不幸逝世了。对以上十二位已故的先生和朋友，我们只能寄以哀思，以志永怀!

此次修订再版，虽然由我们三人负责，但前人之功不可没，而“红学”方兴未艾，且无止境，故以后的校注工作，亦无有止境。故我们本次的修订，只是万里长途中的一站，瞻望前途，曷其有极!惟愿再奋馀勇，更求寸进，并望“红学”同人和专家读者进而教之，则《红》书幸甚!“红学”幸甚!

是为序。

1994年7月6日于京华宽堂红楼梦前言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红学家冯其庸，11月22日中午12时18分在北京潞河医院平静安详离世，享年95岁。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24年2月3日出生。中共党员。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著二十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

1954年，冯其庸被调至北京，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十年后“文革”开始，冯其庸前往江西干校，生活辗转，意外频出，命运随之起伏，他渐渐对《红楼梦》感慨颇深，“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其萧寒窘遇，如同亲尝。冯其庸对《红楼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969年，因为担心《红楼梦》被红卫兵抄走，他开始瞒着所有人，手抄《红楼梦》。一年后的某个雨夜，他抄完了最后一个章节：白茫茫一片大地，贾宝玉身着大红斗篷向贾政下拜，一僧一道将他带走，口中念道：“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搁下笔，冯其庸感慨万分，赋诗道：“《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各种版本和装帧形式的《红楼梦》，包括校注排印本、精装影印本、线装影印本等
1973年8月，随着红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冯其庸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调至评论《红楼梦》写作组，在他看来，研究《红楼梦》不仅是解读它的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探究其中埋藏的家庭历史和社会风情，所以需要读更多的书来印证，才能把它弄明白。在方法论上，冯其庸从曹雪芹的家世入手，做了己卯、庚辰、甲戌等早期主要抄本的研究，然后又进入《红楼梦》思想、人物、文本艺术的研究。有关解读《红楼梦》的文章，全部收入了他的《解梦集》。

2017年1月19日，冯其庸50年前手抄的《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刚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先表示：“我对这部抄本《红楼梦》真爱到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
在冯其庸看来，实际上《红楼梦》既是小说，也不完全是小说，它跟一般的纯粹以故事为内容的小说不一样，它有很多情节隐蔽在这书里，结合他的家庭遭遇可以看出来。“曹雪芹为了使整个故事完整，同时也为了让世人把它当做一种茶余饭后的小说来看，不要看透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他要掩盖自己。以前人说它是自传，胡适说《红楼梦》是自传，自传也不对，这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传记来写的。书里有许多虚构的东西，比如太虚幻境，家庭哪来的太虚幻境？没有这个可能，那是神话，他虚构的东西。”冯其庸认为，曹雪芹的家庭和他亲戚家庭的遭遇是书中隐蔽的内容。整部《红楼梦》八十回，有很多写欢乐的场面，但是一种悲凉的调子一直没有变。
　博学多才的文史大家

冯其庸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做出了成就，研究了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和支架取经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冯其庸还擅于书法和绘画，冯其庸的画远追青藤、白阳，近受齐白石、刘海粟、朱屺瞻的影响，曾与刘海粟、朱屺瞻、谢稚柳、唐云、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周怀民、许麟庐诸先生游，于书画潜心学习。但是蒙养不同，生活相殊，他的画表现出与前辈们不尽相同的艺术方式。在各种艺术方式之间，他更重“聊写胸中逸气”，表现出与同乡倪迂之间的暗合。


他的画还有“写”的特色，反映了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他早年临写各家各派，但最喜欢的是行书，尤其钟情于王羲之的《圣教序》。它不仅收集了《圣教序》的各种佳拓的影印本和明拓残本，而且反复临写右军存世的各种书札，以右军书法建构了自己的书法基础。他的书法神清气朗，意远韵长；文气勃发，雅致四溢。他的书法风格，潇洒而不失法度，清秀而远离流俗，规矩而没有造作。这些书法品格都奠立了他的绘画基础。但是，在他的书法中有时又反映出画的谋篇布局和笔墨韵致，表现出中国书画在两种艺术形式创作中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也论证了书画同源的道理。
冯其庸也是汉画像砖的研究者，中国汉画学会首任会长。他还是中国戏剧学会副会长，撰写的剧评甚为戏剧大家重视，袁世海先生也因此和冯先生成为至交，曾请他亲临剧场讲解历史背景与剧情设计。冯先生也研究古代戏剧，《〈精忠旗〉笺证稿》就是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冯其庸还出版过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专家予以佳评。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古代文学课程时，冯先生出版过《历代文选》和《中国文学史》，对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都有专门研究，他研究北宋词风，深得夏承焘先生赞同。
冯其庸一生为人宽厚，但爱憎分明，富有兴情。他以“宽堂”为号可能也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他的画率意而天真，放浪形骸，寥寥数笔而能全其气韵神采，一切无不透露学养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