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梆子声咽 散文

当我深入乡间游走几个月后，那些艺人描述的、他们曾经经历的、我不相信的东路梆子的兴盛往事才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并为我所接受。起初，我还以为送上来的、有着明显整理印痕的资料有经过所谓的文化人对他们的讲述的虚构之嫌。但是，在深入其间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一为那个年代的许多人感同身受的、但从未被我所知的剧种在乡间竟然盘根错节、缠缠绕绕，多么根深蒂固。
我记得那是一个四十来岁模样的人，我与他在弟弟的彩票店门口闲聊，当他得知我正在整理民间文化资料的时候，他突然问我知道东路梆子吗，他说他的村子是东路梆子的发源地，村子里六十来岁的人都会唱，只是现在不唱了，没人听。这是我听到的第四个东路梆子的发源地的说法，在下乡调查的时候，辛店的前牛、姜楼的小宋、石庙的归化的人们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与他说了这几个村子，他不以为然地说，这几个村子是瞎争，我们村子才是，我小时候还听过呢，那时候唱的人还不少，现在那些会唱的大都没了，那些村子里的人这么说，也许是那些村子里还有唱的罢了，如果我们村子里还有唱的他们也许就不会这么说了。这个人好像是麻店前李家村的。比如姜楼小宋家，他们演出的时候，有时也会去淄角前李村找人，演员或者是伴奏。在后来送来的资料里，我看到李庄也有关于东路梆子的调查。再后来，在更为详细的资料里，我看到了桑落墅还出了东路梆子的名角。我相信，也有不被人们注意的正在暗处自生自灭着。在遗落中，有黯然的、寂寥的凄凉，也有深情的、孤独的歌唱。
是遗落的。初到小城参加工作，我从事的也是文化工作的一种，但从不曾听人说起过东路梆子。一直到七八年后的2003年文化资料调查时，我才第一次听人说起东路梆子这名字。早几年的时候，女儿还上小学低年级，我每天去接孩子，要提前去一会儿，没事就听人聊会天。有个老头特爱说话，聊了几天知道他的孙子与我女儿一个班，就越聊越熟。他知道了我在文化局工作，就问我一些他的熟人，文化馆的老人他都认识，我问他，他只是说他曾在剧团呆过。我还在我家门口经常看到一个老头，穿背带裤，白衬衣或者米黄色衬衣，两手插兜里，须发雪白。我曾与人说，这个老头这么干净、利索，不用化妆就能直接上台演穿便装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这两个可爱的老头，前一个叫左存喜，后一个叫白清然，都曾是县剧团的演员，唱东路梆子。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先在资料里也看见过的他们的名字，只是没见过真人。过去的几年，这两个老头一个接送孩子，一个在老年活动中心打门球。现在，我好几年没见到左存喜了，白清然还经常去打门球，也下象棋，前几年申遗的时候，我还去找过白清然，回忆起东路梆子，老头依然激动。没人注意了，老头们就把他们心爱的物事藏在心里自己暖着，也许他们会在梦里吼两口吧。
有一年，辛店镇上送来了一厚摞资料，是几十年前镇上创作的东路梆子剧本，手写的，纸发黄，字迹斑驳、模糊，有《穆柯寨招亲》、《鱼水欢歌》、《金秋风云》、《专考她》、《套中计》。看剧本的样子，不知在谁家放了有些年头了，没人拿出来翻一下，也不再有人去排练这些剧目。当年参加这些剧目演出的演员也已韶华不再，与这些剧本一样，在暗处的角落里。积满的灰尘让一切看起来古旧、过时。想起在青年河畔的冬天，爷爷、父亲他们歇着的时候，农具也挂起来。偶尔爷爷、父亲会干些杂活，擦拭一下铁锨什么的，在擦拭中，春天就不经意地到来了。只是，艺人们的这个冬天有些漫长，他们把春天藏得太久了，已经忘记了春天的样子。他们被湮没在人群之中，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风光过，偶尔也会遇见几个知道他们历史的，只是也不再提起。几十年里，他们已经从失落到平淡。在梦里，他们会努力地想象春天的样子。春天就是远方。远方模糊、朦胧，似无若有，一闪而过。是他们经历过的，是他们听老一辈给他们讲述的，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在我的视野之外，也或者在我的生活之中。
历史的。在资料里，我看到了当年的繁盛。这是县政协文史科编辑的文史资料，在里面我看到了东路梆子，作者是周书歧（后来我也认识了他，属于我的前辈）……到清代嘉庆年间，惠民县大湾老艺人张广成、张久成等人，把它进一步发展起来，盛极一时，整个渤海区，无论是买卖会还是神社会，只要唱戏，都愿唱东路梆子戏。那时，惠民县就成了东路梆子的戏窝了（1980年代前后，惠民县农村业余东路梆子剧团和演出队在惠民大地上遍地开花，如三堡公社前牛家、夹河、阎河、姜左家，淄角公社隋家、三李，石庙公社归化街，李庄公社归仁，姜楼公社庞家，辛店公社西樊家，联五公社赵家集，大年陈公社皂户王家，申桥公社大翟家、小桥，皂户李公社纪庄任等办起了业余剧团或演出队）。当时东路梆子的演员，台下也是很文明大方，衣帽整齐，穿大褂，讲礼貌，所以比较受人尊重，不论观众还是兄弟剧种的同行们，都称东路梆子的演员为先生……为了适应演出，很多地方都办起了科班，培养演员，比如章丘办起了“同字科班”，商河办起了“万字科班”，惠民办起了“全字科班”、“头堡科班”，滨州办起了“顺字科班”，无棣办了“火食科班”。这些科班都人才辈出，比如商河“万字科班”的“三万”（即万和、万贞、万庆），惠民“全字科班”的“四全”（即花脸全武、红生全成、青衣全桃、花旦全花），“火食科班”的刘长庚（艺名银娃娃），“五虎科班”的韩振铎（艺名咬断弦），这些艺人红遍了东路梆子舞台，也向兄弟剧种交流技艺。比如著名五音戏老艺人鲜樱桃邓洪山，就曾向东路梆子名旦韩振铎学习表演艺术……东路梆子日渐受到群众欢迎，其流行区域不断扩大，到清末，山东大部，河北南部以及京津地区，如：以惠民县桑落墅韩龙章村韩振铎为主演的“五虎科班”聘请了无棣县小泊头的刘长庚（外号银娃娃），沾化县的卜云秀、乐陵县房家的房凤亭、王鹤先，商河县殷巷的王延贞等东路梆子好手，北到沧县，南至济南，东到胶东，西至德州，到处都请“五虎班”演戏。当时还时兴几个剧种的合班演出，如东路梆子与西路梆子、京剧等三剧种合班上演，叫“三合班”，如果再加上一个剧种叫“四合班”，但是不管几合班，都得有东路梆子才行，比如：以郭廉孝为首在济南组成的“三合班”演出三十多年，曾红遍过泰安、济宁、兖州等地。以周康、周买子、贾兴、连拐子为代表的东路梆子戏，就很出名了。当时在惠民、章丘、商河、乐陵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情愿砸了面缸，也要看周康；周康演关公，三天不上工”。
当下的。在艺人们时疾时徐的、一往情深的讲述里，想象得以展开。我安静地听他们讲，我认真地记录，也会停下来，打断他们的讲述，插几个问题。是怀疑或者是不解，更多的是共鸣。首先是从辛店前牛开始。为了这个我所不知道的剧种，我多次去辛店镇，去前牛村。在辛店前牛村，喜欢东路梆子的多是一些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年轻的也有五十来岁（据2008年的调查），像牛业贵、牛洪林、彭文亮、彭文增、牛洪花、牛公信等，他们几乎都是唱着东路梆子成长起来的。在农闲时节，他们会经常凑在一起，大家轮番唱几句，或者说说戏。在他们的带动下，村里的许多人也跟着学起了东路梆子，现在村里能够参加演出的有二十来人，能够随口唱两句的达七八十人。其中，我与牛洪林最熟，他也是我敬重的艺人，忠厚老实，想来村子里的艺人们也信任他。他给我讲，给我唱。他讲过去的时候唱戏，几十里地外的，比如就是阳信、无棣那一带的赶着马车来听戏。那时候人们戏瘾大。我插言说是那时候除了听戏没有别的节目啊。他嘿嘿地笑着。我说我那时候也听戏，是在集上打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里还属于陈集公社店子街管区，公社里、管区上都打会，我记得在公社打会看的是《铁弓缘》，在管区里打会看的是《狸猫换太子》，一天也不拉。在陈集看《铁弓缘》的时候，离戏棚子不远的地方有马戏团，我没记得去看过。人满满的，检票的时候都是挤挤的。有的人家也会叫远一点的地方的亲戚来去赶会听戏。陈洪林笑着说我扯远了。我说我这样说是说你说的我都信。我看得更多的是电影版的戏剧，比如《姊妹易嫁》、《逼婚记》、《王老虎抢亲》《徐九经升官记》、《七品芝麻官》……多得我都无法记清楚，有的都看了好几遍，再演还是认真地看，比如《姊妹易嫁》、《逼婚记》，好多年过去了，那里面的一些情节、人物的名字都记得。去公社里赶会看《铁弓缘》的时候，买的是粉绿或粉红的小票，检票处很简陋，用木棍子拦着，检票的撕一张票放一个人。我们都坐着小马扎或者小板凳仰着头看高高的戏台上的匡忠，匡忠的衣服、戴着的手铐都光鲜、刺眼，与我们台下看戏的大人、孩子的穿着明显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赶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兴奋地吃着小肉包子，说着会上有趣的事情。在店子街看《狸猫换太子》是晚上。外面贴着海报，先看戏，后看电影。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窗口里买票，然后去窄小的门口检票。有些时候我不买票，父亲的朋友看到我会喊我过去，把我直接放进去。门很窄，里面却空阔、大得出奇。人早已经很多了，乌央乌央地吵着。负责秩序的傻宝玉拿着长竹竿指指点点的，说着“跺！跺！跺！”。傻宝玉口吃，“坐”被他说成“跺”，我们孩子故意站起来逗说“跺！跺！跺！”。当面我们叫他宝玉，背地里都叫他傻宝玉。其实，看戏的时候，我们都很急，盼着快一点唱完，我们更想看后面的电影。一次散场出来，伙伴们都走了，我与弟弟去找在会上与人合伙炸?子的大爷爷，大爷爷看见我们说让我们等等，只是到了最后?子被买得一根也没有了，他很不高兴，收拾完东西，就牵着我与弟弟的手往回走。进了村他叫开福才他爹的门，给我们与弟弟赊?子吃。戏的样子我只记得一丁点了，模糊的印象里只有宋王的样子。电影也只记住《少林寺弟子》。因为这里面有个小插曲，看《少林寺弟子》的那天下午我们正在村小学的教室里上自习，福才早就听来了消息，只是一直憋着不告诉我们，也许是憋不住了，上着自习就大呼小叫地喊着说晚上店子街会上演《少林子弟子》。小孟老师隔着我们教室后面与他的办公室兼宿舍的门听到了，就出来扯着福才的耳朵把他拖到讲台上，让他写这几个字，结果福才写成了少林XX弟子。我还记得夜里很冷，那是我们看戏出来走在街上的感觉，灯光朦胧，只剩下做买卖在收拾摊点了。在看戏的院子里面，大家挤在一起，暖暖的……这些泛着淡淡的光的清寒，这些拥挤在一起的暖，多么远，远得我永远在追赶，只在记忆里，好像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在资料里我看到介绍说东路梆子的板式很多，有大一板及大慢板，二板（也叫慢二版）、三板、四板、尖板及导板、小导板、一句一打、三泣板、哭腔。除此主要板式外，还有很多曲调如：乱弹、昆腔、柳腔、娃娃腔、滑溜腔、戳腔、磨古噜油子、倒拉车，叫板等二十多种唱腔。我看不懂。牛洪林就边解说边唱着给我示范。唱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就他自己在，他在戏里。他是东路梆子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有一年他去市里领取代表性传承人补助，他对我说他来之前的晚上与村子里其他艺人商量了一下，这钱下来后怎么花，添置乐器还是留着大家伙一起说戏时吃点饭什么的。我笑着说，就那么点钱你还想得那么细。他憨厚地笑着说，其实这代表性传承人的荣誉也是大家伙的，钱不也应该大家伙用不是？听他给我示范过后，我还是稀里糊涂的，他说，这不是一时半会就明白的，当年他也学了好长时间呢。与我同去的是河南大学的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她也听得模糊。最后他半是调侃地说现在不大有人喜欢听这个了，逮着我这个不要钱的观众给示范权作是他过过瘾了。静下来的时候，我时常走神，想起在电影里看到的学徒学艺的场景。他问我想什么呢，我说想你小时候学艺的艰辛啊，不过是我从电影或其他资料里看来的。没有那艰辛，怎么会学出徒呢，他说，师父如果不下狠心，证明师父没想正经教你，不经苦，哪有正果。
他的话，我想起了白清然这个干净、整洁、不用化妆就可以演戏的老头。怎么看，这个老头都像个正儿八经的文化人。偶尔的机会我才知道这个老头不认字，但是，我始终以为，识字的不一定有文化，有文化的也不一定识字。这个老头可能就属于有文化的也不一定识字的那一种。因为调查东路梆子，单位上有同事向我推荐了这个老头，说可以问问他。我找到他，问了好多，当时都记录了，但现在大都忘记了。听姜楼镇文化站的朱清军说，他们那里小宋家经人推荐专门请这个老头去为艺人们说戏。这个老头会化妆，会唱，大热的天，老头在村子里呆了三四十天，与小宋村的艺人们在一起，为他们说戏、教他们化妆。这时候有人拿出剧本让老头看，老头一拨楞头，说不认字。村里的艺人们感到吃惊，教戏教得那么好，那些唱词……都是死记硬背的，背不过，老师就打，往死里打，背不过不行。现在还感激老师呢，当时如果不往死里打，演员们都还是小孩子呢，也不大懂事，肯定会偷懒，一偷懒，就什么都完了。记得那时候，天冷的时候，冻得要命，哆哆嗦嗦的，让站外面练，没人敢说不练的，也没人敢说不学的，因为回家还得给送回来，不仅挨打还丢脸。夏天也是热得汗珠子滴滴答答的。那时候真苦啊，现在想都不敢想了。那时候学的东西，啥时候也忘不了，一辈子受用。前牛的艺人彭文增他们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说是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唱，很多人都不认字，都是师傅一字一句地教，到后来那唱词根本不用想，张口就来。
这些可爱的老艺人们的话，让我想起当时辛店送资料来的时候，一进门，文化站长宋玉楼就兴奋地说，有了新的发现。我问啥发现。他说，发现了好几个有绝活的艺人呢。我问哪里的。西樊家的樊玉杰，前牛家的彭延礼、牛洪恩，不过都不在了。他给我介绍起来。西樊家的樊玉杰，人家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怀揣83块戏”，他6岁学戏，活了86岁，唱了近80年的戏，在周边地区传授培养了10多出东路梆子戏班。前牛家的牛洪恩，专工小生，他在《状元谱》中演陈大官时，不论酷暑盛夏天再热，只要牛洪恩一出场，表演得口吐白沫，被其叔打得惨死状等绝技，让观众顿觉“身上起鸡皮疙瘩”。牛洪恩的特技表演曾拨动了济南城的一大家闺秀的芳心，并成全了东路梆子演员与济南城里一佳人的姻缘佳话。彭延礼不仅唱得好，嗓音也大。过去唱戏的时候，有人问唱东路还是西路？观众们说不管东路还是西路，彭延礼唱就行。彭延礼唱得好，是东路梆子演员。还有人说，在夹河唱戏，前牛就能听见。这两个村子相隔着有三四里地呢。放下资料，我与老宋相对无言，一阵唏嘘，我们晚了，好多事情只能听人给我们说说而已了。只是，在我的想象里，那些声音、那些扮相、那些动作似乎不曾走远，只是在前方一个并不遥远的地方，只是我却永远无法触摸到。模糊的幻影里，是越来越近的，是越来越清晰的，是越来越深浸其中的。
当我第一次去小宋村看他们排的《白虎帐》的时候，听他们的吼，看他们的扮相、化妆，加上年龄都是上了年岁的人，私以为效果不是很好，尤其是男扮女装唱旦角的时候，唱腔、身段、步法更是表达不出应有的意思。后来去前牛村看新创作的《专考她》，有女演员，唱腔、身段、步法表达起来觉得顺畅了许多。其实这也是我对戏剧男扮女妆的一个没来由的障碍，比如对梅兰芳、梅葆玖先生的表演，我就不喜欢，尤其是年老的梅先生演唱《贵妃醉酒》，觉得不如欣赏李胜素的“海岛冰轮”更为舒服。我始终固执地以为，在表演这个行当里，有些问题，比如属于生理上差异的女性的妩媚、嗓音，男性表达起来可以做到逼真，但无法尽传其真。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认识，看到那样的表演心里自然就隔了一层。因为这个，也因为梅派的影响太大，总是先入为主地想梅派就是男的用假嗓子唱旦角，所以就不大喜欢梅派，是后来看李胜素的表演时，才有所改变。我也不喜欢京剧里的小生的唱腔。但到了越剧里的女扮男妆的小生，我却听得津津有味。也许是觉得假嗓有些拿腔拿调的缘故吧。所以到了东路梆子这些底层的、非专业的演员的男扮女妆的时候，自然也是看着、听着都觉得不舒服。
说到假嗓子，想到了东路梆子的吼也是假嗓子。东路梆子是先吐词后甩腔，吐词用真嗓，甩腔用假嗓，也可说“吼”用假嗓。这“吼”，是否就是其对其先声的挽留，是一种遗绪？2006年齐鲁晚报的记者霍晓蕙女士来采访东路梆子，事后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渐行渐远的山东秦腔》。据与霍晓蕙女士同来的吴汝连先生说，东路梆子带有秦腔的根性，腔调高亢激昂，在发展中又浸染了齐鲁大地的质朴，弱化了秦腔的粗犷，因此，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别名，叫“山东吼”，也有叫“山东沤”的，这是因为东路梆子唱法以本嗓为主，每句的最后一字行腔，用假嗓翻高演唱，发出“沤”字的尾音，富有生活气息，十分动听。吴汝连先生是济南电视台的退休记者。在我手头的资料里，我也看到了东路梆子的渊源：“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多方面的调查，东路梆子的历史已有三百多年，在明末清初时，山西省同州梆子的流散艺人，随商船沿黄河来山东谋生，到处演唱和传授同州梆子（即梆子腔）。公元1628年传入惠民县，这种腔调和演唱形式随之在惠民县逐渐兴起、流行和发展起来。后来经过艺人们的加工、创造和受当地方言、民间戏曲的影响，这种同州梆子无论在念白、唱腔、表演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这种变化了的同州梆子，都称梆子腔。可是横笛梆子（即现在的河北梆子）也称梆子腔，这两种梆子还经常同台演出，为了区别这两种梆子，同州梆子被称为东路梆子（因其多流行于济南以东和东北），横笛梆子被称为西路梆子（因其多流行于济南以西和西北）。”
几百年的时间里，东路梆子起起落落，如今再次陷入困境。1980年代前后，惠民县境内有数十个村子流行东路梆子，但现在已经很少找到像前牛这样的的村子了。即便前牛，痴迷东路梆子的也多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了，大多或多或少也只能能哼一两句了。只有十几个人还能唱比较完整的大戏。这十几个人不穿戏服不化妆，再忙也会凑一起唱一唱。过去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愿听愿唱，也有固定的戏班子，农闲时就演出，农忙时就忙农活。收了秋后，村里就开始排练，一直持续到年底。从正月十一开始演出，一直演到正月十六。每次演出，附近村里的大爷大娘、媳妇姑娘、半大孩子都纷纷聚拢来，戏台周围人山人海，有时候演员们一高兴，一连能唱上十几天，还不重样。对比过去，牛洪林也无不落寞地对前来采访的霍晓蕙说，平时唱梆子腔的都是俺们这十来个人闲时自娱自乐，搭台唱戏好几年没有了。年轻人都唱流行歌了，谁还愿意听这个呢，别说学了。

　　东路梆子的困境也是中国民间文化境况的一个缩影。老的喜欢，年轻的不喜欢；老的叹息，年轻的连老头们的叹息都听不见；老的苦闷，年轻的一脸的无忧无虑。像被传染的情绪，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焦虑之中，这是无处诉说的、焦急而无奈的。那么长久，好像是被时间、被繁琐的生活都磨蚀殆尽。其实是沉积在内心里，长成了一种难以去除的、暗处的痼疾。说到沉积，我们会想到火山的爆发，那是一种惊人的能量，是地壳内部能量的积累，这种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就会像人的激情那样猛烈地突破禁锢喷涌而出。只是人的这种情绪比这要复杂、奇怪得多，因此爆发的形式也是多样的。那个突破口终于找到了，只是晚了些。2006年我去辛店前牛，就为艺人们捅破了这层封闭了多年的纸，他们再次兴奋起来。在霍晓蕙女士稍晚一些时候的报道里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兴奋：“午后，宋玉楼站长带我们到前牛村听东路梆子。刚到农户牛洪林家门口，便听见里面传出来阵阵锣鼓声。牛洪林告诉记者，这里是村里梆子戏的重要据点。村里十来个会唱的都来了，要唱几段给记者听。49岁的王何云说，现在正是收棉花的时节，但再忙也得来唱一唱……很快，一个7人的乐队成立了。62岁的牛洪林是司鼓，他神情严肃地一打鼓点，大戏就开场了。第一个出场的是61岁的牛业贵，他唱了一段东路梆子的经典曲目《高平关》选段，虽然没穿戏服没有化妆，但一听就是演的‘花脸’，唱腔一板一眼，韵味悠长。紧接着，48岁的牛洪云演唱《当阳公主》选段，她唱起来底气很足，尤其是唱腔后的那个吼音，十分带劲；彭文亮演唱的是《赵匡胤哭头》选段，整个腔调听起来高亢激昂，抑扬动听。看大家唱得兴高采烈，本在乐队敲锣的牛公民也按捺不住，和牛洪峰搭档唱起了《辕门斩子》选段，一个演老旦，一个扮红脸，好不精彩。弹大胡琴的牛洪树也走上来唱了一段《反徐州》，接下来，彭文增、牛公信分别演唱《三劈关》、《雷振海征北》。宋玉楼站长介绍，这些都是梆子戏的传统剧目，此外，村民们还能自编自演。49岁的王何云演唱的就是新编的梆子戏《赞前牛》。”这是其中的一种情绪。

　　在惠民县内说到东路梆子，有一个人自然无法绕开去，就是前面提到的《穆柯寨招亲》、《鱼水欢歌》、《金秋风云》、《专考她》、《套中计》的作者陈清盛。他是第三堡、辛店合并前第三堡的文化站长，两个乡镇合并没多久他就退休在家了。2003年文化资源调查时，我去辛店大车吴办事处找他了解过东路梆子，那时候在激动之余他更多的是牢骚、不满、抱怨，这个当年的亲历者、这个当年的作者的心有多疼，他说，这么好的、这么兴盛的民间剧种说垮就垮了？他是在自问，还是在谴责？只是几年之后我们为东路梆子申遗之际，他又贾余勇重新改编了《专考她》，创作了《赞前牛》。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情绪。我多次去前牛，或是领记者去采访，或是去整理非遗资料，牛洪林他们都会找人去把陈清盛接来。再后来，为了申遗，姜楼文化站的朱清军问我为啥申报书里只写了辛店前牛。我说因为辛店有个陈清盛，他会写，写了那么些剧本，参加演出什么的，到了我们申报非遗搞调查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就想到了这些，在其他乡镇的材料我还没掌握的情况下，就只填写了辛店前牛。我还与他玩笑说，如果你也早写了剧本，也许我会早一点了解到小宋家的东路梆子呢。说到小宋家，我自然想到了韩振斌，朱清军来咨询东路梆子，也是因为姜楼小宋家韩振斌的剧团。韩振斌的儿子办着企业，家境也不错，加之村子里也有东路梆子的基础，他就挑头成立了东路梆子剧团，还排了好几个剧目并录了像。他还逼着在做企业的儿子也参与到他的东路梆子剧团里来，让儿子学习东路梆子。后来他被推荐为市级东路梆子代表性传承人，还在白清然老头的辅导下排出了《孙武观阵》。以他为东路梆子传承的贡献，这样的荣誉自然也属于实至名归，也算是对他付出的一种安慰，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性的鼓励。再后来，他来县里找我，问我市里什么时候再发补助，此前他为了市里的补助与剧团里其他艺人闹得不愉快的事情我也听说了。这也是一种情绪吧。

　　一年乐陵县黄夹镇的一位老者看到惠民县东路梆子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消息，几经打听找到我的办公室，他的意思很简单，就只与我说以后有什么演出或其他与东路梆子有关的事情，希望能叫上他们，然后不吃饭就走了。沾化县冯家镇付家村，一个叫付元赏（曾在村东路梆子戏班子内搞内务）的老人从1986年开始，在20年的时间里，凭记忆和其他人的帮助，整理出了21出东路梆子戏的唱词。自从东路梆子列入省级非遗名录以后，某艺人时常去文化馆，不是去要地方，就是去要经费，还要名誉。某人找我询问东路梆子，说是想成立剧团，其实其目的我一猜就知道，就是想通过成立县属剧团为其还是企业工人身份的家属解决一个事业编制或者从县里弄点好处之类的。记得当初填写东路梆子非遗申报书时，我在流传区域里写上了乐陵、无棣，后来被领导给划去了，理由是我们申报的，这样报上去不成了人家的吗。省里拨付东路梆子保护经费10万元好长时间后，省非遗中心问我保护经费使用情况，我被问得一头雾水，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省里就让我催一下尽快拨付以发挥保护资金的作用，于是我问县财政迟迟不予拨付的原因以及经费数额的时候，某股室负责人盛气凌人地打着官腔不做正面答复，当我依旧不卑不亢地以将当下的情况如实上报省非遗中心为由要求他给我答复时，那位官僚才改变了态度。而为了这10万元的保护经费，两个乡镇都争得不亦乐乎。在报告、总结需要成绩点缀的时候，在上边来人的时候，某些部门、单位想到了它，之外便集体失语……热情、冲动、责任之外，便是私心、功利，这一切交织成为复杂的情绪。原本亟需保护的东路梆子，因掺杂了太多的情绪，使得原本濒危的保护更加困难。面对此种情况，我有些悲哀想，有许多民间的文化，就是跌落在曲折的、陷入歧途的、不明朗的保护道路上的。太多的情绪让东路梆子一次次地在困境中侥幸地生存着；也有太多的情绪，让其前景看起来有些迷雾重重。

　　回到自身。很多事情，都得靠自身，自身不行了，任何外力只是一种辅助而已。当我们审视一种文化，对其产生、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期间的反复进行思索时，会发现当因过度依靠外力而有一天外力一失的时候，面临的便是深深的泥淖，就会深陷入其中而再也无法自拔。就如同仅仅有外力也无法灭亡它一样。例如我们总是把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归咎于清末开始的战乱，归咎于文革的一棍子打死，归咎于文化的多元化。但为什么战乱、文革时候，这些非遗依然顽强地在民间生存，濒危而不亡？文化多元化之际，民间文化只是被边缘化而已，边缘与主流仅仅是位置问题，没有一种文化一产生就是主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一开始就是边缘的。不去寻找问题与症结所在而只是一味地哀叹与不负责的、懒汉式的乞讨何异？大多的民间艺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靠爹娘靠朋友不如靠自己，爹有娘有不如自家有”，这话同样适用于陷入困境的民间艺术。“打铁还得自身硬”这样的道理被太多的、内心抱怨的艺人们丢掉了，当有一天这句话像锥子一样刺疼每一个民间艺人的心并让他们深深自问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再次看到它们的生机与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刘魁立先生一句也含有这样的意思，他说，从根本意义上讲，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者的保护；同时也特别依赖创造、享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

　　回想自己做过的非遗保护，连对其边角的缝补也算不上。还是回到东路梆子，一些自尊、自爱、自知的艺人让我感到民间艺术的温暖、魅力、希望，比如白清然，比如乐陵县黄夹镇的那个老人、比如沾化县冯家镇付家村的付元赏、比如牛洪林，比如陈清盛……前牛村艺人的每一张面孔都是那么可爱，这是他们从老一辈艺人身上得到的，这是他们被他们唱的戏里的角色濡染的……面对这些可爱的人，我也深深自问，也追问太多的参与保护的各种机构、组织，在他们负重爬坡的路上，在他们需要推一把的时候，我们是伸出了一双真诚的手，还是作壁上观，抑或是在原本寒酸、可怜的杯水之中又巧取了一羹？

　　一直是保护这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当问题一下子涌上来的时候，太多的人都失了心神。记得第一次填写保护书的时候，去省里开会，省里的负责人很是不高兴，说一个小项目的保护都要填上几千万，更有的写上上亿元，负责人定性为这是明显的吃大户行为。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很珍贵，都需要保护，只是国家的保护经费仅仅是杯水车薪，真正的保护还得靠自己，这是我做非遗工作几年来的心得，也是我在梳理一些项目的历史时，对其发展过程梳理时的发现。那次陈清盛来找我，我们又谈到了保护这个无可奈何的话题。我与他说，如果深入地、仔仔细细的研究一下东路梆子，以及中国戏剧的历史，也许会从中得到自我发展的启示的。我与他说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经典《关公战秦琼》，说里面说的就是唱戏，唱的是堂会。堂会是有钱人办的专场。现在生活富裕了，这个堂会也许会对东路梆子的发展有所启发。如果好好研究戏剧的发展历史，它的每一步都会对东路梆子乃至所有民间剧种带来很多的启发性的思路。近旁还有例证，例如一部戏拯救昆曲的现象。事实是，当下我们的艺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保护者，一想到保护就是要钱，而没有好好反思仅仅有钱就能打破这越来越凋零、落败的境况吗？有钱能买来道具、服装，能让生活无忧，但买的来够好的剧本吗，出得了力挽危局的演员吗？复杂的事情给想简单了，同时，简单的事情也给弄复杂了，这就是当下包括东路梆子在内很多民间文化的实况。我还与他说了在资料里看到的京剧演员汪笑侬曾为看郭连孝的戏而停演并对其艺术大加赞扬的例子。说到这里，他有些兴奋起来，与我如数家珍地说起了一些名角，有的我从资料里见过名字，想来其中有些他也曾见过面的。

　　后来，我们都低下头来，静默着不再说话。两个身处局中的人在那个时刻里除了感到了自己的卑小、无力之外，便是对前辈艺人的神往与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