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电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梦”

　　“李安的人文素养深厚，却不过度卖弄文化因素，他挑《理性与感性》、《断背山》这种亚裔背景占不了便宜的题材来拍，掌握住某些超越民族和地域的人性因素，自能感动世人。”那些欲步李安后尘的人，正因此而只能望其项背。

　　此时此刻，华人—特别是台湾人，也无论爱上或没有爱上《断背山》，一致的渴望莫过于李安能够在3月5日第7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以《断背山》一片夺下最佳导演奖。如果是，这就是有史以来华人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而“MIT”（madeinTaiwan）的李安将和登上大联盟的台湾投手王建民、奥运跆拳金牌朱木炎、陈诗欣，以及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一样，成为台湾人民集体膜拜的英雄，“台湾人的骄傲”。

　　大年初三的联合报黑白集栏目甚至以《陈水扁应向李安学习》为题，特别向在大年初一扮演“年兽”，丢出“废国统纲领”的陈水扁总统喊话。

　　陈水扁应向李安学习什么？“李安不必声嘶力竭，就成为‘台湾之光’，尽到了‘爱台湾’的责任，让台湾走出去，让台湾站起来，让台湾被世界听到”，“‘主体性’这件事，是要靠存在的实力来证明，不是靠嘴巴去推销的，这是陈水扁应向李安学习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陈水扁应向李安学习的理由是：“李安的人文素养深厚，却不过度卖弄文化因素，他挑《理性与感性》、《断背山》这种亚裔背景占不了便宜的题材来拍，掌握住某些超越民族和地域的人性因素，自能感动世人。”

　　李安某种程度刷洗了台湾人长久在国际上“走不出去”、“站不起来”的满腔郁闷，政府以金钱和权力所做不到的事，他用电影做到了，用虚构的故事呈现真实的情感，一种没有家国界域的人的感情，人在各种翻腾感情中的挣扎、搏斗和无可奈何，渺小与伟大。而台湾人甚至比李安自己更加渴望这一奖项，从金狮奖、金球奖、国家影评人协会、美国导演工会到伦敦影评人，《断背山》一路获奖不断，攀向高峰，现在就只剩下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了。李安未必愿意背负如此沉重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台湾已经把他和“光耀门楣”、“为国争光”连结在一起了。

　　因为台湾太需要一道光芒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只是你有没有上去过”

　　大年初九，台北华纳威秀信义影城第9厅，顶灯一盏盏亮起，影片结束了，观众缓缓站起来，安安静静走出去，诚品书店企画经理李玉华瘫在椅子上，久久无法起身，“震撼太强烈了”，她说。

　　默默落泪，但不是嚎啕大哭；明明只是轻微的二级地震，却让人感觉晕眩，心神迷乱，胃里梗着一堆复杂的情绪但一时之间呕不出来，三两天后仍然无法疏通，这大致就是《断背山》带给多数人的生理效应了。当然有人批评，有人没受到感动（如果事先认真读过安妮·普露的原著小说，确实会减低震撼度），当电影演到同志情人杰克（杰克·葛伦霍饰）和恩尼斯（希斯·莱杰饰）久别重逢激烈拥吻那一幕，有人在戏院里笑出声来，可是多数人都不笑，笑的人尴尬了，自然而然也受到教训了。

　　李安为什么拍《断背山》？事实上，《断背山》这个剧本在好莱坞漂流了六、七年之久，问津者有之，但没有人拍也无人说要投资，《好机器公司》（GoodMachine）制片人詹姆斯·夏慕斯拿安妮·普露的小说给李安读，“我看了直流泪”，当时李安正在拍《绿巨人浩克》，却一直无法放下那座《断背山》，《绿巨人浩克》把李安拍得身心俱疲，“好像大病了一场”，票房又失利。于是他想要回家，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因此带着大儿子阿猫到大陆跑了一趟，再转回台湾探望父亲。父亲觉得李安“看起来很沮丧”，于是劝儿子“赶快再往前冲”，这是父亲第一次鼓励李安拍电影，两个星期后，父亲溘然长逝。

　　《断背山》讲述一则“边缘性的同志传奇悲剧”，粗俗拙朴的人也会有高贵的悲剧。1963年，美国怀俄明州，两名粗鲁、贫穷、一无所有的19岁西部牛仔杰克和恩尼斯，他们在广袤荒僻的无人野地一边牧羊，一边吞咽、欢享彼此的身体，却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承认这就是爱情。工作结束后两人分道扬镳，各自结婚生子，而这一个夏季的野合并没有因此画上终曲，不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偶然。压抑下来的爱情一直发芽滋长，存续成为一场长达20年的苦恋，以及一触即爆的沸腾情欲，如同一首既粗砺复又细致的诗，两人的形迹遍及高海拔草地与山地排水区，“他俩偶一为之的交合，电火灼烁，却因为感受时光流逝而蒙上阴影，时间永远不够，永远不够”。作家白先勇认为杰克和恩尼斯两人“都有点像天真无邪的男孩”，他们的爱情从青少年一直延续，以至于都无法完全成为成人，“所以一直想要逃到断背山，再次恢复两个人的失乐园”。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多年前便读到这个故事，为之深深一叹：“他们在那个对同志异常歧视的男性沙文世界苟存，活得低调、破碎，人生可谓彻头彻尾的失败，只有情义长存。”

　　生命中为惟有长存的情与义最动人。李安决定拍《断背山》，安妮·普露听着李安讲述自己刚刚过世的父亲，她相信眼前这个忧伤的东方导演能够把他的感情转换到电影，投射到杰克和恩尼斯的故事，呈现他们无法表达的爱，痛到心碎的挫伤，以及说不出口的愤怒。

　　《断背山》只花了1400万美金，在动辄上亿美元的电影预算中算是低成本的。但李安却拍出了怀俄明州的气味，拍出了白先勇所谓的“美国式的孤寂”。李安没有在那里的大地上活过，“虽然我没有活过，但活过的人看过后都会感到受不了，觉得美国人自己也做不到那个准确度，我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抓住了那个气息”。不只怀俄明的气息，更重要的是同性恋情中那种反反覆覆纠缠不清的爱与欲，这一点李安也是“一箭穿心”。2005年12月9日《断背山》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首映时，蜂拥而至的多是同志观众，根据报道，当电影演到恩尼斯的妻子艾玛撞见丈夫与男人拥吻，观众们心情顿时放晴，鼓起掌来。

　　“《断背山》改变了我对同性恋的看法，他们是什么样子，必须怎样活下去……”一位异性恋基督徒在网络上坦承。

　　《断背山》的另外一边，当然也有人站在艾玛和露琳（杰克妻）的角度，强烈谴责杰克和恩尼斯对妻子的背叛，之于婚姻的不忠，以及电影所呈现的种种“阴沉凄惨的家庭生活”片断：小孩的哭吼、岳父的歧视、柴米油盐的不可或缺……但究竟是谁应该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怜悯？谁吞下更多的酸苦？谁是迫害者？这是连上帝也无法裁决的人间情事。

　　自去年12月首映以来，《断背山》的北美票房冲到5100万美元，在台北有2300万元新台币，符合大众、主流电影的规格，这绝非一部“边缘性的牛仔同性恋传奇悲剧电影”所能够做到的。《断背山》的行销策略，一开始就刻意淡化同性恋情，强调这是一个“永恒的爱情故事”，一阙普世恋歌，《时代周刊》则给它下了一个ATenderCowpokeLoveStory的标题，说它“打击了牛仔神话，也在一个意外的时空背景中，发掘出颠覆而诚恳的性”。《断背山》打击的其实更是21世纪文明社会对待同志看似开明接纳，实则“恐同”，视之为异类的态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只是你有没有上去过。”李安说。

　　李安上去了。

　　“电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梦”

　　李安是一个有“骨气”的电影人，这是李安弟弟李岗说的。

　　李岗认为，李安的“骨气”在于他在美国拍摄的作品，从《冰风暴》、《与魔鬼共骑》、《绿巨人浩克》到《断背山》，“从来不拍华人在美国可怜的地方，不是挑战美国保守势力，挖掘内心的恐惧，就是撞击美国不可侵犯的西部牛仔神话”。

　　“我们别老想着自己被美国文化压抑，只想着要保存自我的文化习惯：事实上我们也正在打入世界文化，正在影响世界文化。”李岗的话刚好可以和李安自己说过的这段话互为注解。

　　认识李安、接触过李安或仅仅只是从电视上听过李安说话的人，没有人不认为他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的，他看起来优雅而善良，自在愉悦中带着一丝腼腆，似乎永远不会做坏事，也永远不会发脾气（李安说过，他胆子小，不敢骂人，对人发脾气，自己受伤更深），还有一种让人如沐春风的谦虚和幽默：“叫我大导演我会心虚，我学养还不到，只是会拍片。”李安的老朋友冯光远则见证李安“是一个不会说NO的人”。所以在纽约时，“大家都奴役他”，没有人胆敢赌这个人有一天会站在奥斯卡颁奖舞台上，化身为一道“华人之光”。

　　2000年，李安刚拍完《卧虎藏龙》，正在纽约做后期制作，电影记者张静蓓来电，说想编写一本关于他的生活及拍片经验的书，这通电话催生了一本厚达500页的《十年一觉电影梦》（时报出版），未来一定有人做“李安研究”，这本《十年一觉电影梦》将是重要参考文件。

　　如果所有的故事都是小说家在书写自己，疗愈自我，那么所有的电影也都是导演在拍摄自己，对自我的探勘。李安的“自我”是什么？他的断背山上有着绿巨人浩克还是玉娇龙？在时间的沧海桑田中，他的变和不变又是什么？

　　一开始，李安是“乖乖的升学小孩”，父亲是台湾南部明星学校台南一中校长，所有台湾小孩在升学体制下所做的一切他都做了，因为父亲是校长，又背负着一些比别人沉重的压力，他是考上了父亲的中学，偏偏数理不行，无法念理工，第一年考大学以6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又因为过度紧张以一分之差再度落榜，这在李氏家族有如世界末日。

　　没有大学可念，李安只好去考专科，似清楚似懵懂地进了国立艺专（现改制为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他念高中时就想过要当导演，但是当时的台湾社会，男生念艺专影剧颜面无光，更别说什么光宗耀祖了。入学半年后父亲问李安要不要再考一次，“我觉得我是属于这方面的”，李安说。

　　父亲不再要李安重考，只给了他一个条件：“毕业后出国。”

　　人生不可能重来一次，没有人知道李安当年如果多考一分，上了大学，他是不是还会走上电影这条路，但艺专影剧科确实改变了李安的一生，“一上舞台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

　　李安在艺专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升学体制内不被认可的天分在这里得到启发和滋养，“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地读书和求学”，他开始演舞台剧、看艺术电影，用超8厘米摄影机拍默片，还去学声乐、跳芭蕾和写短篇小说。他当时尚未理解到把这些元素整合起来其实就是电影。成名以后，李安最常被追着问“如何学习拍电影”之类的问题，起初他总是回答得很复杂，很励志，要大家多多努力，现在他的答案简单也自信多了：“因为我就是会拍电影。”

　　李安就是会拍电影。1980年到1983年，他到纽约大学念电影研究生班，拍片时发现一些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绝、分析电影头头是道的同学，一到片场，就连简单的事情都反应不过来。“我这才知道，读理论和拍片根本两码事，是两种不同的才分。”

　　但要有真正的电影可拍，李安又等待了6年。那6年，李安和林惠嘉结婚，“以前对结了婚的女人有种说法是，恭喜她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这话对李安、惠嘉来说刚好相反”，冯光远说。

　　一个电影导演和微生物科学博士结婚，谁来撑起这个家？1991年李安拍《推手》之前，答案都是林惠嘉。李安不是在家里带小孩、煮饭、打太极、写剧本，就是出去丢棒球、看电影，工作机会是有，却一闪一灭的。那一年他自觉荡到了人生的谷底，“完全绝望，锐气磨尽”，36岁的男人“一事无成”，家是老婆在养，钱不够用时还要靠台湾家里接济。

　　接下的故事就是色彩缤纷了。李安开拍“华人三部曲”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然后是《理性与感性》、《冰风暴》、《与魔鬼共骑》、《卧虎藏龙》、《绿巨人浩克》到《断背山》，他的电影人生路，虽然有时跌落山谷，还是一路有繁花盛开，往巅峰推进，这不仅仅是“光耀门楣”了，还是“台湾之光”。

　　这也许是李安意想之外的人生，他只是爱电影，会拍电影，并且全力以赴，生命中所有的热情和快乐都花费在拍电影上了，“我们能够做电影，人生多美好”，但在内心某个抽屉里，那个曾经辜负了父亲期望，“书念不好才去拍电影”的男孩还收藏在那里，那个一心对抗父权，却又顺服于父权的儒家式男人也在。人如何而能脱离礼教的束缚和亲情的羁绊？几部电影中，李安所关怀的角色面对的正是类似的情境。

　　人生有多复杂，东西文化有多纠结，电影就可以有多复杂与纠结。对李安来说，那是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