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短篇小说大师 充实我们的碎片生活

快节奏的当下，人们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排队或者坐地铁上下班的这段鸡肋时间里，读点什么好？或许，你可以选择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
　　近两年以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联合策划出版、王安忆撰写总序的一套“短经典”丛书，在陆续推出的过程中，受到了读者的持续关注，如今已出到了第27本，这在出版界成了一个大事件。
　　作家级别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
　　一对兄妹孤零零地住在一所大宅子里，每天打扫卫生、做饭。此外，妹妹整天坐在房间沙发上织毛衣，哥哥则在每周六会去市中心帮妹妹买毛线，顺便问问是否有新进的文学书籍。年过四旬的两人，心中都有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总有一天，他们会死在这里，不易亲近的堂表兄妹们会接手这宅子，将它推倒，靠地皮和砖头发大财。最终，宅子却被一个不知名的东西占了，两兄妹只好走到大街上。
　　《被占的宅子》——这是拉美“文学爆炸”主将之一，短篇小说大师胡利奥·科塔萨尔《动物寓言集》里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简单中又透露出无限可能。该书是“短经典”系列中的一本。
　　“短经典”是一套系列丛书，目的在于推介现当代外国优秀短篇小说。每本都很薄，从2011年至今已经出了27本。丛书主要策划人、编辑、九久读书人公司的资深编辑彭伦介绍，目前为止，每本书的累积销量大约为一万五千册，市场情况挺好。
　　早在“短经典”之前，九久读书人公司就策划出版了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万火归一》，“反响不错，这次我们又推出了他的两本短篇小说《动物寓言集》和《游戏的终结》。像这样的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级的作家，在中国，他们的作品却出得很少。”
　　有意思的是，《被占的宅子》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是科塔萨尔的一个梦。“我独自呆在一幢有走廊和拐角的古怪住宅里，一切都很正常，但我不知道我在梦中做什么。在某个时刻，我听见从拐角深处传来一个很清楚的声音，这就是噩梦的感觉。某种东西使我产生一种只有噩梦中才会有的恐惧情绪。于是我赶紧关上了门，把所有的门闩都插上……最后我怀着噩梦的痛苦感醒来。”盛夏一个炎热的早晨，七点钟，醒来后的科塔萨尔，穿着睡衣，既没刷牙也没梳洗就走到打字机前，写下了这个故事。
　　对于复制梦境的写作，作家柴春芽说，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会把很多梦的情节写到小说中去，甚至还下功夫研究过梦，在柴春芽眼中，不仅是生活有生活的逻辑，梦也有梦的逻辑，“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以为很荒谬，可是在梦里面你会发现是很真实的”。科塔萨尔在接受采访时对他这个“噩梦”做了分析，并赋予其政治含义：我们的家园被侵占，我们还被逐出了自己的家乡。
　　作品创意
　　无数故事匪夷所思
　　与科塔萨尔早已闻名世界不同，威尔斯·陶尔是位年轻的潜力作家。他的作品在《纽约客》、《哈泼斯》、《巴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并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肯定。彭伦透露，这样的作家也是他们引入“短经典”的目标。
　　威尔斯·陶尔在小说《一切破碎，一切成灰》中，讲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鲍勃本来可以继承一笔可观的遗产，但之后他捅的三个篓子让他的生活跌落至谷底：烂醉后去上班，在建房工地犯下灾难性的疏忽，事后立马丢了工作；开车撞断律师的下巴，遗产都赔了进去，还欠下二千美元；搞外遇被妻子发现，被赶出家门。之后去叔叔海边别墅“重整旗鼓”，偶然的机会徒手抓住一条美丽的鱼，慢慢养了一缸鱼，与邻居一对夫妻相处不错，三个人一起在海里游泳。身心调养差不多之后，打电话回家请求原谅，竟然发现叔叔在自己家里，而精心养的一缸鱼也被一只海参毒死。在打算杀掉这只海参报仇时，鲍勃心软，把它放回海里。故事结束。
　　小说中充满各种细节，比如妻子发现丈夫偷情，源于她看到汽车储物箱上方的挡风玻璃上有个女人的脚印，但与自己的并不吻合。故事的结局也高度开放，甚至说结束得有些匪夷所思，让人无限遐想。
　　正如书中所说，“生命像故事一样，正在被诉说着。可令人揪心的，也是最有魅力的情节，莫过于人生过半，却精彩地戛然而止”。一系列没有终点的故事，让人困惑，又勾起好奇，“短经典”系列中的许多作品，都有类似的特质。威尔斯·陶尔这部出版于2009年的小说，当时曾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十大好书”。2010年，威尔斯·陶尔被《纽约客》入选“四十岁以下的二十位新锐作家”之一，并获得纽约公共图书馆“幼狮小说奖”。
　　彭伦说，“短经典”纳入的主要是当代作家，大多都还在世，还在版权保护范围之内，“这样就可以保护作品的独家性，其他出版社不能出版，只有我们能”。为了保证独家性，彭伦将那些“公版”的短篇小说大师排除在外，比如海明威等，因为每个出版社都可以出这些人的书。
　　书评人思郁对这套丛书评价很高，“他们选的作家都比较经典，短篇小说写得比较好”。思郁同时指出，之前，国内在出版外国短篇小说上，有很多问题，“数量就比较少，质量上又良莠不齐。在国别上照顾得也不是很到位，就是集中介绍几个国度”。
　　在思郁眼中，“短经典”丛书的出版方式，更具规模化，而且都是短篇，特色鲜明，容易形成话题和影响力。“这也是服务作者的一个方式，如果是单本单本的出版，短篇与长篇相比还是有弱势的，单本的书籍很容易在市场上湮没。”彭伦说。
　　在选书上，除了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大师级短篇小说巨匠以及“潜力股”年轻作家外，那些又写长篇也写短篇的文坛巨匠，也在选择范围，只不过他们的短篇小说少为国内读者所知，比如著名瑞士德语作家迪伦·马特。说到他，中国读者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法官与刽子手》，而他的短篇小说同样惊艳。
　　“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对比长篇，“短篇一旦开头就必须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这是著名作家王安忆在“短经典”总序中说的一段话。
　　“好的短篇小说有一个定义，就是优雅”，迪伦马特的《抛锚》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篇好小说。
　　《抛锚》既是这本小说的书名，也是其中一篇小说。推销员因汽车抛锚这个偶然性原因，不得不夜宿退休法官家中。晚上，法官的老友，两位退休辩护人、检察官，一起来玩模拟审判来客的游戏。推销员在其中扮演杀人犯的角色，开庭之后，他开始为自己辩白，但随着审判的继续进行，他逐渐相信，自己有罪，并在故事结束时，上吊自杀了。
　　故事里没有任何血腥杀戮的场面，也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罪犯，有的只是专业的前检察官和前法官利用人的心理剖析“罪恶”，最终导致推销员要求“法庭”判决自己死罪，这似乎荒唐不经，但却在小说建构的世界中自圆其说，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
　　写作视角
　　短篇对作家的要求更高
　　“所有这些怪人啊，还有在他们中间一天天好转的我。我从不知道，从没有哪怕幻想过一瞬间，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地方，可以收留我们这些人。”这是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小说《耶稣之子》最后一篇《贝弗利休养所》中的最后一段话。
　　一个瘾君子在戒毒的同时在一家休养所里编辑内刊，回家的路上偶然偷窥到一个女人浴室里的裸体，故事就是从一个偷窥者的视角描写一对夫妻的生活。最终偷窥者在感受到两人之间节制、宁静的生活之后，深深震惊，继而“开始学习过清醒的生活”，之后“体能一天强似一天，模样日趋恢复，精神逐渐振作”。
　　本书共有十一个短篇，以看似混乱的叙述风格，映射了美国几个乡镇青年的精神状态。讲述者像是好几个在相同地点出现的年轻人，实则可能是同一个人，采用的又是第一人称的讲述形式。“短经典”系列中的作品，作家写作的视角都各有不同。
　　作家阿乙在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时，曾深入探讨，他认为选择最合适的视角与人称很重要。“视角就是你用什么一个角度来讲，你是在阳台上看着这个事情，还是在仰视这个事情，每个视角带来的结果不同。比如街上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你是打算通过一个在阳台上晒衣服的人的目光来讲述这个故事，还是想从地下室一个人的仰视来讲，甚至以一个死者的视角来讲，这都是视角。”
　　小说用第一人称，“用‘我’来写，就会自由一些，但是容易口水。而使用第三人称，则会比较克制，写着写着，也容易捉襟见肘”，同时阿乙表示，如果使用第三人称写作，他起名字，已经到了一个境界，“我每次去吃粥，餐厅里有一份内部的报纸，每期都会有一个获奖员工，我每次都会把他（的名字）顺走，因为我每次写的都是农村小镇的，那些打工来的都是农村小镇的。”阿乙在采访中指出，他曾经想用的名字，就来自报纸上。
　　说到小说的创作，评论家李敬泽认为，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具艺术性和艺术难度，对作家的艺术水准要求也更高，“短篇小说，毫无疑问是特别精粹、富于艺术感的形式，长篇小说有很多非艺术因素在起作用，题材、话题性等都有可能使长篇更受关注，短篇某种程度上说，主要依靠自身的精粹，它所能达到的艺术性，它对生活的概括和表达等”， 对于“短经典”的出版，李敬泽强调能够引导读者喜欢和热爱短篇小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作家经营
　　“我是为读者写作”
　　中国的很多读者对于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已然不算陌生，2009年到2011年间，他三次造访中国。对于写作，托宾有很多自己的习惯，比如说写作时，还是坚持用手写的方式，然后把书稿在打字机上打出来，“我喜欢墨水，以及纸张带来的直接感和亲近感。手写的笔迹具有一种纹理，可以说饱含了感情与个性，这是打字无法具备的”。
　　比如他从来不读有关自己作品的书评，在托宾看来，书评是写给读者看的。一本书写完后，它属于有可能阅读它的人，而基本上与作者无关。作为作者，你的工作是制造一个客体；它可能耗费心血与情感，你可以踌躇满志，严肃地把它当作一种沟通交流的桥梁。但真正拥有它的不是你，是读者，“我是为读者写作”。
　　“短经典”系列中有两本属于托宾的作品，《母与子》和《空荡荡的家》。《母与子》以亲情为主题，这本小故事大多以爱尔兰和西班牙为背景，里面有形形色色的母亲与儿子。而在托宾本人看来，他的小说里没有快乐的人，他笔下的人物常常陷入沉默、隐忍、克制的状态，而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让托宾对读者有了敏锐的触觉，也使得他学会观察现实生活。
　　《母与子》中《一首歌》的创作就是来自于真实故事，“当时我正和朋友们坐在爱尔兰的一个酒吧里，我们透过玻璃窗看见某人走过来，我们正在谈论这人多年来都没见过自己的儿子，现在这个儿子已是著名音乐家了。那一夜，我们看着这儿子演奏，但他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此刻正看着他。在小说里我将这个素材改成母与子的关系：母亲走进酒吧，儿子认出了母亲，但母亲并没认出儿子，因为她离家时儿子还只是个小男孩，如今母亲在那高歌，儿子则在旁边看着……两人在这一瞬间交汇，他是不是应该上前和母亲相认？但在我的故事里，儿子什么事都没做，演出结束，他坐回车里，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托宾通常在节制情感的过程中让情绪自如流动，“人们压抑情感，无法表达或不愿表达期间的戏剧过程，通常‘没什么可说’有更大的力量，读者将从沉默中取得这种戏剧性。如果你想拿戏剧性做文章，故事可能会失败，比如母子团聚之类的结尾。”
　　采访中彭伦表示，除了科尔姆·托宾以外，公司还陆续邀请了英国的年轻作家西蒙·范·布伊和另一位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来中国，“之后还会邀请更多的作家来中国参与互动，我们想做长销书，只要公司不倒闭，这一系列就会一直做下去。而且我们更想注重整体经营，不是一本书一本书地经营，而是经营作家，比如科伦·麦凯恩，我们已经在出版他的长篇小说。”
　　狂野之夜
　　大师级作家的最后时光
　　翻看美国小说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狂野之夜！》，五个惊异绝伦的故事分别幻想五位大师级作家爱伦·坡、狄金森、马克·吐温、詹姆斯和海明威等人生前的最后时光，剧情根据传记史实编造，通过模拟个别作家的独特文风写成，书评人唐山指出“写海明威，就有海明威的瘦硬，写马克·吐温，就用玩世不恭的口气，多姿多彩中饱含犀利”。作者被认为是19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也是多届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狄金森仿真人》，描写的是其中唯一的女性艾米莉·狄金森，整体创作参考了狄金森的诗歌与书信，视觉形象描绘的依据则是杰罗姆·林布林的《阿默斯特的狄金森一家》摄影集。
　　在狄金森有生之年，她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其作品也未能获得青睐，逝后才得以出版。她的一生与孤独为伍，终身未嫁，一生没有离开家园。小说中的她是一个由计算机操纵的超仿人偶，被一对孤独的夫妻买走。她的控制程序完全是根据原型特点定制，躲躲藏藏不愿见人，寡言少语，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同时身在世俗里，她又要做家务帮工。太太被“狄金森”我行我素的姿态吸引，想和她交朋友，而丈夫则因为机器人打乱了居家生活的常规而想强暴她，最终太太与“狄金森”一道消失，留给丈夫的是更深的孤独。
　　狂野暗夜里埋伏着大师们晚年的失望、隐痛、不堪和无奈。有些读者在读完之后，还特意去挖掘那些名家的传记和隐私，发现小说中的很多内容确有出处，但在本书的导读中，作家黄梅指出，“这些故事所依赖的可能性不在于有史料暗中支持，更在于作品对于人性和社会的穿透洞察。有人评论说，这些‘摧割、铭心、感人至深’的故事‘直抵深层心理……让读者透不过气来’。”
　　当然，卡佛的《我打电话的地方》、雪莉·杰克逊的《摸彩》、洛丽·摩尔的《美国鸟人》、高特罗的《死水恶波》、加帕的《东区挽歌》……也同样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短经典”涉及到的作家国别不再只停留在欧美，阿根廷、摩洛哥、印度、智利、津巴布韦也有作家作品收入，“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更多国家的作者，而且若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特别是那里人们的生活，通过文学阅读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之后我们出版作家的范围再将扩大，包含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今年9月还将要再推出10本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