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篇小说的未来 春天还是秋天？

　　

在“短经典”中，我们看见美国作家多克托罗在《诗人的生活》中写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纽约人对孤独和亲密关系的背叛；我们发现英国人理查德弗朗西斯在《古泉酒馆》中，编织着现代人生活的况味；我们惊异于俄国“女巫”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在《迷宫》中描绘当代俄罗斯众生相的冷酷与嘲弄。

　　

　　《纽约客》自创刊以来曾发表了多位知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包括艾丽斯孟洛、村上春树、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杂志创办早期，每期刊物会发表两到三篇短篇小说，近年来减少到每期一篇。由于杂志严格的审稿标准，能够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可能使作者一炮走红。那些经常在《纽约客》发表作品的作家，被称为是“纽约客作家”。

　　在没有电力照明的时代，日落而息的人们，如何打发睡觉前的漫漫长夜？——闲聊，或者围在火炉边听故事。怎样的故事？深有讲究——它必须一个晚上能听完，因为劳作的人们经不起熬夜；它必须有结局又存悬念，这样人们才能满足又有期待地去睡觉。这样的故事叫做短篇小说。

　　由“上海九久读书人”策划出版的系列“短经典”，就是很多能够“一个晚上听完”的短篇小说。到2016年底，它的出版总量将接近上百种，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规模最大的短篇小说丛书。

　　短篇小说爱好者王安忆，曾专门为“短经典”撰写序文，回顾了短篇小说的历程——从古典的莫泊桑到古朴的契诃夫，逐渐进入现代寓言式的卡尔维诺，直至灵巧简约的卡佛和塞林格，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生活的常态。

　　当短篇小说进入日常生活，它是否依旧魅惑难挡？短篇的读者们，还在火炉边等待吗？

　　定位

　　“小圈子”读者的自我狂欢？

　　短篇小说的出版，从全球范围来看，一向不是热点。由于市场化和娱乐化等潮流的裹挟，短篇小说不如长篇小说好卖也是国内外共有的现象。

　　但西方文坛一直有鼓励短篇的传统，比如爱尔兰设有短篇小说大师奖；作家以在美国《纽约客》上刊载短篇小说为荣；出版业哪怕利润微薄，也会不断地推出短篇。相较之下，国内短篇市场就比较低迷了。“短经典”瞄准这个空当进入，但其平均单本一万左右的销量，与动辄过20万册的长篇比起来，依然是个平淡的数据。

　　相对于每本两千多美元的预付金来说，平均一万多本的销量是盈利的。“九久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说，在策划这套丛书时，从不寄希望其中出现“重磅炸弹”，"短经典’每册的故事，生活场景拉得很开，故事也分散，没有聚焦，不容易集中推广”，而且“一本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就引发全民捧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早就是这个国家的小众群体。”

　　那么“短经典”想吸引的，究竟是怎样的读者？“肯定是城市人，你很难让一个生活在陕北甘肃农村的青年对书里的故事有共鸣。这套书需要有知识储备的读者，包括外企白领、公务员、教师等等，而且‘北上广深’是主要阵地。另外我们也要进中学，绝对不能忽略如今中学生的思考能力。”黄育海说出了他的构想。

　　实际上，国内目前真正关注“短经典”的人群能否精准定位呢？上海“九久读书人”的副总编辑彭伦认为，他们最重视这套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王安忆、苏童、毕飞宇几乎每本都看，阎连科对托宾情有独钟，青年作家中，张楚喜欢理查德福特，周嘉宁、张悦然受到凯雷特的吸引。”

　　老一辈的外国文学专家陈众议、陆建德也一直关注这套书。对于陆建德来说，最难忘的是厄普代克的《父亲的眼泪》，“探讨父子关系的短篇，中国最出名的是朱自清的《背影》，强调父亲为孩子做出的牺牲，但如果带着比较的眼光，看同样题材的《父亲的眼泪》，就会发现一个父亲尊重作为一个独立成人的孩子的可能性。”

　　但陆建德在阅读“短经典”时，觉得非常伤感。“我们现在特别关心自己，但自恋的人是不可爱的。中国作家都在心安理得地写自己的故事，对‘短经典’这样的‘窗口’的好奇心依然不够。”

　　粗略地看，过去一百年间，中国曾有两次大规模引入外国短篇的高潮，第一次是“五四”前后，鲁迅、胡适等人译介了大量短篇，促进了新文学的觉醒。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博尔赫斯、福克纳、卡尔维诺等大师的短篇大量进入，并间接带动了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写作实验。在当下这个信息更开放、观念更多元的时代，外国短篇的译介，是否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更大影响？

　　陆建德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阅读译介短篇的消化机制不太好。“我记得当时国内还有一些作家，坐船到长江中心漂流，有意识地要忘掉意识，从而引发潜意识，这种实验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

　　当下进入国内的“短经典”，其背后其实蕴含着复杂的伦理探究。作家一方面把自己的创作看做形式实验，一方面也要牵扯“人该如何生活，人与人该如何相处”这些根本性命题。陆建德认为，很多看起来很冷漠的外国短篇，冷漠背后有坚实的人性领悟，而这一点，中国作家还远远没有挖掘到位。

　　“阅读‘短经典’就像看见一块水晶在阳光下的不同层面，对于我们创作或者做批评，都大有好处。”——陆建德

　　前景

　　短篇小说的未来，春天还是秋天？

　　2013年，加拿大短篇小说女作家爱丽丝门罗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国内文学界很兴奋，觉得短篇的春天就要来了，但作家徐则臣发现，“这个春天刚来就走了，马上秋天就来了。”

　　他认为这和中国写作、出版环境急功近利的态势分不开，“就像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挣钱也要趁早，出版和写作，前者要挣钱，后者要成名，唯恐被世界拉下。这严重妨碍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因为短篇的阅读市场，才是真的需要一颗耐心而纯净的心灵。”

　　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现代人繁忙的生活所造成的阅读快节奏，会使得短篇更受欢迎，因为“人们也许没有耐心看长的东西”，而在通勤路上或者排队间隙，却可以轻松读完一个短篇。

　　不过下此结论还有些早。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脚印犀利地指出：越是草率的阅读越有利于长篇小说，“长篇就是靠情节推进，哗哗翻一遍，可以很快”。徐则臣也感慨：“这个世道有点看不懂，都说忙，没时间坐下来看书，但砖头一样的长篇就比中短篇小说集好卖。”

　　“短篇讲究技巧和结构，耐琢磨，对读者的门槛要求很高。平日爱看《小说月报》的读者，未必去买‘短经典’，很多人和我说，花一样的钱，买长篇比短篇要值。”徐则臣非常无奈。

　　“买长篇比短篇要值”，更多是从经济价值来考量，而飞速发展的中国，其实还依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大众对精神层面的艺术追求，也许还不能达到满意的层次。“也许等中国再发达一些，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没那么高了，就能有平常心了。这时，让心灵沉潜的短篇才会迎来第二个春天”，谈起短篇的未来，徐则臣比较乐观。

　　其实从全球来看，短篇小说并非如我们所想那么惨淡。比如“短经典”中的德国作家尤迪特海尔曼的《夏屋，以后》，原版最初在德国刚上市时，情况很糟。但德国“文学教皇”拉尼茨基在其“读书时间”的电视节目中做了介绍后，销售量在德国突破五十万册。

　　“既然在德国这样一个人口只有八千万的国家，一本短篇可以卖掉五十万册，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13亿的国家里，卖不动短篇？我们需要的，是探索这种空间的方法。”徐则臣觉得，外国短篇在中国有巨大的潜力，关键在于有公信力的人来推广，才能让普通读者信服。“我们需要专业的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的推荐，读者信任他们。我们也需要非常真诚看待艺术创作的媒介。热爱短篇，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爱。”

　　也许这个周期会很长，黄育海在最初推出“短经典”时，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有一天，热爱短篇和爱读长篇的中国读者，人数能够相当。不过彭伦的心态倒是很平，因为，"短经典’是一套‘润物细无声’的丛书”。

　　从《一千零一夜》起步，也许要追溯到更早的《山海经》时代，人类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欲望，从未枯竭。那么这一次，“短经典”试图引领的短篇潮流，会让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燃烧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