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月到联华——黎锦晖流行歌舞的现代性价值

学好国语从唱歌入手

20 世纪20 年代前后的中国是处于一个文化冲突日益尖锐的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传统专制受到空前挑战，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启蒙，把国民思想推到了一个历史制高点，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都发生了重大转变。1920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推广国语教育，要求“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实施“新学制课程标准”，明订全国公立学校一律使用白话文。这种白话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白话被定为中国标准现代语言。这项决定仿佛在一夜之间开启了新教科书市场，在当时中国商业出版界两大巨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诉求，也急需应对新的市场需求。上海中华书局正值要编纂一套“新教材教科书”，恰在这时黎锦晖也在编纂自己的一套国语课程教材，很快中华书局聘请他为编辑，注音的语文教材完稿，经审定，由中华书局以《新小学教书·国语读本》为名于1923年2 月出版发行，至同年12 月印刷18 版，销路之广影响之大不难想见。（1）此教材成为全国小学的标准教材，以歌谣注音编写白话文，是当时通用的小学语文教材。

“学国语最好从歌唱入手”（2）是黎锦晖音乐创作从一开始步入儿童歌曲领域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用白话歌曲协助教学可以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白话文成为了新式书面语，很快被印刷界采用，面向大众推广开来，这种直白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很快受到小市民阶层的欢迎。其实，自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就彻底受到颠覆，《民报》是第一份用白话文印刷的报纸，通俗易懂的文化表达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回应和鼓励，印刷品的大量传播与复制消弭了书面语与口头语之间的界限，新白话的推广促进了一系列艺术形式的进步。


民报

电影
电影的出现改变了人们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也是应用白话运动的一个完满体现。电影银幕所呈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林林总总，体现的是最新的潮流形式。就像早期电影观念认为的，电影是一种世界语言，是“世界白话”，将人类从巴别塔的魔咒中解救出来，电影的出现首次提供了全球通用的语言形式。在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的《感官体验的大众生产：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的文章中提出了“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汉森的核心观点就是将人们日常生活的感官体验和反应纳入到现代主义的范畴，通俗性和日常性是它的美学特质，他主要在阐释Vernacular 这个单词，其英文的释义就是本土的，本国的，地方的方言性的。其实电影在传入中国的时候，与中国电影的在地性结合就是很好的白话现代主义的体现，中国早期的电影银幕是对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吸收和改写，可以说这是一个Vernacular 的过程。在当时的中国正值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时期，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是紧密相连的，这个白话运动就是在普及普通话，推广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在当时不仅“五四”文人，还有“鸳鸯蝴蝶派”都在这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行文更符合当时的大众媒介和普通百姓，尤其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写作时，重点强调真情实感的体验，这一点是白话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感官的真实体验——不谋而合。这也证实白话现代性所赋予电影艺术的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中国电影是社会现代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它在白话运动这片沃土中成长，且充满活力。

摇起“平民音乐”歌舞时代的大旗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在黎锦晖身上有着完满的体现。黎锦晖恰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他用自己的歌舞音乐形式推进了一种新的感官机制的形成，赋予了身体以新的意义，这也是白话现代主义理论的某种合理性的具体例证。在20 年代发挥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精神，掀起了中国现代音乐歌舞史上的第一次歌舞浪潮，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成是“黎”派音乐的歌舞时代。黎锦晖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算是一位巨匠，他曾为上海百代、美国胜利、大中华唱片厂等公司录制“时代曲”唱片，有数百张之多，他也为15 部通俗娱乐片写过电影插曲，甚至在上海的高级夜总会带过中国第一支由华人组成的大型爵士乐团。他的流行音乐巨匠身份，更因为他在那个年代培养出众多歌星、流行乐手、电影明星而拉得更高。黎锦晖所创办的“明月社”的演员名单，读起来更像三四十年代上海娱乐圈“星空”的图谱。“黎派歌舞”创造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歌舞的花样年华和流行音乐的世纪辉煌。


湘潭
八骏
黎锦晖1891 年生于湖南湘潭白竹村的士绅家庭，家境殷实，卓有名望，其祖父黎葆堂为清朝举人，当过桂林知府，其父黎培銮（1870—1952），字松安，与齐白石是莫逆之交。黎家兄妹11 人，黎锦晖排行第二，自幼父亲便在家中聘请私塾诵读四书五经，修习儒家经典，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早期涉猎，让黎锦晖日后的文学根基影响深远，黎氏家族的八兄弟被誉为“湘潭八骏”。

黎锦晖自少年时期就对地方民间音乐及西洋乐器产生很大兴趣，最初是受到其兄长黎锦熙的影响。黎锦熙当时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专门从事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大力推广普通话，这让黎锦晖大受影响，也参加到当时的国语运动中来，推广国语教育和音乐，成为了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首批成员之一，这也是黎锦晖投入音乐事业的契机。黎锦晖对民间传统音乐素材有浓厚的兴趣，这是源于：
晚上经常跟我大哥黎锦熙观摩京剧。我们听京剧如同上课，我一早抄好戏码，从《戏考》上查出“戏文”（剧本），作为“将以”（课本），打头一出听到末一出，为的是了解、体会京剧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演员的风格、韵味等等。如遇风雨之夕，便召唤巷中开放话匣子（即留声机）的进来，选听即京剧和曲艺的名角唱片。这两年的音乐生活，就这样集中于“皮黄”，旁及鼓书。（3）

在这期间黎锦晖也是经常出入于北京天桥和城南游艺场去收集民谣小曲，到处拜师寻友，向他们学习传统音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间曲调和国语教学，成为他日后重要的两件事业。



黎锦晖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精神倡导的影响，这源自于他1918 年进入“北大”成为旁听生，这为他接近知识分子提供了契机，在那里他阅读进步刊物，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当时的教育方法也对黎锦晖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一张著名的“工读图”就是当时黎锦晖接受新思想的认同体现，图中一手持铁锨，一手搭在女儿的肩上，就代表了当时的教育方法：“工读结合，学用一致”“工不误读、读不误工”。这样的思想，在他日后的歌舞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蔡元培在“北大”设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并任命黎锦晖为“潇湘乐组”组长，通过排练演出，黎锦晖发现了民族民间音乐受到大众的欢迎，这也坚定了他从事民族音乐事业的决心，激起了他日后组织个人音乐团体的勇气，为未来歌舞演出事业播下种子。

1922 年，黎锦晖应中华书局之聘出任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校长。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可以看作是黎锦晖开展音乐活动的基地，这所学校的任务就是国语宣传和儿童文艺创作。他将音乐渗透在一切的教学活动中来实现“学好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这一个人主张，他认为孩子天性好动，组织起来进行唱歌、跳舞是最好的陶冶情操的方式。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采用民间音乐、诗歌、游戏于一体的手法，创造出“儿童歌舞剧”这种新的音乐体裁。他还同时任中华书局新办的儿童周刊《小朋友》杂志的主编一职。他一直认为发展国语教育应该从儿童教育开始，于是开始了创作歌曲和短篇歌舞剧，这些歌曲也很快在他主编的《小朋友》上刊登，这本杂志也成为全中国卖得最好的一份期刊。这本杂志在当时影响的广泛程度，更是巩固了黎锦晖儿童大王的地位。


《小朋友》
黎锦晖曾任《小朋友》主编一职。

小弟弟，小妹妹，我愿意和你们要好，我就是你们的小朋友。……我每星期五出来一次，你们要看，我在中华书局等你们。若是你们要我每星期上你们家里来，就请订一份。小朋友们呀……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吗？（4）

黎锦晖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摸索出国语音节发音的规律特性，开发出在旧有音乐旋律上编配新的白话歌曲的形式，因此大量儿童歌舞曲目从此诞生。比如那首著名的《老虎叫门》，也是黎锦晖的处女作就不胫而走。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5）

之后黎锦晖又创作了许多易于传唱、音调优美的歌曲，如《可怜的秋香》。

这首曲子是黎锦晖针对白话文歌词谱写的旋律，也是他的成名作。在这首歌曲的歌舞演出中采用的是一种哑剧式的舞蹈动作组合，歌者不舞蹈、舞者不歌的配合演出。描写了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一生不同的命运，表现了牧羊女秋香凄惨的生活。在他的《麻雀与小孩》这部歌舞剧作品中的卷首语，就体现了黎锦晖的指导思想，也可以算作是他在儿童歌舞剧上的独立宣言：
通过演唱，可以熟练许多“国音、标准词、标准句”，掌握许多应用的国语话；“学校中各科的教材，有许多可以采用到歌剧里去”，通过排练和演出，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功课。“可以训练儿童们一种美的语言、动作与姿态，可以养成儿童们守秩序和尊重艺术的好习惯”；“歌舞剧的化妆、服饰和布景都需要儿童亲自动手设计、制作，通过实践，可以锻炼他们思想清楚或处事敏捷的才能”，以及将来处理大事的才干，提倡歌舞剧，不仅在学校里可以造成“谐和甜美的境界”，而且对于社会教育，有极大的帮助。

而在黎锦晖所写的《我和明月社》的前言里，更是表达了他的音乐思想：
我在北京，受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兼容并包”的影响，主张“中西合璧、雅俗共堂”；一九二一年到上海后，为了反对全盘欧化，提倡大众文艺，主张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流，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我的创作和明月社的活动，都是照着这个主张进行的。（7）

黎锦晖的这种提倡大众文艺的艺术构想，与白话现代主义的观点有着很明显的相通之处，因为白话现代主义所面向的就是大众媒介的创作和观影模式的体验，是最大地满足普通观众的需求。通俗性的特质与黎锦晖的“平民化”思想如出一辙。黎锦晖的音乐歌舞是用身体和情感机制表达思想。黎锦晖一生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就是“平民思想”，为百姓服务，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与当时周作人提倡的“平民文学”如出一辙。黎锦晖致力于民间音乐的改编，将传统音乐的精华加以保存，对他自己所搜集的平剧、古书、昆曲这种传统音乐素材加以改写，这也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他的音乐表达就是一种本土性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大众的也是传统的音乐。

黎锦晖与明月社

本文之所以要选取“明月歌舞团”这个名字来进行论述，是因为黎锦晖开始有真正清晰的建团目标时，才确立的“明月歌舞团”这个名字，此时是真正开始打造专业歌舞团体，采用一边训练一边演出的形式，开始演出歌舞剧。在当时引起各阶层的热烈反响，歌舞团所演唱的商业歌曲也广泛流行开来，明月歌舞团从此名声大噪，红极一时，从而得到联华影业公司的青睐。1931 年6 月，罗明佑决定将明月歌舞团全体人员吸纳进联华影业公司，与联华影业公司签订集体合同，并将明月歌舞团改名为联华歌舞班，从此明月开始踏入电影工厂的大门。明月社在各个阶段为了适应环境，都有不同的名字，但名异实同。如开始的“中华歌舞专修学校”“中华歌舞团”“美美女校”“明月音乐会旅行团”“明月音乐会歌舞团”“明月歌剧社”“联华歌舞班”等等，有时为了统一称呼，通常会叫“明月社”。


明月歌舞团演出照

20—30 年代，明月歌舞团成了培养中国最早影歌双栖明星的摇篮，为中国早期的电影银幕输送了大量人才。歌舞团的许多演员都成为了电影明星，他们引领了时尚的潮流，如王人美、徐来，周璇、黎莉莉、薛玲仙等。黎锦晖所创办的“明月歌舞团”为中国早期电影流行音乐的繁荣发展做了重要铺垫。黎锦晖的出现也揭开了近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流行音乐时代。这股潮流进而形成了一股巨浪，成为20 世纪30 年代海派文化的代表。

1920 年中秋之际，黎锦晖在北京成立明月音乐会，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是标榜“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主张在“兼容并包”的前提下，倍加重视“民间音乐”，同时提出“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为宗旨。（8）明月音乐会的成立也是黎锦晖创作新式城市流行音乐的载体。

1922 年，黎锦晖在举办国语讲习会时，就注重搜集大量民歌民谣，加上配合自己创编的作品加以宣传，通过明月音乐会盛传沪上。这是一种市场供需关系所决定的。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的触角深入到各个领域，殖民文化浸染着社会文化市场，社会动荡、军阀混战连年，整个社会风气空前低迷，在当时只有“西方的”音乐才被认为是高雅的主流，而真正中国的民间音乐、地方小曲都被看作是不入流的俗乐。由于中国国情的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质，培养了中国市民的那种在茶楼、戏园欣赏小曲的习惯，这样的前提造就了西方文化殖民与中国市场供需的不平衡关系。对于西洋音乐的攻势，大部分的国人没有欣赏能力，所以小市民的音乐需求是无法获得满足的，这时供求关系开始发挥作用，人民的需求就开始指导供给的方向，而黎锦晖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黎锦晖著作的歌舞表演曲（图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黎锦晖1927 年2 月在上海创办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作为开展音乐活动的基地，这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教育机构。（9）这是一所培养歌、舞、乐全面发展的专门学校，教材大多是黎锦晖自编自创的歌舞作品，为学生们进行排练演出，仅仅几个月就在上海各界受到瞩目。在1927 年7 月28 日的《申报》中，就打出了“中国歌舞大会”的广告，广告占据一个版面，上面刊载了演出的节目单，有18 个节目之多，这次的节目以黎所创办的歌专（歌舞专门学校）学员为主体，是一次规模盛大的歌舞大会，初演四天，轰动全市。同月23—26 日，应观众要求又加演四场。（10）黎锦晖对这次的演出也有自己的评价：
一切成绩，姑不论其价值如何，但四个月来，尽力于革命事业之劳及加入各社会游艺的工作，也算对得国家社会起，即我个人，不但无利可图，反弄得力倦精疲，也不过因为旧有游艺思想陈旧，不适于现代，故努力干些不中不西的玩艺儿，暂救日前之荒。又以人才难得，一面预备完美的材料，一面加以精密的训练，是新的、正当的、合时的游艺渐渐成立。总之，私立之谋绝未存在于心……现校誉颇佳，同校师生又非常努力，故在开四日大会（绝对不用旧剧及腐旧游戏），借以济急，使学校支持一二月，下学期定可稳固。我个人誓以鞠躬尽瘁之忱以维护之，死而后已。（11）

在后人的回顾中通常会研究为何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没有像百老汇音乐那样传承下来。诸多原委外，主要还应该归咎于黎锦晖的艺术情怀，他不是一个商人，不善经营，他所创办的这所学校所有经费都是来自于黎锦晖的版税收入，而且学校不收学费，歌舞团也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学校本身的经济来源就有限，即使在演出上大获成功，但由于当时党棍政客的霸占，让团体演出的票房入不敷出，再加上黎锦晖刚正不阿的艺术态度，不向权贵低头，也让他们的团体步履艰难。当时的官僚政客们时常命令“歌专”表演，把学校当成取乐的对象，还要在政府中成立歌舞股，给黎锦晖送来股长委任状，要黎锦晖服从命令，甚至一个秘书长以“不接受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要枪毙”（12）相威胁。这些也导致经济上的危机四伏，在连续的内外打压下，可以说黎锦晖所创办的歌舞演出事业是在戴着镣铐跳舞，“歌专”的大部分学生都是黎锦晖收留的贫苦人家的孩子、孤儿，还有一些是有艺术天分想摆脱家庭束缚的孩子，在当时的年代，娱乐业在一般人眼里是低贱的、卑微的，体面人家的孩子是绝对不会去从事这项职业的，尤其是女孩子家。而黎锦晖的这个机构大部分是以女孩子为主，所以黎锦晖的这种艺术理念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要将感官之美、人体之美从封建教条的桎梏里解放出来。他要向这个社会展现女性的体态之美。在王人美的回忆录里曾说过：
“当时的上海，封建势力仍然根深蒂固，青年女子大都梳长辫子，穿长旗袍、长褂子。在那些遗老遗少的眼里，女子上银幕已是世风日下，明晖断发赤脚，像无拘无束的小鸟一样在台上又唱又跳，简直就是伤风败俗。”（13）

王人美
（图片来自于孔夫子旧书网）

即使黎锦晖的做法在当时受到了社会的抨击和批评，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黎锦晖用身体和性别在演绎艺术的“现代性”，在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在黎锦晖自己写的文章中，论说过将身体的解放视为建设中国的贡献：
“……中国有美貌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现在，我们的习俗，就是‘侮辱美貌男女’的一件事，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羞耻，大污点！’简直可以使中华的文化，民族的精华，完全堕落，所以我希望大家小心在意！你想……我们若常看西洋的画报和各种表演，随时可明白欧洲各文明国的民众，对于美貌的男女，都是十分尊敬，同心爱护，努力赞助……所以那些忠诚的，勇敢的民众，无论怎么困苦，总是春气勃勃地，绝不灰心丧气，因为他们爱‘美的’爱‘好的’所以他们务必使一切都美，一切都好，不肯马马虎虎地将就过日，所以他们一天天地聪明，他们一天天强盛！（14）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和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歌专“兴办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办。但黎锦晖仍然不忘初衷，坚持自己的歌舞事业。最终在商界好友王绶之的帮助下，出资清理了学校的债务，并租下华界小东门的房子，于是黎锦晖继续东山再起，于1928 年初成立了美美女校并任校长。这所美美女校可以看作是从“歌专”向中华歌舞团的过渡。美美女校的目的仍旧是排练歌舞演出，里面大部分人马还是过去“歌专”人，同时又添加了一些新的学员，这其中就有：王人美、黎莉莉等后来在30年代成为影坛明星的中坚力量。1928 年5 月，黎锦晖成立了中华歌舞团，这是最早具有商业性质的歌舞团体，开启了世界巡回演出之先河。也就是在这样的巡演中，将中国的歌舞第一次推向海外。但是在南洋巡演期间，在演出历时九个多月的最后演出阶段，歌舞团在当地就地解散。此事充分暴露出黎锦晖只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善于经营的商人，他缺乏理财的头脑，演出所有收入没有进行公共积累，以至于无法维持社团的长期运作，再加上歌舞团成员在后期人心涣散，1929 年初，这个轰动一时的中华歌舞团不得不在雅加达就地解散。


黎锦晖的歌舞剧

后来明月社在国内的巡演、公演，从各大报刊的报道来看，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南洋解散归国以后，黎锦晖的艺术热忱丝毫未减，发展歌舞事业是他永远的追求。于是在1930 年初新建团体，就曾用过“明月音乐会旅行团”和“明月音乐会歌舞团”的称谓，当时在许多城市进行巡演，各大报纸都竞相报道，所以在那时就有了“明月歌舞团”这个被一直叫响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报道，显示其轰动一时：沈阳的《新民画报》在1930 年9 月报道明月歌舞团演出盛况：
明月歌舞团自十七日在沈阳电影院登台后，连日上座极盛！全场满无隙地，第一二两天节目为《传统的快乐》与《小小画家》，各场均能极尽其妙！较之其他学校所演，颇多独到处。第三四日则改演《月明之夜》与《最后的胜利》。《月明之夜》一剧，为吾人所习见，然终不及该团所演之深刻，尤以《最后的胜利》歌剧，纯为鼓吹革命，表演民众因求解放而与恶势力奋斗，其精神诚毅忿激，百折不挠，令人兴奋！（15）

《北洋画报》在明月歌舞团巡演后期也有一篇报道：
在大连表演七日，舆论极佳，日本文艺界邀往东京大阪各都会公演，已约明春启程。至沈阳表演四日，深为观众嘉许，第五日为辽西水灾义务表演，观众甚多。再次留长春演一日，座为之满。继而至哈尔滨，成绩亦佳。（16）

明月歌舞团与联华影业公司的联姻

明月歌舞团的歌舞真正踏入电影界是从与联华影业公司的合作开始的，明月歌舞团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如此之大的轰动，正是因为他们的歌舞表演出众，才会给观众带来愉悦的观影体验，这种良性的集体感官机制开始形成，并受到空前欢迎。这样的效应自然得到了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罗明佑的关注，他想利用明月的知名度开始他的“造星”计划，而此时也正是有声影片开始制作发行的重要时期，联华影业公司也恰想利用歌舞团的歌唱表演优势来为自己的默片录制歌舞节目，明月歌舞团的专业素质和名望恰恰符合联华影业公司的未来发展，两者结合便能更好地巩固“联华”的影业地位。所以在1931 年6 月明月歌舞团的全部团员与联华影业公司签约，租下了爱文义路（北京西路）一二九八号整栋房子，置备了应用家具，（17）同时将“明月歌剧社”正式改名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从此就有了“联华歌舞班”这个称号。



其实早在1931 年3 月28 日的《申报》上就刊登了当时联华歌舞班的招生信息：
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考练习生启事：
初试及格者供给膳宿，并按月津贴零用十元。学习六个月久，再定薪数。另音乐组男生三名，年龄十五至二十二，中学程度。并习过音乐或音乐能对谱奏唱者，待遇同上。报名：即日起本月底止。（18）

“联华”的这组招生启事，恰被聂耳看到，聂耳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联华歌舞班，成为黎锦晖手下的一员，这在《聂耳日记》中也有相应记载：

三月二十八日：
昨晚已决定今天去找李子厚问一问南京军校的情形，不料在报纸上又碰到一个机会，我想是有去试一试的必要。经过几次的失望，以后再不敢有奢望了。所以今天虽然报了名，准予投考，我还是看作当有当无的事。

四月一日：
睡眠果真足够了，一吃过饭我便准备出发。
到那里才刚刚一点钟，本来订的时间是二点十八分。黎锦晖进来了，他给我们很客气地打了招呼，进了主任办公室。
“你到上海好久了？”这是他的第一句问话。
他给一个C 调十六分音符的极高音部练习，因为太晃，错的错，落的落，终于没有奏完。接着是一个降B 调的四拍简谱曲，又打了钢琴，他说有希望。

四月十三日：
为考复试，八号以前都在家练习寄来的谱。
八号的复试时加入演奏，我也录取。

五月十五日：
生活终于改换了，自从四月二十二号迁入学校以后，简直和以前两样了。……（19）

在黎锦晖的自传《我和明月社（下）》中也提及这次招生的情况：
这次在沪还公开招考一次，聂紫艺（聂耳）、李果等五人被录取。不久章锦文又介绍一个十二岁的孤女周小红。我觉得小红这名字不雅，那时正在“一·二八”后，抗战期间，我写《民族之光》一剧的歌词中有“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一句，于是为小红改名“周旋”。她正式当了电影演员又改成“周璇”。（20）

黎锦晖具有培养明星的意识，在他的《我和明月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这个理念：
在班里，我们开始有了正规的待遇；全体一律由公司供给膳宿，演员、乐师分等级支给工资，练习生月薪都是十五元。并规定，拍的片子成绩好，受观众欢迎的练习生，随时可提升为演员与公司直接订合同。这个鼓励起了一定的作用，她们在班中生活严肃，遵守纪律，积极锻炼，希望争取当上“电影明星”。（21）

黎锦晖的造星计划之所以会成功，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必然的联系。黎锦晖所创作的流行歌曲在城市环境中得以生根发芽，而且在他所创作的歌曲中（当时被称作“黄色歌曲”）所描述的歌女生活，都成为了电影再现的对象，歌舞音乐在电影中呈现，塑造人物，电影化的体验构建了一种白话现代性的表达。人们欣赏黎派歌舞音乐，总会带来精神的欢快和愉悦，公演的歌舞节目或电影歌曲又会再出版成乐谱，刊登在电影杂志上，录成唱片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演唱或播放，最后再在歌厅舞厅中被歌女学来表演。这样的媒介环境确实为孕育明星提供了基石，也由歌曲带来了一种强烈的现代都市生活气象。像王人美在出演了联华影业公司的《野玫瑰》《共赴国难》后被正式聘为演员，黎莉莉也由于主演了《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等后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并连续拍摄影片达三十多部。到了1934 年以后转入到电影界的人就更多了，像白虹、周璇、胡枫等，可以说这些人都出自黎锦晖的旗下。


旧上海《良友》电影杂志曾刊登胡蝶（后排中）、陈燕燕（后排右一）、徐来（前排中）、阮玲玉（后排右二）、王人美（前排右）、袁美云（前排左）、黎明晖（后排左二）、叶秋心（后排左一）八明星的合影照片发行全国，故八人被称为“八大明星”。

联华歌舞班采用主任制度，黎锦晖任主任，负责歌舞班的管理和音乐指挥，下设音乐组、艺术组，在联华歌舞班的这段时间主要是负责排练歌舞节目和拍摄歌舞短片，并且每月都有公演。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应该算是刊登在1931 年10 月26 日《申报》的“本埠增订版”报道过的那次在上海黄金大戏院的演出，名为“爱国的歌舞表演”，演出广告占据了整个版面，并且参加演出的主要演员的名字都用醒目的黑体字印刷，节目单也全部附在上面，有：《桃花江》《准备起来》《春天的快乐》《可怜的秋香》《最后的胜利》、器乐合奏《醉沙场》等，报纸声称这次演出是“国难声中之兴奋剂”。这次演出的所得都捐献给了抗日救国团。聂耳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个大事件：
今天在“黄金”表演，“联华”应得都捐入抗日救国团。“上下客满，明日请早”这套把戏在上海却是第一次。在有两千座位的“黄金”，能有如此成绩，倒是出人意料。（22）

1931 年12 月13 日，联华影业公司正式公映了公司第一部有声歌舞电影《银汉双星》，采用蜡盘收音方式，穿插了音乐和歌唱。这部影片的主旨在于强调自强救国和“五四”时期的人文思想，联华影业公司所出版的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在1932 年1 月第2 卷第3 期上详细地介绍这部电影时就写道：
“《银汉双星》另又包含有黎锦晖先生编的歌舞剧《努力》，由联华歌舞明星黎莉莉主唱，助以舞星十余，戎服蛮靴，宝刀掩映。鼓励我们努力进取，增加我们奋斗精神。确是一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歌舞剧。

片中所配音乐，是由肖友梅先生和李士达先生按照剧情的悲欢离合，一一配置的。西乐曲由卡尔登戏院乐队拍奏（演奏）；中乐曲联华歌舞班音乐组拍奏；粤曲由高毓彭登拍奏。同时并得肖友梅先生许可，将他的得意作品《新霓裳羽衣曲》收入，作为片中的开场曲。”（23）


电影《银汉双星》宣传页

《银汉双星》公映的成功，让黎锦晖的明月社得到公众空前的认可，但由于时局的动荡，在“一·二八”战役爆发以后，上海受到日寇的威胁，“联华”股东主张缩减机构，借此为由，在1932 年3 月29 日，联华歌舞班正式与“联华”脱离关系。但接下来黎锦晖与天一影片公司合作并拍摄了一部歌舞长片《芭蕉叶上诗》，此举招来了一片骂名，并且招致了他与“黑天使”聂耳的公开冲突，那都是在离开联华歌舞班之后发生的事情。黎锦晖在30 年代的历史舞台上成为了一个极受争议的人物。但我们需要对黎锦晖在歌舞事业上为中国电影做出的贡献予以正确的评价。他从创办明月社到进入联华歌舞班，就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范例。

对于任何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都应将着眼点放在其文化价值之上，我们所看重的是黎锦晖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成绩，在当时积极响应全国白话运动的浪潮中，真正将艺术形式加入其中，并获得了最广大群众的喜爱，就像他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仿佛可以探寻听众内心的心事，了解听众的感情，符合听众的欣赏习惯。他的歌曲视听美感很强，再加上爱情的元素，很容易获得听众的共鸣，所以他将通俗性理解到了极致，就是因为他的歌词作得太过白话，太通俗易懂，符合广大小市民的欣赏水平，且深入人心，因此得以广泛传播。即使在30 年代，黎锦晖一个受到各色政治立场人士的攻击，在那时认为他的音乐就是靡靡之音、腐朽的、堕落的，但我们应客观地认识当时时代的局限性，黎锦晖所做出的贡献是真正为中国歌舞商业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以黎锦晖为代表的音乐歌舞形式受到市场的青睐，也造就了黎锦晖流行歌曲的出现，他为中国流行音乐歌舞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电影《银汉双星》剧照

电影的出现开启了人们对世界的新认知，用这种通俗的白话建立了全球共通的语言，而黎锦晖的出现恰是作为一种将全球白话与本土白话相连接的中介，他的流行歌舞音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黎锦晖用自己的一己之力串联了国家政策与民间文化，用民间的力量来推广白话运动，在白话推广的过程中加入流行音乐元素，这就等同于增加了文化现代化的注脚，中国音乐的现代化就是既有西洋曲调的存在又有中国民间趣味的生成。使白话运动在中国不再是以单一的、线性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精英主义教导方式主导，而成为了一种复合的、多元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文化为主导的方式进行。这种歌舞音乐的现代性恰恰是用电影来推广，流行歌舞音乐这种元素的娱乐性，是通过载歌载舞的形式将西方的文化元素引进传播，这是在大众娱乐的基础上发挥了翻译的作用，把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体验翻译成白话的表达方式，助力了电影现代性表达。一改过去电影过分道德说教方式，更多的音乐舞蹈元素的出现，加强了电影愉悦心灵的更细腻的情感表达。尽管黎锦晖与电影的交集从时间上看并不算长，但是他的开启之功不容抹杀，同时，在他离开以后，他培养的人和电影音乐歌舞形式在以后有声时期的中国商业电影发展中如影随形，无法剥离。所以，对于中国商业电影的现代化发展和民族文化演进，黎锦晖的音乐歌舞元素发挥了很特殊的作用，其为中国早期电影的中西文化交融和现代性建构起到了翻译和桥梁作用。作为流行音乐之父，他为中国电影所做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注释：
（1）黎锦晖、陆费逵编《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上海：中华书局1923 年版。
（2）黎锦晖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儿》卷头语，上海：中华书局1928 年版。
（3）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载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文化史料》1982 年第3 辑，第93 页。
（4）《小朋友》第1 期“宣言”，1922 年。
（5）黎锦晖《老虎叫门》歌曲歌词。
（6）黎锦晖《麻雀与小孩》增订序言、卷头语，上海：中华书局1928 年版。
（7）（8）同（3），第90 页。
（9）孙继男《黎锦晖与立派音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第26 页。
（10）同（9），第27 页。
（11）朱应鹏《关于歌舞会的话》，《申报》1927 年7 月27 日。
（12）同（3），第127 页。
（13）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我的成名与不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37 页。
（14）黎锦晖之卷首语《三只蝴蝶》，上海：中华书局1926 年版，第4 页。
（15）区区《明月团登台歌舞记》，《新民画报》1930 年9 月25 日。
（16）杨子林《明月史略》，《北洋画报》1930 年10 月28 日第3 版。
（17）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1983 年版，第230 页。
（18）联华歌舞班招生启事，《申报》1931 年3 月28 日。
（19）《聂耳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8—140 页。
（20）（21）同（17），第231 页。
（22）同（19），第194 页。
（23）《银汉双星》评论，《影戏杂志》1931 年1 月第2 卷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