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道路依然广阔

2015年秋，被称作史上竞争最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终于开花结果。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5部作品折桂，被认为是一场“现实主义的胜利”。图为入围作品书影。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关于现实主义创作已经过时的言论却时有泛起。面对急遽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主义真的过时了吗？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还有生命力吗？

　　一场“现实主义的胜利”

　　2015年秋，被称作史上竞争最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终于开花结果。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5部作品折桂。它们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广泛认可，被普遍认为“体现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

　　这种高度的共识从何而来？

　　茅盾文学奖评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王蒙始终抓住了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个关键，《这边风景》对时代的反映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完成得出色且富有创造性。

　　茅盾文学奖授奖词称“李佩甫深切地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他怀着经典现实主义的雄心和志向，确信从人的性格和命运中可以洞见社会意识的深层结构”。

　　其他三部获奖作品也都是作家关注时代、深耕生活的产物，体现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能力、处理能力：《江南三部曲》聚焦百年中国的革命史和精神史，《繁花》记录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变化的大都市上海和上海人，《黄雀记》则书写“香椿树街”这个中国小地方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可以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见证了一场“现实主义的胜利”。

　　蔚为大观：现实主义创作成为时代风尚

　　现实主义创作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大放异彩，是近年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看来，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现实题材一直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现实题材更是重头戏，连绵不绝地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之外，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书单：

　　2013年，贾平凹《带灯》、韩少功《日夜书》；2014年，关仁山《日头》、刘庆邦《黄泥地》、刘醒龙《蟠虺》、王跃文《爱历元年》、阎真《活着之上》、苗长水《梦焰》、刘克中《英雄地》；2015年，周大新《曲终人在》、陶纯《一座营盘》、陈彦《装台》、迟子建《群山之巅》、张者《桃李》、弋舟《我们的踟蹰》……

　　“这些作品在现实领域的开拓、生活层面的勘采、人生底蕴的探掘等方面，都较前表现出不主故常的创意、钩深致远的深意，或因内蕴独到而令人回味无穷，或因写法新异而令人为之惊喜。”白烨说，“这可以表明，我们的作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中，因为人生体验与艺术历练的两个方面的不断长进，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具艺术的勇气与生活的底气，从而也使整体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接地气，更具生气，使得现实主义创作成为蔚为大观的时代风尚。”

　　2016新年伊始，一批中国文坛宿将又集体发力：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匿名》日前摆上了各地书店的新书书架，贾平凹《极花》花落人民文学出版社，格非《望春风》首发于今年第1期《收获》杂志，方方《软埋》亮相今年第2期《人民文学》杂志，毕飞宇、阿来的新小说进入冲刺期……有评论家注意到，这些小说中，现实主义书写风格相当醒目。比如，取材真实事件、聚焦乡村婚姻的贾平凹新作《极花》，以风俗画般笔墨铺陈，吸引了大量忠实读者关注。小说计划首印20万册，这在纯文学领域堪称是不俗的成绩。

　　与长篇小说一样，近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也以现实主义书写为主，大多有着明显的社会关切与问题意识，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弋舟的《而黑夜已至》、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荆永鸣的《较量》、蔡东的《出入》、文珍的《到Y星去》等。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认为，在近期涌现的一批现实主义力作中，不少作家克服将“社会新闻”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而是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入生活的底层，书写急遽变化中的社会，刻画生活湍流里沉浮和搏斗的普通人，从而引发读者思考。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长存

　　2015年夏天，清华大学在给新生寄出的录取通知书中附有一份特殊的礼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校方表示，作为清华新生的第一课，这既是对他们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也旨在引领他们体会大时代中的青年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情关切。

　　《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自出版以来，就成为一部始终受到读者喜爱的畅销书，持续二十多年不减。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中国文坛的总体环境下，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理想，证明了以传统现实主义叙述方式写出的作品，仍然具有持久的魅力。

　　“路遥构思《平凡的世界》时，应该是想到了柳青写《创业史》，他也希望自己能像柳青那样，去写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的史诗性的作品。”贺绍俊说。

　　作为路遥的文学导师，柳青扎根乡间14年的个人实践，树立了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标高，他摒弃闭门造车、盲目想象的写作方式，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发挥到极致。

　　“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柳青精神，成为作家们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指南。

　　陕西作协主席贾平凹，与当年的柳青一样，把笔墨倾注在陕西的土地上，他几乎跑遍了陕南重要的乡镇和村庄。“生活为源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提笔时才能写出想要的东西。”贾平凹说，“柳青的作品一直在影响着、引领着我们，使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文脉长存。”

　　“作家只有具备了现实主义的精神立场，才能在创作中做到‘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使作品具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与辨识度。”白烨说。

　　继承与创新：现实主义文学之树长青

　　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日前揭晓，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在中篇小说排行榜上独占鳌头。该小说以引人入胜的情节，直击社会道德状况，被誉为近年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

　　“现实主义肯定没有过时。”石一枫说，“恰恰是现实社会的复杂，认识现实的思维方法的复杂，使得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越来越丰富了。”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为青年一代作家所继承和发扬。另一位青年作家徐则臣出版于2014年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呈现了“70后”一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和立体的中国社会，获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誉。在这部40万言的小说中，作者富于创造性地发展现实主义手法，以文体的交叉互补和语言的变化多端形成叙事空间的多重性，挟裹着复杂多义的经验，最终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世界。

　　“当代中国小说开始面对现实，试图处理复杂的中国经验，并在艺术上作出了各个方向的探索。”文学评论家李云雷说，这一积极的创作态势，表明中国文学正处于巨大转变之中——从注重借鉴西方文学，到开始重视本土资源，并在这一基础上探求中国的表现方法。

　　现实主义不仅是一套创作方法，而且是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情怀。在白烨看来，多变而多彩的社会生活，多样而多元的文学手法，使得作家的创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依然是直面人生、直指人心、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不仅为时代所需要，而且为读者所喜欢，也显然更有广泛的影响力与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