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重新唤醒了诗学传统

全媒体时代重新唤醒了诗学传统

　　南怀瑾有一本书，叫做《亦新亦旧的一代》，泛谈二十世纪青年的一些思想状态。书未必是多么精深的书，但这个书名我很喜欢。事实上，每一生命体都是亦新亦旧，这些亦新亦旧的个体合在一起，如树木连成森林，不断地折断腐烂也不断新生绵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既是生命体不可避免的结果，却也是其健全的表征。而所谓的新旧对抗，很多时候只是两种病态的碰撞反应罢了。

　　全媒体时代，种种新的科技手段，落实到诗学领域，产生了一些新变化，但这些新变化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新，它在颠覆过去一段时间的诗歌风气的同时，却也在指向、唤醒和连通一些看似消逝的更为古老的传统。

　　比如说匿名的传统。最早的诗歌都是不署名的，《诗经》和两汉的很多诗只有文本保存，我们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这并不影响它们的品质以及流传；而我们在全媒体时代，比如在微信、微博上读到或转发一首诗或者几行诗，很多时候也只是觉得诗句很好，并不在意作者是否有名。作为对比，在之前几十年，在官方刊物或民间刊物主导诗歌传播的时代，我们通过刊物目录看到的，往往首先是“某某的诗”，“某某某的诗”，几乎所有诗歌刊物上的标题都是这样的，看上去，它在意诗人的名号传播甚于文本传播。过去几十年的汉语新诗，就一直处在这种迫切要出名的焦虑之中，彼此PASS，相互攻讦，一干诗人对于个人身份的炒作胜过了字斟句酌的技艺磨炼。而现在全媒体时代的无数写作者，他们既未必以诗人身份自居，又可以直接通过文本、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来与真心喜欢诗歌的读者素面相对。这种新变化，在客观上，让写诗和读诗重新变成一种日益健康的存在。

　　又比如听觉的传统。最早的诗歌，无论史诗还是抒情诗，都是靠读和听来流传的。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子和顾城的去世，翻译体当道，现代诗在国内被极大地误解成一种只可看不可读的、注重意象和深思的分行散文体表达。诗歌与音乐相通的一面日益被忽视，诗人的耳朵变得日渐麻木，即便有音乐性那也不过是反复停留在口语诗的浅俗之上。但凡音律、节奏和气息这方面的诗学品质，少被谈及。我们不用去提及荷马或萨福，单单看看从艾略特、希尼、奥登、庞德等一干现代诗人的教诲，就知道“用耳朵写诗”本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基本诗学传统。这个传统，唯有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才又有了复苏的迹象。从诸如荔枝电台、喜马拉雅FM的兴起到各种微信公号的音频发布，通过读和听甚至唱的方式接近一首诗，开始重新成为诗歌更为常见的流传方式。它使得韵律、节奏、语感以及情绪上的明净洗练，重新成为一些最需要重视的诗歌品质。

　　再者，与听觉传统密切相关的，是记忆的传统。我前阵子参加一个中俄青年作家的交流活动，其中有一场诗歌朗读会，令在场观众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参加朗读的俄罗斯诗人几乎都可以脱稿背诵自己的诗，而中方的年轻诗人们几乎都要拿着诗稿边看边读。表面的原因似乎在于，当代俄罗斯诗歌依旧主要还在格律诗体系内发展，所以容易记住；而当代汉语新诗几无格律可言，所以难记。但倘若一个汉语诗人把这种“记不住自己写的诗”的状况仅仅归结于诗体，对此普遍无动于衷甚至认为是一种进步，这或许才是更大的症结。

　　哈罗德·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一文里曾经有言：“所有伟大的诗歌都要求我们被它占有，在记忆中拥有是开始，扩展我们的意识是目的。”诗歌缪斯是记忆女神之子，这是诗歌最为古老的传统。一首诗，乃至一行诗，唯有被我们记住，才和我们的生命发生关联，我们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忽然想起它，仿佛过去和现在的生命都已被安放在这样的诗行之中。一个写诗者如果连自己写的诗（只要不是很长）都记不住，又如何能指望他人去记住？

　　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脑刚刚普及之时，我们会觉得记忆的负担一下子降低了，但随着电脑存储的信息越来越海量，存储芯片越来越轻薄，当我们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图书馆并每天都在大量增加新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脑的记忆功能又被迫要调动起来了。因为，我们需要记住我们的记住，以及记住这个记住的记住……这个递归的终端只能是我们的大脑。在全媒体时代，每天有无数的诗行在朋友圈滚动，但那被我们在不由自主中拿来淘洗诗歌的标准，往往不再是过于漫长的时间，而是我们短促的记忆。我们盼望遇见那些令我们一下子就毫不费力记住的诗，而一首诗，是凭什么被我们记住的呢？如果没有句法上的新鲜、紧致和凝练，以及内在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于是，似乎可以说，全媒体时代的海量即时信息，恰是要逼迫诗歌缪斯回到记忆女神那里找寻能量，也在逼迫诗人要去重新理解诗歌。

　　于是，匿名、听觉和记忆，这些被全媒体时代重新唤醒的诗学传统，也就会成为对新一代写诗者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要求。在我看来，汉语新诗或许会由此进入一个更为健全和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