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人物·想象——2015年中短篇小说评述

文学评论·回望2015

　　2015年的中短篇小说有不少精彩的故事。当我写这篇评述时，愿意先从故事说起。因为曾有一段时间，批评家们认为追求故事性的倾向降低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对类似于“好看小说”的提法很不以为然，这也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不讲究故事性的小说才是文学性强的小说。这使得不少作家在写中篇小说时不讲究如何将一个故事讲好。事实上，不会编织故事，不会讲述故事，作家就难以写出好小说来。

　　故事的品相

　　张欣属于会讲故事的作家，她的中篇小说《狐步杀》证明了，一个作家要讲好故事是有难度的。这篇小说的故事相当复杂，有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张欣不仅能将多条线索梳理得很清晰，而且所讲述的故事具有层次感。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爱情的故事，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凶杀的故事，第三个层次是关于刑警的故事。由爱生恨，造成了凶杀，凶手的逃逸，引出了刑警。张欣的小说始终有一种贵族气质在荡漾，她在书写世俗生活时仍然保持着高贵气质，流露出她对贵族精神的追慕。《狐步杀》就是这样一篇小说，特别是小说中的两个警察形象，虽然家境不同，但他们因为内心都有一种高贵气质而惺惺相惜。周槐序的高贵透着典雅，而忍叔的高贵则蕴藏着孤傲，他们真像小提琴与黑管的二重奏。在当代小说的园地里，从来还没有过这种精神气质的警察形象。

　　阿来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在2015年先后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三只虫草》和《蘑菇圈》。阿来讲述故事的特点是不急不缓，娓娓道来。他也不爱用煽动性的叙述，不去刻意制造戏剧性冲突，不去渲染高潮。如《三只虫草》讲述了少年桑吉的成长过程，《蘑菇圈》讲述了藏族姑娘斯炯从青年到老年总被时代所抛弃的命运。《三只虫草》中的百科全书很有意思，它构成小说的穴眼。阿来喜爱大自然，喜爱植物，但他更在意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对自然对植物进行了知识化的处理。这说明阿来秉持的是一种清醒地面对未来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蘑菇圈》里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蘑菇圈》中的藏族姑娘斯炯以一颗单纯的心去面对新的生活，但她似乎天生对革命的规训有一种免疫力，仍然按自己的思路行事。阿来通过斯炯其实写到了一个在现代社会里人被改造和抗拒改造的问题。蘑菇圈具有很深的象征义，它既是一个文化生态圈，又是一个自然生态圈。阿来并不排斥现代文明带来的进步和变化，但他通过斯炯的故事也在提醒人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要小心任何一种强势的东西对人和文化的强制改造。

　　故事是有品相的。人们之所以感觉到有些小说被故事所伤害，并不是小说不应该讲故事，而是因为所讲的故事没有好品相。故事的品相是由作家的姿态、境界、个性以及审美追求等所决定的。以上所介绍的小说，其故事都有好品相，好品相从作家各自的叙述风格中体现出来，如张欣的叙述细密，阿来的叙述淡定。董立勃小说的故事品相也很鲜明，他是一种粗粝的叙述，这与他笔下的戈壁沙漠十分贴切，因此他讲故事也是粗线条的。他的中篇小说《梅子和恰可拜》写的是爱情故事，作者用最高尚的品质来塑造故事中的人物，在梅子身上，他将爱情推向了极致；在恰可拜身上，他将情义推向了极致。杨遥则有一种大写意叙述的本领，他的短篇小说《铁砧子》以几千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修车工带着儿女一起在逆境中奋起的故事，虽然是大写意，但在关键的细节处又以工笔画的方式细致勾勒。

　　人物的能指

　　小说离不开人物。在评述一年的中短篇小说时，应该对那些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小说给以肯定。但我更看重的是人物的能指。人物的能指是由作家的思想培植起来的，2015年的小说可以看出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写人物并不满足于写一个性格化的人物，而是追求人物更为丰沛的能指。这也证明了，作家对于世界的认知越来越深入，面对现实也越来越有主见。

　　孙频的《柳僧》让我感到吃惊，她这样一位“70后”的纤弱女子，却写出了如此强悍的《柳僧》。这是一篇有着鲁迅遗韵的小说。小说在写到母女俩带着沮丧的心情离开家乡时，突然将读者推向一道绝壁：在村口三个男人堵住了道路，其中一位老者就是母亲日夜念想的张铁生，他带着两个儿子堵在路口，但他们不是来道别的，而是来抢劫的。孙频以如此大胆的笔触揭露了人内心的邪恶。《柳僧》的结尾是一个阴森、冷峻的场景：母女的尸体被扔在柳树林里，“周围是无边的柳树。古老的柳树像一群穿着黑衣的僧侣，正静静地看着她们。”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其结尾也是在坟地，华大妈为儿子小栓上坟，而革命者夏瑜的母亲也来为他上坟。小栓父亲曾在夏瑜的刑场上讨一个血馒头为小栓治痨病。革命者的热血就是这样被人民所处置的！突兀在革命者与民众之间的是思想的愚昧。因此鲁迅是在以血来唤醒民众的觉悟。而在孙频的小说中，突兀在母女俩与张铁生们之间的是身份的差异，是贫富造成的仇恨。孙频是在以血来呼唤正义和公平。此刻我也就明白了纤弱的孙频为何如此强悍，因为她秉承了鲁迅的精神。但相对于鲁迅的冷静和冷酷，孙频更表现出情感的激越。

　　石一枫的中篇小说《地球之眼》同样质疑社会身份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公，为此他塑造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代表着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李牧光，一个是代表底层奋斗者的安小男。安小男以自己的才智轻松地为李牧光的公司设计了一套精妙的远程监视系统，就像“地球之眼”似的，可以对美国仓库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明察分毫。但安小男无意中通过这套监视系统发现了李牧光以公司为掩护在和他的父亲共同进行着转移国有资产的行径，强烈的道德感迫使他以自己的高智商一步步揭发了李牧光一家人的罪行，并最终让他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毫无疑问，这两个人物的最大特点就是其能指特别丰富。他们既有身份的特定印记，同时作家又把各种社会问题聚焦到他们身上，如分配不公、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师傅冯茎衣是刘建东中篇小说《阅读与欣赏》中重点塑造的一个人物，她是工厂的技术能手，还特别爱好文学。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冯茎衣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能指”的不可捉摸。她的命运波折，性格也随着命运的波折而有改变。所谓“阅读与欣赏”，正是作者以及小说中的“我”在尝试着去阅读冯茎衣这个人物，并通过解读人物的“能指”，达到对这个人物的欣赏。在现实的交际来往中，正因为缺乏阅读和欣赏，误解和纠结就与人们相伴终生。

　　荆永鸣的《较量》写的是一所医院里同事与同事之间的较量，钟志林和谈生本是好友，就因其中一人当上院长后，两人的矛盾逐渐越积越深。他们之间的较量最终因为谈生的退休而化解。这就是中国体制所特有的“较量”，钟志林和谈生这两个人物几乎说得上就是一种共名式的人物，我们或许都能因为身份不同而分别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体制内。荆永鸣不去追求戏剧化，以他所擅长的日常化叙述，不动声色地将生活的常态揭开来，让人们看到了内在的危机。

　　陶丽群的短篇小说《母亲的岛》虽然理性痕迹很明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母亲这一形象的感染力，这就在于作者通过一个出走母亲的形象，有力地质疑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对母亲功能化的认知。金仁顺的短篇小说《纪念我的朋友金枝》则以颜值为标准塑造了一个时尚女性形象，其一举一动都透彻诠释了当代女性流行的价值观，这便是这个人物的能指，而作者的批判与嘲讽却隐藏在有声有色的叙述中。

　　写实与想象

　　当下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叙述能力上逐渐有所加强，但这主要还是体现在写实的能力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现代小说更加注重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注重讲述身边的故事。但不少作家又拘谨于写实，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的发挥。如何做到既贴着地面行走，又能让文学的想象自由地飞翔。这对于作家来说，特别是生活在现实主义语境中的作家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考验。所以我也非常看重那些努力让想象飞升的小说。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声音史》就是这样一篇作品。这是一篇关于乡村心灵史的作品。罗伟章选择了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式：以声音的变迁史来反映乡村的心灵史。他想象有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农民，名叫杨浪。他的听觉功能特别发达，不仅能模仿各种声音，而且还能记忆曾经有过的声音。罗伟章通过声音建构起一个特别的乡村世界，这里充满了温馨和人间烟火气息。乡村消失的证明，就是乡村声音的消失。于是那些还留存在乡村里的人们，只能依赖杨浪的模仿去回忆曾经的温馨。乡村声音概括地说，可以包括两类，一类是大自然的声音，一类是人伦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共同构成了一支和谐的乡村文明交响曲。我唯一感到不足的就是罗伟章的想象还有些拘谨，他应该让自己的想象飞升得更高。

　　林白的中篇小说《西北偏北之二三》和鬼金的中篇小说《薄悲有时》都是能将写实和想象处理得很好的小说。两篇小说写的都是中年男子，他们都在中年对人生有了一种反思和重新开始的诉求。都嵌入了文学的元素，文学成为男人内心的动力。前者追求一种诗意般的迷茫，后者则有一种痛定思痛的勇气。

　　王蒙是一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作家，步入老年后他的想象力不仅没有衰退，而且更加醇厚。他的短篇小说《仉仉》恰是因为一个大胆的想象——一本笔记本上的字迹突然间都消失殆尽，从而让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当年政治风波中揭发友人的故事，焕发出了思想的异彩。王蒙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则是以放纵的想象让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得以充分发酵，可以说，这篇小说本身就是一枝奇葩。

　　残雪一直保持着她诡秘、阴郁的叙述风格，故事往往出自潜意识的想象，但她的叙述也逐渐趋于平实，因而想象更贴近现实，如她的短篇小说《菜贩易致行》。

　　我对2015年的中短篇小说有一个总体印象，短篇小说不及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一个根本无法藏拙的文体，或许它是在提醒作家们，艺术修养和叙述能力还须加强、再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