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公布：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记者、散文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颁奖词说：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for her polyphonic writings, a monument to suffering and courage in our time)。
　　
　　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
　　她曾多次获奖，包括瑞典笔会奖（1996）、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法国"世界见证人"奖（1999）、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等。因为独立报导和批判风格，她的独立新闻活动曾受到政府限制，代表作《锌皮娃娃兵》曾被列为禁书。1992年，她在政治法庭接受审判，后因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抗议而中止。她还曾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电话遭到窃听，不能公开露面。2000年，她受到国际避难城市联盟的协助迁居巴黎，2011年回明斯克居住。
　　1990年代末，《锌皮娃娃兵》译者、著名翻译家高莽（笔名乌兰汗）与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一面之缘。高莽先生记得，1990年代末，已年过七旬的他才首次读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部俄文作品。这部纪实作品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第一人称忠实记录了亲历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士兵、妻子、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其中，一批二十岁左右的俄国青年人战死阿富汗的故事，尤其让高莽触动。1999年，他将这部作品译成《锌皮娃娃兵》，在国内出版并畅销。
　　此后不久，阿列克谢耶维奇随俄罗斯代表团访问中国，与高莽先生就《锌皮娃娃兵》有过一番交谈。回国后，她将个人著作随书信寄给了高莽先生。高莽先生回忆，尽管交流不多，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言谈坦率、直接，与其记录战争的那些作品风格完全一致，令他印象深刻。
　　高莽曾评价她，"她自己没经历过战争，通过采访真实还原战争中的小细节，写出了最真实的战争。"
　　今天，阿列克谢耶维奇开通了个人社交平台，她本人说："我今天才开的推特，多么有趣。"
　　
　　主要中文出版作品：
　　《锌皮娃娃兵》，2012，九州出版社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2014，凤凰出版社
　　《我还是想你，妈妈》，2015，九州出版社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2015，九州出版社
　　【延伸阅读】
　　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时代三件事:杀人相爱和死亡
　　她出版了多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灾难为主题的图书。关注社会的黑暗面，关注大灾难里小人物的命运，是她所有著作中不变的主题。她质疑宏大叙事，质疑那些规整的历史，她认为，只有小人物自己的声音，才能让我们更加接近世界的真相。德国出版商与书商协会为其授奖时曾称："她自己创造了一个将在全世界得到回响的文学门类，必将掀起证人与证词涌现的浪潮"。瑞典资深专栏作家梅?斯文森也曾公开表示，"她早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高莽谈斯维特拉娜：她和她的战争记录一样真实
　　"她自己没经历过战争，通过采访真实还原战争中的小细节，写出了最真实的战争。" 对谈及阿列克谢耶维奇能否获得诺奖，高莽评价道，这位女记者写的是真人真事，揭露了战阵强加到人民头上、扭曲人性的暴行，而非文学性地编故事。他将其作品归于纪实文学的类别，但无法判断其能否捧起诺奖……

孤单的人声


（节选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特亚·克比诺克和沃洛迪·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着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吉丽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仑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有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

……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安德烈（Andrei），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深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淤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Vasily Ignatenko）遗孀【Voices from Chernobyl by 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