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鲁迅的哪些作品影响了莫言的小说创作

作者简介：藤井省三，日 藤井省三，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系

　　译 者：林敏洁 林敏洁，南京师范大学日语系

　　一、莫言与鲁迅

　　莫言从年少时代开始就很爱阅读鲁迅的作品，他本人也经常谈及自己从鲁迅那里所受到的影响。相关资料中，2006年12月19日莫言访问鲁迅博物馆时与孙郁馆长的谈话整理而成的《莫言孙郁对话录》尤为值得关注。孙郁不仅是一名著名的鲁迅文学研究者，还是位聚焦于莫言作品的出色的文学评论家。面对如此合适的谈话对象，莫言畅谈了自己的鲁迅观，这段对话的文字记录足有14页之多。

　　根据这次对话所提供的信息，莫言从七八岁起就已经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从小学老师那里借来的《吕梁英雄传》，这部作品在毛泽东时代风靡一时，是部红色经典名著。①儿童时代的莫言最初接触到鲁迅的作品是在小学3年级。

　　我哥放在家里一本鲁迅的小说集，封面上有鲁迅的侧面像，像雕塑一样的。我那时认识不了多少字，读鲁迅障碍很多。我那时读书都是出声朗读，这是我们老师教的，老师说出声朗读才是真的读书。很多不认识的字，我就以“什么”代替，我母亲在旁边听了就说：“你什么‘什么什么’呀，别‘什么’了，给我放羊去吧!”尽管是这样读法，但《狂人日记》和《药》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年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往往在成年后的某个时刻会一下子跳出来，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药》里有很多隐喻，我当时有一些联想，现在来看，这些联想是正确的。我读《药》时，读到小栓的母亲从灶火里把那个用荷叶包着的馒头层层剥开时，似乎闻到了馒头奇特的香气。我当时希望小栓吃了这馒头，病被治好，但我知道小栓肯定活不了。看到小说的结尾处。两个老妇人，怔怔地看着坟上的花环，心中感到无限的怅惘。那时我自然不懂什么文学理论，但我也感觉到了，鲁迅的小说，和那些“红色经典”是完全不一样的。②

　　《吕梁英雄传》和《水浒传》以及《三国演义》一样，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对于一部以歌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为创作主题的群众文学作品，称之为政治大众文学也是可以的吧。莫言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群众文学与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的《狂人日记》以及《药》之间的差别了。莫言有一位年长他12岁的大哥，名叫管谟贤，于1962年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他离家之后，在农村书籍匮乏的情况下，莫言便将大哥中学时代的语文教科书当成了自己的读物。③

　　当时中学课本选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小说有《故事新编》里的《铸剑》，杂文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我最喜欢《铸剑》，喜欢它的古怪。……我觉得《铸剑》里面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黑色幽默、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有。④

　　莫言“觉得《铸剑》里面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虽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学习过文学理论以后，但10岁左右的莫言被鲁迅的作品吸引，难道不是因为鲁迅和莫言之间在感性方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吗？

　　另外，莫言小学三年级时在语文教科书上读过《故乡》节选。回想起那时的经历，莫言这样说道：

　　老师带我们大声朗诵，然后是背诵。眼前便出现了：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谈到鲁迅，只能用天才来解释。尤其是看了他的手稿之后。在如此短暂的创作生涯里，写了这么多作品，还干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⑤

　　如上文所述，莫言少年时期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了鲁迅的文学作品，甚至还能背诵出作品当中的一部分。他在文学创作的时候，或许也从鲁迅作品那里受到了很深的影响吧。《白狗秋千架》《金发婴儿》《怀抱鲜花的女人》等早期短篇小说与鲁迅《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作品存在着相通之处，以男主人公归乡为表现主题。另一方面，面对孙郁的提问：“比如《孤独者》《在酒楼上》，这些你喜欢吗？”莫言回答说：“蛮喜欢的，还有《伤逝》。[中略]这类小说，比他的《祝福》《药》似乎更加深刻，用现在时髦的话语说，《药》《祝福》这类小说是‘关注底层’的，而《孤独者》《伤逝》是关注自我的，是审视自己的内心的，有那么点拷问灵魂的意思了。”另外，孙郁又问道：“我感觉鲁迅内化到你的作品里了，你有意无意地受到他的影响，是从哪部作品开始的呢？”对此，莫言回答道：“集中表现是《酒国》《枯河》。小孩被打死的情节，与读鲁迅有关系。《药》与《狂人日记》对《酒国》有影响。”⑥在这段问答里，莫言对于归乡故事《祝福》显示出了不经意的排斥，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对鲁迅归乡故事的某种不满吗？排斥“关注底层”的《祝福》，而对“拷问灵魂”深表认同的莫言，不正是因此才要尝试创作出与鲁迅归乡故事不同的、极具自我特色的作品吗？这一作品既与归乡有关，又含有“关注自我、审视内心、拷问灵魂”的意义。⑦

二、莫言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莫言的小说中经常有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辫子》⑧这部短篇小说便是如此。该小说以八十年代末的某县级市为背景，表现了一对有着孩子的双职工夫妇的家庭危机以及丈夫的出轨行径。小说开头部分描述了当时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普遍情况：“三十出头年纪，大专文化程度，笔头上功夫不错，人长得清瘦精干”，“在政府机关里蹲上个十年八年的(中略)不大不小的官儿”的男人，“不难看，很热情，很清洁，很礼貌，让人感到很舒服”的妻子，还有两人所生的那个“总是很聪明，嘴巴很甜(中略)，不会拨弄几下电子琴，就会画几张有模有样的画儿或是会跳几个还挺复杂的舞蹈(中略)，最低能的也能背几首唐诗给客人听，博几声喝彩”的漂亮女孩。“总之，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孩子、这样的男人，住在一个单元里，就分泌出一种东西。这东西叫做：幸福。”⑨这段文字让人不难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部分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⑩。
　　2006年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发表，其中一部分也直接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文字。该小说讲述了高密县的地主西门闹在新中国建立时的土改运动中被枪毙，含恨而死，并在死后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依次转世为驴、牛、猪、狗和猴的故事。在小说的第三部分，西门闹托生为猪，而这一部分终章的结尾，则描绘了春天河水突然融冰，变成猪的西门闹看到冰面上嬉戏的孩子快要淹死时拼死相救，最终因体力不支溺水而死的一幕。小说是这样表达西门闹此时的心声的：
　　我此时不是猪，我是一个人，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一个心地善良、见义勇为的人。我跳入冰河，用嘴叼住——用嘴叼我也不是猪——一个女孩的衣服，游到尚未塌陷的冰面附近，把她举起，扔上去。[中略]我并没有特意去营救这三个与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小崽子，我是遇到哪个救哪个。此时我的脑子不空白，我想了许多，许多。我要与那种所谓的“白痴叙述”对抗。我像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前想得一样多。(11)
　　这段文字可以说强有力地证明了莫言的创作深受《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响。
　　不仅如此，在被称为莫言归乡小说系列中最令人费解的《怀抱鲜花的女人》中，恰好出现了“托尔斯泰笔下穿着靴子的贵族女子”(12)，也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登场的那位喜欢穿着在俄罗斯贵族女子间风靡一时的红色皮靴的女性。鉴于第七节中将对《怀抱鲜花的女人》里的“安娜·卡列尼娜”进行详细的论述，在这里先援引一段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原卓也对托尔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故事梗概的介绍。
　　该小说发表于1875年至1877年间。小说中，美丽的安娜嫁给了年纪远长于自己的高官卡列宁，过着平凡的生活。为了调解哥哥奥布朗斯基的家庭纠纷，安娜来到莫斯科，邂逅了青年军官沃伦斯基，深深地迷恋上了他，最后不惜抛弃丈夫和儿子与沃伦斯基私奔。一直暗恋沃伦斯基的女孩吉提由于太过绝望而病倒，不久和列文结婚，由此在农村平淡的生活中发现了心灵的宁静。另一方面，安娜对沃伦斯基的爱情与日俱增，变得自私起来，不断担心新丈夫会遗弃自己。故事发展到最后，安娜坚信自己将被丈夫抛弃，在绝望中卧轨自杀，悲惨地死去。列文在与吉提的生活中，逐渐对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神与信仰等问题产生疑问，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最后，他明白了对于民众来说信仰是生活的基础，要想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就必须按照神的意志生活。《安娜·卡列尼娜》被认为是托尔斯泰作品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小说。(13)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也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解读。1861年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俄罗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是以大都市莫斯科、圣彼得堡为舞台，以贵族高官之妻安娜的不伦之恋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以农村地主家庭为舞台，聚焦于18岁的公爵之女吉提的婚姻生活。安娜有一个8岁的爱子，由此可以推断出她的年龄大致为二十七八岁上下。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对托尔斯泰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论文《破恶声论》(1908年12月发表)中声称，与当时席卷中国文化界的“恶声”相比，托尔斯泰的“忏悔”更符合自己的心声。此后，《藤野先生》(1926年10月执笔)等作品也提到过托尔斯泰。1928年，鲁迅在由自己主编的文艺刊物《奔流》的12月号上，推出了托尔斯泰诞生100周年特集。特集主要通过对日译本的重新翻译，介绍了当时俄罗斯、欧美各地对托尔斯泰的最新阐释，还附上了篇篇幅很长的《编校后记》(14)。这篇《编校后记》主要参考了友人赵景深的信件，介绍了法国戏剧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演出以及1885年小说法语版的发行。《编校后记》还提到了世界各地纪念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的情况。
　　从这本编校后记可以看出，在日本刊行的《托尔斯泰全集》六十一卷(托尔斯泰全集刊行会，1924年初版)中，鲁迅购买了六卷，而据鲁迅藏书目录可知，这六卷分别是第二八、三十、三十九、四十一、五十、五十三卷，(15)恰好该全集二十五至三十卷中收录了《安娜·卡列尼娜》。因此，鲁迅应该断断续续地读过1924年日译《托尔斯泰全集》中《安娜·卡列尼娜》的三分之一篇幅。在日本，这部全集刊行之前，濑沼夏叶和尾崎红叶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于1902年9月至1903年2月在杂志《文薮》上连载。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很多全译本、节译本和摘译(16)，而鲁迅也有可能阅读过其中的一些。
　　事实上，鲁迅晚年的两封信件都曾提及《安娜·卡列尼娜》。其中一封是1934年10月31日写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
　　上次的信，我好像忘记回答了一件事。托翁的《安那·卡列尼那》，中国已有人译过了，虽然并不好，但中国出版界是没有人肯再印的。所以还不如译A.T.的《彼得第一》，此书也有名，我可没有见过。不知长短怎样？一长，出版也就无法想。(17)
　　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翻译得“并不好”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译本指的是1917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由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婀娜小史》，AT则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的缩写。另外一封是1936年5月4日写给青年版画家曹白的信。
　　《死魂灵图》，你买的太性急了，还有一种白纸的，印的较好，正在装订，我要送你一本。至于其中的三张，原是密线，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国又无印刷好手，于是弄到这地步。至于刻法，现在却只能做做参考，学不来了。此书已卖去五百本，倘全数售出，收回本钱，要印托尔斯泰的《安那·卡莱尼娜》的插画(18)也说不定，不过那并非木刻。(19)
　　鲁迅晚年曾经翻译过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当时他将德译本转译成中文，同时参考了日译本。这项翻译工作始于1935年2月，于同年5月出版了第一部，而鲁迅在翻译第二部的过程中于翌年10月去世。这部小说的版画插画集《死魂灵图》在俄罗斯早已发行，1936年7月，鲁迅自费出版了此书。从给曹白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自费出版果戈里的《死魂灵》插画集后，又在考虑自费出版1914年在俄国发行的《安娜·卡列尼娜》插画集。
　　从1934年给翻译家的信中可知，鲁迅提到17年前中译本《婀娜小史》“并不好”，既然如此，鲁迅应该不仅看过《婀娜小史》，读过日译本或者德译本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可能性也很高。而既然提到打算影印俄罗斯刊行的《安娜·卡列尼娜》插画，说明他对小说本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顺便提一下，日本《妇人之友》于1918年1月至1918年12月连载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绘画本。
　　虽说鲁迅对《安娜·卡列尼娜》如此感兴趣，他的小说却几乎没有受到该作品影响的痕迹。从这一点来看，莫言与鲁迅大不相同。但如前文所述，两人都同样创作了一些归乡题材的短篇小说。下面，我们将对鲁迅和莫言的归乡故事进行比较。

三、鲁迅归乡故事中的女性们——《故乡》中的“豆腐西施”与《在酒楼上》中的“阿顺”
　　在鲁迅的归乡故事系列中，叙述者经常在故乡和其记忆深刻的女性重逢。
　　《故乡》(1921年1月至2月执笔)收录于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发行)，在这当中登场的女性杨二嫂比叙述者年长十岁，他描述再会时对杨的印象为“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由他的老母亲“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的介绍出发，叙述者想起了三十年前由于杨二嫂的姿色，她婆家豆腐店的生意好得出奇，因此将她比作春秋时代越国的美女西施，称之为“豆腐西施”的事情。
　　在此处，叙述者为何要向读者做出“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的辩解呢？经过三十年的岁月，杨二嫂从“豆腐西施”变成“画图仪器里的圆规”的结果，即使是不相识也可想而知。但是，叙述者所述对“豆腐西施”“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与关于“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的传言相关的记忆是相矛盾的。如果不是关心杨二嫂，叙述者也不应会记起所谓因美人而生意兴隆的传闻。根据叙述者这种矛盾的回想，可以推断出《故乡》的作者是想突显少年时代的叙述者对“豆腐西施”所具有的特别的感情。
　　《故乡》的叙述者在“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不过十多岁”的年纪时，初遇农民出身的少年闰土即与他成为好友，直到二十年前离乡前的十年间，一直想着闰土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处于十几岁的青春期，如果对“斜对门的豆腐店”的年轻妇人持有爱慕之情，是决不会说出口的。他因脑中残留的对十几岁时“豆腐西施”的强烈印象，所以在二十年后，与骤变成“画图仪器里的圆规”的杨二嫂再次相见之际，不能立刻接受二者为同一人的事实。而且，想起“豆腐西施”的美貌时特地申明少年时自己对她不甚关心，也许是想故意继续隐藏曾经的特殊情感吧。
　　在《故乡》结尾的离乡场景中，叙述者所述“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是从母亲处得知的。叙述者说“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此处他也仅是讲述了对少年闰土印象减弱的悲哀，对“豆腐西施”倒并无发出新的感慨。实际上，叙述者未曾料到的关于杨二嫂的事情，是从母亲那儿得知的：
　　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杀气(中略)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此处一段是原文五十字的长句，鲁迅作品中的叙述者在表现复杂心理时，通常倾向于使用长句来进行表达，此处若采用分节，叙述者曲折的心态也就不得而知了。叙述者仅仅在“飞也似地跑了……竟然跑得这样快”这一长句中就两次使用“跑”进行强调用。一开始，当他回想起年轻时的“豆腐西施”时说道：“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昔日的年轻妇人不仅变成了“圆规”，而且公然盗取养鸡用的农具，装着高底的小脚，飞也似地逃跑的姿态，让叙述者对于二十年前那清秀美女记忆土崩瓦解了。
　　叙述者在接下去陈述“老屋离我愈远了(中略)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时，不仅对闰土，也对从杨二嫂处感到“隔离”而“非常气闷”吧。这是因为他体味到了“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以及所谓“豆腐西施”的美女形象幻灭后的双重丧失感。
　　《故乡》的叙述者对例如闰土是否为盗取碗碟的“犯人”、若真为“犯人”那动机是什么，若不是“犯人”为什么母亲他们没有否定杨二嫂的推理等等事情未加思考。叙述者只是阐述了自己内心的伤痛和希望。他与周围“隔离”的“看不见的高墙”是他自己所筑。紧闭于这座墙内的叙述者不但不想表露出少年时对杨二嫂的特殊感情，而且对读者一直隐藏着自己从重逢直至别离这段时间对她的思慕之情——或许与叙述者心中“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差不多，清晰的“豆腐西施”的印象仍一直存在着吧。虽然鲁迅对《安娜·卡列尼娜》寄予了很多关心，但作为《故乡》的作者，他并没有在该作品中设定《安娜》式的不伦情节。
　　在动笔写作《故乡》三年后的1924年2月，鲁迅用九天时间连续创作了归乡故事的第二篇《祝福》及第三篇《在酒楼上》。鲁迅在《在酒楼上》，在委婉示意吕纬甫和阿顺之间可能产生恋情的同时，取消了产生《安娜·卡列尼娜》式不伦故事的可能性。鲁迅在《祝福》，描写民国时期的农村妇女为了生存反过来接受因强迫而再婚，这时她便会遭到村镇联合体所谓“不伦不贞”的责难——叙述者尽管熟知这一情况却……不，是正因为熟知这一情况才没有向祥林嫂说明与谢野晶子一派“灵肉一致的贞操观”，不得不默认共同体的传统伦理——鲁迅的归乡作品所反映的正是叙事者的这种无力感。与《故乡》《祝福》《在酒楼上》这三篇反《安娜·卡列尼娜》式的小说相对，或许莫言所考虑的是女性对于乡村叙事的决定性作用，即使让归乡的叙述者陷入不伦之恋，也要将女性一并纳入到乡村叙事之中。
　　在下一节中所提到的《金发婴儿》的结尾部分，主人公解放军军官的老母亲对出轨的媳妇坦白自己在少女时代被卖给一个年长自己很多的商人做老婆并受到家暴，而后与丈夫的侄子私奔并生下主人公，由此揭开了人生新的篇章。《祝福》的叙述者同祥林嫂私奔可以将祥林嫂从“不伦之罪”和丧子之痛中解救出来，或许少年时期的莫言也曾经这么想过吧。不管怎样，在鲁迅归乡故事的基础之上诞生了莫言最初的文学创作《白狗秋千架》，此后，借用《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莫言又完成了集其归乡故事之大成的作品《怀抱鲜花的女人》。

四、将海军将校带回过去村庄的女人
　　——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论
　　《怀抱鲜花的女人》(以下简称《鲜花》)，是以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尉为主人公的幻想性作品，大概创作于1991年3月高密县。被登载于《人民文学》同年7、8月合并刊时，王四的职业人民解放军海军上尉被改动为远洋货物船“长风”号的“二副”，此外被删去了包括末尾一节标点符号在内的214个字等等，多处被该杂志编辑部删改。
　　1991年夏天，《人民文学》7、8月合并刊继前一年的论文《90年代的召唤》，登载了卷头论文《到人民现实的大海中去》，讴歌“社会主义文学最重要的本质特色，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是献给无数的劳动人民”。奇妙的是，偏偏这一期刊载了莫言的《怀抱鲜花的女人》。该年末出版发行了莫言的短篇集《白棉花》。该书中文化界长老夏衍(1900-1995)为该书作序，强调近代中国文学中文艺改革、开放之传统，并且本书由被称为与解放军关系密切的华艺出版社出版，这些都颇具意味。
　　日本文艺评论家菅野昭正在《鲜花》的日语译本发表后，于报纸文艺时评栏中简洁地指出如下几点颇有深意。
　　在这个月所阅读的短篇小说中，莫言的《怀抱鲜花的女人》的独特风格给我留下的奇妙的幻想之感越发强烈。令我印象最为深刻。关于莫言的作品，之前已经介绍过几篇了，深受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的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在这部小说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这一年轻的中国作家确实发现了能够将震慑现实世界的巨大力量象征性地进行凝缩的方法。(20)
　　那么，“将震慑现实世界的巨大力量象征性地进行凝缩”而来的《鲜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大体情节如下。人民解放军海军上尉王四为了回村结婚，乘火车在家乡县城的车站下了车。他的未婚妻在县城百货商店的钟表柜台上班，王四赶到那里的时候，负责卖闹钟的未婚妻已经请假回村了。
　　因为在前往公共汽车中心站的途中下了大雨，王四躲进了铁路高架桥下，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怀抱紫红色月季花的女人，王四点亮了打火机与她搭话，可那女人依旧沉默不语，只是微笑。不久，打火机燃尽了，雨也停了，王四正要离去的时候，和那女人一起的黑狗突然咬住了他的脚踝，王四怀着半惩罚半倾心的心态，亲吻了女人。之后，这女人微笑着赖上了王四，王四去哪她就去哪，最终追着王四到了他家。王四的父母盛怒之下暴打了王四，最终因太过气愤而病倒了。在两个强壮大汉保护下的“闹钟姑娘”来收回了10个钟表，并对上尉、女人和她的黑狗“呸”地吐了口唾沫回家去了。第二天，也就是王四归家的第三天，村里的人看到中尉和女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死了，人们为了分开这两具尸体，不得不把他们的手指切掉了。
　　如果把小说中的现在认为是小说开始写的1991年，那么可以认为：高中毕业后当了15年海军的王四大约33岁，后文所说到的王四是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左右参加的高考。在中国，同作杂志刊载的第二年发表的评论中虽然说道“全篇荒诞离奇、凝炼简约的格调相抵牾。”(21)但是，之后又被认为是一部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另外，刘洪强在《试论莫言小说中的“婴宁”现象》一文中写到“由于叙事的模糊性与意义的闪烁性，使得读者很难把握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22)刘的这篇论文将一直微笑的女人的形象根源追溯到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里这一点非常发人深省。《聊斋志异》中《婴宁》一篇也有类似的故事。失了未婚妻的书生王子服散步时遇到一个笑容甜美的姑娘，一见钟情，回家后害上了相思病。堂兄帮忙打听那位姑娘，原是子服母亲的堂妹。子服去姑娘家拜访，见姑娘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遂将她带回家见母亲并准备与之结婚。在被问及一些结婚仪式的问题时，姑娘一直在笑，她的笑感染着所有人，邻家的小子也被姑娘倾倒，将她一把抱住，不料自己一下变成了一棵枯木。子服的母亲劝告儿媳妇，她发誓今后不再笑。最后，姑娘说出了真相，实际上她是狐狸的孩子，母亲死了，那位老太婆是个幽灵。(23)
　　在1991年12月我去北京进行的采访中，莫言就曾说：“我对《聊斋志异》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作者蒲松龄是山东人，(他的家乡)离我的家乡很近。”(24)王四未婚妻的名字是燕萍，“燕雁代飞”，用来比喻人的相隔就像燕和雁朝南北飞去一样，“萍水相逢”的意思是指像浮萍一样在漂泊期间产生的偶然相遇。所谓“萍水相逢”，意思就是如浮萍一样流浪时的偶然相逢。燕萍这个名字，或许就是暗示着她和王四之间感情浅淡的结合。小说中她只是在最后“面如铁色”地出场了一次，拿回了已经崩溃的王家新房里的十只钟表。故事的结尾，王四对母亲说他和怀抱鲜花的女人之间的事：“其实我跟她并没有什么真事，她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燕萍来了，我向她解释就是。”母亲答道：“糊涂儿啊，只怕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哟。”从这件事来看，即使从他母亲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王四和燕萍之间也并没有真正的情感。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的开头，王四奇迹般遇见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场景如下：
　　她穿着一条质地非常好的墨绿色长裙，肩上披着一条网眼很大的白色披肩。披肩已经很脏，流苏纠缠在一起，成了团儿。她脚上穿着一双棕色小皮鞋，尽管鞋上沾满污泥，但依然可以看出这鞋子质地优良，既古朴又华贵，仿佛是托尔斯泰笔下那些贵族女人穿过的。她看起来还很年轻，顶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她长着一张瘦长而清秀的苍白脸庞，两只既忧伤又深邃的灰色大眼睛，鼻子高瘦，鼻头略呈方形，人中很短，下面是一只红润的长嘴。她的头发是浅蓝色的，湿漉漉地，披散在肩膀上。(25)
　　并且她拿着的月季是这样的：
　　那束花约有十余枝，挑着七八个成人拳头般大小的花朵和三五个半开的、鸡蛋大小的花苞，她用双手搂着花束，因裙袖肥大而褪出来的雪白胳膊上，有一些红色的划痕，分明是花枝上的硬刺所致。花朵团团簇簇地拥着她的下巴，花瓣儿鲜嫩出生命、紫红出妖冶，仿佛不是一束植物而是一束生物。
　　站在高架桥阴影下的王四点燃打火机，在火光的衬托下，女子与花融为一体——“好像花儿渐渐开放——她的脸上渐渐展开了一个妩媚而迷人的微笑，并露出了两排晶亮如瓷的牙齿。她的牙齿白里透出浅蓝色，非常清澈，没有一点瑕疵。”手捧蔷薇、穿着皮鞋、微笑着的沉默女子，似乎有着丰富的表情。撇下那个女子，在公共汽车站候车大厅的人山人海中躲藏起来的王四，他所害怕见到的，是“半高跟半高勒古朴华贵的棕色小牛皮鞋”。但正如他所害怕的那样，那过分美丽的女鞋还是出现了——“她的绿裙如一泻瀑布，到小腿肚中央时却突然中止，然后是肉色丝袜，然后是托尔斯泰的女人们穿过的华贵皮靴。上尉不得不看到女人修长得令人惊讶的双腿”。就这样，托尔斯泰笔下的女性再次被召唤了出来。
　　在《安娜·卡列尼娜》当中唯一一个和安娜一样身着类似蔷薇色高跟鞋的女子，就是公爵的女儿吉提。她身着“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罩上网纱的讲究衣裳[中略]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蔷薇色薄纱”包裹着的衣服，装饰着玫瑰花，穿着玫瑰色脚跟弯成弓形的高跟鞋去参加舞会。“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自禁的微笑了”。她是如此幸福的去邀请自己的恋人——青年军官渥伦斯基去跳舞。“她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敏捷地、轻飘地、有节奏地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移动。”(26)
　　可是，这个时候正是渥伦斯基的爱迅速转向安娜，也是基蒂失恋的开始。
　　显然，莫言对《安娜·卡列尼娜》进行了变相的吸收。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原型，大约与托翁小说中的基蒂接近，是安娜与伏伦斯基不伦之恋的受害者，她自身并没有做违反道德的事。而与此相对，怀抱鲜花的少女不断纠缠后天就要结婚的王四，与他发生性关系后殉情而死。因此，《鲜花》的叙述者将女性不断反复地描写成“托尔斯泰笔下的穿着靴子的贵族女人”、“托尔斯泰笔下穿着华丽皮靴的女人”，在我看来，或许是因为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原型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位主人公安娜和吉提的结合。
　　《鲜花》对《安娜·卡列尼娜》的变相吸收还不仅仅如此。安娜和伏伦斯基华而不实的不伦之恋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的大都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欧洲，恋情最终将安娜逼入自杀的境地；而与此相反，吉提与列文的爱情发生在将深厚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柱的朴实农村，两人在“农村祥和的生活中寻找到心灵的安逸”。列文、吉提夫妇居住的农村适逢农奴解放令颁发后俄罗斯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混乱时期，即便如此，乡村对吉提而言是治愈场所，是生活的地方。
　　然而王四在1990年代回到的中国的农村，正如文中“你媳妇的叔叔是你哥的领导，你要和人家散了，又是为这种事散了，你哥的日子可怎么过呦!”所表现的，是一个裙带关系的社会。本来王四与“闹钟姑娘”的结婚也就是带着很大程度的打算的。但当王四的父亲见到怀抱鲜花的女人狂怒道：“这年头人心奸怪，谁不想看热闹？谁肯把话烂在肚子里？要是人家知道了，这婚也就甭结了，这门亲事也要散了!”的时候，王四轻易地食言说“散了就散了吧!”父亲像是有父亲的打算，“说得轻巧，花了多少钱就别去说了，这丑名要顶几辈子？走到哪儿都让人戳脊梁骨，这还怎么活？”他把家里的事情优先考虑，叫来了“在镇派出所当副所长”的堂弟，想让他逮捕怀抱鲜花的女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在90年代的农村的裙带关系不仅涵盖到了公所的人事和商业领域，甚至连警察都渗透到了。农村并不是一个使人得到治愈的地方，而是漂浮着腐烂气息的排外亲属社会。
　　王四在立交桥下见到怀抱鲜花的女人时，觉得“一股热烘烘的、类似骡马在阴雨天气里发出的那种浓稠的腐草味儿扑进了他的鼻道和口腔，而这种味道，竟是从那怀抱鲜花的女人身上发散出来。”由这种“腐草味儿”，他回忆起了自己的初中时代。
　　王四的老爹曾当过生产队的饲养员，饲养棚里有一铺热炕，王四考进高中前一直跟着爹在这铺热炕上睡。每逢阴雨天气，牲口身上的腐草味道像一只温暖的摇篮，像一首甜蜜的催眠曲使他沉沉大睡。现在他闻到这味道，感到这个陌生女人与自己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联系，他产生了与她对话的欲望。
　　王四初中时离开家，在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开始生活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有土炕的暖气，因为他母亲“患有肺病”，父亲担心会传染给年轻的王四，所以就把他和母亲隔离起来。这样一来，王四在多愁善感的十几岁里，在父亲辛勤劳作的工作场所生活，和父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有着如此少年时期经历的王四，突然亲了怀抱鲜花的女人的嘴唇，“从她嘴里喷出来的那股热哄哄的类似谷草与焦豆混合成的骡马草料的味道几乎毫无泄漏地注入他的身体并主宰了他的全部感官”，王四有些晕眩，他联想到的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民公社的畜牧场地。虽然怀抱鲜花的女人是优雅的，把她比作“托尔斯泰笔下描绘的贵族女子”，但是即使她散发出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似的臭气——“浓稠的腐草味儿”，却俘虏了王四的心。其中对乡村社会现实的态度，对未曾污染的童年记忆的迷醉，可谓是意味深长的。
　　怀抱鲜花的女人，赶在像鲁迅归乡故事中的叙述者一样归乡的王四之前，如安娜·卡列尼娜般以华丽的姿态出现，魅惑了等待中的即将“政策结婚”的男性。但是，她并非在沙皇俄国的农村生活而得到治愈的吉提，而是身在过去中国的农村，她口中的气息因其骡马发出的“浓稠的腐草味儿”而搅乱了王四作为海军上尉的自我危机感，震惊了顺应改革开放政策的王四父母，导致了王四永远的沉睡。怀抱鲜花的女人和鲁迅归乡故事中等待主人公回来的女性们一样，也是将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原点的1920年的五四新文学中的恋爱至上主义带到其迟来70年的中国农村的传达者。此处顺便说一下，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本源之一。

五、说书人“讲故事的人”的方法
　　莫言在诺贝尔奖获奖纪念演讲中回顾自己的出道之作时是这样说的。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27)
　　这里莫言所学到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实际上也是第一节提到的毛泽东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的《吕梁英雄传》的方式。实际上他所学到的不是故事叙述的方法，而是故事的题材选择的方法吧？因此并没有把英雄设定为城里人而是定位于村民，也是有着这种意义的吧。这也是为什么在小学三年级读过鲁迅作品的莫言，会对在此之前所熟识的《吕梁英雄传》等说书风格的人民文学有一种“鲁迅的小说和那些‘红色的正典’是完全不同的”的感觉。将福克纳，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农村之时而使用的“说书人的方式”，不正是由演讲时间的限制而来的那种绝对的单纯化吗？在正面描写中国农村的希望和绝望时，莫言学到了鲁迅的归乡故事的叙述方法，以及托尔斯泰式的爱情故事的构成方法。
　　莫言在诺奖颁奖演讲中又说：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不久之后就随着《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长篇作品而展开，使得以归乡者或者是与来访者之间的不伦关系这一主题成为了故事构成的主要的支柱。
　　莫言所受到古今中外作家的影响之中，鲁迅的影响可能是最深刻的。幼年莫言所看过，所音读过的《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之归乡三篇会把省察老故乡的方法和精神传给青年莫言了吧。鲁迅发表《故乡》以来，现当代中国作家络绎不绝地成为归乡故事的系谱。在这一系谱里，莫言的叙述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性的例证，除了他自己的深刻的农村经验以外，托尔斯泰的影响，恐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注释：
　　①《吕梁英雄传》于抗战后期由马峰(1922～2004)与西戎(1922～2001)合著。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录显示，馆内藏有《吕梁英雄传—上册》(责任者马烽等。出版、发行者：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时间：1946年4月)、《吕梁英雄传》(责任者：马烽等、出版、发行者：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时间：1949)、《吕梁英雄传》(著者：马烽、出版年份：1952、出版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版本。在日本刊行有以下译本。《白樺天皇行状記：呂梁英雄伝正篇》(馬烽，西戎共著、三好一訳、京都·三一書房、1951年12月)、《東洋鬼軍败亡記：呂梁英雄伝続篇》(馬烽，西戎共著：三好一訳、京都·三一書房、1952年6月)。
　　②④⑤⑥⑦姜异新整理《莫言孙郁对话录》《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11月号第4页。
　　③莫言研究会编著《莫言与高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五七页。
　　⑧《辫子》第一次在台湾文艺杂志《联合文学》一九九二年三月「莫言短篇小说特集号」发表，然后被短篇集《神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收录了。
　　⑨莫言著《与大师约会》(莫言诺贝尔奖典藏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13-14页。
　　⑩列夫·托尔斯泰、周扬译《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3页。
　　(11)莫言《生死疲劳》(莫言诺贝尔奖典藏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391页。
　　(12)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莫言诺贝尔奖典藏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87页。
　　(13)原卓也「托尔斯泰《世界文学大事典3》集英社、一九九七年、246页。
　　(14)收录于《魯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47页。
　　(15)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3集。1959年7月，日文部分第39页。
　　(16)有柴田流星译《安娜·卡列尼娜》(上田屋、1906年)、相马御风《安娜·卡列尼娜》(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13年)、生田长江译编《安娜·卡列尼娜》(新潮社、1914年)、原白光译《安娜·卡列尼娜》全三巻(新潮社、文庫形、1920～1921年)三种。川户道昭，榊原贵教编著《图说翻译文学综合事典第三卷》東京：大空社、ナダ出版中心、2009年、796～799页。
　　(17)《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47页。
　　(18)据《鲁迅全集》及日本国会图书馆目录记载，这封信上所提及的《安娜·卡列尼娜》是1914年俄罗斯莫斯科出版社T-va I.D.Sytina出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全二卷插图本，三个画家的名字用英文表示分别是M.Shcheglov、A.Moravov、A.Korina。
　　(19)《鲁迅全集》第14卷88页。
　　(20)菅野昭正《文艺时评》《东京新闻》1992年3月26日。
　　(21)奚佩秋《云谲波诡兼容并蓄——〈怀抱鲜花的女人〉读解》《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5)、60页。
　　(22)刘洪强《试论莫言小说中的“婴宁”现象》《〈聊斋志异〉研究》2013年6月、29页。
　　(23)竹田晃、黑田真美子编、黑田真美子著《聊斋志异(1)》东京·明治书院、2009年、146页。
　　(24)“世界的文学现在……莫言：从中国的农村和军队出来的魔幻现实主义”东京·福武书店《海燕》杂志1992年4月号130～142p。前述《怀抱鲜花的女人》第195页。
　　(25)《怀抱鲜花的女人》(莫言诺贝尔莫典藏文集)87页。《人民文学》1991年年7、8月合并刊129页，“她长着一张瘦长而清秀的苍白脸庞→她生着一张瘦长而清秀的苍白脸庞”。
　　(26)托尔斯泰著、周扬译《安娜·卡列尼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13-114页。
　　一个军官，扣上他的手套，在门边让开路，一面抚摸着胡髭，一面在叹赏玫瑰色的吉提。
　　虽然基蒂的服装、发式和一切赴舞会的准备花了她许多劳力和苦心，但是现在她穿了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罩上网纱的讲究衣裳，这么轻飘这么随便地走进舞厅，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她的装饰的一切细节，都没有费过她或者她家庭片刻的注意，仿佛她生来就带着网纱和花边，头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这是基蒂最幸福的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軃下一点，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是扯掉，她的淡红色高跟鞋并不夹脚，而只使她愉快。……她的眼睛闪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弯起她的左手，她把它搭在他的肩头上，她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开始敏捷地、轻飘地、有节奏地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移动。
　　(27)《讲故事的人(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