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发表的小戏剧本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成立几十年来，一直为全市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当年，群艺馆出版发行过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刊物叫做《天津演唱》，我平生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剧本创作，就发表在《天津演唱》上。

1979年是在老百姓记忆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年，因为那年人民共和国诞生30周年，依照惯例，从国家层面都是要组织许多纪念活动，地方自不例外。天津市群艺馆在召开全市各区县文化工作和文化馆长会议时也做出了具体布置，并提出了要搞戏曲创作的专项要求。县文化馆老师找到我耳提面命，必须要创作出一台小戏来。这不是“赶鸭子上架么”，就在我绝不领命的推辞中，文化馆领导抬出了“这是政治任务”的严肃要求。要知道，那年代，这名头是很灵验的，我只有就范了。

可是，领命容易复命难。对我这个只给当时的文艺宣传队写过对口词、数来宝的业余作者来讲，不用说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戏剧理论、戏剧结构和矛盾冲突，而且连舞台剧也极少看过。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好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改革全面兴起，农民生活大有提高，集市贸易日益繁荣，社会现实提供了生动的素材，我动笔创作的这出小戏就叫做《赶集》。

第一稿拿出来，文化馆老师对名字颇为欣赏，读过全篇之后却给了我当头一棒，“这哪里是什么戏剧，分明是个大表演唱么？”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真的不怪老师出言刻薄，自己反复琢磨，也感到老师的点评毫不过分。遂在老师的指导下将原稿推倒，进行了大拆大卸般的修改。


记得稿子送至《天津演唱》编辑部，责编孙靖一老师约我去当面谈了修改意见。第一次走进天津市群艺馆大门，看到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古朴苍劲的馆名，我十分激动。孙靖一老师授意我再将唱词及个别文字推敲一遍，后告诉我决定发表在《新年、春节农村演唱材料》上。春节之后，刊物“戏曲”栏目的编辑进行调整，新接手的何录荫老师读了《赶集》之后，觉得小戏的立意、故事都不错，人物形象也塑造得比较鲜明且富于个性，因此，便把《赶集》又正式发表在了《天津演唱》1980年的第四期上，这既使我感到意外，又着实兴奋了好些日子。

试想，多年来市群艺馆培养群众文化干部和业余文艺骨干数十万人次，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名播海内的蒋大为、冯巩、关牧村等人，自己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业余作者，也能在这心中的艺术殿堂榜上有名，堪称三生有幸矣。来自圈子: 原创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