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文海”，后学之津梁

　——读钱亦平文集《音乐分析-学海津梁》

　　钱亦平先生是我国当代音乐理论家、教育家。她长期致力于音乐分析理论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始，就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体现出醇厚的学术修养和坚实的学术根基。20世纪90年代至今，勤耕不缀的钱先生迎来了她个人学术研究的春天，不仅发表了多篇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还出版了《音乐作品分析教程》（与钱仁康先生合著，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世界著名交响诗发展》等重要著作。

　　近期，上海音乐出版社又出版了其个人文集《音乐分析-学海津梁》（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1月版，以下简称“文集”）。“文集”中收录了散落于作者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拜读之后，笔者诚以为此书不仅是解读钱先生学术成就之路的津梁，同时也是引领后学者探究音乐分析理论并向上进阶之津梁。

　　一

　　“文集”共由5部分组成，分别为体裁篇、形态篇、人物篇、作品篇和译文篇，收录了钱先生自1981年以来关于音乐分析、史学、评论、译文等方面的论文共44篇，每部分论文数量从4-20篇不等，共计30余万字。该文集作为钱先生近20余年的一本论文结集，内容自然“丰”而“博”。从中世纪到当下，从中国到西方，从纵横捭阖的音乐体裁到具体而微的音乐形态分析，从评论到翻译，从音乐问题到文化问题……包罗万象，不一而足。穿过这些错综复杂的论题，全书则始终贯穿着一种以“分析”为主线，并将音乐分析与技术理论、史学等融会贯通的学术追求与努力。根据“文集”所附文章的时间、内容及特点，作者的学术历程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这期间作者学术努力的重点集中于交响诗研究。相关文章收入“文集”的“作品篇”中。这时作者作为颇受学界关注的音乐期刊《音乐爱好者》的特约作者，陆续发表了20余篇交响诗系列研究的文章。从交响诗的源起、发展到衰落，作者博观约取，从浩瀚历史文献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通过对不同民族的代表性作曲家笔下的经典交响诗作品的考察研析，勾勒出交响诗百年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单乐章标题音乐的传承与演变。而这项工作是建立在作者阅读、分析庞大数量乐谱、文献，沙里淘金而得，由此可见作者用力之勤。对交响诗的研究奠定钱先生学术发展的基础。

　　第二时期为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这时期作者在学术上日臻成熟，进入全面收获的阶段。“文集”的体裁篇、形态篇、译文篇和人物篇所收入的文章大致都发表于这一时期。其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音乐体裁的研究

　　体裁是文艺作品的种类和样式。西方音乐的体裁种类繁多，大大小小，层见迭出，变化不穷。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语：“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体裁在西方音乐发展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作者甚至认为，西方音乐发展史，也就是西方音乐体裁的发展史。然而，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并没能引起高度地重视。音乐历史演进中这条横亘绵延的红线引起作者的极大兴趣，并对此进行深入的考察，其最终的研究成果完整地反映在了她的著作《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中。“文集”的“体裁篇”仅收入相关文章8篇，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中世纪的经文歌，文艺复兴时期的牧歌，巴罗克时期的众赞歌，古典浪漫时期的狂想曲与练习曲，以及浪漫后期的交响诗。尽管篇数有限，但作者有意按时间顺序的遴选，旨在竭力为读者构筑一个体裁流变的宏观视角。将体裁置于历史过程中，而不是孤立评骘的研究方法是作者对体裁研究，甚至是整个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呈现出史家的思索的穿透力。对特定时期特定体裁的微观考察，作者同样力求将其纳入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以“牧歌”为例，单从文中罗列的小标题就能清晰地反映出该体裁的历史脉络：牧歌一词的释义与起源，14世纪意大利音乐中的牧歌、牧歌在16世纪重又出现、16世纪末意大利牧歌、牧歌流传到英国和德国等。经文歌、交响诗、狂想曲亦是如此。

　　把握体裁与形式之间辩证互融的关系则是作者从分析视角出发，对体裁进行有别于纯史论研究的解读。作者认为体裁与曲式虽然概念不同，但两者之间关系密切，特定的体裁往往构成了特定的曲式的基础，如圆舞曲是三部曲式的体裁基础，回旋曲是回旋曲的体裁基础等。体裁反映出音乐创作的内部特点，曲式则借助音乐体裁表现作品思想内容的载体。基于这些观点，我们在“文集”随处可见作者在对体裁的流变进行史料梳理时，总是要触及音乐形式所在。如上述谈到的牧歌体裁，文中附以相当的谱例，作者分析指出：14世纪牧歌最典型的结构形式是诗节结构，三行为一个诗节，反复一次成为两个诗节，结束另加两行，形成abcabcdd这的结构。16世纪牧歌作曲家杰苏阿尔多的《五声部牧歌》为通谱的贯穿曲式，带有二部的形式等。在对李斯特狂想曲体裁的考察中，作者则不遗巨细地将李斯特所有19首狂想曲的曲式结构进行列表比较，从而让读者一目了然狂想曲这种感情奔放，自由流淌的特性小曲，其形式同样是自由多样的，既可以是短小乐段结构、也可以是三部曲式、变奏曲式、自由曲式等大型结构。

　　（二）音乐曲式的研究

　　曲式结构分析是钱先生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这在“文集”中的各个篇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文集”的“形态篇”与“译文篇”则集中展现了钱先生在曲式研究上最主要的部分成果。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非规范曲式。非规范曲式在国内的研究，最早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代表作曲家有杨儒怀的“边缘曲式”等。钱先生也是最早涉足该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形态篇”中收入的《弗兰克“可憎的猎人”的双奏鸣曲式》一文，发表于1987年，文中，钱先生率先提出了一种高层次奏鸣曲式中套有低层次奏鸣曲式原则的混合结构原则，这在当时的国内少有学者涉足。1990年，钱先生赴莫斯科音乐学院随著名理论家瓦-尼-赫洛波娃主修音乐分析课程，在系统学习总结苏联曲式发展的相关理论中，尤其是受到丢林的“自由曲式”和“混合曲式”理论的启发，开始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1991年回国后，她在部分吸收丢林的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在教学中对“自由曲式”和“混合曲式”不断地加以实践和探索，历经13年的积累，终于把她的这一研究成果在《音乐作品分析教程》中公之于众。“形态篇”中的《自由曲式的结构原则》一文便是这十多年理论酝酿的产物，文中，她首次在国内将自由曲式与混合曲式进行明确的区分和概念的界定；首次将自由曲式进行分类和图式的规范；并首次论及自由曲式的体裁内涵和结构的二重性等敏感而重要的问题。这项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大大地拓宽了国内曲式学的研究范围与视域。

　　2、关于规范曲式。对于人们所熟悉的约定俗成的那些规范曲式，国内的研究量虽不少，但面并不广。比如：从体裁的选择上看，器乐体裁偏多，声乐体裁偏少；从时间角度看，古典浪漫时期居多，巴罗克之前与20世纪偏少，呈两头尖中间大的梭型形状；从曲式本身的结构特征看，以主调音乐类型的典型规范曲式为多，复调曲式以及特殊形态的规范结构为少等。这些都是摆在分析理论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针对这些问题，钱先生是一直努力的探索并做出积极地回应的。如“形态篇”的《歌剧中的回旋曲式》一文，作者抓住人们所熟悉的回旋曲式，论及其在声乐体裁中的应用，通过对普罗科菲耶夫、瓦格纳等作曲家的9部歌剧作品的详尽分析，从而归纳出歌剧中回旋曲式的独特类型。“形态篇”的《回旋曲作为体裁和回旋性作为结构原则》一文，作者将分析的视角延伸至古老的14-15世纪的回旋歌体裁，论及纪尧姆-阿缅斯基与他的回旋歌《Vosn’aler》等一些罕为人见的作曲家与作品，并将阿缅斯基的8行回旋诗进行了详细地分析，提出了回旋歌的曲式结构取决于诗行的韵脚等新鲜的论点（图示见“文集”第164页）等等。这些研究思路不仅打开了曲式研究“面”的纵深感，而且也开阔了一直以来曲式分析囿于古典浪漫时期的作曲家与作品的研究视角。

　　3、关注20世纪的“曲式”课题。20世纪音乐作品，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音乐作品，由于没有了人们所熟悉的“主题”，没有了清晰的乐句划分，没有明显的发展程序，缺乏人们习惯了的抽象结构设计，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得一些理论家产生质疑，当代音乐是否有曲式？关于这点，目前学界说法不一。钱先生则在“译文篇”中通过对俄国著名分析理论家赫洛波娃的《二十世纪下半叶音乐的曲式分类》一文的选译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她认为20世纪的音乐中继续存在曲式，20世纪的曲式出现两极化的现象，一是音乐曲式部分仍保留以往的结构类型，但趋向自由，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上半叶作曲家的创作中；二是音乐曲式完全建立在新的结构原则和基础之上，与新的音乐语言、风格、流派思想相适应，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下半叶作曲家的创作中。在此基础上，钱先生进一步站在了学科发展的高度（见“文集”第116页），对20世纪音乐曲式的研究提出新的任务，相关这方面的研究将在她的下一部著作《曲式发展纲要》中会有具体的阐述。

　（三）人物评论

　　除作品研究问题之外，“文集”的“人物篇”还收入5篇关于中外音乐家的评述文章。钱先生在音乐评论方面颇有名望，她于本科毕业后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记者达6年时间，通过敏锐的眼光捕捉音乐家与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关注老艺术家是“文集”之“人物篇”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对一些人们并不熟悉或逐渐淡忘的老艺术家生平及成就的史料考察，让读者洞察史实。此外，通过现场采访或历史追踪，如实记载、中肯评价中外著名音乐家如冼星海、丁善德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人物篇”的文章特点所在。从最早发表于1985年的《冼星海与他的法国老师杜卡》到2005年发表的《丁善德先生的人格魅力》，这项工作在钱先生的学术生活中从未中断过，充分显示出一名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与求实求真的治学态度。

　　二

　　“文集”是钱先生几十年潜心音乐研究的心血结晶。捧读《文集》，在感受其知识性、理论性、实践性的同时，笔者认为，该文集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一，胡适先生曾经说：“为学当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钱仁康先生以此为其治学之座右铭，钱亦平先生做学问亦是如此。先是从“博”上下功夫。她从事的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注重打破学科之界限。不仅将音乐分析与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批评等诸多音乐学科相结合，而且挣脱艺术学科的樊篱，寻求与诗歌、历史等其他诸多学科的融合，形成一种宽泛博通式的音乐分析观。“文集”中的交响诗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文学文本到音乐文本，从音乐史学到音乐本体分析再到美学评价，夹叙夹论，在一个无限广阔的视野背景上，来阐述他对交响诗结构问题的认识。“文集”的体裁研究，如仅从中世纪的经文歌体裁开始算起至19世纪末的交响诗体裁，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其间涌现出的体裁种类、作曲家与作品的数量浩如烟海，要想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非得厚积，方有薄发。钱先生的“博”还反映在她博泛的兴趣取向。她早年发表的论著涉猎非常广泛，有《德沃扎克-民族乐派的杰出代表》、《德彪西钢琴曲选》、《斯克里亚宾钢琴练习曲26首》、《钱仁康音乐文选》、《今日权威碟评》、《莫斯科金秋音乐盛会》等，内容涉及人物传记、音乐会乐评、碟评、乐谱评注、音乐辞典词条编撰、俄语翻译等多方面的领域。

　　钱仁康先生认为：“博大”是“高”的基础，就像一座高层建筑，没有广阔的基础是高不起来的。钱亦平先生正是在这种博大的知识库存下，她的学术成就才显出“高度”。这点我们在阅读“文集”时是深有体会的。她研究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能语简意赅、发人所未发的提出：“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普遍体现出恰尔达什舞曲的结构特征，其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有8首采用恰尔达什结构，7首采用类恰尔达斯结构，5首采用非恰尔达斯结构……”。而在对李斯特《第二匈牙利狂想曲》的结构分析中，评析众家之说，广泛列举前人对该作品的种种分析结果，又能自成一体，给出自己的学术观点等。真正的学者，未有不博而能专者也。

　　其二，钱亦平先生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踏实严谨治学作风在“文集”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钱先生对于自己尚未分析过的作品或未做全面分析的作品从不轻易下结论。“文集”中，作者不管是对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共26首），或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共19首）等的分析，总是整套作品无一遗漏地逐首分析，她认为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客观和真实。由此，在她做出每一个结论之前，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伏案研究。她常在课堂上开玩笑地说：“台上两分钟，台下数年功”。而对于前人或“权威”的作品分析结论，钱先生一方面表示高度的尊重，在引用他人结论时总是严谨地标明该理论的出处；另一方面，她又不唯书、不唯师，在严谨踏实的求索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以“文集”的《自由曲式的结构原则》一文中对“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第二乐章”的分析为例，她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导师钱仁康先生和赫洛波娃教授都认为是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但她在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呈示部的F大调主题与#f小调的副题在再现时分别由bA大调的主题与a小调的副题所替代，这里已无所谓调性回归，奏鸣曲式最重要的结构原则之一调性回归原则在该作品中失效，由此她认为该乐章作为有序的自由曲式更为适当。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实”和结论提出时表现出的“敢”是其自身学术成果不断前进的前提，也是我们后学者好生学习的榜样。

　　其三，淡定从容的气性，朴素平实的文风。读钱先生的“文集”，从头至尾没有惊听回视之论，有一份事实，说一分道理，朴实至极点，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淡定和自信。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先生认为写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其中深入浅出则是学术论著的最佳境界。用朴实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内容，即便是最迟钝的读者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明白某些复杂的道理，于平易中见深邃的贴体精当，娓娓叙述中见丰富、严密与力度，这才是写书的高上境界。想到我们当前学术界一些论文或著作充斥着各种时髦的名词，兜售学术概念，似乎越让人看不懂，就越显得深奥。从这点来说，钱先生的“文集”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三：钱先生自幼浸染于良好的音乐家庭环境中，又师承名门，主修过钢琴、作曲、西方音乐史，担任过音乐编辑、记者。1979年起师从其父著名音乐学家钱仁康先生攻读音乐分析方向硕士研究生，1990年赴莫斯科随著名音乐理论家瓦.尼.赫洛波娃继续深造作品分析。扎实的作曲技术理论基础和深厚的音乐史学功底及文化修养，使得她从事的音乐分析，能以史为鉴，贯通分析，融史学、作曲技法及音乐审美与一炉。著名音乐分析学家彦-本特（Ian Bent）在撰写《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的“Analysis”词条时即指出：“音乐分析这个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理解，它是撇开音乐的外在因素，而以音乐本体为其起点的一种研究。而从广义来理解，音乐分析则包含许多不同的音乐行为，它涉及到对音乐本质、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人类智力活动对音乐的影响等根本迥异的观点……，音乐分析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美学所关心的内容有着诸多共同点…”。从这点上来说，两位学者虽然远隔万里，但对音乐分析的理解上却达到高度的一致。

　　如今，钱先生已是花甲之年，但仍然孜孜于学术、教学的第一线。“文集”仅仅是钱先生阶段性的成果总结，在该阶段中钱先生关注的重心偏向于西方浪漫时期之前的作曲家与作品分析研究。在钱先生看来，只有尊重历史，整理、吸收、领悟过去的音乐文化遗产，才能更好面向现在和将来，这项工作还将继续且持久不断地进行下去。但作为一个视野开阔和有使命感的学者来说，开拓学科的研究领域，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建设，关注与把握现当代的音乐分析趋向也至关重要。由此，近几年来，钱先生或是自己亲自着手，翻译引进国外最前沿的音乐分析理念，如她译的《古柏杜林娜1/4音体系、为长笛、弦乐和打击乐器而作的音乐》、赫洛波娃的《二十世纪下半叶音乐的曲式分类》等，以及她申报的教育部重点课题《曲式发展史纲要》也在紧张的写作中；或是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广开思路、积极创新，论文选题涉及二十世纪现当代各中外作曲家与作品等，为学科的发展先生可谓是熬心费力。多年以来，钱先生在为学，治学与教学上勤谨耕作，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一直在和癌症病魔作斗争。在此，我们衷心祝愿钱先生能够身体康健，并期待拜读她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