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历史反思

——文艺批评家金兆钧访谈

　　亲历当代流行音乐创演路径，能对当代流行音乐进行全面、深层的本质分析，无疑是对金兆钧人生意义一部分最契合的解读。他见证了当代流行音乐发展、亲历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进程，对中国流行音乐近些年的发展有较多的关注，并做了很多的研究，已发表的文章有《崔健与中国摇滚乐》《来也匆匆风雨兼程——通俗音乐十年观》《1994——中国流行音乐的局势和忧患》《光荣与梦想——大陆流行歌坛的昨天与今天》《蜕变、彷徨、寻根与围城——中国流行音乐当下状态解析》《环保歌曲：热闹中的冷清》《音乐：和谐-躁动-发展》《让音乐回到现场》《中国流行音乐美学观念几点思考》《中国流行音乐30年的美学变迁》《青年流行音乐创作群体的心理分析》《网络歌手是神话还是策划》《歌坛应当用好独有资源》《当下的歌词创作是否需要‘力作’——由近年来走红的歌词所引发的思考》《录音棚内外的故事——流行音乐的梦魇》《尊重权利 科学操作——东京音乐产业权研修课程琐记》《中国音乐面向世界的姿态和语言》《找谁要公平？——大陆歌手的困境》《给点阳光就灿烂——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听后》等等。近日，我们就对流行音乐在当代社会中的发展问题、网络歌曲与网络歌手的社会存在问题、流行音乐的创作问题、流行音乐的版权问题、港台流行音乐与大陆流行音乐的互动问题、选秀节目以及选秀节目中流行音乐的商业性问题和怪异唱法问题、当代流行音乐与中国文化政策的导向问题，流行音乐与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问题等，对金兆钧进行了访谈。

　　流行音乐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

　　杨和平：您能否谈谈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看法？

　　金兆钧：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一路走来，流行音乐取得的成绩丰硕，但留给流行音乐人更多的是思考与感悟。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因此，它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的约束，但其相对独立的发展也是其自身发展的一个关键。流行音乐的表达是真实的，它通过音乐自身的艺术性与语言表达的通俗性的结合，折射出大众内心的情感与心声。尽管当下处在经济社会重重的包围之下，商业身份使其难免有违背流行音乐发展宗旨的作品出现，但其内容表达与阐释终归还是要归于情感，直指内心。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创作与制作、传播与表演、后文化殖民与中国流行音乐文化、表演队伍素质与音乐教育战略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进入新世纪之后，蜕变、彷徨、寻根与围城可以说是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状况较为贴切的定位。因此，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未来的发展中，从业者素质的提高是其发展关键，流行音乐人才的培养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流行音乐先天不足加之后天发育失衡，我们对此只能报以希望与期望。但是，究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外部环境上的，更为重要的应当是人本意识中自觉性的缺失。

　　杨和平：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一认识或者说这样一种定义，跳出对流行音乐本体层面的剖析将其置于社会大环境中去，同政治、经济一起进行平行考量，无疑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更为准确。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是情感的凝结，流行音乐作为众多音乐样式中的一种，其情感的表达更具有直观性和通俗性。尽管政治的束缚与物欲的困扰，给流行音乐的发展带来很多不利因素，但不管怎样，流行音乐的发展如其历史的发展一样，不断地向前进步。抛开很多主客观因素，我认为当代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市场不断的发展，这源于它创作内容与题材的与时俱进性为其流行性提供着支撑，源于中国广大的流行音乐高素质创作群体为流行音乐发展、推广具有重要的推动力，也源于日益广阔的中国流行音乐市场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更为宏大的发展空间。

　　网络歌曲是独具匠心策划的产物

　　杨和平：您怎样看待流行音乐中网络歌手与网络歌曲？

　　金兆钧：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音乐领域青年创作家群体对中国流行音乐现状及发展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群体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对流行音乐创作群体、创作心理分析的大讨论。毋庸置疑，青年流行音乐家创作群体是时代社会背景下自我选择的产物，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承前启后的流行音乐发展重任是与生俱来的。从2000年在网络上一炮而红的雪村到2004年网络红人刀郎，网络歌手以惊人的速度红遍大江南北，网络歌曲成为了流行乐坛的新生儿。我认为，网络歌手的走红以及网络歌曲的创作看似是神话，实则是一场独具匠心的策划。音乐评论人对网络歌曲创作与表演的评判各持己见，暂且抛开他们所持有的意见与建议，我认为我们对待流行音乐中的网络歌曲，首先应当充分尊重每一种音乐形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给流行音乐带来的发展新机，去更多地关注人民大众需求，把握音乐发展规律，保证音乐本身的质量才是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此外，随着网路歌手的走红，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之相应的网络歌词及网络歌曲中“草根化”的原创也一跃成为乐坛关注的焦点，流行音乐领域开始思考当下的歌词创作是否需要“力作”。然而，我们回首近30多年以来的中国流行乐坛，大可不必一味从“力作”或者艺术的角度看待网络歌词的迅猛发展，只要它存在就是合理的，只要合理的就应当予以肯定。

　　杨和平：青年流行音乐家创作群体无疑是流行音乐未来发展的主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发展支撑。因此，我们对网络歌曲和网络歌手这样一批音乐人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对待流行音乐中科技化伴随出现的网络歌曲与网络歌手，我们应当保持对其尊重与敬重，他们作为流行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为人们的情感表达与抒发提供着表现的载体。网络歌曲也好“草根化”原创也罢，只要是能够满足大众需求、不违反社会道德伦理，就没有必要去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

　　金兆钧：是的，艺术本身就是为大众生活而创作的。

　　流行音乐创作要有良好的道德底线

　　杨和平：您怎样看待流行音乐创作以及创作中的问题？

　　金兆钧：流行音乐的创作是作曲家和作词家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的双重驱使下完成的，词曲作家在内在动力的指引下根据自身的审美追求与内心想法创作出具有表现自我的流行音乐作品；而外在驱动力主要指的是词曲创作家为满足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创作动力。此外，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流行音乐青年创作群体，他们经历了更为复杂的创作过程。从创作人群来看，这一群体中的流行音乐创作者无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专业的作曲家，二是非专业的流行音乐创作群体。在这两种驱动力和两种创作群体中，给流行音乐的创作衍生了很大的问题。很多的专业作曲家其内在驱动力在物质生活的要挟之下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不得不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多靠外在的驱动力进行创作，这样一定程度上就扼杀了表现作曲家真实自我的音乐审美情趣。而非专业性质的创作人员，其音乐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社会人们对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需求。当下，流行音乐的创作出现泛化的现象，大多数的网络流行歌手根本不具备扎实的专业创作功底，歌词创作粗俗，旋律曲调怪异，有的甚至是脏话连篇，带有严重的低俗倾向。此外，当下流行音乐创作的题材也较为单一，大多数歌曲集中于表现男女间的爱情故事，其他题材的创作相比甚少。流行音乐的优秀创作必须要使创作者具有丰赡的创作功底、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以及良好的文化修养，最重要的是要求创作者要有良好的道德底线，这样才能够使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成为具有可流行的文化价值。

　　杨和平：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思维较为单一，并且功利性凸显。其实说到底，当代流行音乐受众群体是导致流行音乐创作单一的根本原因。面对市场，是选择迎合大众审美需要还是追求创作思维的突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尊重流行音乐的每一种音乐形式，但前提是音乐本体的高质量。这就衍生出了“如何创作好的流行音乐？”“什么才是好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好与不好的区分是什么？”等等。好的音乐至少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是合理性，也就是在音乐发展规律之中；第二是情感性，即体现人民大众内心情感；第三是正能量，在一曲过罢，听众们能够有所启迪有所感悟有所思考。

　　金兆钧：流行音乐的创作，能够使歌曲的情感表达与听众的音乐审美引起共鸣，这无疑是创作的重要成功。合理性与正能量的汇融会给歌曲的美韵增添色彩。

　树立良好的流行音乐创作的版权意识

　　杨和平：关于流行音乐版权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金兆钧：在当下，流行音乐既是艺术品同时也赋予了商品性的价值，毫无疑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颁布到版权处理机制的成型再到流行音乐出品新体制的建立，流行音乐版权问题的解决在这期间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期间难免会发生很多的不尽人意之处，我们希望创作应该敢于维护自身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树立良好的版权意识。同时也希望相关音像公司对流行音乐创作者劳动果实的真切尊重，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尽快立法，完善社会版权机制。流行音乐版权的切实保护是中国流行音乐健康发展的保障，是聚积各种能量的核心，是未来发展的驱动力。

　　杨和平：从目前来看，中国社会发展将会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物欲极具膨胀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法制意识逐渐觉醒的时期，人们在追求商品价值最大化的同时，行为和意识日益接受着法律的监控与约束。在当下，流行音乐不仅仅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商品。创作家们应当接受流行音乐这样一种双重属性，树立牢固的版权意识，切实的维护自身著作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版权处理机制的成型再到流行音乐出品新体制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词曲创作家们的心血必须得到有效保护，才能为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为流行音乐的创作提供更好的平台。在此，我们呼吁有关法律部门、相关音像公司以及每一位创作者与表演者能够对流行音乐版权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共同致力流行音乐发展。

　　在危机中努力寻找机会

　　杨和平：关于港台等地及世界主要流行音乐与大陆流行音乐的互动关系，您怎么看？

　　金兆钧：自1984年张明敏在央视春晚亮相以来，港台歌星大量涌入大陆，这极大促进了港台与大陆流行音乐的融合，无疑也拓宽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之路。然而，其中一些无出路、五音不全的港台歌手在大陆的迅速走红，也给大陆流行音乐发展带来不少麻烦。我们不是有意要贬低两岸的歌手同胞，问题在于相比之下流行乐坛对大陆歌手确实或多或少有些不公平。同理，世界音乐的流入也是一样，根据市场的需求，大陆歌手较港台歌手、外籍歌手而言境遇略显凄惨。在大陆，有的歌手是遵照某些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出现在电视广播中，在大型的演出中，港台和外籍歌手想唱什么唱什么，而大陆的歌手却很难。可想而知，在总体向前发展的态势下，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与歌手未来的发展之路，依然格外迷茫与艰难。但是，从音乐文化作为交流媒介的整体而言，港台流行音乐与世界流行音乐进驻大陆，并进行音乐文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为大陆流行音乐品种的增加、样式的更新、表演的促进、舞台效果的改良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否定港台地区与世界其他国家流行音乐对中国大陆当代流行音乐的有益影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港台和世界其他国家流行音乐发展的不足之处，我们对他们好的流行音乐形式要积极吸收，取他们长处补我们短板，在学他们精华的同时，对不适合我们发展的糟粕要下大力度和大勇气努力摒弃。

　　杨和平：的确，每一种新事物的融入，总会碰撞出些许火花，或炫丽或黯淡。港台音乐与世界音乐的进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点拨了大陆流行音乐的发展，给予了大陆流行音乐创作很多新的可能。同时也给大陆流行音乐发展带来不少麻烦，相比之下市场更趋向于港台歌手与外籍歌手，对大陆歌手或多或少有些不公平。我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态势，大陆流行音乐人们能做的绝不是喋喋不休的抱怨，而是需要在危机中努力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寻找方法。港台音乐与世界音乐本身进驻中国市场既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好与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吸取它们中对大陆流行音乐发展有利、有益的部分强大自身，化解其不合理的因素，将其危害降低至最小。

　　在突破与扬弃中得以繁荣

　　杨和平：面对国内外快速发展的流行音乐，您如何看待流行音乐存在的问题？

　　金兆钧：比如说2006年中国流行歌坛给国人呈交了一份“无言的结局”答卷，当然其中的原因繁多亦复杂，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必然。流行乐坛中娱乐化已经日益成为主流，理想主义成为了大众讥讽的对象，扼腕叹息之后欣慰的是，仍然有一大批默默潜心钻研的流行音乐人在为中国华语乐坛的明天而孜孜奋斗。我相信，这批坚持信仰的流行音乐人终将开拓出一片自己的天。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走出国门”与“走向世界”是一条正确且长远之路。对于以怎样的心态走向世界，我认为这一切设想的关键是——好的心态，在此基础上才能更高效的投身“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践中，满足中国人民对流行音乐的诉求。此外，“中国流行歌手的音乐素质如何提高”、“新歌何其多？好歌何其少？”以及“‘三种唱法’是否该结束了？”这一系列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得力于新闻媒体，使得中国音乐现状中的未曾得到关注的问题得以正视。这些问题不仅是流行音乐人努力钻研公关的问题，也是相关部门和音乐家们身体力行的目标与动力。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与理论的互动印证中，中国流行音乐才能健康、稳固向前迈进，在突破与扬弃中得以繁荣。流行音乐的存在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正如历史的发展一样，不论如何曲折，如何艰难，终究它的存在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繁荣。

　　杨和平：您说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应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太对了。面对国内外快速发展的流行音乐，面对今日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衍生出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闭门造车的流行音乐已经无法再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所以，当代流行音乐在弥补自身不足的同时，开拓海外市场势在必行。西方国家作为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也是流行音乐的强国，我们应当走出国门去与之交流，为取得我国流行音乐更大的进步去努力跨越其发展中的各个障碍。我们正视自身不足，并且很好的利用西方国家在流行音乐上的能量与优势，取其精华的同时，深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将这种中华优秀文化的个性注入进中国流行音乐的创作中，使其获取新的发展，并屹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中。

　　脚踏实地做实事

　　杨和平：当下选秀类音乐节目非常繁多。对于选秀类音乐节目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待，首先选秀活动给选手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展现自我，使音乐梦想得以照进现实。但是，当今的选秀活动商业性日益浓厚，参加选秀的青年们参赛目的也是五花八门。专业评委的态度、观众评委的认可度、选手们大致相同的离奇情感经历等等，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对于这些问题，我在这里不作过多的评论，只希望那些幻想着一夜成名的年轻追梦人，能够擦亮双眼，利用自己的大好青春，脚踏实地做实事；也希望那些被经济利益诱使的组办机构，能够更多的思考音乐自身在其发展中的价值，使流行音乐与市场并入所产生的弊端降至最低。您能否谈谈对选秀类流行音乐节目的看法？

　　金兆钧：中国流行音乐选秀赛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追梦者、创作者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此外，广泛社会影响的赛事加上专家和听众投票并重的赛制，不仅引起了强烈的受众参与，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流行音乐”理解的大讨论。真正意义上的流行，并不是由比赛结果决定的，而是它是否能够走向群众、满足听众。不论何种类型、何种体裁、何种演唱方式，都应当与满足人民听众的需求相契合。流行音乐选秀节目只有将目标定位于满足听众，在此目标的不断实践中，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才能健康、稳固地向前迈进，选秀节目才能获得认可，选秀音乐才会被人们接受。

　　杨和平：此外，您对选秀节目中流行歌曲的商业性和一些怪异唱法怎么看？

　　金兆钧：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回归到流行音乐的概念上来，流行歌曲就是易懂易唱，广泛传唱这样一种歌曲。在我看来流行歌曲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商品歌曲，它的创作目的在于赢利性。因此，我们在面对流行歌曲尤其是选秀节目中的商业性问题时，这个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流行音乐人除了在追求流行音乐艺术美的同时，生活亦是其做这一切的基础。当然，超越流行歌曲所蕴含的商业性价值的出现，也有其社会性因素的存在。总之，流行音乐作为商品，具有商品的属性，其价值的大小就是其利益的多少。关于流行歌曲的唱法问题，我觉得歌曲的类型与唱法间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民族民间歌曲只能用民族唱法去表演，或者说我们不能将艺术歌曲统一的规定用美声唱法，亦或说通俗歌曲就只能按照通俗歌曲的唱法。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说，三种歌曲的唱法划分其科学性是受到学界质疑的。我们在欣赏众多的歌曲中，有不少同一首歌曲被用多种唱法去表演的现象，而且每种唱法的效果都各有千秋。歌曲表演中的唱法是训练歌者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唱法并不是决定歌曲表演好坏的标准。选秀节目中歌手们怪异的唱法问题，我们不论是从专业的角度还是从非专业的视阈看，都应该在持有批评的态度中有一些包容的态度，也正如我上面所说，唱法不能代表一首歌曲的价值所在。歌曲价值的表现在于歌手通过自己的歌唱表演，使听众所产生美的共鸣。不论是怪异的唱法还是奇特的表演以及配合表演所需要的舞台效果，只要使欣赏者能够达到视听美的效果，其歌声能够将人带入歌曲所要阐释的意境之中，其视觉能够将人引入歌曲的情境之内。我们用不着去探讨歌者的嗓音如何，歌者的唱法如何怪异，歌唱舞台的效果如何绚丽，只要歌曲中表现的美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那么这首流行歌曲的表演就是成功的、有价值的。只有符合了上述的标准，流行歌曲的商品属性以及商品性所带来的价值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这样才能使优秀的流行歌曲在社会中广泛的传唱与流行。在这种商品性的刺激下，或许选秀节目能够给流行歌曲的阐释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杨和平：至于说到选秀类节目中流行歌曲的商业性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做节目也好，做生意也罢，都是正常的。活动需要经费，演员需要经费，场租需要经费，策划需要经费，乐队需要经费，录制需要经费，评委需要经费，可以说，没有经费就很难产生优秀的流行歌曲，两者互为表里，无可厚非。商业性是当今社会的潮流所在，经济社会下节目制作的各个过程都需要很大的费用。即使不是选秀节目的流行歌曲的表演与发行，没有商业性这一环也是很难成功的。商业性的创作或许真如您所说能给流行歌曲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刺激流行歌曲的向前发展。关于唱法问题，我也是同意您的看法，同时我认为对流行歌曲的唱法要求只是一个审美欣赏角度的问题，造成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自身在流行音乐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另一方面则归咎于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我们的音乐教育体系里，没有将流行音乐，或准确的说是流行歌曲放在教育的体系里，我们的教师队伍中，能够娴熟地掌握流行歌曲唱法、理论、演唱风格的教师很少；评价他们的标准，是美声、民族、民美或是什么十三不靠的唱法。因此说，我们音乐专业欠缺审视流行歌曲、特别是现代摇滚、爵士的素质。这些欠缺都值得我们去学习、补足，主动填补我们以往音乐学习中的知识空缺。从审美的角度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表明了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与观众心目中的艺术形象的多解性。只强调艺术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标准，不承认艺术表现的特殊性、多样性，只注重艺术表现的共性而忽视了其个性，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物具有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永恒。更何况一种唱法、一首歌曲。因此，在歌曲内涵丰富的情况下，歌手只要用“心”去唱歌、把歌曲的感情传达给大众，就可以使歌曲成为好的流行歌曲。

　　金兆钧：有些选秀节目就是为了博取收视率，要收视率的缘由还是归结于其经济效益。社会市场化境遇下，追求经济效益本身也不是什么错误，或许有可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与流行音乐发展产生良性的互动，当然也有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选秀节目对流行音乐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就会产生好的效果，否则，流行音乐的发展是不可预想的。

　　杨和平：您怎样看待流行音乐与中国文化政策导向、流行音乐与民间音乐等关系？

　　金兆钧：我国文化政策的导向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唯物论的观点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政策给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方向。社会流行音乐发展的事实也是这样，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鼓励，使流行音乐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自由，禁锢的圈圈套套越来越少。因此，我国的文化政策对流行音乐发展的导向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自1992年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到2014年为止已经举办了13届，作为评委之一的我，深感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丰富多彩，也看到了它给歌曲创作带来的无限可能。当然，这一切沉甸甸的硕果离不开艺术家们的努力与坚持。优秀的作品中个性鲜明的地域性方言歌曲，总会以其独特的质感、美感打动大众。我国丰富、饱满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资源，终将成为中国歌坛发展与繁荣的摇篮，流行音乐与民族民间音乐创作的结合，也终会在历史的节点中成为可能。此外，对于“音乐”、“民族”以及“传承”三者衍生的“音乐是民族的吗？”“民族是世界的吗？”“什么是‘民族的’音乐？”“如何传承？传承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如果缺失了民族的，音乐不可能是世界的。我们应该在尊重、了解民族传统的基础之上，予以继承与发展。这样的流行音乐才不会脱离文化发展的根基，才能够走得更远、更久、更稳定。

　　杨和平：是的。中国流行音乐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与中国文化政策导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发展相互支撑，中国流行音乐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为中国文化政策的导向提供了参考和实践需求，中国文化政策导向为这二者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流行音乐之所以是流行的，是因为它聚集了时代流行的元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厚重且饱满，国家近年来也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导向，在我看来并不是对流行音乐的压制与否定，反而给流行音乐创作带来了无限可能。如果音乐人能将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独特的质感、美感融进流行音乐中感动大众的内心，那么传统的音乐也将流行起来。中国丰富、饱满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资源终将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与繁荣的摇篮。

　　不论是从对流行音乐的发展问题、对流行音乐创作问题、对流行音乐的版权问题、对流行音乐商业性问题、对流行音乐与当下文化政策的导向问题以及流行音乐与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问题和对流行音乐批评滞后问题的看法、对港台等及世界主要流行音乐与大陆流行音乐的互动关系以及选秀节目的问题等等方面，我们都能探知到金兆钧对于中国流行音乐长时间的关注，对其问题的理解与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出他对流行音乐的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历史性贡献。流行音乐就像其名称一样，因其流行而被广泛的感知，这其中与流行音乐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表演趣味等内容分不开，金兆钧对流行音乐的情感也如同流行歌曲吸引着众多的欣赏人群一样，倾注了情感与时间，使之获得了今天所表达的感知、感悟与感情。回顾中国流行音乐走过的路，有过高潮，有过徘徊，也有过停滞，但令人欣慰的是，总有一批像金兆钧一样的热爱流行音乐的人，拉扯着、引导着中国的流行音乐在艰难中向前迈步，为流行音乐在历史中前行贡献智慧、奉献力量、提供帮助。流行音乐在历史的发展中给过我们失望，但最终更多的是留给了我们希望与期望，同时也留给了我们对流行音乐今后发展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