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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上，戏剧创作者、专家围坐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原创话剧的现状和未来，为中国戏剧“问诊把脉”—— 一议：舞台有一种去作家化的趋势 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认为：“目前剧作在创作中越来越被忽视。经常忽视剧作的本体，人物的揭示、刻画越来越不受到重视，这就导致形式大于内容，比如灯光、舞美、服装的光芒将人物淹没。”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去作家化’的趋势，在很多的戏剧创作中非常明显。”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编剧队伍出现老化、断层、萎缩的现象，有些地方从事一线剧本创作的不足10人，平均一个剧团还摊不上一个编剧。据2014年出版的《中国剧本创作白皮书》显示，青海全省60岁以下仍在活跃的创作人员仅有5人；江苏省平均一个剧团才0.7个编剧。除了人数少，还面临青年编剧“上位难”，且分布不均、人才水平有限的问题。据了解，部分戏剧专业毕业生从事编导岗位后，被安排大量的时间打杂，难有机会接触核心创作；而多数院团多关注青年演员的培养，却未设定编导创作人员的培养路径，“放养”状态下创作人员只能靠“自悟”。 辽宁人艺话剧《祖传秘方》的编剧孙浩认为编剧第一是要有生活，而不是在戏剧学院里学出来的，“现在缺剧作家，缺优秀的剧作家，主要是搞戏剧创作的人缺少对生活的尊重和认识。”不过他也无奈地指出：“中戏毕业的学生没有一个到辽宁去的。辽宁省没有一个中戏毕业的编剧，有进修的，本科毕业的一个都没有。” 著名导演王晓鹰认为创作困境不仅有外部困境，还存在内部困境：“我们创作会面临很多困境，可能来自于主管领导，也可能这个剧团或者这个作家要得奖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关于市场，我们怎么样赢得市场，怎么样在票房上体现我们的价值……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环境有时候或者很大程度会成为我们创作的困扰。但如果我们只说我们外部有困扰，是不是就解决了我们创作的责任问题？ 编剧李宝群就曾说过：‘你说你没有创作自由，但假如给了你创作自由，就真的能排好戏吗？你说你没有钱，但真给了你钱，你真的能排好戏吗？’我们创作要面对两个困境的问题，除了外部的困境，还有我们的内部困境：我们对于戏剧能够表达什么？能够表达对生活和人的看法吗？真的有这样的感受、这样的能力吗？在外部困境是客观现实的情况下，其实要更多地自省，要解决自己内部困境的问题。” 二议：市场没那个耐心等剧本成熟 和国有院团的情况不同，这次有《你好，打劫》、《你好，疯子》两部作品参加邀请展的导演饶晓志坦言民营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受到市场的制约，常常会在剧本不够成熟的状态时就进入排演阶段。 饶晓志说：“我们做民营戏剧，经常处于一个倒计时状态，没法去等待一个作品文本上的成熟，然后再进行排练。这对我来说是无奈的事，我特别希望得到很好的剧本，我本人也有那个耐心，但是市场没有那个耐心。一个编剧他被命题到一个题目的时候，他的时间可能只有两三个月，但实际上这个时间不足以支撑他完成一部特别棒的剧本。但剧场我们已经交了定金了，我们就必须在那个时间演出，这种情况有时候编剧跟不上，然后我基本上就跟演员直接开始排练了，这种时候‘去作者化’痕迹比较严重。有时候演员也会对编剧的作用产生一些非议，认为编剧好像没有做太多的工作，这个戏还是成功了。” 三议：剧作家明里暗里的事考虑太多 剧作家孟冰说：“我从26岁开始写剧本，参加类似的研讨会、座谈会、论坛，一直到今天还没说明白。但是磕磕碰碰写一些戏的时候，就开始瞎琢磨了，就琢磨这个戏，明面上这么回事，暗地里那么回事，要把自己想说的那点话、自己想的那点事掺和一点，但是不能瞎掺和，和抓中药一样，都得配：这是领导要的，这是专家要的，这是老百姓要的，这是市场的，这是商业的，这是可看性的，这是导演的，都得有，然后有一撮是自己的，抓多少还得讲究。可是为什么讲究不起来呢？这些年话剧什么情况？这些年的话剧，常常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剧院欺负导演，或者导演欺负剧院，或者导演和剧院欺负剧作家，而剧作家越来越没声。因为剧作家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不敢写真实的生活。他还叫什么剧作家？哪还有原创？哪还有真正思想的价值？哪还有剧作家的价值？” 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龙吟说：“我首先认为剧本是文艺作品，剧作家是文学家。剧作家不只在戏剧界有地位，在文学界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不这么认识，剧作家永远没有地位。但中国没有把剧作家看成文学家，剧作家地位不提高，戏剧的地位就不能提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说：“现在各地剧院的做法是‘急救章’，没有倚重的导演和编剧，而是全国找导演和编剧解决问题。这样的一种土壤，怎么可能产生我们的戏剧家？急功近利，是戏剧原创的死敌。培植原创的土壤和生态，剧院要有人才的意识，特别培养自己的编剧、自己的导演，这需要我们的领导者有历史远见、文化眼光和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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