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诗都是危险的

——读《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说：“莫斯科在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以前就属于他。”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也的确没让朋友们失望，他创造了诗中冷峻而深远的俄罗斯风景。1922年至1923年，这种有点未来派影子，有点布洛克风格的诗浮出水面。当时的潮流却不接受这些作品，苏联批评界多次指责他太深奥、复杂、繁琐，远离当代苏联现实。苏联的现实是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在1924年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没有音乐，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诗歌，但它也应该不会再有了，因为需要生存，可当代生活却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它了……”这就是现实。
    “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在我看来就是日瓦戈医生。他躲在冰封的古堡里写诗，他经历的一切最后变成了25首诗。帕斯捷尔纳克放下笔的那一刻，心情一定感到了诗的安慰，在叙事里创造诗的安慰。作家以赛亚·伯林在代表作《个人印象》里记述了这一幕：他（帕斯捷尔纳克）兴奋地把我带进书房，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的书，”他说，“都在这里了。这是我的封笔之作。请指教。”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用我的语言把人心点燃”。就像他的诗那样，我想他肯定没有想到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连喜悦都是陌生的。还好颁奖词里两次提及一个熟悉的词：“……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据说，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科学院回电报用了五个意味深长的词：“感激。激动。光荣。惶恐。惭愧。”感激、光荣是本能反应，而惶恐和惭愧更多是面对国内四起的声音。这也是一个公案了。
    惶恐融入1958年10月23日到12月29日的分秒，帕斯捷尔纳克面对朋友的离弃，政府的威胁，来自文学界的批判声音，彻夜无眠。还包括《新世界》编辑部当年那封令人他晕头转向的退稿信也在两年后公开发表在《文学报》上——“小说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被逼得几近崩溃。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日瓦戈事件”与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瓦格纳事件》本来没什么关系。西方世界对《日瓦戈医生》的赞颂和苏联对其过度的批判，在空气中交错回荡。这让我忽然想起尼采在书里称赞比才的音乐而贬抑瓦格纳及其代表的浪漫主义为颓废的音乐的态度。只要阅读《日瓦戈医生》，就会更觉得回声沉重。最终，帕斯捷尔纳克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拒绝，在我看来也是当时的俄罗斯对文学的拒绝。两年后，生命也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一般情况下，我尽量不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诗变得危险，藏满了人内心暧昧不清，并影响深远的那部分东西。同时，我也在尼采发疯后的一些话里感到类似的东西——“没有音乐的人生是一种错误！”音乐来了，我们几乎只能面对，无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