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作为流派的江西散文

六年前，借江西散文现象研讨会召开之机，我曾对江西散文做过一次尽管简略但绝不草率的描述。当时，我的基本观点是：在新世纪散文创作的宏观格局中，江西是毋庸置疑的散文大省与强省，不过，同国内其他散文大省和强省相比，江西散文的“大”与“强”，主要不是表现为拥有多少风标鹤立、声名远播的散文名家巨匠，而是展示了一种魏紫姚黄、各擅胜场的整体阵容，一种凫趋雀跃、各见精神的团队风采。直言之，江西散文是以均衡协调而又生机勃发的综合实力，彰显了自身的个性与优势，进而居于国内散文创作的领先地位。

　　六年来，中国文坛的散文创作虽然不无喧嚣和困惑，但就基本向度和内在精神而言，依旧呈现出繁荣发展和健康前行的态势。与这种总体态势相呼应，江西散文亦保持了深入拓展和稳定上升的内力，其总的格局愈发乐观向好：一大批老中青作家，以严肃认真、不急不躁的态度，从容丰富着自己的散文世界。其中陈世旭、刘上洋、刘华、郑云云、梁琴等文苑宿将，每有质文兼备的新作问世，显示了旺盛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温燕霞的创作在小说、报告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成就，而散文集《客家我家》 《嫁给一盏灯》等，则以独特的民族视角和丰沛的人生感受，表现出取法乎上的艺术品质；姚雪雪因参与出版竞争，一时难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作，但前不久修订再版的长篇散文《夏都绘影》 ，仍然凸显了作家在历史深处发掘人性本真的出色才能；王芸原系湖北很有影响的散文、小说两栖作家，早就有《穿越历史的楚风》等个性化文集行世，调入江西后，又推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等一系列新作，把一个愈发绚丽多彩的散文天地留给了文坛；程维以诗见长，近期发表的有关江右历史文化的大散文，则别具目光和才情。此外，罗荣、丁伯刚、周亚鹰、朱法元、洪忠佩、蓝燕飞、简心、罗聪明、刘伟林、张慧敏、浇洁、谢宝光、王明明、邓涛、朝颜等，均不时有上乘之作捧出。所有这些，赋予江西散文一种斑斓多彩、踔厉风发、生机无限的气象。

　　二

　　在风生水起的江西散文现场，活跃着一个以中青年实力作家为主干的创作群体，其主要成员是：江子、李晓君、范晓波、王晓莉、陈蔚文、夏磊、傅菲、安然，和更为年轻的朱强等。这九位作家凭借坚韧执著的创作实践和丰饶超逸的艺术成果，以及由此产生的良好的文坛乃至社会反馈，不仅构成了当下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江西散文创作的骨干和中坚力量，而且从较深的层次体现了江西散文的基本色调和重要特征，因而很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观赏和把握江西散文的标志性群体和缩影式存在。

　　这九位作家中，江子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风正帆悬的强劲势头。从讲述人生经历和社会世相的《在谶语中联系击球》 《赣江以西》 ，到钩沉井冈山红色革命历史的《苍山如海》 ，再到直击都市化进程中乡村境遇的《田园将芜》 ，直到正在撰写同时陆续刊出的景德镇陶瓷史系列，作家的笔墨虽有题材和场景的调整，但基本主题始终如一，这就是：透过现实与历史的流转与变异，叩问社会前行的内在规律，状写人在其中的迷惘、窘困与高蹈。这种立足时代前沿的精神思考，与作家深挚刚健的艺术表达互为条件，既凸显了作家的担当意识，又增添了散文的容量与重量。李晓君的创作经过悉心探索和自觉蓄势，于近年来进入了喷发和收获季节。作家将广泛的人文资源占有和细致的“田野考察”方式结合起来，同时借鉴小说、诗歌、地方志等多种表现手段，写出了建立在生命记忆之上的长篇散文《江南未雪》 《后革命年代的童年》 。这两部作品不单情致深沉、文笔秀雅，而且承载了丰沛的生活细节与大量的历史信息，具有从生活一隅认识一个时代的深远意义。范晓波虽然将部分精力转入小说创作，但散文仍是他的“主业” 。如果说早先给他带来“21世纪文学新星”荣誉的《正版的春天》 ，主要是一曲新奇别致而又浪漫潇洒的青春之歌，那么新著《带你去故乡》 ，则在清丽奔放的叙事之外，增添了一种“我”与故土、与自然、与生命原乡的对话关系，这使得其散文获得了境界的深沉、繁复与开阔。王晓莉的散文多聚焦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生，但并不满足于对这些做表层描摹与胪陈，而是将笔墨尽量伸向人情物理的纵深处，努力发掘其中包含的人的奥妙和“物”的真趣，生动揭示人与物之间的种种关联与变异。于是，一部《笨拙的土豆》 ，就像作家所喜欢的碎花裙子，虽有世俗和家常的一面，却并不琐碎和平庸；相反让人觉得平中见奇、淡中有味、柳暗花明、风光无限。

　　安然一向视写作为红尘中的天堂。她的散文集《麦田里的农妇》 ，和后来使她两度获得老舍散文奖以及《散文选刊》新经验散文奖的《你的老去如此寂然》 《哲学课》 《亲爱的花朵》等，都是用来安置灵魂和梳理心路的——由对女性乡愁的独特体味，到心灵归宿的多方探寻，再到领略了生命真谛之后的重新出发，直到透过花木世界品味人生的丰富与多彩。一条有变化的内心线索，构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精神自传。陈蔚文的散文以颖慧、灵动和俏丽的诗性见长，其早期作品不乏青春与时尚色彩，而作为晚近之作的散文集《未有期》 《见字如晤》等，则明显向着生活和生命的幽深处开掘。其笔下展现的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隐疾与困惑，以及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与命运，既体现了人文关怀，又闪烁着哲理辉光，委实难能可贵。夏磊喜欢读书，也爱好旅行，一旦心有所获，便精心结撰锦绣文章。他笔下的若干散文精品，如《月碎沱江》 《匡庐晚钟》 《杜鹃花季》 《一枕清霜》 《寂寞的书院》等，以“我”为圆心，做历史、人物和风景的多维辐射，其情致饱满，意境优美，笔调婉约，语词典雅，读来让人心驰神往，满口余香，堪称地道的美文。傅菲写小城风景，说身体隐喻，均有不错的收成。近些年来，他将目光锁定饶北河边的家乡枫林村，一卷《南方的忧郁》就是他经过长期观察之后，献给家乡的爱痛交织的咏叹调。其中那一系列充满命运荒凉和内心挣扎的人物与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后工业时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而浸透其中的文体探索，则为散文革新提供了借鉴。年轻的朱强尽管作品尚少，但才华横溢，出手不凡。他刊发于《人民文学》的《墟土》《行砖小史》等文，将青春史、家族史和城市史做巧妙的穿插与呼应，构成摇曳多姿的叙事框架，再补之以虚实相生的历史细节、跃动不羁的艺术想象、妙趣横生的议论点染，以及多样化的修辞方式，最终把一种开放式、召唤式的审美空间留给了读者，引其做不尽的遐想。

　三

　　毫无疑问，单就审美意趣和语言表达而言，九位作家自是“各有灵苗各自探” ，其艺术个性是突出和鲜明的。但是，如果我们姑且避开这种文本叙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将审视的目光集中于更深一层的精神底色和观念形态，又可发现，他们其实还有许多相通乃至共同的东西。这里，不妨稍加梳理与归纳：

　　第一，九位作家大都生在并长在江西，是地地道道的江西人，其中夏磊虽祖籍南京，但也在江西定居多年。这种相似的人文地理背景，不仅使他们笔下的审美对象多带有江右印记，如写赣江、写鄱阳、写瓷都、写书院、写南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的整体创作注入了共同的内在精神气质。如观念上的家园眷恋和乡土牵挂，风格上的和谐守正与内敛含蓄，以及更多来自庐陵文化和临川文化的使命感与书卷气等等。

　　第二，九位作家中的绝大多数在乡村度过了童年，专科毕业后较早进入了社会，有相对丰富的生活观察与工作实践。这样的出身经历培养了他们躬身向下的文化心态，反映到创作上便形成了殊途同归的取向：关注底层生存，同情弱势群体，对普通劳动者怀有天然的亲近，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自有真切的认同。

　　第三，九位作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和新时期一起成长的作家，他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同时也接受了国门打开后异域文化与文学浪潮的淘洗。这双重的文化濡染成就了他们“复调”式的文学质地：既衔接“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化传统，又呼应20世纪域外的文学思潮；既拥抱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又看重现代主义的艺术滋养；既讲究继承，更强调创新。兼收并蓄大抵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第四，九位作家中有多位爱好艺术：江子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器乐，少年时有过学习笛子、口琴、吉他和书法的经历；李晓君钟情美术和书法，如今的书法作品已多见于报刊；范晓波与音乐、绘画和摄影有缘，吉他和相机一直是他的生命伴侣；陈蔚文背过数年画夹，其美术素养已潜移默化；安然的歌声足以让人动容，夏磊的书法竟然值得一秀……无独有偶，他们中有多位曾是诗人，如江子、李晓君、傅菲等，都有大量的诗歌作品发表。这样的禀赋和来路，为他们的创作注入了无法消解的“文艺范” ——即使在散文空前泛化的今天，他们依旧保持了对审美品质的敬畏、对语言结构的尊重、对艺术化境的追求。

　　正是九位作家身上这些相通乃至共同的东西，让我突发奇想：未来的江西散文是否可以具有流派意义？因为按照文学史家的说法，一个具有共同元素的作家群体的存在，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而大致相似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又是促进文学流派形成的重要条件。

　　四

　　在文学生长与发展过程中，流派的产生与活跃自有其显见的积极意义：它代表了文学的自觉与自由，有利于创作的交流与互补；它是文学探索与繁荣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促进文学的探索与繁荣。在这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众多流派此消彼长，互渗互补，最终推动文学发展的事实，可谓有力的证明。遗憾的是，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坛尽管不乏缭乱的旗幡和嘈杂的命名，但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已近乎销声匿迹，这无疑是文学现状的一大缺失。而此种缺失之所以出现，固然同众声喧哗、漫天扰攘的后现代语境有关，但更为内在、也更为本质的原因，恐怕还是作家内心的浮躁与感受的粗疏。惟其如此，我们呼唤流派意义上的江西散文，说到底还是弘扬纯正的文学观念和严肃的创作态度，是推动散文领域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正能量。

　　那么，未来的江西散文会成为一种流派吗？对此，现在就下肯定性结论，显然为时尚早。因为“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替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 。此时此刻，笔者想到的，只是与江西的散文同仁做一点纸上的交流：不妨有一种流派眼光和流派意识，在此基础上，为出现具有流派意义的江西散文推波助澜。譬如，要以辩证的目光，进一步审视研究古往今来的江右文化，在肯定其优越的同时，认清其局限；要以平和诚恳的心态，深入总结盘点已有的创作成果和艺术个性，一分为二地扬长避短或补偏救弊。当然，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作家自身素养的充实与提升。应当通过深入生活、系统阅读，以及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积极借鉴，抢占时代精神的制高点。然后由此出发，一方面努力寻找历史镜像与现实生活的对接点，并予以全新的阐释和评价；一方面注重在历史的坐标上把握和描写繁纷的现实景观，使其更具有纵深感和说服力。一言以蔽之，要切实强化江西散文作为一个群体的质的规定性与超越性。这里顺便说一句：江西散文家曾多次以“新散文”为旗帜亮相于文坛，这“新”究竟包含了什么？体现在哪里？在流派生成的意义上，似乎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