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雷近照。 弄堂里打腰鼓的姿态已初显文艺才华 曹雷姐弟三人在家门口练习腰鼓。
电影《年青的一代》剧照，曹雷(右)饰演林育生的妹妹林岚。
不声不响换了人马 解放前夕，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上海环境很紧张。当时我还很小，只记得物价飞涨，我家那时只有爸爸一个人工作，他和赵家璧都在《前线日报》工作，除了报社工作还在上海的大学教书，每个礼拜还要到苏州一个大学教课，是靠工薪养家的。那时只要拿到薪水就得赶紧买米，否则第二天连一半米都买不到了。纸币已经不值钱了。大家都把剩余的纸币拿去换银元保值，街上好多人把一叠银元拿在手里，哐当哐当，甩着甩着，嘴里喊“大头小头买进卖出”，银元上有个袁世凯头像的叫“大头”，“小头”是什么人的像我不记得了。就做这种投机生意。 上海解放那几天，解放军是从西边进来的，上海西边先解放，我们住在东北边，当时我家住在四川路溧阳路口的一条小弄堂里，对面是个派出所，我们家隔壁就是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家，我家弄堂出去，再往溧阳路那头走还住着很多文化人，像沈尹默先生、魏守忠先生等。隔壁弄堂还有鲁迅的藏书室。 那几天出的报纸也特别有意思。这一版讲解放军怎么进城； 那一版还在说老上海的事。我外婆家住在西边愚园路那里，他们那儿先解放，但相互之间没有电话，也不知道消息。 我就记得，我们那一带因为原先住过日本人，房间地上都铺着榻榻米，我们楼里的几家人住进去以后，就把榻榻米藏在楼梯底下，那些草垫子都还在。听到枪声，大家害怕吃流弹，传说谁家什么人在二楼窗口把脑袋伸出去看一看就给国民党的散兵一枪打死了，又说有人跑到晒台也被流弹击中了，这种传闻特别多，大家很恐慌，于是就用榻榻米把窗户都堵起来。后来，有一些国民党士兵跑到我们弄堂里来，敲老百姓的门，大家都不敢开，其实他们也不为别的，就是想讨身老百姓的衣服换上。我们那一带有好多阴沟被国民党兵的军服堵塞了； 我念书的小学叫复新小学，在复兴中学边上，小学和中学的校园是通的，我们有时也会跑到复兴中学的操场上玩，那阵子，听说复兴中学操场的沙坑里竟有死马埋在那儿；好多年后还听说，我们附近一口井里捞出很多手榴弹、子弹。兵败如山倒，那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干的。 但到最后，我都没有听到很激烈的、双方交战的枪声。过了一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几号，就跟大家看到的一样，街上都坐满解放军了。那天还下雨，走出弄堂就看到，街道上，解放军都靠着墙坐在那儿。不扰民，这一点给大家印象特别深。不声不响，已经换了人马。 迎来了一种新的生活 一下子，都变样了。街上贴满了红的绿的纸，上面写满口号—“共产党万岁”、“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小孩子很好奇，跑去一张张看。 7月，上海有个迎接解放的大游行，从白天到晚上。我记得，爸爸带着我去外滩看游行，爸爸是个矮个子，只有一米六，他让我骑在他肩膀上，这样我才能看得清。我看见游行队伍长得看不到头尾，还有很多花车；看游行的更是人山人海。看得出，老百姓对共产党、解放军是真心欢迎的，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参加游行，那么多人上街来观看。 学校里也有好多以前从来没有的活动：扭秧歌，打腰鼓，演活报剧，参加游行，写标语。打腰鼓有节奏，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大家很快都学会了。爸爸给我买了个腰鼓，让我在家里练，这下好了，我那两个弟弟抱着腰鼓死活不肯放，小弟弟拿着腰鼓就往身上绑，吃饭、睡觉都要背着它。爸爸只好带着他们出去玩，哄着才把腰鼓放下来，让我有机会练一练。我还留着当时爸爸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我们姐弟三个：我打着腰鼓，大弟弟扎着腰带头巾，小弟才三岁，还要人给他化妆打扮，拿花围巾包着头，像个小妞。那种感觉跟几个月前相比真叫翻天覆地。 因为家里孩子多，妈妈忙不过来，曾经请了一个苏北农村来的小保姆，叫秀英，帮着带景行。那时我们这儿还没解放，她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她就悄悄教我唱解放区的歌，曲调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刚解放时大家都会唱，可是她教我的歌词跟后来我们上海人唱的不一样。上海人在解放后是这样唱的：“我伲大家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今朝伊拉到上海，老百姓翻身日脚到。”她当时教我唱的是同一个调子，却是苏北解放区的歌词：“小八子妈妈你别哭，我去参军你看家，家里还有三担子谷，你把小八子带好啦。”还有一支歌是：“太阳一出满天红哦，孩子妈妈来哟，我们都是那贫雇农呀，多亏那个毛泽东那么哎嘿呀。”她教我的时候只能悄悄地唱，还嘱咐我千万别到外面唱。可没几个月，祖国大地都逐步解放了，上海满街都唱起这曲调来了！ 我在小学里还演过活报剧。演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同学长得一头卷卷的头发，人家都叫他小卷毛、哈巴狗，他一气之下就把头剃光了，正好，就让他演蒋介石；还有一个同学瘦瘦高高的，就给他戴顶高帽子，让他演美国佬；我演的是宋美龄。这出活报剧是在街上演的，班上有几个同学长得膀粗腰圆的，有的女同学比较男孩子味的就演解放军。解放军打过来了，蒋介石、宋美龄就仓皇出逃，最后还被打翻在地。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演一个“角色”，算是我戏剧表演的开端吧。那时怎么会想到，四十多年后，我竟会在真正的话剧舞台上饰演了宋美龄的姐姐宋庆龄。 上街游行时，举着的大宣传画还是我们自己画的，那时候这类活动可活跃了，一天到晚好像不用上课一样。没有新的课本，老师也不知道该上什么课了。 1949年12月，我成了上海第一批少先队员，当时不叫少先队，叫少年儿童队，各个学校第一批参加少儿队在虹口公园的宣誓、戴红领巾活动。那时戴上红领巾可觉得神气了，当时还学苏联那套，在马路上遇到不管是不是认识的或一个学校的，只要戴红领巾的都要互相敬礼，喊口号“时刻准备着！”。每逢六月一日就有营火晚会，跳集体舞、唱歌。每到国庆节，人民广场上就有大游行，跳集体舞，往往通宵不散。到现在，我还会唱那首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少年儿童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那时，九岁的我可能对“解放”的意义还是懵懵懂懂的，但大家都觉得迎向了一种新的生活。 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下成长 1950年，爸爸去了香港。他原来工作的前线日报社撤走了，他原来上课的一些学校关掉了，我母亲没有工作，家中三个孩子加上我的奶奶和外公外婆，一家八口生活无以为继。香港有朋友跟他说，你可以到这里来教书。 1957年，我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立志将来当一个演员。当时，遵循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学院每年都组织我们学生去工厂农村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因为将来要演工农兵形象，就得有生活。那时，上海10个郊县，我们几乎都去干过地里活。在码头上开过大吊车，在预应力厂扎过钢筋，在纺织厂接过纱头……虽然我解放前就生活在上海，但我并不是上海滩上的娇小姐。爸爸从来不带我到大世界这样的地方，也不带我们进跳舞场、咖啡馆。可是，我也并不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这些生活都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对一个演员来说这些经历都是财富。 后来，我当上了演员。还拍了电影上了银幕。在香港的爸爸对妈妈说，雷雷要是在这里（指香港）的话，当上个明星，挣的钱要比我爬格子写文章多多了。但他始终不希望我去香港。他有个好朋友是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先生（后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他的女儿就是红透半边天的港星林黛。因为婚姻情感问题，年纪轻轻就自杀了。爸爸说，看到林黛演的电影，这样一个大眼睛的可爱的女孩子最后是这样的结局，他很痛心。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走这条路。他觉得我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成长得比较好。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并不觉得我经常下农村去工厂有什么不该。 父亲从小热爱戏剧艺术，他内心也很希望我能当一名好演员，但是，如果没有解放，我父母是不会让我去拍电影的。在旧上海，要不就是当戏子被人看不起，要不就是当明星像花瓶一样被玩弄，很多前车之鉴摆在那里，他们是不会让我走这条路的。解放了，我走上这条路，很自然、很健康。可惜，爸爸为了他肩负的责任，不能随便回来，他只看过我演的一部电影《年青的一代》，他是在香港看的。信里说，听我演的林岚在戏里叫“爸爸”，他的心都揪起来了，他已经多年没听我当面这么叫他了。看完电影，他曾写过两首诗： “默然相对影中人，娇唤爹娘恍若真；总是林家有好女，下乡愿做新农民。” "幸福"公私各主张，舍身为国自堂堂；山沟事业萧（指萧继业）家语，跃马挽弓赴埸疆。” 人物小传 曹雷，1940年出生，浙江浦江人。196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留校任教。期间先后在《金沙江畔》《年青的一代》 等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1965年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82年起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兼导演，为《非凡的艾玛》《爱德华大夫》《国家利益》《总统轶事》《最后一班地铁》《蒲田进行曲》《姐妹坡》《鹰冠庄园》等译制片中女主角配音；并担任《斯巴达克斯》《战争与和平》《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靡菲斯特》 等译制片的导演。退休后至今活跃在话剧舞台上。 曹雷出生在江西，5岁时来到上海。曹雷的父亲曹聚仁上世纪30年代就活跃在上海文坛，抗战中是著名的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之捷。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50年代后期，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在此期间，曾作为国共特使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促进祖国统一事业。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周恩来总理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指示“叶落归根”，现葬于上海西郊福寿园。 采访手记 1949年，9岁的曹雷在上海以儿童的视角和心灵感知了解放前后的变化。接受记者采访那天，她虽因感冒嗓音沙哑，65年前的点点滴滴在她记忆里依旧“阳光灿烂”，那时学会的歌她至今会唱，轻轻哼来，嘴角便止不住地上扬。 1949年，对她意味着什么？曹雷说，作为孩子，她懵懵懂懂。但有一点她很确定，没有解放，她日后不可能走上文艺道路。对曹雷而言，解放，或许就是解放了她热爱文艺、遵从自我意志发展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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