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卖模式”的中国人

　2013年12月，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尹晓葳赴新加坡ATF论坛做主讲嘉宾。她的随身行李中，有一张介绍他们新制作的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的概念片。

　　灿星是一家电视娱乐节目制作公司，在国内风靡一时的《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都出自他们之手。

　　在新加坡，台下上千人，大部分为欧美电视节目采购经理和模式研究专家。尹晓葳趁着演讲间隙抽空播放了这段1分钟的概念片，“当时《好歌曲》还没正式播，片子真是非常"概念"，本意也就是一次推介”。

　　片子很快放完，尹晓葳正与其他专家私下交流，没想到另一位主讲嘉宾、英国独立电视台全球模式总监麦克·比尔走过来，直截了当告诉她，他觉得这档节目有意思，希望制作完后能给独立电视台进一步的消息。

　　半年后，在上海中山南路一幢商务楼的办公室里，尹晓葳向记者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有戏”！“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想卖，但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希望，而且是独立电视台这样的业界大佬！”

　　英国独立电视台，英国最大的综合电视台之一。它覆盖英国全境，是英国广播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

　　4个月后—2014年4月10日，在戛纳举行的法国春季电视片交易会上，英国独立电视台宣布订购模式节目《中国好歌曲》。

　　这个消息震惊了在场所有电视节目交易商、模式专家、制作公司老板的眼球—中国人不是像以往一样总在掏钱，而成了手中有货的卖家！他们居然在卖模式！

　　2010年，原型是《英国达人》的模式引进综艺节目《中国达人秀》在国内大火。自此以后，海外电视市场上几乎全是中国买家扎堆抢购模式，国外不少报道都用上了“哄抢”一词来形容。另一个数据是：2010年到2013年3年内，中国引进的节目模式超过35种，但从没有完整地输出过一种。

　　“第二天，会场上我遇见的每位老外都来祝贺我们。《好莱坞日报》等媒体还专访我，发了头条。”尹晓葳说。

　　不过，从比尔找上门来到买卖板上钉钉，这4个月，灿星的团队压力山大。

　　好创意，从争执中来

　　《中国好歌曲》的创意来自一次私人聚会。

　　2013年春，著名音乐人刘欢与灿星总裁田明、总导演金磊一起聊天。正值当红的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录制前夕，刘欢却有些担忧：中国会唱歌的人非常多，但是能传唱的歌太少，他甚至认为近几年没有一首华语歌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大家一直消耗歌曲，却没有反哺：“如果你们能做一档推广原创歌曲的节目，我愿意加入。”

　　这次聊天促发了灿星一帮人制作一档原创歌曲节目的想法。由于国内没有先例，他们转头从国际电视节目市场上找类似的模式。搜索的结果仍让人失望。

　　“我们有过犹豫，但最终决定坚持。”全程参与制作的灿星宣传总监陆伟对记者说，“因为我们想到，国际上最优秀的真人秀模式已经全部引进到中国了，再去引进，无非就是二流。所以有必要做一档原创，况且还有刘欢老师的支持。”

　　田明甚至做好了赔钱的准备，“哪怕最后不赚钱，但我们做了对中国音乐产业有贡献的事，让这些音乐创作人有尊严，让这些原创音乐能够冒出来，也算善莫大(博客,微博)焉”。

　　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刚一结束，“好声音”团队的两位副总导演沈宁和吴群达一天也没有休息，旋即投入《中国好歌曲》模式的前期讨论研发中来。三四个月里，团队形成了数种方案并争论不休：

　　第一种：请大牌歌手来唱原创新歌。这很快被否定，请明星涉及大量档期安排，难度很大。

　　第二种：请《中国好声音》的学员来唱原创新歌。

　　第三种方案：请新歌创作人唱自己的作品。

　　后两种方案在团队内部掀起了很大的争论。第二种方案看似很“有戏”，但最终遭到坚决反对：“我们是鼓励原创歌曲，如果找好声音，最后红的可能是人而不是歌。”“只有请作者自己来演绎，才能把歌曲的情感演绎到位。”

　　刘欢也持此见。他提出了 “唱作人”的概念—在流行音乐界能独立创作词曲，并有一定演唱能力，演唱作品以自己原创为主的歌手。唱作人在欧美乐坛很普遍，但国内没有给这些人足够的空间。

　　在这样的争论甚至争吵中，节目模式框架的细节一个个确定。比如，节目流程特意模仿一张唱片专辑从小样筛选到主打确定的模式，就是在一次讨论中提出，结果所有人都觉得好，于是不断丰富细节，最后到凌晨，大家兴奋得喝酒庆祝一个好创意的诞生……

　　人与歌，贴地草根中找

　　团队开始着手寻找导师。刘欢是最初就定下的核心，之后又选了创作型音乐人的代表杨坤。

　　第三位找的是周华健。与周华健的经纪人第一次见面，对方甚至没有细听介绍就表示：周华健对选秀节目有自己刻板的标准。去年，国内音乐类选秀在荧屏井喷，周华健几乎收到了所有节目的邀约：“我们就好像看着人民币在天上飘，伸伸手就可拿，但眼睛都不眨一下。”

　　心急火燎的尹晓葳赶到北京鸟巢附近周华健的住地跟他见面。一聊到创作，正在做自己专辑的周华健立刻打开了话匣子，从出道时一直聊到如今的状态。当得知《中国好歌曲》是力推原创歌曲时，越聊越兴奋的周华健当即拍板加盟。

　　寻找唱作人，注定不会像前一次的《中国好声音》那么顺利。制作团队一方面通过各大原创音乐网络平台搜索原创歌曲，一方面也利用灿星制作《好声音》、《达人秀》等节目积累下的渠道寻人。

　　一次，导演组在网上听到一首说唱乐《老子明天不上班》，演唱者叫谢帝。当时，导演组每天没昼没夜都要听上百首歌。但这首歌的出现让导演组非常兴奋，很多人听完第二遍还能乐。

　　24岁的谢帝本来在广告公司工作，平时热爱说唱，经常随身带着小本子，一有灵感就写歌。后来，他辞去工作专门搞说唱，每个月能挣到4000元左右收入。当导演组联系到谢帝时，他压根没当回事，并拒绝了邀请。一方面，他对以往的音乐类选秀节目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说唱音乐能在电视节目上被观众接受。导演组没有放弃，他们告诉谢帝，这次的节目与以往真人秀不同，并不是选明星的，而是推原创音乐。来到这个舞台的都是原创歌曲和唱作人，不仅有说唱，更有民谣、爵士、蓝调等类型的音乐，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原创音乐被观众接受：“你如果走出自己的小圈子，通过我们的节目推广说唱乐，不也是件好事吗？”这档创新模式激起了谢帝的兴趣。接受邀请后，为了符合电视播出的要求，他和节目组一起对歌词进行了调整，歌名也改成了《明天不上班》。

　　吴群达去的是音乐人聚集的云南丽江。他告诉在丽江酒吧驻唱的“线人”周三：“带我去一些音乐酒吧，听一听你觉得唱得还不错的原创歌曲。”一个晚上，两人几乎把当地的酒吧兜了个遍，已是凌晨四五点，吴群达非常沮丧地回到了周三所在的酒吧。快关门的酒吧里，服务员开始打扫卫生。吴群达突然听到乐声，一看，正是周三一边弹吉他一边给同在酒吧的老婆唱了一首 《一个歌手的情书》。35岁的周三曾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27岁时辞掉工作背上吉他出门唱歌，《一个歌手的情书》是他在2010年创作的。酒吧服务员告诉吴，周三和老婆感情很好，每天晚上酒吧关门，周三总会给她唱一首自己写的歌。听了一会儿，吴群达感到，这可能就是他要的。于是他立刻邀请周三带着他的《一个歌手的情书》参加《好歌曲》。

　　几个月不停找歌找人，最终有150首左右的歌曲从近2万首原创作品的海淘中脱颖而出，入选节目大名单。

　　收视率，没想到压过王牌

　　《中国好歌曲》定档于2014年1月3号播出。巧的是，一家地方卫视将他们的王牌收视节目第二季也定到了同一时段。“他们第一季收视率最高达到4，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收视率超过2，就是极其成功的节目。而《中国好歌曲》新人唱新歌，毫无观众基础。我们很忐忑。”陆伟回忆起播出第一天的情况，依然很激动，“结果出乎意料，他们的王牌收视率被我们压住了！”在灿星的预期中，节目收视率大概在1到1.5。然而那一晚，《中国好歌曲》收视率达1.95，超过同一时段竞争对手的1.88。

　　首期播出第二天，“好歌曲”的节目微博几乎每条评论数都超过了500。首期节目中的每位歌手都立刻收获了自己的粉丝：网友“流年年”留言：“没想到周三普普通通一首歌让我泪流满面停不下来。”网友“北雪南飘xdjpz”评论：“周三《一个歌手的情书》，真挚的情感，朴素的声音，平实的歌词，触动了心弦。在这个虚伪又浮躁的社会里，难得还可以听到这么叫人感动的歌曲。”……

　　“这让我看到了《中国好歌曲》的潜力，想起在新加坡比尔的口头邀请，一方面心中有了些底气，一方面也觉得他的确眼光老辣。”尹晓葳回忆道。

　　不出所料，希望购买节目模式的邀约如雪花般飞来。国际模式市场上，真人秀的模式开发已进入瓶颈，室内、户外各种类型应有尽有，大家看得有些审美疲劳。尹晓葳认为：“国际市场对新模式非常饥渴。正是因为《中国好歌曲》这种以原创歌曲为主的真人秀模式没有先例，包括英国独立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公司非常认同，需要购买这个模式来填补他们模式库里的空白。并且，一个节目品牌的成功，光靠在一两个国家或地区播出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这档模式具有推广的潜质。比如，巴西、爱尔兰、美国、印度等，这些国家的普罗大众许多人很有音乐基因，能唱能写，那么这档节目在这些国家就可能很有市场。”

　　“许多国际大牌公司开出的条件不比独立电视台差，但独立电视台却是最执着的一家。”期间，独立电视台每周都发邮件来询问尹晓葳选择情况，并不断向她推荐，“通过综合比较，我们最终选定了英国独立电视台，因为它在业界无与伦比的地位以及真正专业权威的制作和营销水平。”

　　3月21日是 《中国好歌曲》的总决赛时间，麦克·比尔迫不及待地飞到浙江嘉兴的录制现场。比尔毫不掩饰他对这档节目模式的喜爱—在现场投票阶段，他猜谁会胜出，居然每次都能猜对，高兴的他跟尹晓葳开玩笑：“我能读懂中国观众的心。”

　　无论是灯光、舞美的编排还是其他，比尔都对灿星的制作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其实有一些细节，我也怕他不容易接受。比如节目最终，我们采取媒体评审团投票制，但在国外几乎全部是观众短信投票。我告诉他，如果你们要制作这档节目的话，到了这一步也可以采取观众投票。比尔立刻否决了我的建议："你们这是创新！这个做法特别有创意，我们每次都是观众投票，已经毫无新意了。”尹晓葳笑道。

　　做宝典，你必须很诚实

　　模式得到认可，并不意味着就能达成交易。按照节目市场的国际惯例，正式签订合同之前，每个模式卖家必须拿出一部成文的“宝典”—

　　所谓宝典，就是一个节目模式的制作秘笈，是节目所有制作经验的总结，专门用于模式输出。宝典内容事无巨细，从宏观的节目类型、核心理念等，到具体的流程设置、场地布置、道具准备，甚至精细到场地上一个灯架的摆放位置、一个音乐键盘的线路改动，都应该在上面有详细记载。用陆伟的话说，即便是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好歌曲》模式节目的团队，只要他们拿到了宝典，就能立刻把节目完整地制作出来。

　　撰写宝典在国际文化交易领域是非常专业的工作。以往，国内也有制作公司把自己的节目卖到国外，但仅仅是出售节目，节目的宝典都委托以色列、美国的一些公司撰写。这种模式在国际版权交易市场是不被认可的。

　　尹晓葳带队来干这件国内从来没人干过的事。“《中国好歌曲》是灿星卖出的第一个节目模式，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从长远眼光要求，我们必须形成一个能独立撰写宝典的成熟团队。宝典就是我们的知识产权核心所在，一开始我就从没想过委托别的公司代写。”

　　团队就5个人，但是每个人都有国际化节目制作经验，有的是从英国和美国电视业界回国的海归，有的在香港福克斯工作过。在和独立电视台签合同之前，必须拿出宝典。3月21日总决赛一结束，5人就开始加班加点。宝典撰写异常复杂，大约分7个章节，包括选手、导师、赛制、设备、制作等各个方面。所有地方都要不厌其烦，力求写到最详细。其中，制作环节的撰写最为繁琐。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许多细节在现场经过无数次的改动。比如，原本设计图上的摄像机位，到了现场，由于各种问题临时抬高了1米。这样，图纸就得按照实际更改。“我们不得不在事后去核实并精确这些数据。整个节目所有制作的数据都要核实一遍。但是，制作团队都很忙，《好歌曲》一结束，他们又投入到新项目中，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又不一样，所以要抓住某个制作人并不容易，因为他能给你的时间很少。”尹晓葳告诉记者，“国外制作宝典也是如此。一般来说，节目录制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如果宝典还没写完，那么这本宝典估计是完不成了。大家的心思已经在别的项目上了。我们的宝典能够完成，跟各个工种的大力配合分不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中国电视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宝典。”

　　虽然是第一次，但是与国际上的其他模式宝典相比，《中国好歌曲》宝典毫不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精准。“我们事先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发现有的宝典也有点糊弄人，哪怕你看到，还是不知道如何去制作。我们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尹晓葳介绍说，“我们的宝典还写进了所有的失败经验。比如某个地方做了某种尝试，结果失败了，这个经验也会写清楚。同时，我们会建议对方怎么改进。此外，我们也会举一反三，给出合理的建议—比如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在总决赛阶段只能采取媒体投票，但是我们会建议对方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公众投票），自己来比较哪种效果会更好。把我实际做的事和最后的结论都要告诉别人，使得别人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这才是产权的制作分享。你必须很诚实。”

　　记者翻阅了这本凝结了许多人劳动和心血的模式宝典，共分两本，每本都在70页左右。一本主要针对导演组—从第一页目录就可以看到一个节目从最初到完成的全部过程—何时构思策划，何时立项制作，何时确立模式，何时搜歌找选手，何时开始正式录制等等，所有的事项日程都有记载，甚至还附上了选手参赛的报名登记表、选手签约的合同样本。

　　另外一本则主要针对制作团队，包含大量的工程设计图。比如，单是节目中使用的一张调音台，就有正面照、背面照及线路图等，并配有详细说明，介绍调音台型号等并说明了制作组的改造方法。还有节目标识的电子制作方法，包括多张三维模型图和软件使用说明，详细记载了制作方法。

　　宝典实际撰写花了一个多月。中国团队第一次制作便能拿出如此规范的节目宝典，也让独立电视台惊叹不已，毫不吝啬地评价它为“firstclass”（最高级别）。

　　然而，这并不代表宝典彻底完工。“节目模式越有名，宝典就越详细。比如英国《达人秀》，全球150个国家都有它的节目模式，它的宝典在不断更新。其实，这也是一个节目模式之所以受到大家重视，被认为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的原因。第一季后，我们已经想到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的已经写进宝典，有的会在第二季后再追加。”

　　走出去，电视路还长

　　从以往单纯地购买模式来做节目，到如今完全原创地研发模式，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水平正在静悄悄地提升。陆伟表示，真人秀在国际电视节目领域已经发展成一套成熟和完整的工业体系，灿星目前正向这样的流水线迅速靠拢，“只要有好的创意，我们立刻可以模式化地生产出真人秀节目。”据介绍，灿星正和国外企业研究成立节目模式研发的合资公司，研发模式不仅供给灿星，也可以向国内外输出。

　　对于灿星的进步，体验最深的或许是经常和他们搭档的真人秀导师们。5月23日，灿星在卢湾体育馆录制新一期的《中国好舞蹈》，导师方俊接受采访时就认为灿星能够迈出这一步自有原因，“它的节目有鲜明的特征。比如和湖南卫视的真人秀比较，两者不同之处显而易见。从《达人秀》到《好声音》再到《好歌曲》、《好舞蹈》，灿星的制作正在变得更加规范化、工业化，同时也更加注重细节。同时，赛制设计也让节目折射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气息，让观众感到这档真人秀带来的不仅是娱乐，更有感动人的元素。”

　　不过，走出去的第一步虽然成功迈出，但记者采访的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同样一句话—中国电视，路还很长。比如方俊就特别关注细节：“一次我去国外某节目参观，中间导演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要让团队里每个成员都能坐着吃饭。"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因为这个最简单的细节却折射出一个制作团队管理上的成熟和规范。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保证管理的规范化，让今后走出去的节目不论是模式还是内容，质量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