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周龍用英文唱出中國腔調：別丟掉民族文化

　耳順之年的周龍，平和的笑容似乎已經生長在了臉上。抽煙斗、喝咖啡、給學生上課、與朋友談天……笑容溫和豁達。而與妻子陳怡在一起時，那笑容裡更多了幾分溫柔。

　　拿遍美國所有的作曲獎項，包括大名鼎鼎的普利策獎﹔所有的作品都被制成唱片公開發行﹔每年有作品被世界名團在各地演奏……周龍得到了每個作曲家夢寐以求的一切。但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比不過陳怡微笑著送上的一杯白開水。

　　七歲與鋼琴不歡而散

　　周龍出生在北京鼓樓的一個四合院裡。周龍的父親是畫家，母親是歌唱家，都在藝術高校任教。“小的時候聽了很多古典音樂和歌劇。印象最深的是，隻要有芭蕾舞演出，我就會趴在樂池邊聽音樂。”

　　5歲時，周龍開始學習鋼琴，不過並非完全出於自願。“母親說，她從小就喜歡鋼琴，但是家裡沒有錢，所以才學了聲樂。她希望我能成為鋼琴家。”但是周龍喜歡的是拆收音機、玩模型、裝小馬達，哪裡肯在鋼琴前坐定。

　　母親總想收住周龍的心，規定每次練琴要20遍，並且准備了20張小紙條，練完一曲，就把紙條從這邊拿到那邊。周龍匆忙練完一曲，把好幾張紙塞了過去。紙條全拿走，就是解放的時候了。誰知一推門，鎖了。

　　一次，聽著四合院裡孩子們的笑聲，周龍終於坐不住了，砸開玻璃爬到屋外。看著傷痕累累的周龍，母親嚇壞了。於是，7歲那年，周龍與鋼琴不歡而散。

　　但是聽音樂的習慣沒有改。大姨朱敏經常從前蘇聯帶回大疊大疊的唱片，它們是周龍的寶貝。

　　勤努力終進“大師班”

　　“知識青年一輩子扎根邊疆”的口號一起，16歲的周龍打起背包到了黑龍江鶴崗生產建設兵團。“5年時間，雖然有點田園情趣，但真的一點希望也沒有。”

　　直到因一次勞動受傷回家休養的間隙，周龍開始私下跟著音樂學院的老師從最基礎的樂理學起，讀譜、歌曲寫作、指揮、作曲、和聲……重新推開兒時關上的那扇門。“這些老師都是母親找來的。她很崇拜作曲家，認為作曲家是音樂家裡至高無上的，唯有創作才能成就表演家。所以她認為我放棄了鋼琴，就應該當作曲家。”

　　回河北張家口，是托了關系的。在張家口文工團，周龍什麼都做——拉大幕，敲打擊樂，拉手風琴，給舞蹈配樂，寫合唱、獨唱。

　　“那時候團裡學京劇，都是我帶著樂隊到別的團去抄譜子。別的團都是大編制的樂隊，我們團的樂隊隻有十幾個人，所以我還要擔任重新配器的工作。”而那個時期，周龍寫得最多的是“語錄歌”。“一有最新指示，馬上就寫，寫完立馬排練，第二天就表演。”周龍說，這不僅是他當時最有成就感的事，也練就了他日后寫配樂的速度。

　　1977年秋天，在到呼倫貝爾採集民歌返程的火車上，周龍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於是急匆匆回到家，准備高考。“鋼琴已經有十多年沒有練了，得拼命練，練到能考取為止。”

　　最終，周龍如願以償地坐在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的教室裡。而當時教室裡還坐著譚盾、劉索拉、陳其鋼、瞿小鬆、葉小綱、郭文景以及周龍日后的妻子陳怡。若干年后，這個班被稱為“大師班”。

　　曾經挫折，《無極》轉機

　　1983年，周龍以交響樂《廣陵散》圓滿結束了在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習生涯。剛剛領到畢業証書，周龍的創作專輯《空谷流水》便正式出版。他也成為“大師班”上出版創作專輯的第一人。畢業后，周龍被分配到中國廣播藝術團工作。在中國廣播藝術團的兩年，是周龍最愜意的時光。“那時候，上班的節奏很慢。每個月就去創作室開個會，然后創作組長每人發一個信封，就是工資。創作任務很少，偶爾有個寫台標的任務，時長也隻需要40秒。”

　　198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周文中教授偶然間聽到了周龍的《空谷流水》專輯和他創作的兩台廣播交響音樂會的錄音，果斷將其收歸門下。於是，周龍跳過了碩士，直讀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初幾年，周龍經歷了音樂創作的最大挫折。“要讀博士班課程，要學英語，又面臨一個全新的環境。當時覺得什麼樣的音樂都有，什麼樣的表演都有，很豐富，但文化上有很大隔閡。”在這樣的壓力下，周龍兩年沒有創作。“對於一個作曲家而言，兩年失聲是非常悲慘的。”

　　終於，兩年之后，有人以一頓壽司為酬，請周龍寫一部作品。於是，《無極》應運而生。“《無極》與我之前的作品完全不同，是無調性的，非常復雜，這也是兩年的轉折體驗帶來的。”

　　一天，周龍正在宿舍洗澡，電話響了。陳怡將電話拿到了浴室，並告訴他是從德國打來的。對方用英語說：“祝賀你得了國際獎。邀請你來參加頒獎禮，獎金7000馬克，還將有樂團現場演奏你的作品。”

　　周龍樂壞了。而從那以后，各種獎項陸續登門。1991年在法國得獎，1995年的弦樂四重奏席卷美國。隨后《唐詩四首》誕生，其中兩個樂章到BBC參加比賽，榮獲“大師獎”。“這以后轉機就來了。雖說獲獎不是目的，但常常可以帶來發展。”牛津大學出版社也找到周龍，要幫他出版作品。“2000年后就開始恢復元氣了，寫了很多作品，特別是大量的室內樂作品。”他說。

　　用英文唱出中國腔調

　　拿下普利策獎，多少有點出乎周龍的意料，畢竟歌劇創作是他職業生涯后半段的新嘗試，他48歲時才寫出自己的第一部歌劇，而這第一次嘗試竟然就獲了大獎。

　　劇本出自一位執法35年的新加坡裔聯邦檢察官林曉英，她在退休后重拾文學愛好，對《白蛇傳》的故事格外著迷。一開始只是想做一段詠嘆調作為生日禮物送給自己的先生，但后來從10位作曲家中遴選出周龍，又收到波士頓歌劇院和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聯合委約，《白蛇傳》成了一部大制作。

　　“要寫英語，但是要讓歌聽起來像中國歌劇。”這是周龍對自己的要求。在旋律上，他延續了普契尼式流暢的旋律，並未挑戰歐洲歌劇的傳統，但又以漢語的四聲作為旋律中的音節，軟化語言本身，而強調節奏中的抑揚頓挫，同時加入京劇中特有的墜腔、頓腔和顫腔。“西方音韻、中國語匯，既能聽懂英語，又是中國腔調。”

　　《白蛇傳》先后進行了3次試唱，以確保首演成功，因為在歌劇的創作規則裡，一旦失敗，很難修改。2010年春，該劇在波士頓首演，票價高達1000至3000美元，座無虛席。

　　周龍接受媒體採訪時既冷靜又驕傲：“普利策這次把獎給《白蛇傳》，不是說就是西方向東看，這個獎不會考慮向東向西看，而是考量你是不是向更高的層次看。”

　　別輕易丟掉民族文化

　　如今，周龍同時在美國密蘇裡州立大學和天津音樂學院執教。雖然面對著不同膚色的學生，但周龍始終秉承一個理念——別丟了流淌在血液裡的魂。

　　“在中央音樂學院的5年，不僅是我正規系統學習的階段，也強化了我對民族音樂的理解。那時候的民族音樂課程，囊括了各地民歌、戲曲、說唱音樂等，都是需要我們挨個背誦的。但這些課程現在幾乎不再開設了，所以學生在創作時也很難見到這些民間的東西。”

　　在美國教學時，周龍曾經鼓勵韓國學生利用韓國傳統音樂素材進行創作。“剛開始，他們都不理解，覺得自己是來美國學西方作曲技法的，就自然而然地認為那些民族的是‘土’的。我反復跟他們說，民族文化是血液裡流淌著的魂，千萬別輕易丟掉。”

　　周龍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今年，由北京交響樂團委約，周龍創作了交響樂作品《京華風韻》。在這部分為《鐘鼓風》、《廟會風》、《京韻風》和《急急風》四個樂章的作品裡，有著他對北京的記憶，更有著他對民族文化深深的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