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位专家挤进竹林找明代礼部尚书墓，727年古县城为何只剩记忆？

    竹林深处，一座礅台残破、碑石半埋的坟茔静静躺着，杂草几乎将它吞没。这里是四川遂宁市大英县回马镇金井坝，明代官至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席书，1527年从京城归葬于此，如今却成了竹林里一处几乎无人问津的荒冢。2026年8月27日，一群头发花白的历史学者顶着37℃的高温，在这片竹林前伫立良久，脸上写满了复杂的表情。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一切要从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说起。

为编纂《四川地域文化通览遂宁卷》，遂宁市政协文史委组织了三十余位文史专家和爱好者，用一整天时间，走进大英县和射洪市的田间地头，去核实、去印证、去打捞那些即将被时间冲淡的历史细节。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采风，而是一场与遗忘赛跑的抢救行动。

这样的＂抢救＂，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当你了解眼前这片土地曾经承载过什么，就会明白这种紧迫感并非空穴来风。

大英县回马镇涪江西岸的长江坝，曾是古长江县的县治所在。这座县城始建于西魏恭帝二年（555年），一直存续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前后共727年。一座延续了七个多世纪的县城，最后却因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被并入蓬溪县，从行政版图上彻底消失。如今站在长江坝，除了考古发掘后填土复原的遗址地表，几乎看不到任何实体文物，历史仅仅存于《宋史》的寥寥数语、地方志的简略记载，以及当地老人口耳相传的记忆碎片里。

一座存在了七百多年的城池，最终能留下的只是文字和记忆，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制度的兴废、人口的迁徙、经济重心的转移，往往比战争和灾难更能悄无声息地抹去一座城市的痕迹。长江县不是被摧毁的，它是被＂荒芜＂掉的——这种缓慢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消亡方式，反而更让人唏嘘。

而这座消失的县城，却与一位唐代诗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成为后世唯一能触摸到它的入口。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诗人贾岛因＂诽谤＂之罪被贬为遂州长江县主簿。三年任满后，他升迁普州司仓参军，不久便在普州官舍病逝。贾岛在长江县待的时间不算长，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后世干脆称他＂贾长江＂，其诗集也被命名为《长江集》。

问题是，一个被贬谪的小官，凭什么能让一座县城因他而被历史记住？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句＂长江频雨后，明月众星中＂里。这十个字，把长江县的山水灵性和诗人此刻的心境融为一体，成为整个唐代山水意境里最精炼的表达之一。贾岛把自己的失意和救赎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而这片土地也用它的宁静和秀美，治愈了一个被贬谪的灵魂。这种双向的成全，让长江县和贾岛的名字在历史记忆里彼此依存、互相唤醒——提起长江县，人们想起贾岛；说起贾岛，人们又会想起长江县。

如今的贾公祠，历史上屡废屡兴，现存的这座是当地百姓自筹资金重建的。没有官方拨款，全靠民间自发的敬意维系了一位唐代诗人在这片土地上的香火，这本身就说明了文化记忆的顽强，也暴露出制度性保护的缺位。

如果说贾岛的故事是＂民间自救＂的样本，那么席书墓的现状，则揭示了另一种更加尴尬的困境——官方认定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却因为年代久远、保护不善，坟墓被竹林掩盖，残存的地面文物散落一地，任其风吹雨打。

席书是明代嘉靖年间的重臣，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术贡献不小。他去世后从京城归葬珉水坝（今金井坝），这里本是他祖辈入川落脚的地方。可是几百年后的今天，一位曾经身居礼部尚书之位的历史人物，其墓地却处于近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不是没有认定，而是认定之后缺乏后续投入——＂挂牌＂容易，＂维护＂却难，这才是很多地方文物保护面临的真正瓶颈。

考察组当天中午在文武村召开的座谈会上，这种落差被反复提及。原遂宁市档案局局长杨世洪提出了抢救性保护和村文史馆建设的具体建议；文史专家胡传淮则把话题引向了更实际的方向——如何把长江县和贾岛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让历史真正＂活＂起来，而不是继续沉睡在竹林和方志里。这句话戳中了问题的核心：文化资源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被记录，而在于它是否被激活。

大英县政协副主席陈文明、回马镇党委书记熊孝华在会上当场回应，提出了整改和保护的具体措施。这样的现场对接，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次田野考察最大的意义所在——它不是学者关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把问题直接摆到了基层执行者面前。

下午，考察队伍转赴射洪市，行程从＂消失的古城＂切换到了＂重现的远古＂。

射洪市香山镇的桃花河遗址，2022年6月被偶然发现，随后经过大规模发掘，确认这是涪江流域发现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总面积约11.6万平方米。2026年5月，它刚刚晋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意味着，一块沉睡了数万年的土地，终于在被＂看见＂之后，获得了应有的制度性保护。

这与长江县和席书墓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是历史遗存，一个因为发现及时、认定迅速而受到保护，另一个却在被认定之后仍然处于＂半荒废＂状态。这中间的差异，恰恰说明了文物保护不仅是一个＂发现＂的问题，更是一个＂持续投入＂的问题。

考察组随后来到陈子昂读书台和武东山陈子昂故居遗迹。一代文宗陈子昂，少年时曾在武东山一带生活、习武、读书，可惜一千多年岁月流转，这里已无任何实体文物留存，只剩下传说中的跑马地和后人新修的牌坊。幸运的是，射洪陈子昂研究会会长谢德锐多年坚持不懈地搜集、整理相关文史资料，目前已基本理清脉络，为下一步的研究和开发打下了基础。一个人用近乎＂孤军奋战＂的方式，填补了官方力量长期缺位的空白——这种个体的坚持，某种意义上比任何政策文件都更有说服力。

下午五点，射洪市政协会议室的座谈会上，多位专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射洪市政协副主席伍孝贵当场回应，谢德锐也介绍了当地下一步保护开发武东山的构想。这一天，考察组走过了两座已经消失的古城，一处刚获保护的远古遗址，一座只剩传说的名人故居——四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却指向同一个问题:文化资源的兴衰，从来不只取决于它本身的价值，更取决于是否有人愿意为它持续投入时间、资金和制度性关注。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判断：这些年全国各地掀起文旅经济热潮，看似是经济现象，实质上考验的是地方治理能力和文化认知水平。如果只把文物当成＂招牌＂而不做实质性的保护投入，那么再厚重的历史资源，也终将在竹林、荒草和岁月里悄然湮灭。反过来，如果地方能像对待桃花河遗址那样，发现即认定、认定即投入，历史资源才可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生产力。

文旅经济要发展，离不开扎实的文史考证做底子——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这次考察反复印证的现实逻辑。没有对长江县历史脉络的梳理，贾公祠的重建就缺乏依据；没有对席书生平和阳明心学地位的研究，他的墓地就只是一堆荒草覆盖的土石；没有谢德锐十几年的资料搜集，武东山陈子昂故居的开发就无从谈起。文史工作，说到底是文旅产业的地基，地基不稳，楼再高也是危楼。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考察中，基层干部的回应态度普遍积极——大英县、射洪市的政协领导和乡镇干部，都当场表态要整改、要保护。这说明基层并非不重视文化资源，而是长期以来缺乏专业力量的介入和外部关注的推动。很多时候，一处文物的命运，可能就取决于是否恰好有一群专家在某个炎热的八月走进了那片竹林。这种＂偶然性＂背后，恰恰暴露出制度化保护机制的不足——文化遗产的存续，不该依赖运气，而应该依赖稳定的机制。

站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长江县的消失、席书墓的荒废、陈子昂故居的湮灭，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广大乡村在城镇化、人口迁徙、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文化流失困境的缩影。桃花河遗址的及时保护，反而是一个相对幸运的例外。这提醒我们，文化记忆的存续，从来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它需要一代代人主动地去发现、去记录、去争取、去投入。

那位七十多岁仍在长江坝顶着酷暑给考察组讲解的马先进老师，那位十几年如一日搜集陈子昂资料的谢德锐会长，还有那些自筹资金重建贾公祠的普通百姓——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多么＂历史性＂的事，但正是这样一群人的坚持，才让那些本该被彻底遗忘的记忆，得以在竹林、方志和口耳相传之间，顽强地存活下来。

历史从不会主动为自己辩护，它只会沉默地等待有心人去打捞。这次遂宁文史专家的田野考察，与其说是一次学术调研，不如说是一次对＂文化如何存活＂这个问题的现场作答——答案很朴素:有人愿意在37℃的高温里走进竹林，历史就还有机会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