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蒙民歌选》整理的学术史观照

《东蒙民歌选》是20世纪50年代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活动中形成的较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对蒙古民歌搜集整理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文章对蒙古民歌的搜集整理进行学术史考察，阐述了《东蒙民歌选》整理过程中所体现的多民族国家话语建构以及学术思想与观念，检讨了《东蒙民歌选》翻译整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当下蒙古族民歌的翻译整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东蒙民歌选》；蒙古民歌；

翻译整理；国家话语



在20世纪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史上，《东蒙民歌选》并非孤立的存在：其上承30、40年代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的早期活动，下启50、60年代的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工作。以往对《东蒙民歌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本产生的历史、搜集和推广工作以及与时代话语的互动关系等，还未有学者在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和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互动关系史中予以讨论。鉴于《东蒙民歌选》的重要地位，在爬梳蒙古民歌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阐述其间体现的国家话语及学术思想与观念，检讨和反思翻译整理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利于认识《东蒙民歌选》的生产、接受和评价等话语实践，也可为当下蒙古族民歌的翻译整理工作提供某些学术参考和借鉴。

一、早期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在国外学者的推动下展开。18世纪末，欧洲民俗学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下诞生，“民俗调查研究，一方面成为文化帝国主义与殖民统治的知识活动，一方面也成为民族国家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19世纪40年代以后，国外学者踏上蒙古人居住的地域，开展社会、历史、文化和人类学调查，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蒙古民歌。据目前资料所知，俄国、比利时和日本等国学者较早开始搜集记录蒙古民歌。



俄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在蒙古地区进行调查。1876年，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搜集记录了65首蒙古民歌，其中喀尔喀民歌25首、卫拉特民歌11首、布里亚特民歌25首，后结集成《蒙古民歌》于1880年由皇家科学院印刷出版。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于1908年至1915年间，在杜尔伯特、卫拉特、卡尔梅克和乌梁海等蒙古部落做调查，搜集记录了大量民间文学资料，并于1926年出版《蒙古民间文学范例》（西北蒙古），书中收录了118首蒙古民歌。比利时天主教神甫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教期间（1905—1920），对鄂尔多斯蒙古人的语言、历史和民间文学做了大量调查，其《鄂尔多斯民间文学》中收录了大量流传于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民歌。1907年，日本民俗学家鸟居君子被聘为喀喇沁王府新一届女教师，与丈夫鸟居龙藏一同到达喀喇沁王府。1927年，鸟居君子把在蒙古地区观察、搜集和记录的材料整理成《从土俗学上看蒙古》由东京大镫阁出版，其中收录了《招魂歌》《出征歌》《求婚歌》《太阳歌》《摇篮曲》等蒙古民歌。



国内最早搜集记录蒙古民歌的是蒙古族学者罗卜藏全丹。百年前问世的《蒙古风俗鉴》收录了15首流传于喀喇沁地区的蒙古民歌。1926年，卜和克什克（1902—1943）在北京创办了旨在“唤醒民族觉悟、发展民族文化”的“蒙文学会”，同时创办了蒙古族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刊物《丙寅》（Ulagan Bars）。《丙寅》以研究蒙古族文学，使用蒙古文传播革命思想观念、启蒙蒙古同胞的心智和发展蒙古族的文学和文化为宗旨；刊物上刊登了大量的学会成员前往蒙古各地搜集记录的不同题材、内容的民歌；但是这些有关蒙古族民歌的搜集记录并未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20世纪30年代，国内其他民族的学者才开始关注蒙古族民歌。蒙古族民歌超越本民族知识分子的视野，进入中国公共话语领域，与当时国内的蒙藏问题、抗战和边疆问题等政治话语关系密切。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北洋政府虽然没有承认其合法性，但意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性，提升和加强了对蒙古族地区的重视和管理。1930年，《教育部公报》1930年第2卷第14期载《训令：令蒙古各旗为今征集民间原有通俗歌谣故事以及各种民众读物材料送部备考由》（第三百零九号，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拟利用蒙古族的歌谣传说及通俗读物，编写发展边疆教育的民众读物。



1936年，杨向奎翻译了吉村忠三搜集记录的蒙古族民歌，以《蒙古的歌谣》为名，刊登于《歌谣》周刊第2卷第28期，文中谈道：“我们一向认为是蒙古人不会唱什么歌谣的。而且因为语言不通，也没人注意。如今我们知道，他们不但有，而且很美。”蒙古族民歌第一次被译成汉文，刊登在国内具有极高影响力的刊物。同年，谢钟也翻译了吉村忠三搜集记录的《蒙古情歌》，刊登在《内外什志》1936年第2期。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其他民族对蒙古族民歌的了解和认识，几乎都是通过译介吉村忠三的著述，对此杨向奎不免叹息道：“边疆之学向不为中朝人士注意，清季以来虽因《元史》之学而及于西北边疆地理，然终无大成绩，而造成一时之学风。反观东邻日本则由所谓满鲜又至满蒙，笔之所至，枪亦随之，由鲜而满而蒙将底于何处！今幸国之将士，杀敌守土，然我辈读书之士，犹不能于枪先到处而笔随之，殊可慨惜！”



随着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全民化和深入化，中国共产党进驻陕甘宁边区，文化中心也随之逐渐从都市转移到边缘的西北疆域，学者开始深入内蒙古西部区域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记录蒙古族民歌。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直接为延安解放区的新文艺运动奠定了基础，为延安新文艺运动准备了较为完备的无产阶级理论、思想资源和革命文学实践。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引起文艺界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1939年延安解放区兴起了以“旧形式利用”为基础创造“民族形式”的文艺活动。这里的“旧形式”主要包括民间形式、地方形式和少数民族的形式。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宗旨的无产阶级文学。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进一步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提出文艺为革命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延安解放区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创作活动。由于民间文学和工农兵的天然联结以及革命与民间文艺的结合，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建设的主流方向。



1938年，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成立后，非常重视对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1939年2月，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给高级班讲授新音乐时，针对抗击日本侵略战争之前音乐界对民间音乐的忽视，并成立“民歌研究会”，后又改名为“中国民歌研究会”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发起了民歌研究与采集活动。民歌研究会的师生深入陕西、甘肃、山西和绥远一带搜集记录了大量民歌。同年5月，出版了吕骥搜集记录的《绥远民歌集》，其中收录有蒙古族民歌。1940年12月，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鲁艺联合组成蒙古文化考察团，深入伊克昭盟对蒙古族文化进行考察，搜集记录了一百多首鄂尔多斯民歌。



这一时期投身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革命人士，也积极搜集记录蒙古族民歌。候唯动于1937年搜集记录的《蒙古牧歌》刊登在《战地》1938年第1卷第5期。1939年，高阳在《西线文艺》上刊登了经过意译的《绣花的马鞋（蒙古牧歌）》。1940年，陶今也《蒙古歌曲集》付梓出版。他不仅对每首民歌的来源做了详细说明，记录相同民歌的不同异文，还找蒙古族人翻译民歌译文，若遇到民歌没有歌词或演唱者也不了解歌词含义的情况，就自己拟词。1941年，常任侠整理友人盛君从蒙古族牧童那孙达拉处搜集整理来的《蒙古的牧歌与战歌十首（注）》，刊登在《文艺月刊》1941年第11卷第5期。搜集记录蒙古族民歌的学者逐渐增多，他们搜集的作品刊登在《新西北》《西北论衡》和《新音乐月刊》等刊物。《新西北》1941年第3卷第5、6合期集中刊登了大量蒙古族民歌，其中任光地和阿拉善蒙古族青年罗锐麟（蒙古名：罗艾力肯巴图）合作记录的蒙古族民歌颇有特色。他们不仅以蒙汉对照的形式呈现蒙古民歌，还对民歌中的方言土语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



纵观这一时期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虽然数量上未形成规模，但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促进了广大民众对蒙古族民歌的了解和认识，为20世纪40年代末蒙古族民歌的大规模搜集整理活动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延续“五四”时期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思想，自觉搜集记录蒙古族民歌。蒙古族民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话语资源，开始被纳入到边疆民族文化治理的话语系统，推动了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建构。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

蒙古族民歌搜集活动

“抗战胜利后，中共倡导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以1947年4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为里程碑。在这一历史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就很尊重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由安波主导的东蒙民歌搜集整理活动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他们所搜集的蒙古族民歌数量及出版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早期的搜集记录工作。《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就是这一活动的重要成果。



安波是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史上的重要人物。安波（1915—1965），山东牟平人，1938年在鲁艺音乐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在鲁艺编译处工作，后又任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理事，负责研究部的工作。1938年，安波阅读了吕骥从绥远一带搜集记录的蒙古族民歌后，对蒙古族民歌的演唱风格有了初步认识。1946年，他在被派到热河省开展清算斗争期间，搜集记录了七八十首蒙古族民歌。1947年，他被委派为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也叫“小鲁艺”）的院长。早年在鲁艺时积累的搜集、记录和整理民间文学（参加鲁艺学员民间音乐采风）、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新文艺作品（如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和《拥军花鼓》）以及深入群众学习、记录和研究民间音乐（如《秦腔音乐》）的经验，为他搜集整理蒙古族民歌奠定了基础。



在安波的指导下，小鲁艺音乐系的教师许直和文学系的蒙古族学生胡尔查二人深入本校或相邻的内蒙古自治学院的蒙古族学生或那拉碧流村子的蒙古族牧民中间，搜集记录了一百五十多首蒙古族民歌，编辑了《内蒙民歌》（油印本）。1949年7月，安波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上和内蒙古日报社社长勇夫相遇，向他介绍了当时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的概况。同年11月，《蒙古民歌集》由内蒙古日报社出版。



《蒙古民歌集》共收录了一百五十多首民歌，主要分为“革命类”“生活类”“爱情类”“宗教类”和“杂类”五种，并附有七种说书曲调。编者使用了传统蒙古文、斯拉夫蒙古文和汉文记录蒙古族民歌，并使用斯拉夫蒙古语合简谱，还详细记录了演唱者的家乡和同一首民歌的多种曲调及其译文，对部分民歌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相关历史背景等也做了较为详细的注释。此外，这部民歌集收录的不完全是民歌，还有个人创作。《我们的故乡》是蒙古族诗人和学者巴·布林贝赫于1946年根据民歌曲调创作的诗歌，由于当时该作品在蒙古族民众中广泛传唱，搜集者便视其为民歌记录下来。



安波指导小鲁艺师生搜集整理蒙古民歌，除了给科学研究提供材料的目的外，还有另一种目的，即帮助蒙古族学生利用民歌的形式创作蒙古民族的新文艺作品。安波在《帮助蒙古同学创造蒙古民族艺术》中提到，由于蒙古族同学无法直接使用汉语创作蒙古族题材的新民歌或戏剧，他就探索出了这样一条帮助蒙古族同学创作新文艺作品的道路：让蒙古族同学以民歌为创作素材，先使用蒙古语，模仿民歌的形式进行创作，随后再将作品翻译成汉文，他总结为“各民族应该和必须用自己民族的语言，用自己民族的形式去表现本族人民的生活”。这大概也是《蒙古民歌集》会使用蒙古语记录民歌的主要原因。1948年，海默准备编写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生活的歌剧《十五的月亮》，需要蒙古族民歌做素材，许直因此还扩大了蒙古族民歌的搜集范围。



《蒙古民歌集》的出版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治政策关系密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族民间文化的重视。内蒙古日报社的社长勇夫在“序言”中写道：“今天之所以能够搜集编印出版，其主要原因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内蒙，重视人民的文化，并培植它，发扬它。”这里的“新内蒙”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安波在“前言”中也谈道：“从这些民歌中，深刻地领会一下内蒙人民过去所受的苦难（大汉族主义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封建王公的几重压迫），以及今日他们解放后的欢欣。”也就是说，这部民歌集一方面意在让读者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倡导民族自治政策前的蒙古族人民受国民党民族政策压迫的现实情况，进而强调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强化蒙古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另一方面，它也继续延安革命文艺的传统，收录了大量反帝反封建主题的民歌，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理念。



《蒙古民歌集》在当时收获了颇高的评价。马可在《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中对《蒙古民歌集》使用蒙古文记录民歌的做法予以高度评价，建议“把我们所整理的材料，争取用各民族的文字出版，启发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研究的信心与兴趣。去年东北文协文工团与内蒙古日报社合作以三种文字（新、旧蒙文和汉文）出版了译本蒙古民歌集，我以为是很可效法的”。钟敬文在《一年来的新民间文艺学活动》中指出：“在这种出版物中比较优秀的，要算去年11月出版的、安波编辑的《蒙古民歌集》。这不但是介绍我们兄弟民族（蒙古族）民歌的第一个集子，而且就它的数量或质量看，也都是值得我们称许的。”严辰在《读〈蒙古民歌集〉》中，也对《蒙古民歌集》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但他也认为其中的“宗教类”的民歌“都是封建迷信的，最没有意思”。这也说明，《蒙古民歌集》中收录的民歌存在不足，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发言，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才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在全国的主导位置，“文艺为人民服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49年10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号《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1950年，全国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自愿组织并成立了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民研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广泛的搜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一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和对“民间文艺加工、提高、发展，以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我们可以看到搜集、整理思想对延安时期文艺观念的承袭，但从征集资料办法中，我们又看到了歌谣运动的脉络。”



1950年，民研会委托安波重新编选和整理蒙古族民歌。民研会第一次理事会决定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安波、许直合编《东蒙民歌选》就是选题之一。安波和许直除从《蒙古民歌集》中遴选出六十首民歌外，还从内蒙文工团搜集记录的《蒙古民歌集》（油印本）等还未出版的民歌集里遴选了二十余首民歌，汇编整理成《东蒙民歌选》，于1952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东蒙民歌选》体例上分为“歌词之部”（记录蒙古族民歌的译文）和“歌曲之部”（记录民歌的简谱），共收录了85首民歌。根据主题将民歌分成了“我们的家乡”“英雄陶克特胡”“清凉酒”“青菜花”“孤独的小骆驼羔”“崩博莱”“薛梨散丹”和“鹿”八种。其中，“鹿”类里收录的都是达斡尔族的民歌。安波和许直还对每首民歌的流传地域、演唱者和方言土语等做了详细注释。



《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体现了延安时期民间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展现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歌颂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反帝、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精神，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当时它们作为少数民族出版物中的代表被贾芝和钟敬文等反复提及。特别是《东蒙民歌选》对后续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实践影响更为深远。一方面，在《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的影响下，相继出版了《内蒙东部区民歌选》《昭乌达民歌集》等民歌选集，这些著作的分类体系和解读蒙古族民歌的方式，基本都沿袭了《东蒙民歌选》。另一方面，《东蒙民歌选》选取和整理的一部分民歌，后来相继被选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歌谣选·近代歌谣》（1978）、《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第1分册》（1981）、《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民间文学集》（1991）、《中国歌谣集成·内蒙古卷》（2007）等作品选集。而《东蒙民歌选》在蒙古民歌搜集整理史上之所以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离不开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话语实践。《东蒙民歌选》的成书，不是简单的技术层面上的汇编民歌或整理措辞，其编辑整理过程中渗透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规范和力量。

三、以人民文艺为导向的

《东蒙民歌选》的翻译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积极利用文艺资源，引导民众对社会主义新政权的维护和认同。同当时的其他地区或民族的文艺形式一样，蒙古族民歌也成为了建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重要资源。《东蒙民歌选》就是这种新型意识形态和话语诉求的产物。与早期蒙古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目的不完全相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蒙古民歌精选本，《东蒙民歌选》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任务。



《东蒙民歌选》作为一种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歌选本，其民歌的选取，与其说反映了安波和许直的个人意愿和主体意识，倒不如说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1949—1966年文学选本的编纂过程中，偶尔呈现的编选者的个人意识，也往往经过了意识形态的型塑，并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某种意义上，选本即是选家依据文学场域内的某种理念而对一定范围内的文学作品进行的剪辑组合，它是想象历史、塑造传统的一种重要方式。”从《东蒙民歌选》中收录的民歌来看（见表一），它着重呈现的是蒙古族民众受压迫和反抗压迫的革命叙事主题。






从表一的内容介绍中可以发现，诸如“青菜花”和“英雄陶克特胡”等民歌表现了蒙古族民众遭受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以及他们反抗压迫的斗争。“就十七年文学选本而言，前言或后记的作用在于，既表明一种文学观，也提供一种如何阅读作品的方向和方式方法，同时也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秩序。”在《东蒙民歌选》的“前言”中，安波认为反映孤儿生活的民歌使人“悲抑难胜”，进而发出了“沙漠骆驼的内蒙原来是人间苦痛的深渊”的感叹。而蒙古族民众唱出的热爱和思念故乡的民歌，如“我们的故乡”等，实际上也是和“他们不安定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东蒙民歌选》所选民歌主要展现的是蒙古族民众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反抗斗争，结合安波的解读，明显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以压迫和反压迫为内核的阶级斗争话语。


那些反映女性婚姻的民间文艺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文学场域。“青菜花”中收录的都是有关蒙古族女性出嫁及婚姻的民歌。安波称蒙古族女性“常常要嫁出到几百里外而又不敢表示自己的意见。当我们听到‘青菜花’‘诺恩吉亚’‘想娘家’这些歌子时，你几乎会忘了这是什么‘歌曲’，简直就是可怜的少女衷心的哀泣”。以《青菜花》为例，《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均把这首民歌收编在“旧式婚姻”中，反映了他们对这首民歌的理解和认识。但从《青菜花》的文本来看，青菜花控诉的更多是男权—父权的压迫，而不是封建婚姻。如：



（1）

花脖颈野雉，

在那山谷中飞翔，

女孩子青菜花，

要出嫁到陌生的地方。


（4）

破辕子车呀，

为什么赶上了途程？

女孩子难尽孝，

为什么还要来投生！

这首民歌中，青菜花并没有表现出对婚姻的抵抗情绪，反而从出嫁的事件里，产生了对女性出生的意义的怀疑和否定。又如同样被置于“旧式婚姻”类别下的《阿谷尔顿山梁》其实呈现的也是男性—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如：



（1）

阿谷尔顿山梁呀，阿谷尔顿山梁，

多么辽远的地方，

白发苍苍我的老娘，

想念你孩儿思断肠。


（2）

鹧鸪鹧鸪鸟呀，鹧鸪鹧鸪鸟，

歪脖子树上把巢来垒，

正因为我不是男子汉，

出嫁的地方就算家乡。

这里主人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自己怀念远方的故乡的想法做出否定，因为她出嫁的地方就是“家乡”。“一个女性注定由于她的性别戳记而永遭放逐，她无法将‘家’等同某个特定的地方。”其他被选编在“青菜花”里的如《想娘家》《思母》和《德丽格尔玛》等民歌主要表现了出嫁女性思亲怀乡的主题思想，其中没有表现出女性对婚姻的敌对情绪。安波和许直解读这些反映蒙古族妇女生活的民歌时，把出嫁女性抒发的悲观感情想象为是女性对婚姻的不满，把远嫁他乡的女性塑造成无法自主决定婚姻的女性，而民歌中原本表现的男权—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女性思亲怀乡和母女亲情等多种主题，则被遮蔽在“旧式婚姻”的标签下，简化为单一的反封建的主题。



“新”与“旧”社会对立的政治原则也在《东蒙民歌选》中得到突显和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一切文艺都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东蒙民歌选》收录的许直《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经过与收获》一文中提到：



据说那时男人们妇女们在田野里劳作，在草场上牧羊，都要唱起愉快的歌儿，但几经历史的可怜的遭遇，他们丢掉了羊群，也失掉了愉快的歌……从记事起，就很少听见过这样欢乐的歌声了……中年人唱他们被日寇拉去当“国兵”的“国兵歌”，老年人唱怀念儿子被反动派拉去当兵的“兴栓歌”，唱歌引起了他们对生活的回忆，一个老大娘一边唱“国兵歌”，一边哭起来，别人是无法制止她的。她要哭，她要唱，她要控诉在那些年代里他们所受的苦难。对于新的生活，他们是非常关切的，因为这地方解放还不久，他们很喜欢听解放战争的故事。



在许直的叙述中，蒙古族民众演唱的民歌的性质和他们面临的现实和经历的遭遇息息相关。“那时”指向的是模糊的时间，“唱愉快的歌儿”是“几经历史的可怜的遭遇”前的日常生活，而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他们“失掉了愉快的歌”，但在“解放后”，他们对“新的生活”充满期待，“喜欢听解放战争的故事”。在“那时唱愉快歌曲—失掉愉快歌曲的苦难年代—解放后的新生活”的时间脉络里，蒙古族民众在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了往日的生活秩序，新的生活符合蒙古族民众的期待，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文艺观、政治话语原则和思维方法也显著的贯穿于《东蒙民歌选》的选编过程。安波在《谈蒙古民歌（代序）》里讲道：



内蒙民歌在今天已经起了大的变化，这原因就是因为内蒙人民的生活已来了一个大变化。“八一五”，对东蒙人民来说，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动！在音乐上也来了一个空前的情况。首先是我们革命歌曲的传播……明朗，健康，有力，雄壮，—这都是旧的蒙古曲调所缺乏的东西，因之东蒙人民之所以热烈地喜欢这些新的革命歌曲，除了政治思想的觉悟之外，就从歌唱要求上来说也是很自然的。


他们由接受新歌很快地就过渡到创造自己的新歌了。本集中所载的“内蒙古解放歌”与“格什克腾骑兵”即“八一五”后的新作。显然地，前者系出于知识分子之手，后者系出于牧民或农民之手。他们都是各从各自的角度来歌唱新生活的。这也是新生活到来的必然结果。



《克什格腾的骑兵》讲述了鲍玉林布里亚特的侵扰令克什克腾人民苦不堪言，八路军帮助驱逐土匪后，克什克腾人民喜洋洋迎解放的故事。《内蒙古解放歌》描述红军解放了苦难深重的内蒙古，以及蒙古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建设民主幸福的生活努力。这两首民歌中呈现的“蒙古族人民的苦难生活—八路军或红军的帮助—蒙古族人民解放后的喜悦情绪”的叙事模式，符合当时的政治话语，有利于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政权和人民解放军的拥护和认同。一方面，毫无疑问，由安波和许直代表的官方政治话语决定了这两首民歌入选《东蒙民歌选》；另一方面，创作这种主题思想的民歌的蒙古族民众其实也主动提出了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愿望和理想。“国家意识形态征用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但是少数民族并非被动与静止的，它反过来其实也利用了这种重述，并获得自身对社会主义话语的自觉认同。”相反，那些被注明产生于旧社会或封建王公时代的民歌中，主人公抒发的基本都是悲伤的、苦闷的、阴郁的和颓丧的情感。正是这种“新社会—愉快”与“旧社会—压迫”的政治话语，为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现实依据。通过展现蒙古族民众和国内各民族一起共享和记忆着的相同的历史苦难和伟大的成就，《东蒙民歌选》有效地建构了中华民族的认同。



安波和许直重新编选《东蒙民歌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让汉族受众也可以配合曲调演唱蒙古族民歌。为此，他们对入选民歌的译文做了加工和润色。然而，经由安波和许直整理的《东蒙民歌选》的译文，虽然主题和思想内容都没有出现偏离，但却呈现出“归化”和书面化的倾向。归化指“表面现象是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入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但是在深处却程度不等地都存在着一个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笔者以《孤儿》在《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中的译文为例（见表二）进行论述。






从表二可以发现，《蒙古民歌集》的译者胡尔查译出了该民歌的基本含义，但在翻译中把民歌的四行体式缩减为了两行。而安波和许直整理的译文，一方面在形式上重现了这首民歌的原貌，另一方面通过句尾的押韵，增强了这段译文的音乐性。然而，他们改写胡尔查译文的诗性表达单元“天昏昏，地沉沉”，其实是汉族民间文学中常见的程式化表达，如“天昏昏，地沉沉，莫非哥哥归天庭”和“天昏昏，地沉沉，强睁泪眼看亲人”等，所以整理后的民歌更多体现的是汉族民间文学的意蕴，而非蒙古族民歌的色彩。井岩盾在《读译成汉文的蒙古族民歌》中指出，相较《蒙古民歌集》而言，《东蒙民歌选》里《孤儿》的译文“虽然文字比较修整，谨严，但是味道稀薄，特色不太鲜明，似乎只不过是一般的诗或歌谣，没有多少蒙古族民歌的气息了”。



书面化主要指安波和许直使用齐整、简洁的书面化语言重新整理《蒙古民歌集》中略显生涩和口语化的译文。从表三所列《龙梅》的两种译文，我们可以发现，《蒙古民歌集》的译文具有口语化特点，胡尔查根据蒙古语的句法习惯，直译了原文的内容，民歌在译文中保持了动宾结构的句法特征。《东蒙民歌选》的译文则充满书面化特征，安波和许直使用整齐的四字结构的书面语言重新调整了胡尔查的译文。整理后的译文虽然比较整齐，但却弱化了民歌的口语化风格。






不可否认，相较胡尔查的译文而言，安波和许直整理的译文更具文学艺术价值。当时负责民研会的贾芝后来回忆道：“安波同志是音乐家，在出版他和何植（许直—引者注）搜集的《东蒙民歌选》时，有几首歌我们曾一起逐字逐句地斟酌推敲，使之忠于原意而又能入谱。”由于他们当时普遍坚持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思想和观念，才会字斟句酌地“推敲”和调整蒙古民歌的译文。然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安波和许直整理的译文不利于对蒙古民歌的内容和风格特征的认知，也不利于正确把握蒙古文的语法和句法结构，对后续的语言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有较大影响。并且，安波和许直在整理过程中，没有延续记录民歌原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民歌的理解和认识。



实际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来说，安波和许直整理译文的重心在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认同，他们探寻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他们进行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提纯和改造。如他们为了响应建设健康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要求，删除了民歌《秃子》的最后两段内容，而这部分内容记录和保存在《蒙古民歌集》里。至于在译文整理中，保留民族特征或彰显民族差异并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才是根本所在。“多民族的差异性与社会主义追求的一致性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共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命名、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性质下才能获得其最根本的发生学解释。”正如安波在《东蒙民歌选·序言》中提到的，虽然蒙古族民歌会含有少量新奇的东西，但“实际的情形常常是，他们赶着牛马，却唱着歌唱‘人’的歌”，即不分民族，人作为人的感受是相同的。



总之，相较《蒙古民歌集》的不加选择的“无所不录，无所不取”而言，《东蒙民歌选》可谓是一个经过精心构思和策划的选本，其选取、分类、介绍、译文整理以及“前言”和“后记”等，无不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


结语

对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接受和评价一直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关系密切。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和各民族历史文化调查，以及1958年兴起的新民歌运动，都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推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



总之，纵观蒙古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史，相关文学批评实践一直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由民研会推介，安波和许直搜集整理的《东蒙民歌选》，经过“加工”“提高”，逐渐“发展”为蒙古族优秀文化的代表性作品和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虽然从当下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东蒙民歌选》的翻译整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安波和许直对蒙古族民歌的编选，不仅保存和推广了蒙古族的民间文化，还为中国多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