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国歌、国徽与上海的故事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经过几番修改后在上海诞生，这首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上海市民曾联松向北京寄去了自己的国旗设计方案，在此方案基础上形成了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1950年，清华大学的雕塑家、上海宝山出生的高庄在北京修改并制作了第一个国徽模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的第一年。国旗、国歌、国徽作为宪法确立的国家重要象征和标志，被纳入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的八大主要内容之一。在新中国75周年华诞之际，让我们重温这些“国家象征”的历史与精神内涵，细细品味它们与上海这座城市渊源颇深的故事。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国旗、国徽

国旗在上海设计：

上海市民曾联松的“大手笔”

1949年7月中旬，上海市民曾联松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刊登的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细读之下，倍受鼓舞。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要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194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

一进入具体构思，曾联松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画图，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这时的上海正值酷暑季节，据他夫人回忆：“那时上海刚解放不久，夏天很热，他晚上就钻到阁楼上写写画画，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每天早晨我从阁楼上都扫出一堆剪得很乱的蜡光纸，有红色的、黄色的。”

如何做到既能表达多种特征，又能体现以庄严简洁为主的启事要求呢？曾联松于1983年3月撰写的设计“初心”是这样说的：“我首先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于是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进而考虑到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艰苦奋斗，前赴后继，不断地取得胜利，因此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心向党之意。”


曾联松

8月上旬，曾联松完成国旗图案的设计工作。他把裁成八开大小的国旗设计图和制图说明书等，一起邮寄给北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同时没有忘记留下备份。寄出稿件不久，他就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不放在心上了。8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办公室收到曾联松寄来的应征设计稿。当时收文编号为“第1232号”，此时距离截稿日只有9天。

经过一个多月的征集，截至8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国旗来稿总量达1920件，图案2992幅。又是经过一个多月忙碌紧张的审核工作，大多数稿件因为模仿了各国国旗样式而遭淘汰。对于曾联松的设计稿，参与讨论的第六小组专家们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制作简便、有中国新政权的特征”，建议删去部分图案后作为复选稿，并对说明文字作简化与修正。经过“调整”的曾联松设计稿被定为“复字第三十二号”，连同其他37幅作品交到了新政协600多位委员的手中。


曾联松提交的国旗应征设计稿

9月23日，全体政协委员分为11个组，举行分组会议，专题讨论国旗、国都、纪年。对于国旗，大家意见比较集中，赞同“复字第三号”的有185人；其次为“复字第四号”，有129人。主张采用“复字第三十二号”即曾联松设计稿的仅有15人。不过，现有的票数都没有超过代表总数三分之一，是无法获得大会通过的。

政协大会将于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还没有定案，大家都很着急。当晚，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汇报。据彭回忆，周恩来在了解情况后，问他：“还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彭光涵翻到“复字第三十二号”，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进行了推荐。周恩来听后，很满意地说：“好，你按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彭马不停蹄地于第二天一大早就画好图样，并于当天下午请前门大栅栏的师傅赶出了一幅大旗，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国旗制法说明》（中央档案馆藏，图源：中国档案报）

9月25日晚八点，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国旗而言，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据会议档案记录，毛泽东在发言中讲道：“我们这个图案（毛主席拿着五星红旗指着说）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主席讲完后，大家鼓掌表示完全赞同。随后，其他与会者纷纷发言，一致赞同曾联松的图案为国旗图样，并鼓掌通过。

经过一系列流程后，人们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看到了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


1949年10月2日，上海市政府大楼升起五星红旗（上海市档案馆藏）

当五星红旗在全国各地升起，曾联松起初并不确定自己的国旗设计到底有没有被采纳，因为公布版本与他的原稿并不完全一致。直到1950年9月，他因公赴北京开会，刚刚在北京饭店登记住宿，就有两位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来房间找到了他，并详细地向他询问设计国旗图案的经过和投稿日期，还认真地做了记录。9月27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一通北京的来电，通知上海方面邀请市民曾联松到首都参加国庆一周年的活动。就这样，罩在曾联松心头的迷雾也终于揭开了。

是的，来自上海的曾联松就是国旗的设计者！新中国永远记住了他！


位于上海虹口的国旗教育展示厅

国歌在上海唱响：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几经修改

《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部电影于1935年5月2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如今的黄浦剧场）首映。当时《申报》的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在那个年代，《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激昂的歌声随着电影，响彻大江南北。


黄浦剧场（原金城大戏院）——《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主题曲的电影《风云儿女》在这里首映


百代小红楼——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在这里灌制

1935年6月1日《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刊登了电影《风云儿女》的特刊，并附有田汉撰写的《风云儿女》剧本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田汉后来撰文回忆：“（当年）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我由南京宪兵司令部出狱的那天……从该片第一个特刊上看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横栏大黑体字，使人非常兴奋……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

特刊上所刊歌词，确如田汉所说，是“略有出入”的。第一段应是他亲手创作的，第二段则是聂耳等电影创作者们将原稿稍加改动后的成果。但第二段和今天的歌词，也有些微不同，三个“起来”只写了两个。


田汉（右）与聂耳合影


1935年6月1日《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上刊登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如果把田汉在最初创作的歌词算作国歌第一版歌词，那么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又有了第二版。云南省博物馆藏聂耳遗物——《风云儿女》分镜头本中所载《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又与上述田汉版略有差异：在第二句“血肉”前加了“我们的”；“我们万众一心”前加了“起来”，并在“我们”之后加了逗号，又重复了“一心”；少了“飞机”一词，“大炮”被改为“炮火”。据学者考证，应是电影创作者对田汉原文进行了改动，而聂耳即依据此词进行谱曲。

第三个版本，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正式公映“电影版”。据《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回忆：“（聂耳）初稿倒是一气呵成的，两夜工夫就写好了。可是写好之后倒花了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来修改。”对照第二个版本的“台本版”，“电影版”的改动是挺大的：首先是把第二句改成“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把第三句改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把第四句改成“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更重要的修改，是后面加上了三个“起来”，把“大炮飞机”改为“炮火”，又把“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重复了一次，后面又加上三个“前进”和最后一个“进”。显然，歌词上的“修改”，让歌的内涵明显加深，节奏感提升，鼓动性大大加强。


聂耳的电影主题歌手稿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面世，很快就被广泛传唱、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战歌。从歌词修改的字斟句酌过程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种为了激起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热情与勇气，而始终向着自己的使命“前进、前进、前进进”的雄浑气概和坚韧意志！


1936年6月7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民众歌咏会”大合唱，5000余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从一曲红色经典，到成为开国大典上唱响的国歌，其间也有一番值得讲述的历程。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为了新中国的成立，面向全社会进行了国歌词谱的征集。最后收到的694件歌词中，8月24日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选定了进入复选的13件作品。

几次会议讨论下来，小组成员们认为这些应征歌词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作为普通的革命歌曲是合格的，但作为国歌明显是不够的。于是，第六小组的马叙伦、沈雁冰等人一起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提议从现在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一首作为代国歌，并说明小组一致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最好。周恩来表示：“我也认为在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好的还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全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的历史长，曾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多数人都会唱的歌曲。”


开国大典上军乐队奏响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第六小组向筹备会报告：“除国歌一项工作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此次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的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可见，国歌在离国大典仅仅十天时，仍然没能确定下来。

与国旗一样，决定性的时刻在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座谈会上，关于国歌问题，大家积极发言。马叙伦首先提出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赞同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后经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编者注——1982年12月4号，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它被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位于上海杨浦的国歌展示馆

国徽由上海人定型设计：

大国工匠高庄的11个“更”

众所周知，国徽设计是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共同设计、集体完成的。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国徽设计方案确定后，还有关键的一项任务亟待完成，那就是将国徽从平面图案做成立体浮雕模型，也就是最终的定型设计。当年完成国徽设计、模型制作最后一棒“接力”的，便是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出生于上海宝山的高庄。


参加国徽设计的部分人员（中央档案馆藏，图源：中国档案报）

时间指针拨回1950年6月2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表决通过。国徽图案说明这样写道：“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在国徽图案通过之后，梁思成推荐当时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任教的雕塑家高庄教授进行国徽浮雕模型的设计和定型工作，并由营建系徐沛真协助工作。

高庄1905年出生于上海宝山，原名沈士庄，顾村镇王宅村徐家宅人。1950年7月，高庄接到任务后，便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据高庄儿子高康回忆：开始，父亲用泥巴 （当时没有油泥）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反复观察的过程中，他发现图案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在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高庄觉得必须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并为此专门给毛主席写信陈述修改理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高庄

高庄在国徽修改中注意借鉴古代雕塑的表现手法，特意用六百斤小米换购了六朝造像浮雕和唐代铜镜。他在对国徽绶带的处理上，吸取了佛像中衣袖下垂的表现手法，使其具有沉稳、凝重的特征。他参考铜镜的雕刻技法，对国徽的轮廓采用45度斜角直面来体现造型的清晰和厚重。除了对传统艺术的借鉴，高庄还遵照周恩来总理 “明朗、挺拔、向上”的要求，把国徽上自然交错的稻麦修改为层层向上，排列规律，颗粒饱满，表现出中华民族坚强刚毅的“骨”。高庄是用自己艺术家的语言，表达着对新中国炽热的感情和美好的愿望。

从7月初到8月中旬，在徐沛真协助下，高庄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国徽模型的制作工作。他在国徽模型凹槽背后打上了一个印记。这个只有5分硬币大小的印章，用长城图案组成外圆（象征着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精神，取众志成城之意），中间是一个五角星 （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高庄当年制作的国徽石膏模型（清华大学校史馆藏）

1950年8月18日，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高庄将国徽模型带到了中南海。就在这次会议上，高庄作了发言：“国徽模型的塑造，因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 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作了一些修改。是否有当，请予裁夺。”高庄在发言中的11个“更”，也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人们。

这次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修改”，认为：“一、绸带的修改——新图较旧图更有力、更规律化。二、稻粒的修改——仍有丰富感，但不零乱琐碎。三、将非正圆改为正圆——易于仿制，更明朗、更健康。总的来说，修改稿较原稿严肃、统一、有组织、有规律，在技术性上更完整。”并提出了一些建议：“美中不足者，嘉禾叶子稍嫌生硬，拟再略加修改。”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签发公布的国徽图案和“国徽方格墨线图”

会后，高庄和徐沛真再对模型作适当的修改后定型，并同时绘制了国徽图案的墨线图和剖面图，上报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1950年9月20日签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正是高庄的坚持，才有了我们如今看到的更为大气恢宏的国徽。但他生前从未把设计的荣誉与自己相连，只是说：“我只是在塑造中改了一下，我只不过是一个工匠。”“国徽的真正创造者是党，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如今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展示的国徽

参考资料：

1. 曾联松：《风展红旗如画：介绍五星红旗》（1983年3月），《瑞安文史资料第20辑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2001年，内部资料

2. 吴海勇：《五星红旗这样冉冉升起》，《光明日报》2022年9月16日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上、下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4. 郑奕钧：《归国华侨彭光涵的往事·今事》，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

5. 田汉：《影事追怀录》，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6. 吴海勇：《从“中国民族”到“中华民族”：试论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关键修改》，《史林》2019年第5期

7. 方育德：《关于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时间》，《新文化史料》2004年第3期

8. 高康：《回忆我的父亲高庄教授》，《文史精华》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