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五届人大通过修改国歌歌词，陈登科坚决反对：新歌词缺乏激情

1949年6月15日，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

筹备会议共分为六个小组，第六小组则是负责国旗、国歌、国徽的方案。


图|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向全国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方案，整个评选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有小组成员参加，还有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尽管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国旗却是第一个确定下来的，加上毛主席后来了力主五星红旗的图案，因此在9月26日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的方案，并去掉了原设计中的镰刀、斧头图案。

不过，国徽方案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并没有合适的方案。一直到1950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

相比之下，国歌的确认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与国旗、国徽一样，国歌最初也是向全国征集方案，并提交到政协会议上讨论的，可几次会议讨论下来，与会者均认为，就提交的方案中，并没有适合作为国歌歌曲。

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典礼，国徽暂缺无伤大雅，而国歌却不可或缺，因此与会者绞尽脑汁，都希望能遴选出一首符合要求的国歌。

可能是因为时间仓促，提交上来的方案，无论是歌词的推敲，亦或是曲谱，都很难令各方满意。

眼见新政协会议举行的日期将近，第六小组的成员也都紧张万分。


图|马叙伦
无奈之下，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同组员沈雁冰一同向中央写了份报告：

“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拟从现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国歌。”

报告递上去以后，引起周恩来的高度关注，考虑再三，周恩来向第六小组推荐了一首歌：

“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有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部分人都会唱的歌曲，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请第六小组研究并征求委员们的意见。”

《义勇军进行曲》
在第六小组最初几次讨论会议中，就有不少人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为世人所熟知，每个人都会唱。据说亲历过中国撤侨的工作人员回忆，侨民丢失了护照，高唱国歌证明自己身份。

不过，《义勇军进行曲》进行曲被确立为国歌，也经历过相当的波折。

这还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起。


图|《风云儿女》海报
1934年，为了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上海电通公司决定筹拍一部电影，并聘请了田汉写剧本，田汉在短时间内写了个电影剧本的梗概递交给了公司，取名《凤凰的再生》。

可没想到的是，就在田汉创作剧本期间，就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逮捕，当时电通公司就聘请了孙师毅依照田汉未完成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后来征得了田汉的同意，将剧本更名为《风云儿女》。

许幸之导演接手拍摄这部影片时，影片没有主题曲。

当时，身在狱中的田汉仍然在不住的构思剧本的创作。

田汉依托于剧情，原计划创作一首长诗，即为剧中主人公辛白华创作的《万里长城》，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只是该诗的一节。

根据这首长诗的创作者田汉回忆：

“这首歌曲，我原想写的稍长，因(电影)摄制前，我即被捕入狱，就成为现在这样子。”

孙师毅接手剧本创作的时候，这首诗是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不是写在纸张上的，而是写在一张香烟盒中的锡纸上。因锡纸的衬纸被茶水沾湿，看不清字迹。

据我们能查阅到的资料上显示，田汉当时被捕入狱以后，妻子林维中到狱中探望，借着探监的机会将田汉写在香烟锡纸上的歌词带出来。


图|田汉
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就连田汉先生对歌词创作时的情形也有些模糊了。

1983年2月14日，夏衍先生在《北京晚报》上写了篇文章，其中谈到了《义勇军进行曲》：

“有人误传《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连田汉本人也模糊了，其实田汉的《入狱》一诗才是写在这种衬纸上的。在田汉入狱前，田汉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耽搁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应该说当时这首原定是为剧中主人公创作的一首诗，经过一番波折后，意外成为了该电影的主题曲。

聂耳在了解到田汉被捕的消息时，听说他为电影写了首歌词，立即找到夏衍：

“听说田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

田汉与聂耳相交已经有数年，期间也有过配合歌曲的经验，因此夏衍便把词交给了他。

站在聂耳的角度上来讲，为这首诗配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田汉创作的这首长诗只是初稿，各方面都禁不起推敲，而且诗句中最长的一句竟然达14个字，也不大符合歌曲的创作的习惯。

可聂耳用他无与伦比的天赋，竟然在短时间内奇迹般的创作出了曲谱。


图|聂耳
1935年4月18日，聂耳东渡日本避难，临走时已经完成了曲谱初稿，到日本以后经过数次修改，于四月底寄给了上海电通公司。

孙师毅收到稿件以后，又同聂耳几次书信往来，商讨修改方案。

历经三次修改后，曲谱终于定稿。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田汉创作的歌词还是聂耳的曲谱，一开始都没叫《义勇军进行曲》的名字，是电影的投资人朱庆澜将军看到聂耳曲谱上写着“进行曲”三个字，于是大笔一挥，在前面又写了“义勇军”。

1935年5月10日，电影还未上映，《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便已经在报纸上发表，后来又灌成唱片公开发表，一下子就引起了全国反响，以至于比歌曲晚20天上映的影片时至今日已大多不为人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