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协和大学的歌谣研究——以沙善德和江鼎伊为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协和大学的师生曾致力于采集研究福建歌谣。其中，美籍传教士沙善德不仅采集过大量福建儿歌及船歌，还讨论了歌谣的韵律、类型、音乐及演唱情境等；该校学生江鼎伊就歌谣的采集与研究发表过论述，并在其主编的《民俗周刊》上刊登了多篇与歌谣相关的文章。福建协和大学时期的歌谣研究活动不仅弥补了歌谣运动中福建歌谣在数量上的不足，同时体现出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歌谣研究倾向。

关键词：沙善德；江鼎伊；歌谣；福建协和大学



中国民俗学史上，常为学者提到的是北大时期、中大时期及杭州时期。近来，与全盛的中大时期大约同时代的福州民俗研究也开始得到学界关注，福建协和大学和厦门大学的相关学术成果均已得到梳理。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而福建协和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学校，亦有不少外籍教员，中外教师之间不乏交流，而学生也或多或少受到外籍教师们的影响。从歌谣方面来看，学术史中鲜少提及福建协和大学的美籍传教士沙善德（Malcolm F. Farley，1895—1941）和中国学者江鼎伊。

据董作宾1924年10月的统计，《歌谣》周刊辑录的11519首歌谣中，福建仅有54首。而《歌谣》周刊编辑部统计了1924年7月至1925年6月间，歌谣研究会所征集到的2103首歌谣，其中福建为0首。而沙善德任职于协和大学期间，收集过五百多首福建当地的儿歌以及百余首船歌；毕业于协和大学、同样收集过近千首福建歌谣的江鼎伊也与沙善德有过交往。在中国歌谣学史上，这二人都淹没不闻。本研究拟通过梳理二人的歌谣研究成果及其之间的学术交往，进而考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协和大学在歌谣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特色，以及在歌谣运动的波及下和教会大学的平台上中西方之间的交流。



一

沙善德的儿歌与船歌研究

《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作为“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向西方人开放，大批商人和传教士就此踏足福州，并从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对福州的现代化产生影响。这其中，即有一些传教士搜集过福建当地的民间文学。早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在其词典《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刊登了不少由他本人亲自收集的福州和厦门地区的谚语、对联、俗语、歇后语、谜语、诅咒语等；英国传教士麦嘉湖（John MacGowan，1835—1922，又译为“麦高文”）在其《厦门白话手册》（A Manual of Amoy Colloquial）中，也提到不少厦门当地的方言俗谚。而致力于搜集福建歌谣的西方人，则要数20世纪20年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沙善德。

有关沙善德的生平，目前所知甚少。笔者钩沉史料，试图大致还原其在华经历。沙善德为美籍传教士，1922年来到福建协和大学，一直工作至1936年。根据1931年《福建协和大学校教职员一览表》所载，沙善德是“美国翰墨林大学学士，明尼斯达大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院博士科，前本校英文法文助教授”，所授之课为“英法文学、美术学”，职务是“外国语文系主任”。沙善德在外国语言文学系中开设“艺术学”，其课程分为两种：“一种是艺术的鉴赏，目的在于从古今各民族各时代的艺术之理论和实际上，去研究其基本原理……第二种学程是关乎中国艺术的。对于中国的伟大的艺术，作一种历史上的勘察。”

沙善德在华期间，前后花费约十六年时间，潜心于福建及南部沿海各地的考古工作。除福建外，沙善德还曾亲自考察广东、香港等地，收集了近千件藏品，包括“磁器，铜器（特别是铜镜），古泉，玻璃，木，石的雕刻。绘画，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材料，不仅作为课程示范使用，后来还在协和大学魁歧校舍建成沙氏博物馆，可惜博物馆在日本侵华时悉数毁于战火。

沙善德在中国考古学和艺术学上曾发表多篇相关文章。相比于这两方面取得的成绩，较为人少知的是他还曾辑译过福建的儿歌和船歌。沙善德有关福建儿歌的研究发表在《福建协和大学自然科学社年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上；而在沙善德逝世后，金陵女子学院的美籍教授葛星丽（Stella Marie Graves）又从沙善德采集的闽江船歌中选择了10首重新谱曲并在美国出版。

（一）沙善德的福建儿歌研究

据沙善德所言，“我开始研究福建民间文学特别是儿歌大约是六年前，那时我还没见过、甚至我记得也没听说过何德兰博士的书，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我对民间文学领域有着多年的兴趣。我至今已收集了五百多首各式各样的歌谣。”也即，1922年刚到福建，沙善德即开始着手收集当地的儿歌。六年间先后收集了五百余首。但遗憾的是，沙善德在其文章中仅引用了十余首，剩下的几百首儿歌则不知下落。

目前能见到的沙善德有关福建儿歌的研究共计两篇，分别是《福建民间文学研究》（Studies in the Folk Literature of Fukien）和《福建自然历史与儿歌的民间文学研究》（Studies in the Folk Literature of Fukien Natural History and Nursery Rhymes），先后发表在《福建协和大学自然科学社年报》1928年与1929年卷中。

前者虽冠以“民间文学”之名，但实际上仍是以儿歌为主展开论述。该篇文章篇幅不长，共计10页，所叙之内容可简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将中国民歌的源头追溯至《诗经》，并将其与西方的民歌（ballad和folksong等）进行了比较，以说明福建儿歌、《诗经》及西方民歌在内容、结构、韵律方面的一致性。例如，三者常见的韵律形式都包括a，a，b，a或a，b，c，b或a，b，a，b。

第二，回顾了来华西方人在中国民间文学辑译、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指出虽然神话、民间故事、谚语俗语等已引起了较多关注，但歌谣方面仍属薄弱，只有司登德（George Carter Stent，1833—1884）与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的研究较为出名。同时，沙善德也简要提及了自己收集福建儿歌的过程。

第三，也是该篇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沙善德按照主题将福建儿歌归纳为12种类型，并选取了其中几首翻译为英文以说明所描述的类型。

根据沙善德的分类，这12种类型分别是：季节歌（season rhymes）、地名歌（place rhymes）、谜语歌（riddle rhymes）、数字歌（number rhymes）、手指游戏歌（finger rhymes and games）、婴儿游戏歌（baby rhymes and games）、摇篮曲（nursery rhymes lullabies）、动物歌（animal rhymes）、叠加歌（cumulative rhymes）、戏骂歌（Scolding Nursery Rhymes or teasing nursery rhymes）、盘诗（Buàng Si, debating or disputing rhymes）。此外，虽然没有把习俗歌（custom rhymes）单独列出，但沙善德在第一类“季节歌”中提到，季节歌常常和数字歌、习俗歌有重叠。所以，实际上沙善德将福建儿歌分为了12种类型。

沙善德认为，试图将科学标准加之于儿歌之上会有损其文学魅力。因此，他在分类的同时也指出，这样的分类只是有助于增加对福建儿歌的认识，但并不能完全涵盖福建儿歌的所有内容，而且很多儿歌可能同时属于好几种类型。事实上，沙善德的分类确实欠缺科学性。其所划分的类型大多是以内容为主，如季节歌、地名歌、动物歌等；但也有几种类型却是依据儿歌的形式划分的，如谜语歌、叠加歌、盘诗等。以“盘诗”为例来看，“盘诗”是福建儿歌中独有的类型，根据下文将要提到的江鼎伊的说法：“盘诗，两人以诗盘答，一唱一答，诗大概都是七言四句叶韵的，惟平仄不拘，孩子盘诗，便盘他以前所学过的诗；大人所盘的诗，多出于自己心裁。”“盘诗”的内容十分多样，甚至可以涵盖沙善德所提到的其他类型。

《福建自然历史与儿歌的民间文学研究》则重点讨论了“自然歌”（Nature Rhymes）。沙善德把自然歌分为天气歌（weather rhymes）、季节歌（season rhymes）和动物歌（animal rhymes）三类。其中，季节歌又可分为两类，一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儿歌，一为与时令有关的各类庆祝活动中的儿歌。而由于庆祝活动中最主要的行为是饮食，因此动物、植物又成为这类儿歌中最常出现的内容。在动物歌中，沙善德提到了福建儿歌中最常出现的四种动物：公鸡、真鸟仔（the Cĭng bird）、乌鸦和喜鹊。

该文延续了第一篇的理念，在每一种类型之后都给出了两三首福建儿歌的例子，并附带中文原文、英文译文及注解（注解主要分析了儿歌的押韵形式）。同时，沙善德还在每一类型中给出了西方类似的儿歌，进一步通过对比论述了中西方儿歌的相似之处。例如，沙善德在动物歌中选取了西方的“瓢虫”（lady-bird）与中国的“蝉”（cicada）进行对比，试图说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儿歌里的部分意象都起源于类似的神话或民间信仰。



（二）沙善德的福建船歌研究

目前尚不能确定沙善德收集的福建船歌的总数，但可以获知的是他将收集到的一百余首船歌都给了葛星丽，葛星丽从中选取10首以五线谱的形式重新进行编曲，并以《闽江船歌》（Min River Boat Songs）之名出版。《闽江船歌》由约翰·戴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该公司以“出版远东书籍为主，二战期间成为出版远东书籍的大出版社之一”。该出版社在20世纪40年代还曾出版过中国音乐家姚锦新编曲、配乐的《花鼓及其他中国歌曲》（The Flower Drums and Other Chinese Songs）等。

中国著名歌唱家李抱忱（1907—1979）为《闽江船歌》撰写引言，葛星丽撰写前言。书中所选的十首闽江船歌分别是：《战斗、争吵、劳作》（Fight，Row，and Labor）、《河上的黎明》（Dawn on the River）、《冬夜的雨》（Rain on a Winter Night）、《月亮和星星》（The Moon and Stars）、《好航行》（Good Sailing）、《船夫的孩子》（The Boatman's Baby）、《没多少吃的》（Not Much to Eat）、《船上的诗人》（Poet Aboard）、《起锚》（Raising the Anchor）及《龙舟竞渡》（The Race of the Dragon Boats）。

从葛星丽的描述来看，沙善德在收集这些船歌时可能只采集了曲调，而没有采集歌词。因此，书中的10首船歌均附以英文歌词，其中第二、三、四、五首和第九首歌（《河上的黎明》《冬夜的雨》《月亮和星星》《好航行》及《起锚》）的歌词是由沙善德创作的；第六、七首是由美国在华女传教士郝路义（Louis Strong Hammond，1887—1945）创作的；第八首则由郝路义的学生、中国著名音乐家杨荫浏创作，由郝路义翻译；剩余的第一首和第十首则由葛星丽作词。

虽然目前无法见到沙善德的笔记及对这些船歌的评论，但葛星丽在“前言”中描述了沙善德收集这些船歌的经过并引用了其部分笔记，这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析沙善德对福建船歌演唱情境、内容、节奏等的理解。

沙善德住在闽江畔，这非常方便其收集船歌。因此，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白天抑或夜晚，只要一听到船歌，沙善德都会马上动身记下这些船歌的旋律。甚至他的孩子只要看到有船夫经过，也会马上喊他。沙善德在笔记中详细记载了船只的大小、歌手人数，甚至天气、航行任务、水流情况等等，他认为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船歌的节奏和特点。

据沙善德的经验，一年里十月到次年四月间，月光皎洁或星光灿烂的夜晚是最常见的演唱船歌的时期，但偶尔也有船夫在寒冷的雨夜里唱歌。从内容和节奏上来看，福建船歌同其他歌谣一样，也是以音乐性为主的“无文字的歌曲”，其中有很多类似“嗨—呀—嚯”这样无意义的音节。福建船歌的节奏与福建儿歌的节奏完全一致，也因此与《诗经》、西方民歌的节奏完全一致，“以上三种形式都符合英国和欧洲民间诗歌最普遍的韵律。这表明了世界上的民众表达其艺术的一个国际的、通用的要点。”

此外，沙善德所创作的歌词讲述了船夫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经历，言辞之间充满了积极乐观之情，也完全符合他所认为的福建船歌的意义。沙善德的歌词中常用的意象有狂风、暴雨、黑暗等，但与之相对的也有黎明、光明、日出等充满希望的意象。诚如沙善德在笔记中提到的那样“即使在黑暗、暴风、阴雨、寒冷、雾蒙蒙的夜晚演唱，它们本质上也都是以欢乐、活泼、欢快、乐观的情绪基调为主”。



二

江鼎伊及福建本土学者的歌谣研究

不像其他来华西方人的成果那样很少被当时的中国学界接触到，沙善德身为协和大学的教授，其收集歌谣的活动及其成果或多或少被学校的中国师生所了解。1932年任职于福建协和大学的图书馆学家金云铭在为“福建文化研究会”编辑《福建文化研究书目》时，收录了沙善德的两篇儿歌研究文章，并评论到：“作者以科学眼光研究福建歌谣，主张《诗经》亦系古代歌谣之演变；中历举西方歌谣之相似点与之比较；末举福州歌谣七首代表并证明其理论之点，诚难得之作品也。”而1934年协和大学的校务报告中也提到“沙教授近复搜集民间歌谣，船户歌调，编为音乐，具有特殊贡献”。

除以上相关评价外，更为重要的是沙善德还提到在其辑译中国歌谣工作中给予过他帮助的两个中国人：“在这份工作中，我得到了我的一位学生江鼎伊（Chiang Ting I）（现在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的相当大的帮助，我和他交换了歌谣，因为我们都收集歌谣，从而增加了我们两人的收集，也得到了大学（个人）语言教师Ch'en Shu Ts'un的帮助，他是我专门为这一工作训练的。从后者也得到了翻译方面的帮助。（但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翻译工作都是通过福州方言进行的，因为这位老师不懂英语）。上面提到的五百首歌谣中，这篇短文几乎提不出什么建议。事实上，这里翻译和评论的十几首儿歌很难代表福州方言中所有主要的儿歌类型或类别。”

按沙善德所言，他收集了五百多首儿歌，并且跟江鼎伊做过交换，那么江鼎伊也当收集了不少福建儿歌。事实上，顾颉刚也曾经提到：“数年前，董作宾先生到了福州协和大学，开讲歌谣概论，激起那地学生的注意，陈锡襄先生又发起闽学会，征集风俗材料和歌谣，所以那时有一位江鼎伊先生，他在福州搜集了数百首歌谣，编成一部集子。可惜没有地方出版，也就没有人知道。”有关江鼎伊的生平，目前所知很少，至于其在歌谣学与民俗学方面所作的工作，学界所知也非常有限。

（一）江鼎伊论歌谣之采集与考订

江鼎伊是福建长乐人，1927年毕业于协和大学生物学系。在协和大学期间，江鼎伊热衷于各类学生活动。他是协和大学学生刊物《闽星》（Fukien Star）的中文编辑之一，与其老师、也即福建协和大学自然科学社（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创始人克立鹄（Claude Rupert Kellogg，1886—1977）合作发表了《对福建土著的进一步研究》（Further Notes on the Aborigines of Fukien,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还是早期闽学会的成员之一。1925年春，董作宾来到协和大学国文系任教，与先行到闽的陈锡襄一拍即合，成立了一个把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镕而为一”的“闽学会”。董作宾不仅开办歌谣研究班，开设“歌谣概论”课程，编写《中国歌谣学草创》，还亲身实践写作了不少福建民俗、福建歌谣的研究文章。虽然闽学会并未维持多久，但对江鼎伊来说，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按照江鼎伊的说法，他于1917年偶然在友人处听闻一首歌谣，遂开始对儿歌产生兴趣。1922年，江鼎伊还曾在协和大学的秋季唱诗会上唱过这首儿歌。虽然这时他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收集儿歌，但由于种种原因，所得甚微。直到1925年，董作宾到来，“正合着我的夙愿，于是我又重整旗鼓来”。1927年，江鼎伊从协和大学毕业后来到福建新时代中学任教，甚至还向高中生开设了“中国民俗学草创”一课，并继续采集歌谣：“民国十六年秋，我任教于福建新时代中学，特就高中部选修科中发‘中国民俗学草创’一班，一面讲授，一面采集，收到的成效不为小小。其时学校中有这种的学程，或且就是福建新时代中学。此外，我想没有。所以名为‘中国民俗学草创’，就是这个意思。”20世纪30年代，江鼎伊与魏应麒成立“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会”后，在其下属刊物《民俗周刊》中还继续刊登各类歌谣相关的文章。

可以说，江鼎伊对歌谣抱有持之以恒的兴趣且前后持续十几年，但其所留下的文献却相当少。江鼎伊声言在闽学会时期曾编选了《闽中方言》《闽中谚语》《闽中谜语》《闽中风俗》《闽中歌谣》，但都未得出版。目前学界了解较多的是其刊发在《歌谣》周刊上的《我与童谣的过去和将来》。江鼎伊在该篇文章中回顾了自己与童谣的渊源，进而就如何采集和考订歌谣发表了见解。后辈学者在论及该篇文章时，也多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但如果结合沙善德与江鼎伊交换过歌谣并互相交流过经验这一史实来看，那么二者之间在学术上存在的共通点则值得从学术史意义上深发。

江鼎伊、沙善德大约同时开始采集歌谣，二人既是师生，也是“同道中人”：都是歌谣爱好者，也同时参与了“福建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因此，比较江鼎伊《我与童谣的过去和将来》一文和沙善德关于福建儿歌、船歌的论述，虽然不能以时间先后来说明二者如何影响对方，但至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二人在这方面的交流以及对于歌谣的采集与考订所达成的共识。（见表1）





（二）《民俗周刊》及福建本土学者的歌谣研究

江鼎伊从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与魏应麒成立了“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会”，并依托《福建民国日报》副刊创办了《民俗周刊》，共发行一百五十余期。1933年11月，随着《福建民国日报》停刊，《民俗周刊》亦随之停办。由江鼎伊担任主编的《民俗周刊》亦表现出浓厚的福建协和大学歌谣研究特色。由于目前学界对《民俗周刊》所知甚少，因此有必要简要介绍这份刊物，还原20世纪30年代以江鼎伊为代表的福建地方民俗学者所作的工作。

《民俗周刊》是“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会”的定期刊物。关于该会，江鼎伊曾撰文《民俗学史略》提及。概而言之，该会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分支机构，其宗旨主要是研究福建民俗，进一步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及语言学家等提供资料。目前笔者只找到35期《民俗周刊》，共计162篇文章。通过考察《民俗周刊》的编辑理念及这162篇文章，也可一窥江鼎伊的歌谣观及其他福建地方学者的歌谣研究情况。

在《民俗周刊》第52期、53期的周年纪念专刊上，江鼎伊撰文《一年来本刊工作的小结账》回顾了《民俗周刊》的历史，并简要汇总了一年所刊文章之“专号”、内容、地域及作者四方面的情况。仅以这一年的情况来看，《民俗周刊》所刊登的民间文学主要以福建地区为主，间或涉及外省如浙江、广东、台湾等，也刊登过日本东京的民间文学。但总体来说，《民俗周刊》上的内容还是以歌谣占据的篇幅最多。首先，据江鼎伊统计，这一年来所采集的民间文学材料“最多的是歌谣有二百零二首（引用于论文中不计），次多的是谜语，有一百二十则，再次的是谚语，有五十四则，其余传说、故事、酒令、杂谈（如混帐、乌龟、杂种等）都略略述及。”其次，在其他类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也会涉及歌谣。例如，《民俗周刊》出过四期专号，共计六期：“第一种专号是‘清明专号’，叙述关于清明的祭扫，传说及谚语等；第二种专号是‘歌谣专号’，分为三期登载：第一期是讲论歌谣种类和歌谣与民众生活；第二期是讨论情歌和考订歌谣的意见；第三期半多是讨论男女两性间的歌谣。第三种专号是‘鸟的歌专号’，讨论到鸟的歌谣与一般人民生活的关系；第四种专号是‘冬至专号’。叙述冬至的仪式、歌谣、传说、谚语及苏浙闽三省冬至风俗的不同，但这种专号的内容、讨论都不详尽。”可以看到，仅“歌谣专号”就占据了三期的篇幅，而“鸟的歌专号”和“冬至专号”也分别涉及歌谣。

此外，笔者统计了《民俗周刊》上的162篇文章，发现这一时期该刊上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研究取向。如表2所统计，《民俗周刊》上的文章常常会直接讨论各类与动植物（植物如果食、蕹菜、鼠面草、荠菜等；动物如姑恶、杜鹃、喜鹊、鸡等）相关的民俗或民间文学。甚至在《民俗周刊》的专号中，有一期专门为“鸟的歌专号”，“讨论到鸟的歌谣与一般人民生活的关系”。虽然尚不得见其所刊登的内容，但推测可能是对上文沙善德所提到的动物歌的延续，尤其是对福建歌谣中与四种重要动物——公鸡、真鸟仔、乌鸦和喜鹊有关的歌谣的研究。



三

结 论

福建协和大学时期的歌谣研究大约与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同时期展开，并且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中外学者均有参与，也使得协和大学的歌谣研究既体现出本土特色，也融入了协和大学的研究特色。

福建协和大学的歌谣研究可以被视作对歌谣研究会所倡导的“学术的”目的的继承。《歌谣周刊》“发刊词”提及，歌谣研究会搜集歌谣有两个目的：学术的和文艺的。其中“学术的”指“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纵观福建协和大学的歌谣研究，无论是沙善德，还是江鼎伊及《民俗周刊》的诸多学者，在谈及歌谣时都极少涉及歌谣与文艺的关系。沙善德的儿歌研究突出的是歌谣中的动物、植物等意象，而他的船歌研究则旨在了解福建船家的日常生活；江鼎伊及《民俗周刊》的研究倾向也是着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入手考察歌谣。这都是歌谣的“学术的”研究的一部分。

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入手研究歌谣，则可视作福建协和大学歌谣研究独有的特色。沙善德非常注意对儿歌中自然现象、动物、植物等意象的分析。这样的研究倾向很可能是受到1918年成立的福建协和大学自然科学社的影响。沙善德有关儿歌研究的两篇文章发表在《福建协和大学自然科学社年报》上，该刊为自然科学社的下属刊物，其创办人正是协和大学生物学系的教授克立鹄。该社“每两周举行一次常会，除生物学系教授演讲，或学生诵读关于动植物问题研究之论文外，并时请校外科学名人演讲，又继以科学新闻之报告，及娱乐之谈话，兴味极佳”。可以说，沙善德虽然并非专治自然科学，但他以自然意象入手研究歌谣与民俗，同时其成果之所以会发表在《福建协和大学自然科学社年报》上，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符合自然科学社的研究兴趣。

而《民俗周刊》的主编江鼎伊不仅与沙善德交往密切，他同时还是福建协和大学生物学系的毕业生、自然科学社的成员，也是自然科学社社长克立鹄的学生。克立鹄“每天也在既偏僻且简陋的实验室工作至夜深，积极进行福建文化的本土研究，对于福建之禽兽、花草、鱼介、昆虫进行广泛采集，分门别类，以供展览”。而自然科学社也“设有标本采集团、动物研究团……除生物学系教授演讲，或学生诵读关于动植物问题研究之论文外，并时请校外科学名人演讲”。

受其影响的江鼎伊在1925年即表现出这种研究取向。他在《我与童谣的过去和将来》一文中曾强调从歌谣中的“花鸟虫鱼”入手进行研究：“女子出嫁的前一夕，必与她的表姊妹，姊妹，嫂嫂，弟妇，伯叔母，母亲，……作个生离之哭。哭时必有所唱，唱中有的带着质问意义，有的带着酬谢意，这都看着她的戚眷家人平日待她如何，唱时不特发泄她们的情感，且杂着许多花鸟虫鱼之名，很有文学研究的价值。”在江鼎伊的带领下，《民俗周刊》也表现出强烈的自然科学研究色彩，在分析歌谣时也时常引入福建当地的各类动植物。

以往对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一些教会大学在民间文学研究上做出的成绩，尤其是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活动。福建协和大学作为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其外籍教师和本地学者作出的贡献也理应得到关注。沙善德和江鼎伊的歌谣研究，不仅补充丰富了民间文学学术史，也有助于进一步梳理福建时期的歌谣研究。可以说，福建协和大学时期的歌谣研究表现出了不同于北大时期和中大时期的特色，也为今日的中国歌谣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