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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多次强调，创作者要深入生活，这当中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熟悉普通人的生活，更好地在创作中叙述他们的故事，表达他们的感情，塑造他们的形象。同时也包含着，作家创作，无论从语言还是风格，都应向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学习，以提高创作的活力。
作为诗人，毛泽东时刻关心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新诗的发展。1957年1月14日下午，同诗人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问题。毛泽东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诗必须有诗意，要含蓄。我写词，因为词比较自由，句子长短不等。不要在青年中提倡旧诗。现在看到的有些旧体诗较好，并不都好，有些不好。有些诗不好，在于需要注解，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鲁迅写了新体诗《野草》，不流行。他的旧体诗却流行很广。因为旧体诗的形式容易背诵记忆。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明诗别裁》有些好诗。明朝的诗里面，李攀龙、高启等人的有些好诗。全集没有看头的，有许多诗是不好的，如李白、杜甫、李义山的全集，没有多少好的，但少量的诗非常好。
从上面的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经常在思考诗歌问题，而且不只是旧体诗，也包括新诗的发展。我们由此联想到五四那一代作家，比如鲁迅、胡适，他们的古典文学修养极好，旧体诗的素养极深，但为了新文学革命，也为了新诗的发展，他们不惜以打油诗的方式创作新诗。无论是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还是鲁迅的《我的失恋》，其实意义和价值倒不在诗本身的诗意有多高多浓，而是他们用这种方式努力为新文学运动开路的做法让人感佩。
毛泽东也是如此，他不但有着丰厚的古典诗词积累，也时有创作诗词的冲动，但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长远发展负责任的态度，他又真诚、严肃地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新诗才是发展正路。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词的理解和说法，与其本人的爱好、修养、追求，包括创作上取得的高度，经常是错位的。从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年负责的角度，不提倡追求传统的东西，尤其是不加辨别的情况下。但是就其自身来说，出身和学习经历，以及艺术审美倾向，其实有很深的教养，旧体诗词创作达到很高的水准。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鲁迅的《野草》。《野草》是散文诗集。这是介于散文与诗，兼有二者特点的文体。毛泽东认为鲁迅旧体诗比《野草》更具传播力是有道理的。当然，《野草》的艺术魅力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是事实。我去年完成了一部关于《野草》的专书《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的写作，深刻感受到《野草》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而且也是在去年，一位大学本科生对《野草》的rap式演绎引来网络热议，充分证明，时间过了将近100年，也有不少读懂《野草》、喜爱《野草》的读者。
毛泽东对于新诗发展的展望，在当代新诗发展中的确也得到了印证。早在延安时期，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显然是借鉴了陕北民间歌谣信天游的手法和格式。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回延安》也一样受到信天游的影响。同时，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借鉴民间艺术的特点。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产生了不少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的新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诗一样感风气之先，发时代先声。朦胧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而我们今天回顾这一时期的诗歌，诗人们在广阔的艺术视野里兼容并蓄，其中也一样包含着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成分。比如舒婷的诗歌，在意象选择和诗意传达上，都可以让人感受到古典诗歌意境的闪现。精练、有韵、一定的但不是绝对的整齐，毛泽东对新诗特质的概括，对于当今的诗人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顺带说一句，那次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主席谈诗，给臧克家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臧克家之子臧乐安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臧克家的回忆文章，描述了这天接见的情景。臧老写道：主席问：“你在北大教书？”“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我回答。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我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主席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话没说几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谈起《诗刊》创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我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一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二十万，《诗刊》仅仅印一万，太不合理了。”“你说印多少？”主席问。我说：“公公道道，五万份。”主席想了一下，说：“好，五万份。”
回到家中，想起与毛泽东亲切会见的情景，臧克家心情激动，诗思潮涌，一气呵成创作了一首长诗：《在毛主席那里做客》，一时成为佳话。
毛泽东对新诗发展途径始终给予关注。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他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
直到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信中指出：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做今诗，总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以上这些论述，足见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和政治家对诗歌艺术的重视和关心，对新旧诗歌争论的关注，对其中的优劣所做的深入思考，同样也让人感受到他对新诗现状不尽满意，但又坚信并强调新诗必将占据主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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