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天作曲54年打磨，他用音乐倾诉对“红旗”的爱

7天作曲54年打磨，他用音乐倾诉对“红旗”的爱


吕其明，1930年5月出生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历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创作了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的音乐，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包括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等一批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杰作。2021年6月29日，吕其明与其他28位同志一起荣获“七一勋章”，由习近平总书记颁授。

7天+54年，

成就一部史诗般的音乐经典

10岁随父从军，唱歌演戏为新四军鼓舞士气；20岁学习作曲，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启音乐人生；35岁写就成名曲，一部《红旗颂》成为新中国乐坛经典；70余载音乐人生，见证了祖国和时代的变迁……作曲家吕其明的传奇经历是中国乐坛的一个红色标志。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作曲：吕其明 演奏：上海爱乐乐团

这是一份《红旗颂》曲谱手稿，约有60多页，微微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历史印痕。它诞生于1965年8月。“这已是第二份手稿了。” 吕其明说，第一份原稿已经赠送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翻开中国国家博物馆颁发的“收藏证书”，上面写着：“吕其明同志：您创作的管弦乐《红旗颂》等乐谱原稿被我馆收藏。”当年，写成《红旗颂》第一稿后，吕其明因不舍得在第一稿上进行修改，于是就重新写了一稿，把第一稿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红旗颂》曲谱手稿

那一年，吕其明35岁。他刚刚完成七年的带职学习，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五年攻读作曲，两年攻读指挥，吕其明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的交响音乐作品。

20世纪60年代初起，上海每年5月都要举行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推出新人新作。1965年初，第六届“上海之春”公开征集演出节目。2月，在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会议上，各单位上报的作品一一过审。

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是“上海之春”的权威领导机构，由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吕其明等组成。一轮初选，大家一致认为：“歌颂党、祖国、人民、人民军队的作品需要加强，应该要有一部高质量音乐作品。”

在场的老前辈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少壮派”：“吕其明，你赶一个吧！”“曲名就定为《红旗颂》。”指挥家黄贻钧一锤定音。此时的吕其明已经创作过《郑成功》（合作）、《铁道游击队》等交响乐作品。

“这么重要的任务，我行吗？”任务来得十分突然，吕其明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退路。他既紧张又兴奋，前辈们的信任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任务虽然艰巨，但这是一部实现梦想之作：“写一部歌颂伟大祖国的作品，心里向往已久。”



创作《红旗颂》中的吕其明

5月就要演出，容不得吕其明半点犹豫。决心背水一战的吕其明随即闭门于新乐路自己的家潜心创作。虽然是奉命作品，但吕其明对于“红旗”的感情非常人能比，这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战火中成长、人民军队培养的音乐家。一幕幕往事跃入他的脑海：硝烟弥漫的战场，奋勇杀敌的战士，战旗在前赴后继的战士们手中接力、挺立。他的眼前浮现出父亲吕惠生英勇就义的场景。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全部由皖江地区向山东撤离。由于叛徒出卖，吕惠生身份暴露，不幸被捕。狱中面对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临刑前，高呼着“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年仅43岁。在狱中，吕惠生写下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父亲用他的最后一滴血书写了对党的忠诚，红旗是用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其中也有父亲的鲜血。”

吕其明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天安门广场那红旗的海洋。当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国歌嘹亮，礼炮齐鸣。虽然没有亲历开国大典，但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吕其明，每年都要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盛大游行。



开国大典上，解放军受阅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他说：每当置身于欢乐的人群中，看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高呼着令人心潮澎湃的口号，迈着雄壮坚定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时，都会热泪盈眶，感觉中国人民正迈着势不可挡的雄伟步伐向前奋进。

“我把这种感觉，化作了音符写进了 《红旗颂》的旋律。”

此时此刻，“红旗”在吕其明的心中已经融化成一个崇高而伟大的象征。他激情澎湃、饱含热泪、奋笔疾书，笔下流淌出了一部献给父亲的赞歌、献给先烈的赞歌、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赞歌！

整整七天，夜以继日，管弦乐《红旗颂》在吕其明笔下一气呵成。作品首先在上海电影乐团排练厅试奏。贺绿汀等上海音协党组的成员都来了，给予作品充分肯定的同时，建议删去两个章节：一是人们歌唱红旗的抒情部分；二是描写在红旗下船厂工人热情劳动的部分。吕其明毫不犹豫地将《红旗颂》从15分钟删减成9分多钟，再次试奏，果然主题更加概括集中，也更加精炼流畅了。

1965年5月，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举行。当晚，管弦乐《红旗颂》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作品采用了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曲式结构，前奏部分由嘹亮的小号奏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及主题音乐，将听众带回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升旗仪式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部分节目单（上海市档案馆藏）



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红旗颂》演奏现场

紧接着第一主题，亦被称为“红旗主题”，由双簧管奏出深情的旋律，仿佛经过战争洗礼的人们仰望冉冉升起的红旗，心潮澎湃。中间的颂歌主题变成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代表红旗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战斗不止的步伐。第三部分是主题再现，表现亿万人民尽情歌颂的情绪。尾声的号角雄伟嘹亮、催人奋进。首场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媒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然而，在此后长达五十四年的时间里，吕其明精益求精，对作品进行了不计其数的修改。

说起对《红旗颂》修改的原因，吕其明说：“第一，我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作曲功力还不太够，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级别。如果我当时的水平能再高一点，也许一次就定稿了；第二，时间太紧急，从接到命题到完成作品一共只有七天。这么点时间，把总谱从头到尾抄一遍可能都不一定够，更不用说从无到有创作一部作品了。”

事实上，在《红旗颂》刚刚完成后不久，吕其明就已经看到了有些地方的处理不够细致。他说：“在创作过程中，我设想了好几个方案。比如到底用什么曲式结构呢，是三部曲式还是其他曲式；用几个主题呢，是两个主题还是一个主题，甚至三个主题，等等。但由于时间实在太仓促了，我来不及把每个方案都进行详尽的推敲，只能抓住一个我直觉最好的方案写起来。如果能给我更长的时间，比如一年半载的话，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由于《红旗颂》在“上海之春”公开首演后，立刻得到各大文艺团体的竞相演出，广为流传，吕其明不便对作品进行特别大的改动。于是，他采用循序渐进的做法，“将改动分步骤来进行，像切香肠那样一点一点地修改。”他说：这样的话，即使是专业人士，可能也要多听几遍，才能分辨出其中的不同之处。

为了保持作品原来的风格，吕其明没有对其结构和主旋律进行大的改动，依然保持了一个引子、一个尾声、三部曲式的单主题结构。

在乐曲中他补充了完整的国歌旋律，在最后的高潮部分，国歌的主题再次出现。他认为：这样能使作品更有气势。他先后对全曲作了近40处修改。在吕其明看来，这些修改都是必需的，虽然只是细微的改动，但对整部作品的品质提升至关重要。就像一个雕塑家在一件作品最后收工前，要用砂纸去精细地打磨一样。他说：“作曲家对他的作品也要进行反复的精雕细琢，这样才能使其成为精品。”



上海音乐出版社多年来出版的不同版本《红旗颂》



《红旗颂》终稿

2019年上半年，《红旗颂》总谱终成定稿，并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一年5月26日，也是吕其明90岁（虚岁）的生日。他说：“我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国70年一起写成了歌。这是我送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马背上的小提琴，

贺绿汀播撒音乐的种子

1930年5月，吕其明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一个寒士之家，父亲吕惠生自1926年从北平国立农业大学毕业后，回乡从事教育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吕惠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家乡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募集军需粮饷。

1939年秋，吕惠生被国民党列入追杀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吕惠生带着全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开县城，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不久，全家跟随部队东进，前往淮南抗日根据地。



吕惠生

长途行军条件非常艰苦，吕惠生夫妇带着的四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才4岁。为了不掉队，全家人咬着牙跟着部队行军露营，20多天后，终于到达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二师驻地半塔集。

吕惠生被委派去仪征县抗日民主县政府任县长。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此已为明显不易之铁的事实。我何他虑。”就这样，从童年起，吕其明的生活和命运，就已经和中国革命紧紧拴在了一起。

1940年5月，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两位女兵焦急地走在乡间土路上，新排的三幕歌剧《农村曲》已初见雏形，可就是缺少一名“逃难小孩”。突然发现正在路边和一群农村小孩又唱又跳地玩耍的吕其明，两位女兵顿时眼睛一亮，“这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与正在寻觅的‘逃难小孩’角色很契合啊！”一打听，原来是抗日根据地仪征县长吕惠生的儿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两位女兵直接找到了吕其明家，动员吕其明和他的姐姐吕晓晴参军到剧团工作。那一年，吕其明正好10岁。“这姐弟俩还小啊！”妈妈拿不定主意，建议她们去仪征县听听孩子父亲的意见。“参军是好事啊，让孩子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到革命的大熔炉里去锻炼吧！”吕惠生一口答应。就这样，少年吕其明和他12岁的姐姐吕晓晴都参军，成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的小团员。



1941年，参军一年后的吕其明与姐姐吕晓晴（左）摄于新四军二师抗日剧团

一到剧团，即参加三幕歌剧《农村曲》排演，吕其明在第三幕中扮演逃难的小毛。没过几天，聪明又勤奋的吕其明就把戏里面唱段全部背了下来。小毛一上场，那可爱又可怜的形象，一下子激起观众的抗日激情。有一次，部队行军到一个村庄。村庄刚刚被鬼子扫荡过，有的房子还在燃烧，剧团先帮着老乡灭火，然后搭建舞台准备晚上演出。

虽然舞台很简单，打两个桩竖两根杆子，挂上汽灯，拉上幕布，歌剧《农村曲》还是吸引了许多老百姓前来观看。演出从头到尾都让老百姓深受感动，演到高潮时，台上台下一起流泪。吕其明至今都记得：演到第三幕高潮时，台上大合唱，“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我心头恨。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两个不亏本，以一当十十当百，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



1940年代的农村话剧演出

随着剧中男主角王大哥挺身而出，一句“我要参加新四军”，台下随即跳上来几个看戏的年轻小伙子，高呼：“我们也要和王大哥一起参加新四军!”这情景让少年吕其明第一次感受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抗敌剧团不仅要行军、演出，鼓舞士气，到了营地还要马上准备晚上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有一次，《农村曲》为老百姓演出，戏演到第三幕时，前奏曲奏响了，却不见小毛登场。幕间的曲子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大家四处寻找，最后发现“小毛”在道具的假山下面睡着了。从美梦中被拉出的吕其明急忙上场，等开口演唱时，糟糕，原先可以唱“女高音”的嗓子竟然沙哑了……从那以后，每次演《农村曲》，团长就会派人看着吕其明，给他讲故事，不让他睡着。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听说要去迎接一位大教授来剧团指导工作，吕其明就和大家一起兴奋地拥向泥佩村村口。不一会儿，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中等身材，蓝布长衫，一副书生模样，后面跟着一个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鞍子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这个是什么东西呀?”吕其明一下子就被这个从未见过的盒子吸引住了。团长高兴地迎上前去，向大家介绍：“这位是作曲家贺绿汀同志。”

贺绿汀

晚上师部举行联欢会，贺绿汀给大家演奏了小提琴曲，这让吕其明第一次听到了“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妙的音乐”。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贺绿汀帮助剧团练歌，教乐理，提高音乐水平。吕其明和大家一起跟着贺绿汀一句句地学唱《1942年前奏曲》《垦春泥》《胜利进行曲》 《游击队之歌》等许多歌曲。

1942年春夏之交的那个美丽夜晚，至今都清晰地留在吕其明的记忆里：皓月当空，微风轻拂，一片宁静。远处，隐约飘来悠扬的琴声。吕其明顺着琴声一路寻去……不远处，贺绿汀陶醉地拉着小提琴。这音乐是吕其明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后来他回想可能是贝多芬的 《小步舞曲》。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听着，他完全入迷了。

一曲终了，贺绿汀一回头：“哟，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坐在旁边听!”便走过去俯下身问：“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父母是谁……”吕其明开始还有点紧张，聊着聊着就放松了。“你现在12岁正是学琴的时候，赶快让你父亲给你买把琴吧！”贺绿汀的一番话说得吕其明兴奋极了，对音乐的向往受到了鼓舞。那一刻，在少年吕其明的心里播下了音乐的种子。从此，吕其明做起了“小提琴”的美梦，直到1947年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时，分到一把小提琴，这才使他梦想成真。

1944年5月，伴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来自延安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优秀文艺节目传播到敌后根据地。吕其明所在的新四军七师文工团团长提出，参照民间戏曲“小放牛”编排一个“送郎参军”广场剧。该剧不需舞台和布景，只要两个演员，一个演小媳妇，一个演男青年。吕其明接到了扮演小媳妇的任务。



1942年5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合影

这下吕其明不高兴了，“自己10岁就入伍，好歹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四年，已经是个男子汉了，现在却要扮演小媳妇，不行不行！”同在文工团的党员姐姐开导他：你不是要入党吗？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现在让你演个小媳妇都不干，以后怎么入党啊！党组织和姐姐的开导教育，使他懂得了革命道理，广场剧“送郎参军”在根据地如期开演。14岁的少年吕其明头戴花巾，扮演长相俊俏的小媳妇，边扭边唱：“送郞呀送到箱子旁，打开呀箱子拿衣裳。你今去呀参加新四军，路上呀寒冷要当心！”

伶俐的小媳妇和憨厚的男青年相得益彰，受到战士和乡亲们热烈欢迎，掌声和欢呼声不断。演出大获成功，大批青年踊跃参军，壮大了新四军的有生力量。1945年9月，15岁的吕其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他们随大部队转战来到鲁南峄县。一次胜仗后，文工团接收了一批战利品，有一架钢琴、一台留声机和一堆唱片。毕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指导员管荫深，给大家放了一张唱片：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音乐响起，其他同志像听催眠曲一样，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吕其明却听得如痴如醉，边听边想：“我啥时能写出这么美的音乐呢？”看到吕其明如此痴迷，管荫深开始教他“和声学”了。



1948年吕其明在华东军区文工团

在经历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吕其明跟着大部队一路南下。1949年5月26日，上海宣告解放的前一夜，吕其明和华东军区文工团团员们入睡在上海老北站的条凳上，这是他度过的终身难忘的19岁生日。第二天，他精神抖擞地背着小提琴盒子，和大部队大踏步地行进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与他同行的还有作曲家朱践耳、指挥家曹鹏等。

20岁学作曲，

见证新中国电影音乐史

1949年11月，华东军区文工团集体转业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吕其明依依不舍地脱下戎装从事电影音乐创作，成为一名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学过小提琴的他被分配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这一段时间，强烈的作曲愿望激励着吕其明。在演奏时，他注意乐队的演奏效果，从中学习管弦乐的作曲技巧。

工作以外，他几乎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音乐理论的学习上面，四处寻师学艺。1951年，他调入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音乐创作事业。1955年，吕其明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故事片的作曲，创作的第一部故事片音乐是《水乡的春天》。

1954年1月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吕其明也深深地被吸引，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小说反映了鲁南枣庄矿区以刘洪、王强为首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不堪日寇的烧杀掠夺和蹂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地组成一支精悍的铁道游击队，利用煤矿铁路的掩护，在临城、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抢夺敌人的武器、物资，破坏敌人的运输交通，机智灵活地配合主力部队的战斗情景，让吕其明感到一种身临其境的熟悉和亲切，一次次地把他的思绪拉回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烽火年代。



《铁道游击队》文学本分场梗概（上海市档案馆藏）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铁道游击队》，当导演赵明找到吕其明、邀请他为这部影片作曲时，吕其明顿时感到“受宠若惊、非常高兴”。他说：“因为我太热爱刘知侠的这部小说了。”

拍摄这样一部战争片，这在当时的上影厂是件大事，大家纷纷为影片拍摄献计献策。歌曲怎么写，音乐怎么配？有的说，应该写一个进行曲；有的认为，应该写一首抒情歌曲……各种意见汇聚到导演那里，赵明却说：“大主意还得作曲拿。”



电影《铁道游击队》海报

“大主意如何拿？”吕其明很快沉浸在创作的思绪中：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了许许多多游击队员的身影，他们虽然不是铁道游击队，但是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半军半民、不识字、受压迫的贫苦农民；都是身穿百姓衣、头扎白毛巾、身挂子弹袋、手持套筒枪的土八路。

于是，他首先定调：“绝对不能把那种洋腔洋调的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得用山东鲁南地区的民间音乐作为素材。”其次，根据自己部队生活的切身感受，吕其明决定把进行曲和抒情曲的两种风格结合起来，既要描写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又要反映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向导演提议，能否为影片创作一首歌曲，从另一个侧面表现游击队员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主意不错”，赵明当即拍板同意了。



电影《铁道游击队》剧照

在创作过程中，吕其明并没有选择走捷径：套用一首现成的山东小调，简单改编成电影插曲，而是重起炉灶，采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调式落音、音调，全新创作一曲有浓郁山东风味的歌曲。对于山东民歌，吕其明再熟悉不过。在解放战争的3年多里，他随时听、随时记，学习收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很多民歌滋养了我”，创作《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吕其明说：“灵感源泉一下子被打开，优美旋律从笔下汩汩而出，一气呵成，非常顺畅。”

歌曲开头四句，“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抒情而优美；到了中段“爬上了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时，音乐突然加快激昂，用铿锵有力的进行曲的旋律，表现出游击队员们英勇杀敌的坚韧；第三段又回到歌谣体，与开头四句相呼应，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胜利就要到来”的坚定信念。

仅仅用了一天，《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问世。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流畅上口的歌曲马上传唱开来。六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经典。

1959年后，吕其明先后任上海电影乐团副团长、团长，并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作曲和指挥。他对创作始终秉持的原则依然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谁不说俺家乡好》是拍摄于1961年的电影《红日》中的插曲，歌词、故事背景是1947年发生于山东临沂地区的“孟良崮战役”。



电影《红日》海报

导演汤晓丹拍电影很讲究插曲的运用。《红日》摄制组刚成立，汤晓丹就找到已是上海电影乐团团长的吕其明，要求他为电影《红日》创作一首歌。他对吕其明说:“孟良固战役围攻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场面很大，战斗异常激烈。在这场战役到来之前应该有一首宣扬解放军战士爱家乡、爱部队、保卫胜利果实情感的歌曲。”同时，他又定下了歌曲的基调：这首歌既要反映出孟良崮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又要反映出解放军战士热爱家乡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音乐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后面表现孟良崮战争场面的音乐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至深的艺术感受。

接受任务后，吕其明带着词曲作家杨庶正、肖培珩立即投入了歌曲的创作。为了使歌曲与影片融为一体，他们先是阅读《红日》电影文学剧本，然后到山东胶东地区深入生活。当他们置身于广袤森林、层层梯田、片片白云、山峦重叠中时，顿时触景生情：“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啊，谁不说俺家乡好……”词曲油然而生。

吕其明说：“这是三人集体创作的结晶。”《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的创作，取材于胶东民歌，旋律音调具有典型的山东民歌风格。这首歌曾被认为是一首山东新民歌，唱出了沂蒙地区大好风光和军民鱼水之情。汤晓丹根据这首歌配合剧中情节拍了几十个镜头。

然而，当这首歌在胶东拍摄地给摄制组主创人员试唱时，尽管大家对这首歌很是喜欢，但许多人又觉得它太长了，应当缩短一些才好。然而，这三段歌词已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并且与所拍场面相互映衬，裁去哪一段都不太合适。当吕其明听说要裁歌曲的消息后，平时不发脾气的他立即跑到摄制组大发其火：“要么全部用，如果只用一两段，我绝对不同意。”

当时，电影拍摄的条件非常艰苦，大家对每一寸胶片都非常珍视，你若用得长了，那其他战争场面就要被剪短了。因此，大家都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得听导演一锤定音。汤晓丹慢声慢气地说了一句：“那就用吧！”就这么一句话，影片《红日》把这首插曲全部保留了下来，最后成为又一首经典。事后，吕其明曾就“发火”一事专门向汤晓丹道歉。而汤晓丹却说：其实我早已决定了，一定要完整地保留下这首歌。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吕其明就已经活跃在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舞台上了。20世纪60年代，他为电影《红日》《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电影作曲，六十余载笔耕不辍，见证了祖国和时代的变迁。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吕其明的音乐创作又跨入了一个新高峰。他的音乐风格更加多元。在电影《城南旧事》中，吕其明将李叔同的学堂乐歌《送别》作为音乐主题并贯穿始终，以别具一格的乐思，婉约典雅的旋律，将导演吴贻弓想象的那一抹沉沉的乡思和淡淡的哀愁，委婉地表现得淋漓尽致。该片因此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这部电影音乐作品也被视为吕其明音乐创作的里程碑。

在吕其明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国门打开了，从电影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题材更加宽泛了，音乐的创作风格也应该与时俱进。创作《城南旧事》音乐，如果还是用《红日》《铁道游击队》音乐的创作手法，那会显得“驴头不对马嘴”，因此，创作必须要有新思维、新手法，与时俱进。1980年以来，吕其明还先后为《庐山恋》《雷雨》《子夜》《焦裕禄》等影片配乐，曾先后获24项音乐创作奖，其中电视剧《秋白之死》音乐获得第八届电视剧 “飞天奖”优秀音乐奖。



吕其明管弦乐序曲第三号《城南旧事》（送别）

奥德威作曲，吕其明改编，上海爱乐乐团演奏，指挥张亮

1990年，吕其明离休了。他为自己确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继续写自己认为该写的电影音乐；二是为人民军队做点工作；三是继续创作交响乐。除了有选择地写一些题材重大的影视音乐作品外，从人民军队走出来的吕其明，满怀报恩之心，行程数万里，无偿为部队服务，创作了近40首歌曲。如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歌、长春飞行学院院歌、合肥炮兵学院院歌、云南边防雷达旅旅歌等。

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请吕其明写一部 《雨花祭》。他不要报酬、不住宾馆、不赴宴会，以一名烈士后代的身份在雨花台旁边的一个军人招待所住了八天，回沪后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雨花祭》的创作。作品共15个乐章，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全天滚动播放，并收藏了《雨花祭》总谱手稿。



与此同时，上海交响乐团请吕其明写一部纪念上海解放五十周年的交响乐。“上海战役牺牲了七千多指战员，我们不能忘记先烈” ，他又激情创作了弦乐合奏 《龙华祭》。《雨花祭》和《龙华祭》两部作品组成了《红旗颂》的姊妹篇，以缅怀先烈为主题，从不同的视角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吕其明受命为文献片《使命》谱曲，经过四年的构思，时年81岁的吕其明与陈新光一起，用29天的时间完成了《使命》的总谱，并于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成功上演。在这个作品里，吕其明把一生的创作之路融入了其中。

2020年，吕其明有着三个非常值得自豪和纪念的日子：5月26日，是他的90周岁生日；八十年前的5月，也是他参加新四军的日子；9月1日，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75周年纪念日。

就在自己入党75周年纪念日，吕其明深情地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