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小论堀田善卫的长篇小说《时间》

也许，战后的文坛谁也没有料到，以自由主义知识人著称的、获得了芥川文学奖不久的堀田善卫竟然埋首数载，在一九五五年推出了第一部（好像也是最后一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时间》。或许是有意，或许是无意，日本评论界对于这部堀田善卫赌上了灵魂和心血撰写出来的震人心魄的作品，似乎一直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以至在中国，竟然也有不少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学界人士，甚至都没有听闻这部小说的名字。

幸好，日本出版界的良知尚未泯灭，岩波书店在时隔六十年之后，出版了新的单行本，而在中国，我们很欣慰地看到秦刚教授翻译的中译本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了。



日本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堀田善卫1954年完成的《时间》，是日本作家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文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出生于富山县一家船行世家的堀田，原本可谓与中国无缘。他少年时寄宿在一个美国牧师家里，由此学会了英文和钢琴弹奏，在庆应大学求学期间，很快地从法学部转入了文学部法国文学科，“换了专业后，我就完全成了一个西欧派，学习象征主义的诗作等。因此，与中国完全没有关系。”（武田泰淳•堀田善卫《対話 私はもう中国を語らない》，东京朝日新闻社1973年，第33页）对已经持续了多年的纷扰不息的战争，他也一直置若罔闻，试图将自关闭在文学的象牙塔中。

一九四五年三月，为了躲避国内日益频繁的美军空袭，他通过熟人搭上了飞往上海的海军飞机。

在上海，他才逐渐醒悟到了日军在海外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战争，被占领国的人民对于侵略军是何等的恐惧和仇恨。

一日他在上海西区的街头行走，看见街对面有一个披着婚纱的中国新娘在家人和亲友的簇拥下从公寓内走出，突然从街角处走来三个佩戴臂章的日本兵，其中一个无礼地挤到新娘面前，伸手抓摸她的身体，周边人一下子都吓呆了，堀田见此迅即冲过马路，死劲将日本兵拖开，结果被日本兵凶狠地踢倒在地，“在被打倒在地遭到一阵猛踢之后，我终于慢慢地慢慢地明白了，‘皇军’的一部分，在现实中，在这边的中国，到底做了什么。”周边的中国人急切地将他扶了起来。

“战争时期，我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面对时局的变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我的这一框架由此被打破了。……对于日本的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我此前并无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方面的理论上的认识。我所理解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诸如上述的个人的经验。”（堀田善卫《上海にて》，东京集英社，2008年，第113~115页）

战后，堀田一时不愿意回国，留在上海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服务，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返回日本。

自上海回国以后，此前所积累的文学和哲学素养，与他在上海期间的跌宕起伏的生活及种种观察、思考（当然也不可忽视他此前的人生阅历）交叠融合在一起，酿成了他蓬勃的文学创作的能量，自一九四七年起，以小说为主体的各种文学作品接连不断地发表在各种杂志上，而后又汇成集子出版，尤其是一九五二年芥川奖的获得，奠定了他作为“战后派”代表作家的重要地位。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他至一九五五年止发表的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中，几乎有一半与中国有关，这足以说明中国在他心路历程中的分量。这些作品的写作，事实上是一种思想的整理、或者说对中日关系认识的整理和表述，堀田觉得对中日问题的思考已经是自己内心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了，因此他时时会有一种压迫、压抑般的痛苦，“事实上，我数度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作为自己问题的一部分来写作，是想对此做一个了结。……以拙作而言，《断层》《历史》《时间》等，写这些作品时，我都在试图以此做一个了结。我内心在想，背负着如此沉重繁杂的历史因袭，我实在有些苦不堪言，无论费时多久，我恐怕都无法完成能达到自己期待的工作。”（《上海にて》，第10~11页）

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时间》。

《时间》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开始，分别以“时间”等六个独立的篇目先后刊载于《世界》、《文学界》和《改造》三家在日本卓有影响的杂志上，一九五五年四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在单行本的书带上，有这样几句“著者的话”：

“思想应该没有左也没有右。也无所谓进步和退步。我所追求的是，在当今生存的过程中，能使我们获得生命灵动的母亲一般的思想。这部作品，是我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撰写出来的。好抑或不好，终于写完了。”

与堀田所撰写的其他有关中国的作品相比较，这部长篇有如下三个相异点：

第一，整个作品是以一个名曰陈英谛的中国人的口吻叙述的，作者试图假借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展现作者对于日本和中国、历史和世界的理解，这在堀田所有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作品采取的是日记体，换言之，整部作品就是由陈英谛的日记构成的，由于日记的体裁特点，作品中充满了大段的内心独白和思辨性的文字；

第三，整部作品所展开的背景或者所表现的中心内容，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侵占中国首都南京城，或者说日军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以及侵占和屠杀事件所酿制的深刻后果。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理解为这只是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作者在如实地、真切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同时，更多地给人们提供了关于人性、战争以及日本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思考。

关于这部小说的梗概或内容，限于篇幅，我这里不能充分展开。我只想引用一段，来说明一个日本作家在做这样的描述时，他的内心应该有多么的痛苦和震颤。

一日，陈英谛他们被强行带到了附近的马群小学，“学校的后院里，堆积着尸体，垃圾燃烧时才会发出的恶臭直冲鼻子。堆积着的尸体的眼前的一侧，有些完全是赤裸的。这些尸体，身躯部分没有任何体伤，手脚也健全，只有肩膀部分因痛苦而扭曲着。可是，这些尸体都没有头部。”（《時間》，《堀田善卫全集》第三卷，第48页。本文用的是笔者自己的译文）原来是自凌晨开始被日军砍杀的国军士兵的遗体。有的其实未必是士兵，“附近有一个男子，根本就不是士兵，只是每天用擀面杖擀面团，手指上生出了老茧，结果被说成是因训练使用步枪而长出来的，被刺刀捅死了。”（同前）日军对被带到这里来的人群中的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逐一检查他们额头上是否有带过军帽的痕迹、手掌上是否有使用枪支的茧子、衣服是否有军装的模样，只要日军觉得有一丁点的迹象，就立即被拉到小学后门外的小河边刺杀，无数的尸体滚落倒了河里。剩下的青壮力，日军便用刺刀逼迫他们将昨日被残杀的尸体搬运到河边投到水里，现状惨不忍睹。

“下午四点，日本兵再次把我们男子集中起来，这次是叫我们去收拾学校外倒下的尸体。有小孩，有女人，有头部被打碎的，有上半身赤裸的，有下半身赤裸的。将这五十来具的尸体集聚起来后，浇上汽油，在田野中焚烧。这里边也许还有人没死。恰好这时风吹了过来，狂风怒号，黑色的浓烟裹挟着尸体的气味左右乱窜，遮蔽了血红的夕阳惨淡的光芒。……这天夜里，城里各处都有大火。”（第51~52页）

堀田善卫本人并未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他只是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对南京有过一次短暂的游历，出于对这一段在中日近代史上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反省和思考，在对大量各种语文（日文、英文、中文、法文等）的历史文献的阅读和准备的基础上，他“倾注了我最大的生命力”，写出了这样一部长篇。其中大量笔触冷峻而充满血腥味的细节的描绘，连笔者我也每每难以卒读，可以推知，作为日本人的堀田，写作时心头将要忍受何等的鞭笞和煎熬。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其实已成了日本人历史认识的一个关键词。对于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日本的主流社会一般都不认可三十万这一数字，以《日中战争史》奠定了自己在史学界地位的秦郁彦，根据日方的史料撰写的《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一书中认定被屠杀的牺牲者约为四万左右，但他觉得这并不改变屠杀的残暴性，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

“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对中国进行了十几年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在内对中国国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害，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中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对超过百万以上的日本兵和在中国的侨民不仅没有施行报复，反而允许他们回归祖国。在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对日本方面原来有准备的战争赔偿也未要求，对这两点恩情，如果是知晓当时情形的日本人，是绝不能忘记的。也许是忘却这段历史了吧，有人竟然不惜做出篡改原始资料的行为，公然声称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纠缠于中国政府坚持的‘三十万’‘四十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缺乏良知良心。”（《南京事件》，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244页）

由于思想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原因，在战败之前日本自由派知识人对于中国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对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表现出认真的思考。但日本的战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契机，促使他们去反省日本在近代的主流意识和主体行为，而中日关系，是日本在近代的历程中极为重要、也是最为沉重的一个部分。当他们一旦有机缘与中国发生了关系，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独立理性的知识人的立场，他们对于中国以及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往往会有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的、比较深刻的思考和评判。战后派代表作家堀田善卫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译者秦刚教授，长期以来研究日本近代文学，尤其关注近代中日文坛之间的互相关联，已有非常出色的成果问世，由他来担当这部作品的翻译，可谓是最佳人选。这部作品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融入了作者自己的不少哲学思考，内容横跨古今东西，有些词句的表述，甚至有些晦涩难解，秦刚教授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译本的出版，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译者的学养和对于中日两种文字的出色的驾驭能力。我在这里，同时向作者和译者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