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词与流行歌曲

古代诗词与流行歌曲

很小的时候过一首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夜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歌曲由一位名叫朱小玲的女歌手演唱，其唱腔清新哀婉，年少的我虽未经风雨，仍是被那种忧伤的气氛年感染----考虑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映衬着历史的雕梁画栋时，耳畔仍会不知不觉地响起这首歌。后来，我才知道她唱的是唐后主李煜于国破后所填的词《虞美人》，道不尽对故国的思念。这是我接触由中国古代诗歌改编的现代流行歌曲的伊始，它间在当年众多咿咿呀呀的所谓“甜歌”中，竟有着一丝独自绽放的山百合的味道。

年纪再大些，陆陆续续又听了好些这种由中国古代诗歌改编的歌曲，其中全文选录编曲的，以邓丽君演唱的苏轼《水调歌头》最为著名。词风豪放清奇的东坡居士，肯定没有想到，他在密州任所对天空奇妙景象的驰想，对月之阴晴圆缺及人生这悲欢离合的感叹，于九百余年后，竟会再度被谱上新曲，传唱于大江南北，感动着更多新的痴男怨女。我个人认为古诗词之新编新唱，此曲堪称经典。

继而，在香港拍摄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出现了粤语版的《满江红》，罗文用他低则婉转、高则激昂的中国古典式唱腔，把岳飞抗敌雪耻、收复失地的爱国情感和英雄气慨演绎得畅快淋漓，于高昂处，那磅礴的气势和激越的情感由不得你不随之动容。

类似的感受，你也可以从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头曲----同时也是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中获取，“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豪气，委实曾让我有未生于斯世的遗憾。

将中国古代诗词新编于现代流行歌曲中的尝试，从些也渐渐屡见不鲜。全篇改编难免会有它的局限性，莫若取其数理化，用在新歌的关键之处，以求“画龙点睛”。

于是港星蒋志光、韦绮珊的对唱歌曲《相逢何必曾相识》中，有了《瑟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句子，所不同的是，白乐天欲抒发的是被贬谪的凄苦，而新歌中的男女主人公似是想藉此名句来呼唤久候的爱情。是啊，同样的一句话，流入处在不同境遇、有着不同渴望的不同的耳里，自然触动着不同的心事，自古就是如此。

又看到陈百强的歌曲中竟出现了《对酒当歌》的名字，不禁大惑：难道此君亦有着曹公“时光易逝、功业款就”的苦闷吗？忙细细听来：干净的声线，深情且难掩忧伤的基调，竟是在倾诉着一个“失了踪”的爱情故事，“这颗心”虽“真的很痛”，但仍“不断地寻梦”，“两眼尽红”地“依稀觉得这样傻也只是为情重”。歌曲内容固然与《短歌行》所表达的相去甚远，但感情之充沛、情调之悲凉，未必就逊之多少。

这使我忍不住对古代诗词创作与现代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做了一些比较：

一、现代流行歌曲歌词与古代诗词的情感：

“以歌传情”是流行歌曲的核心，每首歌词都确定一定的感情基调，在些基础上细细雕琢，于字里行间中寻觅有激发听歌都情感的催化剂。以词抒情、以情带声是创作者于声乐创作中的重要追求。

中国古代诗词也是我们祖先情感的载体。《诗经》用章节重迭、反复咏叹的形式表达了人民在劳动、爱情等多方面的生活，也透露出不同阶级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情感方向。唐诗大家李白以清新明快的语言，驰骋大胆的想象，抒发奔放豪迈的情感，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意境，亦摘取了“浪漫主义诗人”的雅号。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凭借着爱国爱民的情感，以“诗史”真实而深刻地提示了尖锐的社会状况，反映出人民的疾苦，尽抒心中情。此外，李清照的婉约、柳永的风流倜傥、辛弃疾的豪放，不也是将其个性充分渗透在所作词中了吗？呵，“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古代诗词创作思路，竟与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有着相似之处呢。

二、现代流行歌曲歌词与古代诗词的声韵：

流行歌曲的创作过程通常是先有曲调，再依据曲调的行乐特点及思想内容填词。音乐的美感来自于它舒缓若涓涓细流、渐进若行云流水、高昂若夏潮涌至的起跌动感，而这动感之美源于韵律的协调搭配及能够随乐之起伏配以的压韵的、上品的歌词。因而，这就要求填词者具备较高的音乐理解能力和较好的文学素养，才能较为准确地将曲与词融于一体，创作出声情并茂的好歌。

而古代诗歌与音乐也是孪生姐妹。《诗经》的风、雅、颂本是不同阶级于不同场合的骊歌，故古诗皆可被之管弦，至汉始有不入乐的诗。“乐府”这一称谓即是铁证。魏晋南北朝时期沈约以“新体诗”开格律诗先河，至此诗歌创作更注重声律；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五言排律的产生与发展，更是极大地丰富了“诗韵”的内涵。试想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妙句，何尝不是帝王家辅以管乐吟唱的精品？可见现代流行歌曲里对韵律的追求，也并非是无源可溯的。

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现代流行歌曲里的古代诗词元素，是对古代诗词的继承与发挥，是贴切得体、值得提倡的。古代诗词之所以能历经数十世而魅力不减，与创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奴隶制朝代的压抑，成就了大批无名而朴素的底层劳动人民诗人；群雄纷争的乱世，出现了如曹操般充满抱负与进取精神的枭雄诗人。大唐帝国的空前繁荣，涌现出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人、以岑参、王之焕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以及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更是将诗歌创作推上了顶峰。宋朝社会追求物质及精神生活享受到极致，开是出现了唯美的柳永、秦观，婉约的李清照；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恶化，又出现了爱国忧民的苏轼、辛弃疾。如此不胜累数。纵观诗词创作的历史，逢乱世必出豪迈之士，遇太平难掩浓词艳赋。有了变化不定的社会底蕴，自然诗歌也变得精彩分呈。

流行歌曲毕竟只是“流行”，没有厚重的历史包含其中，更没有乱世赋予它的种种感慨，此刻娱耳，但终会被忘却。

“春花秋月何时了”于今天听来，的确涉嫌无病呻吟。

然则，既然它的悦耳能让人身心愉悦，又何用去在意它引用了什么，恰当与否呢？

打击乐器

打击乐器是一种以打、摇动、摩擦、刮等方式产生效果的乐器族群。打击乐器可能是最古老的乐器。有些打击乐器不仅仅能产生节奏，还能作出旋律和合声的效果。

打击乐器也叫“敲击乐器”，是指敲打乐器本体而发出声音的。其中有些是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如云锣、编钟等；其它还有一些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如拍板、梆子、板鼓、腰鼓、铃鼓等。若根据打击乐器不同的发音体来区分，可分为两类：（1）“革鸣乐器”也叫“膜鸣乐器”，就是通过敲打蒙在乐器上的皮膜或革膜而发出的乐器，如各种鼓类乐器；（2）“体鸣乐器”，就是通过敲打乐器本体而发声的，如钟、木鱼、各种锣、钹、铃等。

大多数打击乐器有一个确定的音，甚至连鼓的音也是确定的。但一般来说打击乐器的分类是看一个乐器是否有一个确定的音高。

定音鼓、木琴、马林巴、颤音琴、铃、管钟、古钹和钟琴都有一定的音高。小鼓、大鼓、沙槌、响板、响棒、牛铃、吊钹、沙球、齿轮剐响器、勺、木鱼、嗵嗵鼓、蒂姆巴尔鼓、三角铁、震音器、擦衣板、鞭、南梆子一般没有确定的音高。但也有些打击乐器手在录唱片或演奏特别的作品前确定他们的鼓的音高。锣有有确定音高的和没有确定音高的两种，西方的锣一般没有确定的音高。吊钹也有有确定音高的，但很少见。

此外打击乐器还分膜鸣乐器和自鸣乐器。膜鸣乐器上覆盖着一层膜，打击膜产生声音，比如鼓。自鸣乐器自己就可以发声，比如三角。铃鼓即是膜鸣乐器也是自鸣乐器。

民乐《雨打芭蕉》，它是一首广东音乐早期出现的佳作。据传是何柳堂作曲，尚未证实。乐谱初见于1917年左右丘鹤祷编著的《弦歌必读》。后经潘永璋执笔整理。乐曲表现的内容据陈俊英解题说：“广东古曲之一，描写初夏时节，雨打芭蕉淅沥之声，极富南国情趣。”

最早一张唱片由粤乐名家吕文成等三人演奏，风格朴实无华，显现出广东音乐早期的清新格调。解放初期，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时，广东代表团在乐队中增加了笛和碰铃等乐器。演奏时充满热情，富有生气。20世纪60年代初，方汉又通过多声、配器等作曲手段加以改编，更为优美动听；最后的慢板尾句用高胡领奏，清新愉悦，别有情趣。十年动乱中，又经人改编，在结构层次安排和配器等方面采用了一些新的手法，并易名为《蕉林喜雨》。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正名。

乐曲材料源于“八板”的变体。通过放慢加花等手法变奏，并用节奏的顿挫，连断对比和对旋律乐句的短碎处理，使之形象生动，音乐优美动人。乐曲一开始，流畅明快的旋律表现出人们的欣喜之情。接着句幅短小、节奏顿挫、并比排列的乐句互相催递，音乐时现短促的断奏声，犹闻雨打芭蕉，淅沥作响，摇曳生姿，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雨打芭蕉》是广东音乐的早期佳作，乐曲通过描写初夏时节，雨打芭蕉淅沥之声，表现出人们的欣喜之情，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箫与气功

箫与气功有什幺关系？各人有其不同的感受。拙作《中国笛箫》自3年前面世以来，笔者陆续地收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来函，广大读者对笔者的鼓励是令人欣慰的。也有一些热心的读者由此书伸发开去，写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福建骆庭萱先生在《中国气功》发表的《洞箫与气功》一文，便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奇文。作者从箫音“扶正祛邪”的功能谈起，探索了箫音的奥妙。现根据这篇文章的其本观点，综述如下：吹箫的坐姿，如同练功的坐式。身直头正，内颌微收，含胸拔背，两手扶箫抱于胸前，符合“曲则有情”的机理，能增强人体气场，如果加上放松入静的意念，恰恰是正宗练功姿势。

吹箫的呼吸，一般是长呼短吸，急吸缓呼，胸腹式呼吸结合，但以腹式呼吸为多。吹长音时，常常出现逆腹式的呼吸状态，使人有一种气沉丹田、腹部充实的感觉。这是一种“息不调而自调”的练功调息法，比较有意的调息要自然得多。

吹箫的口型与功法“六字诀”“吹”的口型大致相符，“六字诀”的“吹”对应人体的肾脏。在酉时（17—19时）吹箫，气血流注肾脏，几分钟后，感到腰椎命门和肾区有一股舒适的暖流，不断地向脊椎扩散。

吹箫时指头的起落，类似气功的扳指法，可以启动全身经气的运行。

箫音朴质天然，丰富豁建，能高昂清越，能圆润柔和，能粗犷奔放，能松沉静远……松沉静远的箫音，给人以清幽遐想的气氛，使人排除杂念，进入忘我的境界。

除此之外，笔者以为探索箫音与功法内在联系，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诸如上下贯通、感悟能力等等。

吹箫应上下贯通，下丹田（脐眼下约3寸处）座落于由双臀与小腹撑起的三角区，经过中丹田（脐眼上方约4寸处）的自然张力作用，直达上丹田（天目附近），上下贯通一气，无窒无碍，应达到松圆润透，妙趣天成的境界。

吹箫有感悟能力，俗话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与佛经的“顿悟”是相通的，都强调悟性。箫法与功法可能如出一辙，但二者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功法是一种无声技能，而箫音则是有声艺术。诚然，将气功与吹箫融会贯通，吹箫时做到曲由心生、神随音驰，二者相得益彰，确是妙极人寰，珠连璧合之举。

齐鲁早期乐舞之美

齐鲁早期乐舞主要是先齐乐舞，即东夷乐舞。热爱生命、追求美好和谐社会生活的东夷民族是一个酷爱音乐、擅长歌舞的民族。他们爱好可以调节生活情调的美妙音乐，并且在发明、创造乐器和乐曲的制作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夷之人”虞舜在音乐舞蹈方面具有非凡的艺术才华。《世本》载：“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韩非子·外储说》载：“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吕氏春秋·古乐篇》曰，舜将其父瞽叟的十五弦之瑟，改造为二十三弦之瑟。先齐之夷乐对后世影响之大，莫过于舜时制作的《韶》乐了。《庄子·天下》曰：“舜有《大韶》。”《汉书·礼乐志》载：“舜作《韶》。”《说文》音部：“《韶》舜乐也。”足证《韶》乐为舜时之作。《韶》乐是一部非常优美的舞乐。《史记·夏本纪》曰：“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足见舜时乐舞表演之盛况。

傩舞是古代“傩祭”仪式中的一种舞蹈；傩祭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商代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到周代叫做傩。傩祭的核心人物是“方相氏”，在举行傩祭的时候，身上蒙着熊皮，戴着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戴面具、披毛顶角的“十二兽”，或尊称为“十二神”及大队“□子”（由少年儿童扮演）到宫室各处跳跃呼号，合唱充满巫术咒语味道的祭歌，以驱逐“疫鬼”。《论语·乡党》》载，孔子每年在家乡举办“乡人傩”时，也恭恭敬敬穿起朝服去参加。这个“傩”，就是每年年三十所举行的逐鬼除疫的仪式。

舜之《韶》乐在夏禹之后，传之夏启。《竹书》有“夏后启舞《九招》”的记载。后又传至商汤立国之时，汤“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濩》，又修《九韶》之乐”。

舜乐《大韶》，简称《韶》，是六乐中最著名的一部，孔子在春秋末年还曾见过。传说这个乐舞是由一只脚的怪兽“夔”所创制的，其内容为歌颂舜帝继承、发扬、光大尧的功德，而其表现形式则是“击石拊石”，“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可见它原来也是氏族社会中的原始舞蹈。

周乐《大武》，是武王伐纣胜利后由周公创编的，其内容为表现武王克商的丰功伟业。据春秋时孔子所见，这个乐舞的开始，有一段很长的鼓声作引子，舞者（战士）持兵器屹立待命。接着是六段舞蹈：第一段舞是描写出兵的情形；第二段表现用武力灭了商朝；第三段继续向南进军；第四段表现平定南部边疆；第五段舞队分列，表示周公、召公的分疆治理；第六段舞队重新集合，列队向武王致敬。舞蹈虽然是用象征性手法，并不象舞剧那样描绘人物和矛盾过程，但这无疑是一部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叙事性舞蹈作品。

《论语·八佾》详细载录了孔子对文舞的代表作《大韶》和武舞的代表作《大武》的评论。他认为，《韶》舞“尽美也，又尽善也”；而《武》舞“尽美也，未尽善也。”两者虽都是美的，但显然他对武舞的思想内容在“善”与“尽善”的差别上，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师，但宣扬的毕竟是武力，这在主张仁义、礼治的儒家看来，就不合“尽善”的政治理念。孔子之后，“尽善尽美”就成了儒家学派对乐舞等各种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这一追求贯穿于儒学始终，后世为此作了大量理论阐述，在乐舞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周初立国之时，周公兴六代之乐，将《韶》乐作为宗庙之乐章。“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月习业，以教国子，学歌九德”。可见《韶》乐深受夏、商、周历代君王所重视，久传不衰。

春秋时代，随着周王朝日渐衰微，“礼崩乐坏”，周礼周乐散见于诸侯各国。作为周公之后的封土鲁国，六代之乐齐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舞，当见到舞《韶箾》时，便发出由衷的赞叹：“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并且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从吴公子季札对《韶》乐赞赏不已的评价中，既可以看到《韶》乐在鲁国由于历代传唱增饰而不断完善的情状，又能看出它对当时音乐的影响之大。

《韶》乐在齐国，一直广为流传，延至春秋，不断加以丰富、发展与完善，并且直接影响了齐国音乐的发展。这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韶》乐在舜之后裔的封土陈国流传，使之成为普及民间、家喻户晓的乐曲。陈公子完在齐桓公末年奔齐，《韶》乐当于此时传入齐国；二是鲁国乐师“太师挚适齐”，他将《韶》乐由鲁传入齐，这也是很自然的。《韶》乐在齐国不断发展完善，并流传下来。因此，后来当孔子在齐闻《韶》，为之陶醉不已，“三月不知肉味”，并感叹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还大加赞赏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由此反映出齐文化对《韶》乐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韶》乐一直被齐人所重视，因而也对齐国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湖南民歌

湖南民歌，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在漫长的岁月中，她总是牢牢的扎根于三湘四水河畔的泥土之中，像一朵朵山野之花，千姿百态的装点着那些“泥脚杆”们朴实平静的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

湖南省境内丘陵、土地广布，山歌流布广泛。当地人把湖南山歌归纳为“高腔”、“平腔”、“低腔”3种。高腔山歌音调高亢，节奏自由，拖腔处常有“阿呜啊呜”等衬字，多为成年男子在野外用假声歌唱；平腔山歌悠远绵长，多为成年男子在野外用真声歌唱；低腔山歌优美、柔和，节奏性强，音量较小，多为妇女在室内歌唱。

春秋战国时代，湖南属楚国辖境，民俗信鬼而好祭祀，祭祀时必有歌乐鼓舞以娱神。从屈原根据这一带的民间歌曲而创作的《楚辞》中，可略知当时民间音乐的风格。《楚辞》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大胆的想象、追求和寄托。流传至今的湖南山歌，仍是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延续。

湖南民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词，曲调也清新脱俗，别具一格，能表达出各种不同情感。有浑园嘹亮的山歌、优美抒情的小调，有欢快活跃的花灯、低沉哀怨的曲艺，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薅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其曲式结构严谨，曲体多样，尤其是衬词的运用，使民歌在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