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1 Z: l9 z: x6 C6 ^) X$ m 公众可能普遍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创作条件好了,“金子”却相对少了呢? m; Y( R2 p$ |" T% i, r 8 \ Z$ K" C9 d' [: s 在我看来,除某些客观因素之外,恐怕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创作者的艺术惰性。这种惰性,首先表现在对于西方元素的简单套用上。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歌剧没戏,缺少剧趣和立意,缺少动人的人物和故事。一些作曲家只会套用交响乐的曲式结构和技法,更甚者,拿诗歌剧、大联唱的思维,用别人的模板来创作。这样的作品中根本没有自己,而是陈词滥调,自己都不被作品和人物的命运感动了,何谈共情和民心? 这就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4 I+ {2 l# z o9 t4 N! i" j. q5 \2 M4 k
事实上,尽管歌剧诞生于西方,但所谓“西方歌剧”也只是个笼统的提法。从意大利到德国,俄罗斯再到美国,歌剧每到一个文化创新力强的国家,都会经历一个音乐语言、文化精神和国际性艺术呈现本土化的过程,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中国的歌剧来说,本土化同样应该是必经过程,这之中,歌剧所应有的人性情怀、文化精神和当代性是应有的重要内容。7 h$ `; O' E. E; |! o n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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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土化的路径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创作者们的另一种创作惰性,正是表现在自我重复,沿用过去的创作套路。众所周知,《白毛女》等歌剧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从民间音乐和戏曲中寻找歌剧文化审美的内应力,从表演上注重艺术的生活化,创作者们在曲调、板式上,借用了大量民歌和戏曲元素,比如《小二黑结婚》改编和化用了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和评剧,《江姐》里有四川民歌、清音、婺剧、越剧、杭滩、扬琴音乐等,《洪湖赤卫队》借用江汉民歌,《白毛女》引入了民歌《小白菜》等等。在那个老百姓还不知歌剧究竟为何物的年代,这种做法当然是接地气并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