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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草锣鼓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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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j' j" \# } ——从纪录片《宜昌薅草锣鼓》看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3 j- T- K' B1 d" d/ y
, {8 r q% g: Z, G1 |- ]; m 顾名思义,纪录片《宜昌薅草锣鼓》聚焦的是宜昌薅草锣鼓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间艺术的一种,宜昌薅草锣鼓有突出的地方音乐特点,流传地域宽广;而更重要的是,正如纪录片所展示的,在长期的民间生活中,宜昌薅草锣鼓的歌师群,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生产劳动的管理与组织群体。1 m+ l% Y" ]6 N2 F5 U( I" m* J)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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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歌师,一般来说是民间艺术家系列的身份,表达情感表达愿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声音或悲壮或悠扬,通过感人获得社会认同。歌师以歌为业,以各种表演适应主者意愿,婚丧嫁娶,舒痛助兴,成为仪式中的主要角色。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群体,服务特定的群体和特定的事务,是传统民俗文化的承载者担当者。; d; s8 {# Y, ], E* w1 q
8 @4 R3 t( ?/ Q+ ~3 ~ 其中更有一类传统歌师,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社会与生产劳动的管理者组织者,生产效率的提升者,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了——这就是《宜昌薅草锣鼓》所展示的歌师群。) Z& ~1 t- j7 m* _$ A: G.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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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传统农业生产中的除草(薅草)环节。薅草是传统农业生产的核心环节,一般一季作物要除草三遍,劳动强度较大。同时,薅草也是传统生态农业的标志行为。过去人们对于小农经济的理解,囿于男耕女织的简单模式的思维,以为小农生产就是“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夫妻老婆小规模的生产形式,忽视了传统的生产,存在着关键时刻大规模的合作生产形式的历史事实。薅草劳动就是这样一种合作生产,为了弥补家庭生产的脆弱性,民间自发出现了“换工搭伙”这样一种互助形式,以此形成了村落生产共同体。% x7 g3 `# z- b, Y2 n$ N! }
+ u0 Q/ `( [; Y% r 纪录片《宜昌薅草锣鼓》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让我们看到,这个换工搭伙的社会组织是歌师来主导的。歌师催促上工,督促劳动者出力,批评劳作中的不良行为,安排休息,吃饭,以及歇工的时间节奏,等等。歌师就是换工搭伙的中心,是生产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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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师何以具有这样的地位呢?除去其天然的第三方身份之外,在乡村社会中歌师掌握了丰富的传统知识,无论是历史传奇故事,生活常识人情世故,他们的歌词都能够表现,无形中成为社会教育的角色,顺理成章可以承担管理者。比如有人在薅草的过程中说是非,歌师就会站在他们的前面歌唱提醒劝勉,直到他们停止是非讲述。“哪有瓶子两道箍?哪有姨妹配姐夫?”歌师就是这样整饬地方风气,因此歌师不仅仅是一个劳动的督促者,更是一个社会风气的建构者。可以说,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民间艺术成为超越日常的管理工具。而具体到宜昌薅草锣鼓这样的文化遗产,实际上还伴随着一项民俗制度遗产:换工搭伙的家庭与村落的互助组织。二者唇齿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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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薅草锣鼓遇到了真正的危机:随着除草剂的使用,薅草这道工序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没有了薅草劳作,换工搭伙的传统因为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而崩溃,这种合作制度遗产濒临消失,在此基础上的薅草锣鼓向何处去?这就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面临的严峻的保护困境。传统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去记录曲谱、歌词,更应该在传统的生态中保护传承,在现代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功能实现的契机。这是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正视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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